书法艺术的魅力并引人欣赏、心旷神怡

【书法欣赏书法名人】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是华夏文化艺术宝库里的精华，在中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均享有崇高的声誉。现代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曾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出惊人的奇迹，无色而具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旷神怡。”

书法不但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也具有很强的文化性，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象征。作为国粹艺术，很早就以其独特的魅力走向世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文化艺术门类之一。许多世界艺术大师都曾从中国书法艺术当中汲取过营养，找到了创作的灵感。

中国书法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最初人们只是把文字作为一种交流的实用工具，后来经过不断地交流和实践，不断地改进和完善，逐渐使其升华到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领域之中，成为一门高雅的文化艺术。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的书法名家，他们各领风骚，创立了各种书体和风格，并使其日益成熟。书法之所以具有独特的魅力，正是因为这一特殊文化载体融合了东方世界的儒、释、道精神，并从而通过抽象的线条传达出来。因此，书法不但可以表达文字的内容，还可以传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观赏性。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书法一直被视为人的“脸面”。大凡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文化人，都需经历严格的书法训练。有一手端庄秀丽的好字，不但受人尊敬和欢迎，而且也会给人生及仕途带来很多的益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书法创造的历史，正是中国主流文化——官场文化创造的历史。

中国书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较为成熟的殷商甲骨文算起，距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逐渐演变形成了篆、隶、行、草、楷等多种书体，每种书体都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与其他中国传统艺术，诸如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相比，书法是唯一与中国文化有着共生渊源的传统艺术，充满了天人合一的哲理色彩，其审美趋向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氛围、风土人情、地域环境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因此，书法的审美活动，带有明显的文化和地域色彩，必须以一定的文化背景为审美基础才能把握个中三昧。殷商的甲骨文线条凝重奇伟，带有朴素、神秘的宿命色彩；魏晋书法，萧散恬淡，与当时士大夫报国无望，进而崇尚自然、笑傲山林的出世心态有关；盛唐气象，造就了雍容华贵、雄强奇伟、中正楷模的书风；而明清“馆阁体”的出现，则是封建社会后期森严的官僚统治，以及委靡的科举制度等给书风套上了枷锁所形成的。

从地域环境的影响看来，古来就有南派、北派之分，南派秀逸，北派雄强。南方山川秀美，孕育了像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董其昌等秀美婉丽、温雅飘逸的书风；北派以颜真卿、王铎为代表的书法家，则以骨力洞达、魄力雄强著称于世。当然，书法风格的形成也与书家本人的个性、阅历、胸襟、品格、心境密切相关，自古以来就有“书如其人”“书为心画”之说，书法作品的意境正是这种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书法审美能够给人带来很大的艺术享受，正是欣赏者能够从书家的作品中体味到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内涵所带来的。一般来说，性格豪放者，其书风就纵逸奔放；性格刚直者，其书风就雄浑峻拔；性情温文者，其书风就秀丽典雅；性情怪癖者，其书风就奇险古拙。正如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说：“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径诞不道，刚狠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书法所表达的技巧和形式来看，无论古时的甲骨文、钟鼎文、汉简、秦篆、汉隶，还是今体的行书、草书、楷书等，自身都带有明显的形体面貌和结构特点，笔法上也都有各自的准则和法度。形体上，有的书体端正严谨，有的活泼流便，有的方正，有的扁平，有的狭长。在用笔上，有的以方笔为之，有的以圆笔为之，有的方圆结合，曲中带直；有的以“锥画沙”著称，有的以“屋漏痕”闻名。在用笔节奏上，有的电闪雷鸣，急风暴雨，有的闲庭信步，张弛有度，颇具君子风度，充分体现出书家不同凡响的人格特点和高超的书写技巧。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还必须体现出用笔的轻重缓急、用墨的干湿浓淡以及布白的聚散虚实。“点如高山坠石，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古藤……”，这些都是古人很形象化的比喻。可以说，书法线条诗意化的形象比喻正是书法美学精神价值的体现，必须通过用笔技巧才能发掘出来。甲骨文的方折质直、金文的古朴凝练、小篆的婉转流美、汉隶的开张轩宏、简牍的适意流便、章草的简古、魏碑的雄强、唐楷的端庄、狂草的纵逸、榜书的磅礴、小楷的精巧；“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道媚、颜体的大气、东坡的天然、王铎的奇险跌宕、金农的古拙和毛泽东的行云流水、天马行空等，除了取决于各自不同的个性差异和文化内涵之外，还与长期形成的用笔技巧和深厚功力密切相关。这些构成中国书法美学内涵的全息图像，集万象之妙于笔端，令观赏者发出欣悦的共鸣，引发出不同层次的审美感受。

