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与人文医学精神

【中华医魂世界经典】

◆葛洪：让贫困、穷困的老百姓使用便宜的药就可治好病

晋代名医葛洪鉴于以往“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的情况，决心“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由此可见，葛洪作为名医是很关注贫困、穷苦的老百姓的，能针对他们的具体情况，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不辞劳苦，编著成《肘后备急方》，里面的方药物美价廉，文字朴实易懂，从现在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本家庭用药手册。这种处处为贫苦患者着想的精神很值得我们赞许。而我们很多医务工作者在贫困低薪阶层无力支付医生所开药品的时候，是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推荐过“贱价草石”而“易得”的良药呢？如果我们的每位医生都能像葛洪那样，那么，患者们“看病贵”的情况会不会有所好转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目前，我国政府非常关注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分批降低部分药品的药价。但是由于一些大型医药公司因为种种原因而配合力度不足，而已经降价的部分药品的药效与那些大型医药公司的同类产品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所以，很多患者在看一些病的时候，咬咬牙还是选择了价高物美的药品，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解决。但是试想，如果我们的医者有葛洪那样的思路、决心和毅力，相信对改善以上的局面还是有所裨益的。

◆孙思邈：患者如至亲，同行勿相轻

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不但热爱中医，而且喜好经史佛老之学。他认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是何等高尚的医德，何等景仰的修为。在孙思邈所言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他视患者如至亲的接诊态度。我想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医学是一门救人的学问，医生是一个救人的职业，如果你不把患者视为至亲，那么你何以会竭尽全力地去进行救治而心底无私呢？第二，我们的收入来源于患者，从这个层面上理解，患者无疑堪称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衣食父母。与至亲又有多少差别呢？试想，如果我们的医患关系升华为至亲关系，那么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还是件难事吗？虽然造成如今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医务人员的一些作风确实亟须转变，要树立服务型理念，不要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拉远了与患者之间的距离。在对待同行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孙思邈认为：“夫为医之法，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诋毁诸医。”由此不难看出，他虽然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首屈一指的名医，但是他在同行面前仍然是谦恭的典范。与其相比，我们的一些医务工作者是否感到汗颜呢？正因为孙思邈有如此高尚的情操，所以才能心如止水地精研医学，不断到达一个又一个医学高峰。而我们如果取得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动辄道同行之短长，同室操戈，如何潜心医学，又何谈造福于患者呢？所以，我们在搞好医患关系之前把“医医关系”处理好是很有必要的！

◆吴有性：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

明朝末年，战争连绵，灾荒不断，疫病流行。崇祯辛巳（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疫情猖獗，延门阖户，感染者往往相率倒毙。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不死于病，乃死于医”，身处那种情况下的吴有性认为“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方，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吴氏因此系统地钻研古代医书，认为历代医书研究温病的太少，故而不揣固陋，大胆设想，深入观察，“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编写了《瘟疫论》，成为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继《伤寒论》之后又一部论述急性外感传染病的专著，在外感病学及传染病学领域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吴氏的医学成就与其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疫区寻求疾病之因、探求治疾病之法，奋不顾身地为患者着想的精神与举动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患者的生死才是大事。只要自己所为有利于患者便行，怎么能够因为自己的福祸而左右探求为民疗疾方法的步伐呢！真可谓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啊！当代人民的好医生华益慰就是这样的医者，他和吴有性一样不愧为我们医务工作者学习的楷模。唐太宗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吴有性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一面镜子。我们应该以他为镜，好好地思考，什么才真正是我们要追求的、要得到的、要珍视的！

◆韩启德：精于专业诚于品德

在第五届名医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在书面发言中特别谈到了名医问题。他说：“吴阶平院士、裘法祖院士、王忠诚院士和翁心植院士都是我国德高望重的医学家，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真正的名医。他们常说作为医生要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要有精湛的临床技术。同时，医生应时时想到病人的重托，病人把生命交给医生，所以要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做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别的行业出差错可以修改，但医生的事故是不可挽回的。”这些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一代医学家们“精于专业、诚于品德”的名医精神。

韩启德院士特别讲了一个扁鹊自言医术最差的故事。有一天，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知道。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期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局限于本乡。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文王说：“你说得好极了。”扁鹊的高超医术，自然没人怀疑。但是，扁鹊对医术的一番高论，却把人们引入了更高的境界。倘若能在发病之前或发病之初就将病情铲除，岂不更有利于人们的心身健康。

◆吴阶平：讲究艺术质朴无华

对肾上腺疾病的研究，是吴阶平教授的又一贡献。1960年，吴阶平为一个诊断为“嗜铬细胞瘤”的患者手术后，发现其肾上腺并无肿瘤，只显示髓质增生。为了证实自己的亲眼所见，吴阶平耐心地等待了16年，收集到17个病例，1977年他才发表了肾上腺髓质增生的报告，指出这是一个独立的疾病。1979年，美国泌尿外科年鉴收入该文并给予很高评价，从此国际医学界正式承认了吴阶平的创见。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阶平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读书时，就不喜欢对书本知识死记硬背。1939年他上大学三年级时开始接触临床。他意识到，要当医生就得“学点真本事”，真本事从哪来？看起来医生在为病人治疗服务，反过来讲，医生的本领不是从病人身上学到的吗？吴阶平视每次诊病为一次学习机会，对每一重复性的疾病他都要区别出其不同之处。到三年级期末，中等生吴阶平一跃而为优秀生。他作为最优秀的学生被选为毕业仪式上的“学生司仪”，名字被镌刻在协和“荣誉金牌”上。绝不放过临床上每一个细微的异常征象，绝不俯就于某种已有的结论。1980年，吴阶平教授以他在泌尿学上创造性的建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从自发到自觉，在周总理的直接帮助和教导下，医学家吴阶平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这种崭新的人生观成为他后半生的行动指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就，可以说是吴阶平有意识地运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许多思想方法，去分析解决疾病问题的结果。他在医学实践中最早提出的六个字是：实践、知识、思考。后来在进一步总结经验和认真思考之后，他感到知识来源于实践，而离开了实践思考，知识就不能转化为能力。因此，他改成了“实践、思考、知识”这样一个顺序。“为病人服务是一门艺术”，吴阶平教授不断这样告诫青年医生。他说，做个好医生要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艺术的服务，三者缺一不可，三者都是无止境的。讲究艺术的医术，使吴阶平教授不仅超越了前人，也超越出医生的范畴，进入一种崇高的境界。

科学由于其对最基本物质的最本质的发掘，因而有着不带任何矫饰的质朴性。在吴阶平教授雍容睿智的仪态里，既有一种高度修养的优雅，又有着高度修养的质朴。他用最普通的事例，表述最复杂的科学问题，用最平凡的语言，升华着最不平凡的境界。越是在病人和青年医生面前，他越是那样的质朴无华；越是在国际会议、外交场合，他越是显示驾驭自如的优雅。之所以睿智优雅，正源自于质朴无华。吴阶平教授说：“我，只是一名医生。”质朴，成就着吴阶平教授的辉煌。

◆“中华骨魂”：苍生大医郭春园

郭春园是我国传统正骨四大流派之一平乐郭氏正骨的第五代传人，是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定的全国500名著名老中医之一。他从医60余载，带出了197名高徒，在古稀之年又无偿献出13个祖传秘方。他集祖传秘方、正骨医术和60多年骨科经验于一身，被国内同行专家赞誉为“中华骨魂”。郭春园名气大，但在患者面前没有架子，看病只看病情，不看背景。每次看门诊，他都佩戴共产党员的红标牌。为了满足更多患者想挂他号的愿望，他总是提前1小时开诊，到晚上八九点钟才结束。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郭春园把为他定的100元特诊价值挂号费降至20元，与普通专家一样。60多年来，他用精湛的医术，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起死回生的奇迹，用博大的爱心赢得了许多患者的信任和赞誉。2002年，郭春园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他违背传统的家训——平乐郭氏医术，不得乱传外人，不要任何专利、不要一分钱，将13种祖传秘方、验方的专利权全部捐献给国家。他说：“秘方藏在抽屉里只能是文物，只有捐出来，让更多的医生掌握，挽救更多的生命，那才是真正的财富。”按照他献出来的祖传秘方生产的药品，年销售额已达到800多万元，但在这位一代名医的存折上，只有5万元存款，一套两房一厅的二手房才刚刚还清了按揭贷款。多年来，许多患者为了表达对郭春园的感激之情，有的送红包，有的送烟酒或营养品，但他总是婉言拒绝，实在退不掉的就上交到医院财务科。在他倡导下，医院成立了“特困患者救助基金”，将医生推不掉的红包集中起来，用于救助在该院治疗的特别困难的患者。

◆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她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盛的爱；她没有子女，却是最富有的母亲；她是东西方文化交融陶冶出的杰出女性；她是母亲和婴儿的守护神。”人们往往习惯于把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以及护士称为白衣天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真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白衣天使，并不像套上白大褂那么简单和容易。林巧稚有着精湛的医术，有着崇高的医德，更有着那炽热的仁爱之心，她是真正的白衣天使！

林巧稚的仁爱之心在年轻时就已养成。1929年6月12日，林巧稚获得了协和医院的毕业证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她还获得了这一届协和毕业生的最高荣誉“文海奖”，奖金400元，相当于一个助理住院医生一年的工资。在确定“文海奖”得主的时候，校委会曾有过小小的争执。有一位男同学与林巧稚旗鼓相当，而在学业方面，她比他仅高出1.5分。有人提出，从长远发展的利益考虑，男生今后对协和的贡献必定超过女学生。但也有不同的声音，林巧稚几年来课余为公益活动尽了许多义务，她为人热诚、有爱心，这是从医者的根本，更何况她在热心公益的同时，学习还很突出。后者的话得到了更多人的赞同。最终，该届“文海奖”授予了林巧稚。

心中装有患者，一生为着祖国的医疗事业。林巧稚在病重期间，依然展现着这崇高的品质和道德。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同时并发，使得林巧稚经常处于昏迷之中，但当清醒过来时，她不止一次地要求停止为她用药：“不要再抢救了，那些药，留给别的患者用吧……”更为感人的是，她十分艰难地集中起那已经不听指挥的思维神经、语言表达神经，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埋藏心头多年的“心事”：“……我从不愿意走后门。但有些事想走邓大姐的……后门，请她关心一下建立……妇产科研究中心……的事情。”

在告别人生的最后几个夜晚，林巧稚的特护病房里，经常会响起一阵阵急促的呼喊声：“快！快！拿产钳来！产钳……”为了让她安静下来，护士们任意地拿起身边的一件东西递到她的手里。这时，林大夫会把手中握的东西抓得很紧很紧，仿佛又回到了伴随着她风雨几十载的手术台，仿佛又把一个新的生命带到了人世间。

当82个寒暑春秋画上完美的句号，在血压骤然下降、呼吸停止、心脏不再搏动的临终之时，林巧稚的神情十分安详，就像不过是值了一个长长的夜班以后，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她留下的遗嘱是3万元积蓄捐献给医院的托儿所，遗体供医院作医学解剖用，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海上……

◆心血管病内科专家方圻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教授、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疾病专门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心脏病学会通讯委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我国医疗卫生工作者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他专长于心血管内科疾病，所从事的心脏导管检查及血液动力学研究，对我国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及手术治疗水平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在国内最早开展针对风湿性心脏病的血液动力学研究，为以后的血液动力学监测奠定了基础。方圻还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为治疗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人的疾病作出了很大贡献。现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还多次到印度尼西亚、越南、朝鲜、老挝等友好国家执行医疗保健任务。从医60多年来，对我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曾高度评价方大夫的工作，称“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而方圻对自己60多年从医经历和亲历过一场场“生死争夺战”的回顾总结是：“治好患者是我最大的欣慰。”

◆患者的利益高于一切：从“白衣天使”到“白衣卫士”

“巾帼无须让眉”。自1997年起，上海有一位普通的地区医院女医生，以医生的良知和对患者的真诚，坚持不懈地举报，并经有关部门查处多项假劣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及营造和睦的社会风气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辛劳。这多项假劣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包括光量子透射液体治疗仪、石英玻璃输液器、鼻激光头、光纤针、半导体假目的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血管内激光和药物同步治疗、伤骨愈膜和静输氧等。她就是陈晓兰，一位现已早过“不惑之年”已步入“知天命”多年的女医生。

在陈晓兰多年艰辛举报的生涯中，为了获取有力的证据，她无奈地使自己成为“受害者”。事情缘由于1998年，经她不断反映，她原来工作的医院被有关部门勒令停止使用“激光针”。但经过仔细的调查，陈晓兰了解到仅上海一地，还有很多医院仍在使用激光针。为此、她又找上级部门反映，结果被告知只有受害者才可以去投诉，你陈晓兰不是受害者，也就没有“资格”投诉。为了打击坑害患者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陈晓兰决定自己先成为受害者，于是就一连在当地的四家医院打了四针“激光针”。在这个特殊“患者”努力下，1999年4月，有关部门作出了禁止使用“光量子仪”和石英玻璃输液器的决定。

“我是医生，我不能容忍！”寥寥数语，充满着的是一位医护工作者的正义感和顽强毅力，洋溢着的是一位长期从事医疗服务的医生对患者朴实的挚爱和热情。陈晓兰的付出，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应有的回报。2005年底，陈晓兰收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寄来的挂号信，答复她国家已依法查处她一年前举报山东一厂家生产的医用自动输气器（又叫静输氧）。这是她多年来举报的第8种假劣医械被证实、查处。2006年4月，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增聘陈晓兰为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监督信息员。据悉，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正在制定统一的举报奖励制度，明确经费来源及奖励发放原则，鼓励市民群众积极举报投诉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喻昌：对患者诚心、耐心，患者才会与你交心

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因素有很多，医生为患者诊疗时诚心不足、耐心不够，而造成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有戒备甚至敌对心理的情况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患者有时在接受医生诊疗期间会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和医生配合，但是明代名医喻昌认为“然敬设诚致问，明告以如此则善，如彼则败，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以从耶”？“此宜委屈开导，如对君父，未可飘然自外也”。从喻昌所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对病人如果诚心，尽责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地为病人服务，病人怎么可能不与你交心，不配合你工作呢？所以在自身修养方面，我们行医之人应该好好领会喻昌之言的深意啊！

◆徐大椿：名医不可为，伪医尤可憎

世人都只看到名医的光环与伟大，却很少知晓名医的难处。孰不知学医难，行医更难，做名医尤其难。这里的“难”不仅是说成为名医的过程艰难，而是如徐大椿所言：凡求治于名医者“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症”。可见病人及患者家属对名医所寄予的希望很大，要求很高，有的病虽然迁延日久，但若经过积极救治还能转危为安，但是很多患者被一些庸医折腾过久，即便华佗再世，也束手无策！然而病家常常又不会理性看待，甚至责怨名医。徐氏以上所言便是告诫名医不可过高地看待自己，名医说到底是人而不是仙，同时也是对患者及其家属们的肺腑之言。名医如此，普通的医生更应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徐氏所言名医也讽指一些徒有虚名的“名医”，他直言道：“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命也。有杀人之实而无杀人之名。”目前一些所谓“名医”置患者生死与其家属利益于不顾，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行误病害人之实！特别是那些打着中医的招牌谋财害命的伪中医，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中医的名声！我们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中医工作者不仅要有谦虚自省、人不知而不愠的医德，而且要具备实事求是、淡泊名利的医德！