◆甲骨文

甲骨文，亦称契文、卜辞、龟甲文字、殷墟文字、贞卜文字，是中国现存最古老而又较为成熟的文字，因多镌刻、书写于龟甲、兽骨之上，故得其名。殷商时，常采用龟甲、兽骨，写刻卜辞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甲骨文多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商都城遗址，也叫殷墟），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发现。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诒让首先考释甲骨文，著成《契文举例》。

甲骨文结构奇特多变，字的长短、大小、反正略无定则。其章法疏落有致，线条刚健犀利，透过刀痕还可以窥出当年书家用笔的轻重、粗细、刚柔的变化，显得质朴、古雅，很有特色。由此可以看出，从甲骨文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注意到了书写技巧和审美的要求。迄今为止，我国共发现甲骨约16万片，但国内仅存10万片，另有6万片散佚海外。现知单字总数3500个左右，但经考证破译的只有1300多字。

◆篆书

篆书是大篆、小篆的统称，狭义指籀文和小篆，广义指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文被认为是我国最古老而又相当成熟的文字，变化范围较大，有的与大篆相同、相近，也有的和钟鼎文相似。笔法有方有圆，方笔居多，圆笔犹如草书中的“游丝体”。大篆，也称籀文，由甲骨文演变而来，标志着书体上的第一次变革。传为周秦时刻的石鼓文，就是这种字体的遗存。小篆是秦始皇时代的标准字体，特点是曲线圆写，有“玉箸”之誉。传为秦丞相李斯所创，是从大篆省改而来。钟鼎文是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字凹下的为款，凸出的为识。大体上来说，从商代晚期到西周，书法风格从简朴古拙到繁荣华丽，笔法变化也从粗细不一到整齐修饰。至东周春秋时代，风格纷呈多彩：有的字体修长；有的笔画锐利，体势劲爽；有的字体扁平，呈浑朴韵味。

◆金文

金文，又称钟鼎文、铜器铭文等，是指古代刻图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始于商代，盛行于西周，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的。字体较甲骨文更加趋于规范化和符号化，风格也趋于多样化。笔道一般较甲骨文粗，分布上也更加讲究均匀对称，章法式样很多，显示出错落有致、疏朗整齐的审美趣味。在整体艺术效果上，追求一种沉郁凝重、丰约典丽之气，给人以质朴端庄、遒健舒展之感。金文的代表作有《毛公鼎》《颂鼎》《散氏盘》《大盂鼎》等。

◆大篆

大篆是与小篆相对而言的。广义的大篆是指秦代小篆以前的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各国的文字。狭义的大篆专指周室王太史籀整理审定过的文字，即《史籀篇》文字，传宗周之书。秦李斯据以制小篆，遂以籀文为大篆。这种文字是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演变后加工整理而逐渐定型的，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仅保留二百余字，其真迹已不可见。一般学者把《石鼓文》《秦公簋》铭文看做大篆的代表作。

◆小篆

小篆是古文字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的一种官方标准文字。相传为秦丞相李斯等人奉始皇之命而制作。它的笔画粗细均匀，藏头护尾，不露锋芒，圆润中颇有筋力。结构讲究均衡对称，环抱紧密。每个字大小一样，排列方正，章法整齐划一，给人以柔中带刚、爽朗俊健之美感，艺术成就至今不衰。历代书法家习小篆者不乏其人，直到现在仍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所喜欢。小篆的代表作有《峄山刻石铭》《琅玡刻石》和《泰山刻石》等。

◆邓石如小篆

邓石如（1743～1805年），安徽怀宁人，原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完白山人，因避清仁宗名讳，故以字行。他出身寒士之门，祖辈“潜德不耀”的人品和“学行笃实”的态度以及桀骜不驯的性格对他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之功。他20岁左右即开始了一生的游历生涯，浪迹江湖，到处寻师访友。他的一生，伴随着刻苦自励。不求闻达，不慕荣华，不为外物所动，不入仕途，始终保持布衣本色，这完全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的“逍遥”人生。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李斯、李阳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他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隶书

隶书是由古篆文渐次演变而来，据说是秦人程邈所创。隶书又分“秦隶”与“汉隶”。秦隶结体浑圆，与篆文相近，多用方笔，又称之为“古隶”。汉隶世人又称为“八分”体，变圆曲为方直，结体宽扁，逆笔突进，波磔呈露，此种字体，因演变成于汉，故称为“汉隶”。

自秦至西汉，乃至东汉初，为古隶通用时期，传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权”汉代陶陵鼎盖铭“鲁灵光殿走刻”“五凤二年刻”“莱子侯刻”“祀二公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等。1975年12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汉代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个朝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形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

后汉二百多年间，是“八分”体的全盛时，在此期间，所有碑碣，多采“八分”字体，不胜枚举。传世的拓本有一百余种，东汉年间的碑碣，如石门颂、乙瑛、礼器、孔宙、华山、史晨、西狭颂、熹平石经、韩仁、尹宙、曹全、张迁诸碑，这些碑的字体，有纵长茂密者，有宽平疏落者，有朴茂雄健者，有骏爽疏宕者，有高浑凝整者，有华艳秀丽者，有丰厚温润者，无不各极其态，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但如仅就“八分”规矩来说，应以乙瑛、史晨、曹全诸碑较为严谨，西狭、张迁、石门颂为隶中的篆、楷、行三体的代表作。以上诸碑，皆为世人所爱临习。

《史晨碑》为著名的汉碑之一，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体两面刻。前碑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又称《史晨前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17行，行36字，碑文记载鲁相史晨祭祀孔子的情况；后碑全称《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又称《史晨后碑》，刻于建宁元年（168年）四月，14行，行36字，记载孔庙祀孔之事，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4行。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

◆楷书

楷书是汉字书法艺术的主要书体之一，又称“真书”“正书”“正楷”等。因其形体方正，可作楷模而故名。它产生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朝更是楷书的黄金时代。

楷书是由隶书经过长期发展演变慢慢退化而成的。它保存了隶书的结构，去掉了隶书的波挑，把隶书的扁形，改为基本上呈正方形。早在东汉时代的简、帛及器物上已能看到一些楷书的体势。《熹平石经》的正方字，《张迁碑》的方劲用笔，实际开启了楷书的先河。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着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楷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是楷书的早期形态。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个人习性的差别，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可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从总体上看，楷书呈长方形，结体也比隶书紧密，用笔也很丰富细腻，写起来也比隶书灵活捷便。自从楷书创立之后，它就代替了隶书的正统地位，经过长期的试用证明了它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较好的一种书体，千年来一直是官方所采用的正式字体。特别是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在楷书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一种专供印刷用的字体，后来称为宋体。如今，电脑排版和各种印刷物上所用的宋体、仿宋体、黑体等，都是楷书的变化应用。

◆钟繇

钟繇（151～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三国魏书法家。汉末举孝廉，历官侍中尚书仆射，封亭东武侯。魏初任相，明帝时迁太傅，世称“钟太傅”，卒谥成侯。书学曹喜、刘德升、蔡邕。其正楷书法独步当时，自言精思学书三十年。所作秀美典雅，幽深无际。《宣示表》是钟繇的楷书代表作，一般论者都认为是根据王羲之临本摹刻。始见于宋《淳化阁帖》，共18行。