◆吴咸中：好医生的核心是关爱人

一部医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互促进、相互结合的历史。严格地说，医学的发展动因，首先是着眼于关爱人类的生命。意大利著名医学史家卡斯蒂廖尼说：“医学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由于最初需要解释人体发生的各种现象和以人类心灵为主题进行最初的辛勤探索而成为科学。”（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译．医学史．上册．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中国的苍生大医孙思邈，一生倡导大医精诚。所谓“精”，就是指专业必须精，而“诚”就是讲人文文化，就是医生的思想境界。诚与精，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无诚则精失去了目标和方向，无精则诚可能成为空谈。医生的心目中如果只有技术，只关注专业，就会失去行医的目的和方向，并且有可能使技术背离治病救人的宗旨，甚至从救人转至害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专业水平的提高也是很重要的，没有精良的医术，何谈为病人服务？

“医学人文文化的核心是行医目的和价值取向。人文文化一词有着广泛的内涵……我想，人文文化的内容尽管很多，但其核心是对人的关爱，是人为万事之本……我们做医生的，这一点不应有任何动摇和模糊。”

想做一个好医生、好教师，首先应做一个好人。什么是好人？有种种说法。如诚信正直、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仁爱本分等。思想境界关键在于人生境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界定，如能超越自然境界、功利境界，达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就可成为胸襟开阔的人，思想高尚的人。

上述对好人的定义和思想境界的界定，是最基本的，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评价。事实上，自从人类社会形成和国家建立以后，人类已不可能是超然孤立的人，还必然与其他属性或关系在一起，如国家、民族、职业、家庭、团体、群体、权利与义务等。好人的思想境界应当与这些属性挂钩，应当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每个人都能够认清做一个好人必备的共同条件，又能找到每个人应为之努力的不同要求，这样就能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不同角度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奋斗。

◆徐怀谦：“精诚”成就京城四大名医

对于“四大名医”，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但在中医界，一提起他们，人人都翘大拇指。这一名称的由来，比较统一的说法是，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在北京进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当局任命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四人作为主考官，负责命题与阅卷，从此即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也有人说，是因为这四位医生几乎在同时悬壶应诊，医术高明，患者信服，所以被称为四大名医。

在我们看来，四大名医的名一靠医术，二靠医德，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医术没有医德，那就只是个赚钱机器，不会落下什么口碑；只有医德没有医术，只是一个好心的庸医，也不会赢得患者的信赖。只有两者集于一身，才堪称为名医、大医。他们身上最重要的德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两条：一是大爱，二是淡泊名利。

回望四大名医的时代，并非没有物质利益的巨大诱惑，军阀们的骄奢淫逸，达官显贵的名车豪宅难道不是诱惑？但四大名医能永葆赤子之心，淡泊名利，普济众生，不能不说与他们深受“大医精诚”思想的影响有关。大医精诚，这是怎样一种境界，一种格局，一种气象，一种抱负！四大名医，精诚以成其大；今日庸医，何以如此多？其中的道理并不难思量，不过两个字，“精诚”而已。

◆曾毅和韩济生：纵横捭阖挥洒自如

新当选的院士中，韩济生教授与曾毅教授是上海医学院1947级的同班同学。

两位同窗学友不仅有着一流科学家共有的特点，极其地勤奋，极其地痴迷，头脑又极其地清晰，同时在他们身上还有另一种并不多见的特点——均为成功的科学活动组织者。

以针刺镇痛原理这一纯理论、纯基础研究而享誉海内外的韩济生教授，自从1965年受命承担这个课题后，不论是“文革”的风风雨雨还是出国的潮起潮落，他以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始终没有离开这块阵地。

曾毅教授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从20世纪70年代初着手鼻咽癌的研究以来，已成为当前国际上关于病毒与肿瘤关系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科学家。曾毅和韩济生教授都达到了一种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的境界，表现出一种学科带头人的非凡气质。

◆张金钟：医术精医心诚

题目中的“精”“诚”两字源于我国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千古名篇《论大医精诚》。“大医精诚”中的“精”是指医术精，即医术精湛；“诚”是指医心诚，即医德高尚。“精诚合一”是医学活动的本质特征，是医务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医学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医学哲学事业的永恒主题。

医务工作者献身于医学事业是追求高尚道德境界的表现，医务工作者崇高的道德境界就体现在所从事的具体的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医学活动之中。

◆王世真：追求真理要有“傻劲”

真心实意追求真理的学者或学生，往往具有一种不为名不为利，注意力高度集中，甚至废寝忘食的思想境界。有人说，爱因斯坦整天热衷于他的科学思考，乃至于把自己家里的地址都忘记得一干二净。我认为，这里难免有故意夸大之嫌，但“大智若愚”的古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的一个很好学的侄子，在他新婚的第三夜，为了科研的需要不得不留宿在他的实验室，则是真有其人，实有其事的。

1946年我得到Banting奖金，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去学习，Banting和Best是胰岛素的发现者，一起得到诺贝尔奖。Banting是老师，Best是学生，在Banting指导下，具体实验是Best做的。在我开始研究工作以前，我的导师先让我看一部电影，就是把Best动物实验的记录拍成电影。胰岛素发现前夕，Best还是医大三年级的学生。他几天几夜仔细观察实验中狗在用了粗提胰岛素后的变化，非常认真地、一点不漏地作了实验记录。他干脆搬到实验室里过夜，和他的狗相依为命，寸步不离。他的这种忘我奉献、高度责任感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除了个人兴趣之外，要能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去学习，去创造，关键的一点，是有一个崇高的思想境界。钱三强在《居里夫人》一书的序言里是这样写的：“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人类谋幸福。”

◆黄志强：读书读到脱离了“红尘”

当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快要走到终点的时候，常常不禁回首，细数走过来的那些艰辛足迹，有时不禁喟然长叹：假如我能再走一次多好！但是，假如真的能够再走一次的话，也许还是一样。对一个未知的前程，往往始终是未知，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自己。

四十年磨一剑，“肝胆管结石及其并发症的外科治疗与实验研究”荣获2000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迄今医学上的最高奖项，它伴随着我漫长、坎坷、充满荆棘的探索之路。说实在的，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专家”，在我50岁的时候，我还没有踏出过国门一步。因为古话说“人过五十万事休！”但是，作为一个医生，当我看到、接触到经我们的治疗方法治愈的病人，感觉到他们的喜悦，心里总是觉得非常充实。我们终于拥有了我们自己的诊治理论和技术体系，我们发明和创用了20多种治疗肝胆管结石及其并发症的外科治疗方法，解决了制约肝胆管结石效果的关键性技术难题，突破了一系列手术“禁区”，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医学科学实在并没有一条平坦的道路，要在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里走出一条道路来真是谈何容易！何况医学是面向病人，是充满着特殊性的科学。在面对生命濒危的病人，外科医生可能会有两种态度，是知难而退呢？还是向困难挑战呢？然而，外科医生的“勇气”不应单纯是“良好的愿望”，而应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之上。你要创新，你得首先熟知医学。年轻时我下工夫把最基本的参考书一字一句地从头读起，我读遍了我可能得到的全部书籍。现在看来，这可能是太笨了，多么好的青春时光就这样的在厚厚的书本前度过了，实在是多么可惜！现在回想起来，又感到正是那样多年下来，才使我对所从事的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才使我对临床的现象能够融会贯通，并且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当我一旦坐在案前，便有脱离红尘的感觉，任何烦恼，都影响不了我。这种境界，在我的一生过程中，真是起到过莫大的作用。