◆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原籍琅邪（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东晋书法家。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性情疏放，以骨鲠著称，淡泊名利而又关心朝政，重视民间疾苦，后因看不惯官场腐败黑暗，辞官归隐会稽，自适而终。王羲之幼时即善书，12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后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楷书得力于钟繇，又遍临蔡邕、曹喜、梁鹄、张昶等诸名家书，精研体势，增损古法，一变汉魏质朴书风，开创了妍美流便、雄逸俊雅的新书风，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历南朝隋唐至宋元明清，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被誉为“书圣”。王羲之书法无体不精，真迹已不可见，仅有刻帖和唐人勾摹本传世。其传世之作有真、行、草三类。真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行书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二谢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奉橘帖》《孔侍中帖》等，草书有《十七帖》《初月帖》《游目帖》等。

◆王献之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出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兼精楷、行、草、隶各体。献之幼学于父，从小就显露出超人才华，才气勃发，咄咄逼人。献之不为其父所囿，别创新法，用笔喜瘦挺，体势瘦长而外展，与其父喜团势内包相异，自成一家，令人刮目相看。可惜天妒其才，42岁就过早病卒。王献之的小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洛神赋》为曹植的名篇，王献之写得虚和简静、神朗气清、灵秀流美，与文章内涵极为和谐，这件佳作被后人誉为“小楷之极则”。存世墨迹有行书《鸭头丸贴》。

◆颜真卿

颜真卿（708～784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唐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临沂）。开元间中进士，曾任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在书法史上，颜真卿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一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自成一格；结体宽博，气势恢弘，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被后世称做“颜体”。颜体楷书奠定了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地位。他的书迹作品，据说有138种之多，大多为楷书。楷书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等。行草书有《祭侄文稿》《争坐位帖》《裴将军帖》《自书告身》等。其中《祭侄稿》是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写下的千古绝唱，具有极高的艺术境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

◆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年），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人。官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他初学王羲之，并精研欧阳询、颜真卿笔法，然后自成一家。他29岁进士及第，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来唐穆宗偶然看见他的笔迹，认为其为书法圣品，因而召至长安。那时，柳公权已四十多岁，其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遒健。较之颜体，显得清瘦刚健，故世有“颜筋柳骨”之称。柳公权的传世作品很多。传世碑刻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等。其中《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最能代表其楷书风格。柳公权的行草书有《伏审》《十六日》《辱向帖》等，其风格仍继承王家风范，结体严谨，潇洒自然。另有墨迹《蒙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等。

◆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欧波、水晶宫道人等。他是宋朝宗室，甚得元世祖赏识。仁宗时，官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死后封魏国公，谥文敏。《元史·赵孟頫传》说他“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我们常说的“颜、柳、欧、赵”四体，其中，颜、柳、欧是唐朝人，赵孟頫是元朝人，他跨越了时代，直接与唐人并驾，可见赵孟頫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他的书法笼罩了元朝书坛，沾溉以后书林。在明清之间，就连书肆刻书，也多用赵体，足见赵孟頫书法对后世影响之广大和深宏。他力追“二王”，结体秀美，笔画圆润，外见温文典雅，内寓刚劲道丽。赵字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实用，学习欧、颜者常有这样的体会：习欧患难，学颜失俗，学习赵体往往可免此累。赵孟頫给我们留下了大批的宝贵遗产，他的传世作品之多，恐怕历史上无出其右者。楷书代表作品有《妙严寺记》《福神观记》《胆巴碑》《三门记》《仇锷碑》等。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古人云：“楷如立，行如走，草如奔。”接近楷书的叫行楷，接近草书的叫行草。关于行书从何体演变而成，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认为行书是伴随着楷书的流行和快写而产生的一种书体；有人认为行书脱胎于隶书，萌生于东汉，而成型于魏晋，至东晋趋于成熟；还有人认为行书是由草书规范而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较为认同的说法是，东汉时期，楷书、行书、草书都在隶书的简化快写中嬗变而来，并相互作用，极难分出其形成的先后。持行书成型于楷后观点者，认为要写好行书，必须有很好的楷书基本功。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书家行书写得虽然很好，楷书却未必写得就很好。这是因为，楷书和行书各有其不同的运笔规律。在学习楷书的同时，也可以练习行书。两种书体可以交叉进行学习。楷书有利于行书间架结构的确立，防止草率用笔，还可以加强行书含蓄凝练的笔意；行书有助于把楷书写活，使其神采飞动，以防把字写死。二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www.xing528.com)