科学这个东西，表面看来，枯燥生硬，尽是些事实、数字之类，但是为何有人为之入迷呢，甚至有人愿意为之忍受苦难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呢？因为科学本来就是表达人类对真理的追求。追求科学真理的人，在当时他并不意味着自己便是科学家，科学家称谓不过是别人或后人对他的尊称。青年人需要有相信科学，坚持真理的决心，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坚信真理的曙光一定会到来！

◆祝学光：追寻名师

真正的名师应该像这些人一样：刘思职教授是我学生时代的生化教授，他讲课融学术与艺术于一体；生理学教授王志钧简单、平和中蕴藏着深刻，成为我始终追寻的人生境界；外科专家黄志强教授是一位用心学和用心做、永不止步的伟大学者，是自己从事胆道外科工作精神和学术上的导师。

祝学光，北京大学医学部外科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普外教研室主任。我国第一届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秦泗河：仁心、仁爱、仁术并重

医学的研究与认识远未达到成熟与理想的境界。作为临床医生，必须对医学的属性及有关因素有充分的了解，才能理解医学的目的，而树立起仁爱精神仅意味着成功的开始。

人文精神是一种对人生意义、主体价值的崇尚精神，它包括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肯定，对主体地位、生存状态、处境和幸福的关怀，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对人类美好理想的追求等。医学的主体、对象都是人，因此，无论是社会还是医学自身，都要求医生要具有人文精神，要具有良好的道德观和仁爱之心。

我国的医学先贤早就提出了“医乃仁术”的理念。这是对医学人文精神最深刻、最本质的概括，既简约又淳朴。它意味着医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术”，更在于“仁”；首先在于“仁”，其次在于“术”。2004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劳伦斯M·蒂恩利教授接受我国记者专访时说，理想的医生，第一要有仁爱。著名老中医邓铁涛说，“仁心仁术”是未来医学的最高精神境界。由此可见，为医之道，为医之时，必须仁心、仁爱、仁术并重。医学的一切服务过程、科学研究都要围绕人，把人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

理解与践行医学目的，不仅要重视治病，而且要关注生命质量。后者的落足点是人，也是医学的终极关怀，否则生命就毫无意义。1995年，北京军区总医院与医学界协作奋斗，在社会各界的支援下抢救山东姑娘杨晓霞，其过程就不仅是救治她病患的双手，医护人员们还做了大量工作，鼓舞、激励起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帮助她安装起假手肢，教会她使用，解决了她生活、学习中的很多困难和问题，她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生命也更有意义了。后来，杨晓霞将剩余的救助款（30多万元）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用于救助其他重危少年儿童。她还考上了大学，也在回报社会。可以说，医护人员在杨晓霞身上的所有努力和作为，已远远超越了医学目的的范围，达到了真善美相结合的崇高境界。

积极学习和了解与医学目的紧密相关的医学人文知识，医生的视野得到开阔，特长和优势将得到更合理的发挥。用一颗医生的仁心，在每天的临床工作中认真地诊断、治疗每一位病人，做好每一台手术，真诚地帮助那一个个病情复杂而又十分困难的病人，做好随访和观察，为他们讲解和指导，这样才不枉上天给予医生的神圣使命。这样的工作，哪怕是每天完成一点点，自会获得内心的宁静与欣慰，使得医学生涯充满着世俗的高尚，温宁的圣洁，平凡的奉献，这才是医生生命意义与人生境界之所在。

秦泅河，曾先后担任北京市朝阳区矫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院长、名誉院长。现为北京市垂杨柳医院矫形外科主任。系从基层医院成长起来的矫形外科专家，在小儿麻痹后遗症下肢畸形的矫治方面有很大建树。

◆孙文兵：“单纯”是大智慧

医生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呢？首先，人们所推崇的大家心态应该是每位医生追求的目标。但从职业的角度看，医生在心态方面的标准应该更高，尤其应重视以下几方面心态的培养：感恩的心态、单纯的心态、真诚的心态、负责的心态。

单纯的心态。外科界泰斗裘法祖院士曾谆谆教导我们，外科医生应当四大皆空，我身边的一位学长也反复告诫我们，大道至简，“单纯”是高于“聪明”“精明”“高明”之上的大智慧，是做医生的高境界。两位学者之言可谓异曲同工，精辟地道出了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这一职业所应该遵循的职业道德，就是要抛开私心杂念，以单纯的心态去治病救人。只有心态单纯了，才能够把脚迈进病房里，把心放在患者身上，把心思用在研究疾病上，才会有那份苦苦的追求和执著的探索。

◆于金明：走向更“精确”

1983年，于金明在山东省肿瘤医院开始从事放射治疗……20年过去了，他和他的团队已将中国的肿瘤治疗从常规放疗引领到了以精确计划、精确定位和精确治疗为特征的“精确放疗”时代。

对于“精确”的理解并不难——最大限度地聚焦放射线能量杀灭肿瘤的同时，将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降到最低程度，但走向“精确”的过程却在考验着一个人思维的缜密和精准。

于金明究竟会把他看好的肿瘤放疗引领到一个怎样的境界？对于患者来说，每多一分精确，生命就多一分希望，多一分质量；而对于于金明来说，医学永远没有最精确，只有更精确！

对时间如何利用本质上反映出的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于金明眼里，生命有限，他更愿意把时间挤出来留给病人，留给放疗医学的发展，留给医院的建设……于金明在报告中对职工说的那些话掷地有声：“任何创造和成就都不是酒场里喝出来的，不是桑拿里蒸出来的，不是卡拉OK里唱出来的，也不是空口说教能喊出来的，它是一个水滴石穿、日积月累的艰苦过程！”

于金明说：“肿瘤医生随时要面对两个选择。第一，考虑病人生存时间；第二，考虑病人生存质量。”两个选择是他们追求“精确”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目的。

◆牛希华：真诚而执著的选择

31年前，她说：“我就想要让这些痛苦的烧伤病人美起来。”31年中，每一次接诊，每一次手术，她都贯彻着这样的精神，并将之朝向更高的境界延伸。

选择医学，勇攀高峰；不断创新，追求完美。这是她的品位。

心系患者，倾注真情；仁心仁术，大医博爱。这是她的品格。

爱岗敬业，舍生忘我；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这是她的品质。

这就是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烧伤科主任牛希华，敢于直面危险，敢于面对挑战，她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抒写着独特的人生品位。

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能震撼人们的心灵，那就是内心里崇高的道德以及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人们常说，走进一些成功者的心灵世界，常常能感受到她们盛名之下的一颗平常心。正是拥有一颗平常心，才使得他们的辉煌人生愈加绚烂。真诚而执著地选择，牛希华以一位普通医生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信念与人生价值。

◆王礼贤：至高至极至精至诚

中医对高明的医生爱称他“誉满杏林”。不了解者或以为这只是赞其医术，懂得“杏林”一词出典的，都明白，中间更蕴涵着对医德的推崇。

至于中医的医德究竟该达到怎样的境界，三言两语岂能说清，好在前面提到的名医孙思邈就有他的理解。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普救众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从这段掷地有金石声的话语中可以体会到，我国医学历来对医德要求是如何的至高至极，我国历代医学家行医之心又是如何的至精至诚了。

◆钱学森给总理的一个建议

2005年盛夏，温家宝总理看望了94岁高龄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当谈论到新一轮科技发展规划时，钱学森思维敏捷地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

钱学森进一步阐述道：“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温家宝频频点头：“您讲得很重要，可能就是艺术方面的修养，使您的思想更开阔。而现在学理工的往往只钻研理工，对文学艺术懂得很少，这不利于全面发展。”

钱学森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温家宝坦言：“我们的教育还有些缺陷，全面培养人才，这个意见我将带回去和有关部门研究。”