行书代表作最著名的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前人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形容其字雄强俊秀，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颜真卿所书《祭侄文稿》，写得劲挺奔放，古人评之为“天下第二行书”。行楷中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唐代李邕的《麓山寺碑》，畅达而腴润。还有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頫、鲜于枢、康里，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铎，清代的何绍基等，都擅长行书或行草，有不少作品传世。

◆王羲之《兰亭序》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行书法帖。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作诗，《兰亭序》即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了作者认为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28行，324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王羲之33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行书第一”。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欧阳询、褚遂良及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勾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传说真迹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永绝于世。存世唐摹墨迹以冯承素摹本为最佳，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被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

王羲之《兰亭序》不仅文美，而且书更美。通篇气息冲雅清和，如清风徐来、波澜不兴，那种游目骋怀、悠然自得的神态跃然纸上。观此帖有如下特点：点画精美，丝丝入扣，用笔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相同或重复的字都能恰到好处地处理，各具形态，看似无意，实具匠心；在章法上讲究疏密和匀称，无大起大落，统一在冲雅清和的调子里。《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书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

◆王献之《中秋帖》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也有人认为此帖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临本，因用笔方法全是米法。仔细观察此帖，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影响此帖给人带来的审美意趣和酣畅淋漓的艺术享受。

◆颜真卿《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全称《祭侄季明文稿》，书于唐乾元元年（758年）。《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为祭奠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作。《祭侄文稿》是一幅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书法作品。通篇看去，情绪的变化导致运笔节奏的跌宕起伏，由静至动，由弱到强，随着情绪的升华达到了高潮，如同大海的潮涌。由于心情极度悲愤，情绪已难以平静，错舛之处增多，时有涂抹，但正因为如此，此幅字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动，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如果说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一曲典雅的田园交响诗，那么《祭侄文稿》就是一曲嘹亮高亢且悲怆的交响乐。“哀乐虽异，其致一也”（宋陈铎语）。《祭侄文稿》作为颜书著名的“三稿”（另二稿为《争座位稿》《告伯父文稿》）之一，曾收入宋、明、清诸代丛刻本中，历代效仿者不绝，褒赞不断。

◆苏轼

苏轼（1036～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忠，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苏轼书法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学李北海，又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形成深厚朴茂的风格。他的书法，用笔多取侧势，结体扁平稍肥。这与他握笔的姿势也很有关系，苏轼执笔为“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类似于现在握钢笔的姿势），以侧势取妍，故其书丰腴雄浑，笔力圆健，其发笔逆入时露锋芒，而收笔时如珠光黍米，有聚墨痕，极其圆融，而其结字体势鼓侧，左伸右缩，故其行气极为流畅。其章法布局，则参差栉比，大小错落，敲正疏密，妙合自然。特别是他的尺牍，信手拈来，随势生发，如风行水面，云出岩间，殊觉有一股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十分耐人寻味。

苏轼的书法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醉翁亭记》等。

◆米芾《蜀素帖》

米芾（1051～1107年），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祖籍山西太原，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后定居江苏镇江。因他个性怪异，举止癫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癫”。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宫”。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其书体萧散奔放，又严于法度。《宋史·文苑传》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

◆草书

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用的是“草隶”，即潦草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汉末，张芝变革“章草”为“今草”，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唐代张旭、怀素又发展为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狂草”。

草书的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今草起于东汉末期，风格多样，笔势秀丽，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擅长今草；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自叙帖》等。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故学张旭难。

近常见隶书笔法中带草笔飘逸之体，谓“隶草”，有些像章草，这与平时善写隶书精熟有关，故书隶草能独树风格，也是书写表演的一种手法。“破草”是现代书家中最常见的，它的特点是点画结体，其转和用笔多为书写者从古今各书家中的结体演变成自己风格，从王羲之、王铎、祝允明、孙过庭等历代名家中取其长处，集自己之品貌，任意发挥，洒脱自如，这种写法和今草相似。

◆陆机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因其曾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陆机传》），与弟陆云均为我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其实陆机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平复帖》是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最大的特点是犹存隶意，但又没有隶书那样波磔分明，字体介于章草、今草之间。细观此帖，秃笔枯锋，刚劲质朴，整篇文字格调高雅，神采清新，字虽不连属，却洋洋洒洒，令人赏心悦目，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家的儒雅与睿智。

◆张芝

张芝（？～约192年），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瓜州东）人。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磔，成为“今草”。唐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三国魏书家韦诞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评汉、魏书迹，唯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张芝的章草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冠军帖》，又称《知汝帖》，是张芝今草之代表作。所谓今草是指楷书和行书流行之后，从章草变化而成的一种新的书体。今草改变了章草中的波磔，增加了字与字之间的连绵，大小相间，粗细杂糅，正斜相倚。简单地说，章草是隶书的快写体，今草是楷书和行书的快写体。

◆王羲之《游目帖》

该帖11行，101字，现藏日本。其书纵逸蹈厉而多变化，然法度森严，线条间极富张力，精神外耀。明徐守和赞曰：“抚兹游目，别有神奇，行草间鸷，八法并施，龙跳虎卧，智果不欺。”后世奉为今草之范本。

◆王献之《十二月帖》

该帖是王献之行草书中独创风格的典型作品。其书有其父王羲之之风，体势放纵，意趣生动，具有浓郁的隶书之趣。此帖开笔的“十二月”三字作行楷书，第四字便转为行草书，笔势连属。第二行共七字，前六字一笔贯通而下，优游疏爽。其后连多断少，形势宏逸。现在所能见到的《十二月帖》是刻本，笔画映带的细微变化，墨色涩燥的质感，已损失良多。如果是毫发毕见的墨迹本，草纵之致、宏逸之势当更显神骏，最得王献之笔法、笔意。书法家米芾认为《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未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张旭

张旭（约658～747年），字伯高，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呼叫狂走，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癫”的雅称。《古诗四帖》，辽宁省博物馆藏，墨迹本，五色笺，凡40行，188字。传为张旭狂草之作，极为珍贵。其内容，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疑为伪托）。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巅峰之篇。

◆怀素

怀素（725～785年），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以狂草名世，史称“草圣”。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刻苦临池，采蕉叶练字，木板为纸，板穿叶尽，秃笔成冢，其后笔走龙蛇，满纸云烟。与张旭齐名，合称“癫张狂素”。怀素与张旭形成唐代书法双峰并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不可企及的高峰。传世书迹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文》诸帖。

◆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年），字润之，湖南湘潭人，出生于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即开始革命活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平生于政务、军旅之暇，喜爱诗词、书法，用功尤勤，造诣甚深。著有《毛泽东选集》5卷，遗墨辑有《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毛泽东诗词手书》《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等。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在书法境界上已臻出神入化。从百幅真迹来看，毛泽东的书法和诗意极为融洽，浑然一体，豪迈、苍凉、委婉、激越，显示了他博大的心胸，纯美的诗情。毛泽东凭手中的长锋狼毫笔，在尺幅间、时空中，留下了人间正道、男儿意气、云水襟怀和审美理想。除了背抄古诗词外，毛泽东留给世人最珍贵的书法作品恐怕就是他自己的诗词手书。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字里行间情景交融，仿佛把我们带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充分体现了一个天才浪漫艺术家的神采。《七律·长征》《采桑子·重阳》《清平乐·六盘山》《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忆秦娥·娄山关》等手书毫无疑问作为毛泽东的书法代表作将永垂史册。《采桑子·重阳》是毛泽东的草书佳作，用笔虽不及其他作品那样气势宏伟，大气磅礴，势不可挡，但书写时感慨人生岁短，心潮澎湃，笔势流畅，纵横驰骋，犹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字的大小错落有致，跌宕起伏。通篇一气贯下，极富节奏韵律。在用墨上，干湿浓淡俱全，一任自然，具有高度的技巧性和艺术性。可以说，毛泽东的书法不仅技巧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更体现出一代伟人的气度和胸怀。