◆人民医学家吴孟超

踩着专门制作的小木凳，年届9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以精湛的技术，用15分钟，干净利落地为一位患者切除了直径15厘米、重达2.5公斤的肝部肿瘤。

4月16日上午，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记者现场目睹了这一手术的全过程。

吴孟超的身高只有1.62米，这个当年曾被学校认为不适合当外科医生的小个子大学生，后来成为我国肝脏外科医学的奠基人，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肝脏外科医学领域的著名医学家。

追　随

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

——吴孟超

1939年，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在马来西亚诗巫光华初级中学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吴孟超是其中最激动的一个，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八路军会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感谢电。原来，吴孟超是光华初中毕业班的班长，正是他接受当地华侨领袖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建议取消由校方和学生家长出资的毕业聚餐，将省下的这笔不多的钱款以“北婆罗州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捐给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

回忆往事，吴孟超说，八路军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深深地印在心里，成为他一生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时，回国到延安找八路军，是他最迫切的愿望。

1940年春天，吴孟超约好6位同学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他们一路车船颠簸，经新加坡、越南，自云南入境。

到昆明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严密封锁，一时到不了延安，吴孟超只好在昆明继续求学读书。1943年秋，吴孟超考取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但在毕业考试时，外科只考了65分，而小儿科的成绩是95分。按当时惯例，哪科成绩考得好，就被分配到相应的科室去工作。

当吴孟超找到学校教导主任，说自己想去外科时，得到的答复是“你也不看看自己的个子，能做什么外科”？对此，吴孟超很不服气，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要做外科医生，而且还要做最好的外科医生。”

1949年8月，上海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生，前去应聘的吴孟超实现了当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从此，吴孟超拿起外科手术刀，走上医学报国之路。

1949年上海解放时，吴孟超亲眼看到的情景，坚定了他加入人民军队的决心。吴孟超回忆说，那天，天刚蒙蒙亮，正在上海南京路中美医院实习的他，打开宿舍临街的窗户，发现冰凉的马路边躺着一排排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沿街商铺的门静静地关着，没有半点嘈杂和喧闹。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他坚信，共产党能领导出这么好的部队，肯定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新希望。

1956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吴孟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年3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他如愿参军入伍。从此，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他对党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

196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吴孟超的小女儿吴瑛从睡梦中惊醒，她睁开惺忪的眼睛，朝发出声响的地方望去，发现妈妈正在帮爸爸擦眼泪。爸爸怎么哭了？

原来，吴孟超遇到了有生以来最难过的事情。在那个特殊年代，组织上搞“清队”，由于他是归国华侨，其历史无法通过“外调”核实清楚，便把他的党籍“挂”了起来。然而，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提前半个小时去上班，每月按时交党费。

近年，早出晚归忙工作的吴孟超很少看电视，但每天的《新闻联播》和报纸的重要新闻必看，因为他时刻把党和国家的大事放在心上。

2010年4月，吴孟超率领医院40多名党支部书记和专家教授，千里奔赴井冈山，到红军第一所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寻根，他说：“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红四军总部还筹措1000块大洋建起这所医院，足见医疗工作的重要性。人民军医，只有在本职岗位上不断进取，才对得起死难的革命先烈。”

创　新

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

——吴孟超

1960年初，吴孟超出席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在会上，他报告了他和战友张晓华、胡宏楷的最新研究成果——“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与会专家听完报告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仔细地审视了吴孟超提供的研究资料，经过分析、核实后得出结论：这确实是肝脏解剖新见解，而且有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是我国肝脏解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明。

1958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技进军”的号召。这一年，一个外国医学代表团应邀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访问，一个日本专家在参观时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赶上世界水平，最少要二三十年时间。”这激起了吴孟超的斗志。他连夜向医院党委写了一份成立肝脏外科攻关小组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十分坚定地说：“世界肝脏外科界不能没有中国的声音！”

很快，医院党委批准吴孟超和军医张晓华、胡宏楷一起组成“3人攻关小组”，由吴孟超任组长。从此，吴孟超向肝脏外科医学领域发起冲锋。

当时，中国肝脏外科没有教科书、没有符合正常生理的肝脏解剖理论、没有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先例。面对一张白纸，如何下手呢？吴孟超、张晓华和胡宏楷一起查阅了我国以往肝脏手术纪录，发现所有手术失败无不因为对肝脏解剖关系不清，导致术中大出血。于是，他们决定从研究肝脏血管的分布开始。

一个理想的肝脏标本是用4种不同颜色的液态塑料，分别注入肝脏的四种管道，等塑料在其中凝固后再用腐蚀剂把外面的肝脏组织腐蚀掉，才能形成一架肝内各种管道的主体构型。于是，3个年轻人把一间临时搭建的草棚作为实验室。让他们为难的是，找到合适的灌注用塑料材料远没有找肝脏那么容易——这种材料既要能在注入肝脏血管后定型，又不会被硝酸腐蚀掉。

3个年轻人分头跑到十几家大医院去取经，还到十几家化工厂和塑料厂去讨教，结果都无功而返。

天无绝人之路。1959年，容国团获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广播里反复播出的消息让吴孟超兴奋不已。他一拍脑门：“乒乓球不就是塑料做的吗？还没有用这种材料试过呢！”他立即上街买了几个乒乓球，剪碎后泡在丙酮溶液里，加上盖子让它溶化。

第二天，丙酮液变成一种胶状物。吴孟超将其放在桌面上，不一会儿便凝成固态，定型成功了！吴孟超心中一阵欣喜，马上到乒乓球厂买回赛珞璐材料，进行新的试验。最终经过反复试验，三个执著的年轻人一口气摸索了两个多月，终于做成第一个能够满足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

随着制出的标本越来越多，吴孟超对肝脏的结构也从混沌到清晰，直至烂熟于心。1959年，他们制作成功第一具完整的中国人肝脏血管铸型标本，为肝脏外科手术提供了解剖学基础。1960年初，他们又提出了“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这些突破性的进展，使肝脏外科手术有了“指南针”。

2006年1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大会上，吴孟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国发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让84岁的吴孟超又一次热血沸腾：

“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

全世界每年约有62万人新发肝癌，死亡近60万，我国占其中的55%，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的健康。为了早日攻克“肝癌”及相关肝脏疾病，从北京回来，吴孟超就联合王红阳、顾健人等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了“开展集成式肝癌研究”的报告。

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为了尽快建成这个中心，吴孟超带领有关人员精心选址，周密计划，近百次赴京协调沟通相关事宜。

有一次，他生病刚打完点滴，又要去北京汇报“国家肝癌科学中心”的可行性报告。从首都机场出来时，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从候机厅到停车场，短短的一段路他竟休息了七八次，随行秘书心疼得直掉眼泪：“吴老真是不要命了。”

2010年8月，国家肝癌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组评审。12月31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批复“国家肝癌科学中心”落户上海，吴孟超最大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想进行的肝癌诊疗集成式研究有了最佳实践平台。

人　梯

只有被学生超过的老师，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

——吴孟超

1978年，我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作为肝胆外科的开创者，吴孟超深知，就算自己的“吴氏刀法”再高明，也只能救治有限的病人，肝胆外科事业要想更上一层楼，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并造就一批年轻的优秀人才。

此时，我国已结束十年“文革”，本科和研究生招生制度已相继恢复，但十年浩劫的阴影挥之不去。关于申报培养研究生这件事，吴孟超回忆说：“当时，也有顾虑，主要是怕受条件限制，误人子弟。但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为我国的肝脏外科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人才。于是，我顶住压力，决定申请培养研究生。”

吴孟超申报硕士培养点，获得国家教委批准后，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他又申报了学校第一个博士培养点。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吴孟超倾注了大量心血。

1990年12月，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届中青年医学学术交流会。这天，吴孟超带着8名学生与会。吴孟超的8名学生相继登台亮相，宣读论文。经过专家评比，他们的论文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此时，在场的人们才意识到，“团体冠军”被吴孟超带领的学生夺走了。

有一件事，令学生沈锋终生难忘。一次，吴孟超带领沈锋做手术，在最后作肝创面缝合时，担任第一助手的沈锋一不小心将针扎在吴孟超的手上，只听得吴孟超“哎哟”一声。沈锋当即吓了一大跳。

肝癌病人多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有较强的传染性，手术中，医生都格外小心，防止划伤手指引起病毒感染。但吴孟超轻描淡写地说：“针扎了一下，不碍事。”护士给他打免疫针时，他笑着说：“外科医生碰到这种事很正常，不用太紧张。”

至今，吴孟超已培养了260多名研究生。近年来，虽然他年事已高且工作繁忙，但他依然会亲自帮研究生选课程、定课题，定期指导和布置论文。

2005级博士研究生郭献灵说：“当我拿着开题报告找吴老签字时，他会换上老花镜，从第一页开始仔仔细细地看，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当他发现我还没附上查新报告时，就严厉地指出：‘博士课题要有新意，有前瞻性，你没有查新报告怎么证明你的课题具有创新性，没有查新你怎么知道当前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

吴孟超深谙因材施教、点石成金的道理。丛文铭研究生毕业时，对自己专业发展方向信心不足，吴孟超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国肝癌患者多，病理标本也多，将来肝脏肿瘤病理专业一定会大有前途，你要争取成为知名的肝脏病理专家。”

丛文铭按照吴孟超的指点，一直致力于肝脏肿瘤病理的研究，现已成为全国肝脏移植病理协作组组长。

吴孟超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愿望十分强烈。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派学生赴欧美学习深造——

1987年，他把王红阳送到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所学习。现在，王红阳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生物信号转导领域拥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1989年，他将郭亚军派往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在这个世界一流的医学研究中心深造，并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模式——“哑铃模式”，为我国肝胆外科发展储备了大量高层次优秀人才；

1992年，他帮助沈锋赴美国学习。回国后，沈锋在肝癌综合治疗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为了开辟肝胆外科新领域，吴孟超把目光投向肝移植。1993年1月，他特意安排杨甲梅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卢斯大学考察学习。

王红阳、郭亚军、丛文铭、杨甲梅、沈锋只是吴孟超学生中的优秀代表，目前，吴孟超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活跃在我国肝胆外科一线。

吴孟超从来不害怕学生超过自己，相反，他总是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自己。他常说：“只有被学生超过的老师，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

“间歇性肝门阻断法”是吴孟超创立的经典肝脏手术止血法，已被我国肝胆外科界沿用了几十年。但吴孟超并不把自己建立起来的方法，看做是不可怀疑和不能改进的，他不断指导和鼓励学生改进止血技术方法——

2004年，他指导学生周伟平教授完成不阻断下腔静脉的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

2006年，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杨甲梅教授完成了国内首例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的无血切肝术，进一步完善了肝脏手术的止血技术，使手术效果大大提高。

大　爱

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

——吴孟超

2009年8月，一个患晚期肝癌、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收的病人，到医院看吴孟超的门诊。吴孟超拉着病人的手说：“生病不可怕，关键是要保持好心态。不用急，我给你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咱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康复。”病人离开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人不能手术，用药也没有太大意义，咱们的病床又紧张，干吗还把他收进来？”吴孟超看了一眼助手说：“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那个病人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们再不收，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做出傻事来。”

每周二上午，是吴孟超出门诊的时间。一到8点，他总是精神抖擞，穿着整洁的白大褂，和蔼可亲地出现在病人面前。

冬天，有的病人刚躺到检查床上，马上就把衣服拉了上去。这时，吴孟超总是说“不急”，又顺手把病人的衣服拉下来。他要搓一搓手，等到双手变暖，才开始“问、触、叩、听”四部曲。

每次出门诊，吴孟超总是亲切地与病人拉家常，从与病人的交流中获取更多信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2010年12月，吴孟超接诊了一个严重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在另一个医院，这个患者被要求做肝移植手术，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在详细检查诊断后，吴孟超告诉这个患者不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做肝癌切除手术即可，只不过有较大难度和风险。后来，吴孟超顺利地为这个患者实施了肝癌切除手术。

吴孟超总是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他常对医护人员说，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他要求医生用最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为病人治疗。吴孟超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缝合创面切口从不用专门的器械，他说：“用器械咔嚓一声1000多元，我用手缝合分文不要。”

◆吴英恺：良医不易大家大业

吴英恺先生乘鹤而去，为后人、后世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近乎完美的医生楷模。论为人，吴先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爱国者的本色加上知识分子的智慧，使他的人生绽放出高尚夺目的光辉。知识分子重名誉，吴先生是将个人的名誉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捆绑在一起，故吴先生能够成为大家。其心怀坦荡，与之交谈，闻之教诲，观之所为，即可感受。吴先生“脾气大”，对医生要求严厉是出了名的，但他这种“脾气大”的情感出发点是对患者的责任，也是出于对所批评医生的爱。“君子坦荡荡”，吴先生的境界居大家之上乘。论做人，吴先生是一位“高尚和有益于人民的人”。若论君子，吴先生是矣。论为医，吴英恺大夫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卓有成就的医生和院长，他数创我国胸心外科领域的第一，创立三所医院，两个研究所，五个胸心外科，开我国胸心外科和临床流行病学之先河……吴大夫讲：“学医不难，学成良医则不易。”我特别注意到吴老在这里用的是“良医”而非“名医”。在一个大夫的心目中，区分清楚这两者并作为不同的追求，体现了世界观的不同。吴先生学医、行医、传医76年的经历，就是一名医生刻苦修炼、敏于思考、终成大业的过程……就像对世界上著名医生DeBakey教授的评价一样，吴先生是一位“医生、教育家和医学政治家”。若说“大医”，吴大夫即是典范。

◆施韦泽与白求恩：用生命去追求人生的“纯粹”

施韦泽的事业选择与道德献身很自然地让人们联想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另一位伟大的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两人生活的年代相近，年龄也差不多，白求恩小施韦泽大约16岁，只不过白求恩原本是一位医生，受加拿大共产党指派来中国，两年后就以身殉职了，死时才49岁。而施韦泽是先决定去非洲，尔后学习医学，他受命于内心的理性与良知召唤，而且异常的长寿，在疾病肆虐的非洲丛林里活到90岁。但他们精神生活的共同点是用生命去追求人生的纯粹，无论生命是长是短。1939年，诺尔曼·白求恩不幸感染破伤风而病逝，延安举行了隆重的公祭，由毛泽东主祭。会前由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起草祭文。胡在文末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献身精神，称其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但定稿时，毛泽东在文稿中郑重加上“一个纯粹的人”，仔细想来，实在是精彩之笔，也说明“纯粹”的人生境界在毛泽东的价值世界中占有一定的分量。

◆华益慰：坚守道德

华益慰在做人与立德这个人生大课题上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更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道德的光芒。人们常说，先做人后做事。可见，做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是做人？说到底，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坚守的道德。华益慰就是一个坚守道德的人。在他的身上，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他的那种“以诚立德”“以才辅德”“以小积德”的精神境界。我觉得华益慰以德润身的行为，是深深值得我们学习的。可以说，他做人、做事、治学，都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这种境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应该努力追求的。