◆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年），原名伯循，号骚心，义号柿翁，晚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

于右任是位学者，在政治上又是同盟会元老。他长于诗词、书法，著有《于右任诗存》等。有书称赞他为“清末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其书，初从赵孟頫等人，旋改攻北碑，以魏碑为基础，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他中年变法，专工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时称“于体”。他在书法界最大的贡献是首倡“标准草书”，于1931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提携后人。为方便学者，集成《标准草书十字义》，使后生易识、易学，书写准确、美观。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郭开贞，笔名郭鼎堂等，四川乐山人。中国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既是学者型的艺术家，又是艺术家型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世人瞩目；他的书法一时为之倾倒。他的作品很多，题词、题字遍布名山大川，现仅举两例《十六字令三首·百花齐放》和《论书轴》，充分展示了当代文豪的风釆。

如何欣赏郭沫若的书法，师宗何家？确实令人难以回答。他自述早年学颜鲁公。实际上他是兼收并蓄，化古人之法为己法。在文学上，他富有浪漫主义精神和“狂飙”风格；在书法上，任手中之笔，摇曳多姿，使转纵弛，方圆齐施，具有龙腾虎跃之景象。当代书法家沈尹默有诗称赞：“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掺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

◆舒同

舒同（1906～1998年），原名文藻，字号宜禄，江西东乡人。中国书法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县委书记。1930年加入红军，历经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参加过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是中国书法事业的继承和开拓者，中国书法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主席，第二、第三届名誉主席。他自幼喜爱书法，系统临过古代碑帖，曾被毛泽东称赞为“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支笔”。延安时期，曾书写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牌及校风，名播党内外及全国。当今，其体已被输入电脑，广泛用于报纸、刊物、电影、电视。舒同的书法出入颜、柳二体，参以篆籀笔意，扬弃清末书法大家何绍基之风格，独创“舒体”，有人称“舒体”为“七分半”体，即结体上楷、行、草、隶、篆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七分半”。

◆启功

启功（1912～2005年），字元白，满族，北京人，雍正第九代孙。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古典文学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第二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第三届、第四届名誉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著有《古代字体论稿》《启功丛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书法选》《论书绝句》《启功韵语》《启功书画留影册》等。启功属于帖学书法家，其美学特点是：中和之美，书卷之气。其章法和结字，疏朗宽博、中宫紧凑、坚净遒媚。其笔画的书写，多是短画粗、长画细，墨色浓淡搭配得当，使人产生一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特殊美感。如行书《论语句》《唐人七言句》及楷书临《大观帖》。启功对古字画的真伪鉴定十分在行，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在书法理论上，也有创新性的贡献。他在解剖字的间架结构时发现，“字的（笔画）聚处并不在中心一点或一处，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启功书法丛论》）。于是，他利用黄金分割率原理，发明了“五三五”不等分结构的黄金格。黄金分割率，这本来是一个数学名词，比值是0.618……从古希腊以来，一直有人认为这种比例在造型艺术中有美学价值，故称“黄金分割率”。如工艺美术或日用品的长和宽的设计中用此比例易引起美感。在实际应用上，最简单的方法是按照斐波纳奇数列2，3，5，8，13，21……，得出2∶3，3∶5，5∶8，8∶13……等比值作为近似值。这种分割方法亦用于优选法。由此，启功发明了“黄金格”习字法，成为“米字格”“九宫格”和“田字格”习字法后的另一种新方法。有些专家认为，“启功体”的灵性就在十字的重心不是集中在某一固定点上，而是放在距中心不远处的四角上，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典雅美。

◆沈鹏

沈鹏（1931～ ），江苏人，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副总编，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二届期间曾任过代主席）。书法作品已出版《中国书法家精品集·沈鹏卷》《草书千字文》《楷书千字文》等，发表论文、散文近百万字，出版有《书画论评》等。沈鹏楷、隶、行皆长，尤善草书。他的草书是北宋黄庭坚和现代书法大家林散之草书艺术风格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