华益慰（1933～2006年），北京军区总医院原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2006年被评选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妻子张燕容代他领奖时说：“他也就是尽到了一个做医生的职责，做了一个医生分内的事，只不过他做得比较认真。”生命垂危之际，他留下遗嘱：“为医学事业捐赠遗体，不保留骨灰。”

◆陈海新：病人是我唯一的寄托与希望

陈海新医生走了，享年37岁。她是一位处于医学金字塔底层的“小医”，而不是大医院的大专家。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这位社区医院的“小医”默默奉献，其人生轨迹，虽不如大海般壮丽，却也如潺潺小溪奔流不息，给社区的人们带去爱的波澜。

13岁的海新出现脊柱侧弯，她带病坚持上学。16岁的海新做了矫正手术，左侧上、下肢残疾。18岁的海新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后执业于社区医院。她在28岁、30岁时又分别做了两次手术，确诊为先天性小脑扁桃体疝和颈髓空洞症，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然而，工作14年来，她始终面带微笑，仅以右手为病人诊脉、听诊、开处方。这样坚持的结果是，她接诊病人达23万，最多一天接诊118人。为了站好最后一班岗，她在离职的前一天还接诊了34位病人。试想，一个病残之躯，如果不是坚强的生命力量在支撑，何以能做到这一切？我想，这种生命力量一定源于对病人的博爱之心。

古今中外，司马迁、孙武、邓朴方、张海迪、奥斯特洛夫斯基、霍金这些著名的病残之人，无不经受过大苦难、大病痛，但他们都在种种人生历练中熔铸了知识与智慧，成就了非凡和精彩。不同的是，海新是一名身躯病残的社区医生。这个“小医”，走的是艰难的从医之路，顽强的生命力量最终指引她达到了圣洁的人生境界。她所成就的不也是大医之道？虽为“小医”，却不辱医之使命，人生价值奉献无遗。她所践行的不也是大医之魂？这才是医学人文的典范，值得大家传颂。

◆严仁英等：大医情愫

我国内科学奠基人之一王叔咸教授曾经说过，临床医生最大的财富有二：一是把病历管起来，二是把图书馆管起来。

半个世纪前，严仁英教授从美国回到北京大学医院妇产科，这位卓越女性在风华之年，了断了做医生的念头，平静地选择了无名无利的预防保健。她说：“真正的医生不是等到病人痛苦不堪来求你，而是想办法让他们尽量远离痛苦、疾病和死亡；你服务的面越大越好，受益的人越多越好。”

妇科肿瘤专家廖秦平教授说，无痛分娩更多的不是技术，是情愫。消除疼痛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大事情，漠视，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患者需要。

著名的内科学家张树基教授被誉为“抢救大王”，他面对的往往是生气耗尽的危重病人。病人说他有回天之术，内行说他达到了一种境界。他自己说，抢救病人是医生的天职。

◆黄翠芬等：忘我和无私

“伯乐奖”和“一代名师”称号是总后勤部为表彰后勤科研战线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而于1995年设立的。军事医学科学院黄翠芬、杨进生、马立人、吕永达、唐佩弦5名“伯乐奖”获得者和陆宝麟、周金黄、邓蓉仙、吴德昌、秦伯益、马贤凯6名“一代名师”称号获得者中，有4名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余也都是某一科研领域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

这11名著名专家最感人的事迹在于他们为支持帮助年轻人才到了忘我和无私的境界。

“直腰做人梯，弯腰为人桥。”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分子遗传学家、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黄翠芬的座右铭。

◆孔宪涛：大师有爱师德生辉

2009年10月31日，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哀乐低回。77岁的孔宪涛教授安详地躺在党旗和鲜花丛中，永远地睡着了。“教授走好！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许多海内外学生纷纷道出心声。感动人们的，不仅是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更是他高尚的师德、医德和人格力量。从医60年来，他用智慧与奋斗，演绎了一篇辉煌璀璨的人生篇章。一代名师的师德光芒，在我国医学界特别是临床免疫学界熠熠生辉。他用毕生心血为我国医学免疫学界开辟了一片“人才森林”，先后培养了两名院士，144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100多名正副教授。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13项，获得国家专利10余项。甘愿奉献谱华章，他从医60年始终奋战在教医研第一线，把一生的智慧和精力无私奉献给了祖国医学事业。(www.xing528.com)

◆陈树兰：大医精诚，大爱无声

从医58年来，她用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无私的爱心，忠实地履行着医生的神圣职责，解决了无数的危重疑难病症，抢救了无数濒临绝境的患者生命；同时，她又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她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学为人，将自己毕生所学无私传授于学生，堪称宁夏医科大学教师师德的典范。80岁的她现在依然在医院里忙碌着，坐诊、查房、研究医学课题。陈教授离不开医院，病人也离不开她。

1958年前，大学毕业的她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毅然只身来到偏远落后的大西北——宁夏。半个世纪以来，她从一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直干到华发满头，一共抢救了多少患者，培育了多少桃李，她无法数得清。熟悉她的人都知道，无论患者的病情多么危重，无论是何时何地，她都凭借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挺身救治。医术精湛的她给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看病，也给普通百姓坐诊，无论医院的条件好坏，无论患者的身份差异，她都用一颗博爱的心对待患者。

作为一名高等医学教育工作者，她深知培养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就是对患者的生命负责。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细致入微地讲解，娴熟规范地示教，手把手地传授……寒来暑往，伴随着一声声“陈老师”这个亲切的称谓，她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她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教育着一个又一个宁医学子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从她身上，我们看不到追名逐利，看不到奢华享乐，看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奉献。如果说医生是患者心中的希望，她便是为这希望炽热而灿烂的燃烧了一生的人；如果说师者是学生心中不灭的明灯，她便用自己的光芒指引青年一代不断前行。

近20年来，她发表论文56篇，深入城乡调查宁夏的高血压、心血管病患病率和患病因素，为国家提供了关于回族地区心血管的流行病学宝贵资料。曾当选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五、六届党委委员，第七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党代会代表。曾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6项；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被国家卫生部人事司等四个单位联合授予“边远地区优秀医学科技工作者”称号；1996年被评为“宁夏十大女杰”之一；1999年1月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科技明星”称号；2010年2月当选“感动宁夏·2010年度人物”。

◆孔繁元：忘我的三重人生角色

哪里有伤病，哪里就需要医生。1976年1月，孔繁元带领宁医附院医疗队赴海原县徐套乡，分片包干为乡亲们看病送药、宣传医疗知识。他说：“那里的人们需要我，我能发挥出作为医生的价值，这让我很有满足感。”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孔繁元担任宁夏抗震救灾医疗队宁医附院分队队长。在余震不断的废墟中，他和队员们身背数十公斤重的喷雾器防疫消毒，克服种种困难抢救治疗伤病员，清理遇难同胞遗体。1978年，孔繁元作为宁夏首批援贝医疗队的副队长与23名队员一起来到贝宁博古省坎迪县（贝宁北部最贫穷的地方）。两年中，他们帮助当地医院建立健全相应科室，诊治病人量逾3万人次，其中危重病症近1000人次，手术500多人次。2004年至2006年，在开展宁夏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示范研究中，在吴忠市利通区和灵武市推广30项适宜新技术的实施，促进了农村基层卫生技术水平的提高。该项目的实施受到国家卫生部的表彰，并获得2007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研究奠定了我国脑脊液细胞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基础。1985年，孔繁元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法国巴黎Salpetriere医院进修脑脊液细胞学，回国后，他开展了脑脊液细胞学的系列研究。1989年，他自主研发了国产化的FCS细胞收集器，获一项国家专利。他和神经病学家粟秀初教授提出的脑脊液细胞新的命名和分类法，规范了脑脊液正常和异常细胞形态特征及临床运用。除了在脑脊液细胞学研究上作出的卓越贡献，孔繁元还在神经流行病学系列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2005年至今，扩大对宁夏农村150万人口进行癫痫社会监控，并对其中确诊的1000余名患者进行筛选、治疗和随访管理。为我区农村众多癫痫患者找到了一条简便、实用而有效的治疗新途径，同时也为我国首次提供了回族癫痫患者的流行病学特点和防治规律。

培育我区大量医学专业人才。48年来坚持在临床一线，上门诊、查病房，为孔繁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将这些无私传授于宁医学子。在他的带领下，我区已建立了一支医、教、研结合的思想素质较好业务素质较高的神经内科专业队伍。1993年，正式成立了宁夏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对进一步发展我区神经病学及缩短与外省市的差距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孔繁元重视高层次医学人才的培养，他先后带出15名成为卫生领域骨干力量的研究生。2001年，他主持的“宁夏远程医学教育网络建设及应用研究”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960年他从山清水秀的鄂中大地来到塞北古城，潜心于脑脊液细胞学领域的研究，是国内脑脊液细胞学动态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50年来一直从事医、教、研工作，尤其在脑脊液细胞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3项，出版神经病学专著6部。中共十五大代表，获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先进模范个人，2005年，荣获全区“科技工作杰出贡献奖”；2006年，被评为“宁夏首届十大新闻人物”；2009年，获100位“为宁夏建设作出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称号。目前，仍坚持工作在科研、医疗工作一线。

◆孙涛：游走在神经纤维上的柳叶刀

医者、师者、学者、领导者，各种责任一肩担挑。他是一位已经成功完成千例开颅手术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一位传道授业桃李成荫的师者，一位卓有建树的学科带头人，一位励志图新的大学校长。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二届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王忠诚神经外科医师成就奖”。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带头人。他，就是宁夏医科大学校长、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孙涛教授。

医者，健康所系，性命相托。1982年宁夏医学院医疗专业毕业后，孙涛以优异成绩留校从事神经外科工作。自从穿上白大褂那天起，孙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一线临床工作，在近30年的行医生涯中，他为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挽救了众多人的生命。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以精湛的医术更好地服务病患，孙涛从来没有停止过业务学习，他在首都医科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前往日本继续深造，在功能神经外科、癫痫外科方面颇有心得，他完成了“穹窿间入路颅咽管瘤切除术”，“乙状窦前入路激光刀巨大岩斜区脑膜瘤切”手术，填补了宁夏神经外科十余项业务空白，一些高难度手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一次脑肿瘤切除术中，患者突然出现脑疝，停止了呼吸。孙涛在抢救中大胆判断，果断地进行脑水引流，最终使患者脱离了危险，手术治疗后，患者病愈出院，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高明的医术直接引来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患者，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孙涛都一视同仁，更是无数次地拒绝了患者家属硬塞的红包。每有患者咨询，他都耐心作答，给出方案，充分尊重患者意见。在他还是主治医师时，他曾创下过这样的纪录：一个人主管20多张病床，一个上午连续为6个病人做穿刺，连续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做手术。在他担任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宁夏医科大学校长期间，仍然以超出常人的毅力坚持临床工作，利用空余时间出诊，利用早晚、周末查房，每年手术保持在70台以上。2003年非典期间，岳父病危，在关键时刻孙涛选择了留守岗位。非典结束了，孙涛的岳父也去世了，在大家与小家之间的这份取舍。孙涛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每一名医生都曾宣读过的医学生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用自己的精湛医术为患者点燃了生的希望。

学者，精诚不倦，上下求索。作为一名神经外科的医学科研工作者，孙涛在学术上同样有着高标准的自我要求。他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显微神经外科、功能神经外科等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目前主持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前期专项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自治区科技攻关及自然基金项目等多项科研课题。他曾先后发表科研论文200余篇，其中SCI论文18篇，参与编著专业书籍15部，主编出版著作5部，其中包括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神经外科疾病与癫痫之间关系和治疗理论的专著——《神经外科与癫痫》，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老年神经外科疾病诊治的专著——《老年神经外科》。辛勤地付出换回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孙涛教授主持的研究课题获得省部级各类科技成果奖20余项，其中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7项，获厅级成果奖15项。1999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1年被确定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在孙涛教授的影响和带领下，2008年首批自治区级创新团队——宁夏医科大学“神经病学”已形成功能神经外科研究、脑肿瘤的研究、脑动脉瘤基础及临床应用、脑脊液学、脑缺血疾病治疗研究5个主攻方向，拥有一支实力雄厚，年龄、职称和学历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同时是自治区级重点学科。神经外科是自治区的特色优势专科。

师者，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情牵西部，扎根宁夏，长期致力于地区神经外科人才的培养工作。2007年，他在宁夏医科大学神经学科的基础上创建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下设有神经电生理、神经生物学、颅脑解剖、神经影像学及脑脊液细胞学五个研究室，并有一个神经病学临床基地。目前实验室有科研人员30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0人，学科带头人6名，博士学位6人，在读博士1名，硕士学位21名。有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2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1名、自治区“313人才工程”学术与技术带头人4名。科研人员中有9人曾有海外留学经历。2010年8月，经过认真的筹备，宁夏回族自治区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凭借自己过硬的实力获得了科技部的审批，成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在孙涛所指导的几十余名硕士研究生中，有的已获博士学位或正拟读博，他们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黑龙江、宁夏等地工作，多已成为各地区医疗卫生界的骨干。

领导者，励精图治，勇于开拓。2001年8月，孙涛担任宁夏医学院院长，上任伊始提出了一个十年规划：一是建设新校区，二是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争优保良”，三是实现博士点零的突破，四是创建宁夏医科大学。古人云：假以十年，何事不成？如今，在孙涛的带领下，这些目标都已经一一实现。在学科建设上，增设了10个社会急需的本科专业，组建了10个实验中心。现学校拥有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拥有1个科技部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1个教育部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部委重点学科，8个自治区级重点学科，4个自治区级创新团队。孙涛校长高度重视人文医学素质教育和学风教风建设，采取多重措施，提高师生的人文医学素质。实行了临床前基础医学综合实验课程改革，“双螺旋见习、实习”临床教学模式改革。推出了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改革，整合了现有的教育资源，优化了教学、科研、管理结构，提升了办学层次和品位，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使各学院真正成为“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办学实体，充分调动了校院系三级办学的积极性。孙涛校长把高素质人才培养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方面鼓励在职教师攻读硕士和博士，提高学历水平；另一方面以极为优惠的政策，以人才优先发展的眼光积极引进专业技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多渠道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校工作。学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战略，积极加强与外部合作。先后与日本岛根大学、山东大学等十几个国内外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还与地方政府加强联系和沟通，为学生创造实习就业机会，为基层、农村提供医疗技术指导和志愿者服务机会，学校荣获“2009年度全国毕业就业典型经验高校”是全国50家院校之一。

2008年8月学校更名为宁夏医科大学。经过多年来的建设，宁夏医科大学立足地区、面向全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学科专业设置合理、科研教学实力雄厚、在全国同类院校中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高等医学院校。

医者、师者、学者、领导者，这是四个不同的角色，但对于孙涛教授来说，这又是一个四位一体的角色，他将各种责任一肩担挑，在四个角色中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看来路，风雨兼程；望前程，壮志雄心。孙涛教授正带领着他的团队奋战在科研、教学、临床的第一线。灵巧的柳叶刀在神经纤维间游走，病人的生命在无影灯下等待重生，与死亡赛跑的路途争分夺秒，没有终点。

◆连体女婴分离手术引发的生命权的权利冲突

英国一妇女生下连体婴儿，这对姐妹腹部相连、脑袋各朝一边。姐姐体内有一套健全的心、肝、肺，妹妹的这些器官却没有生理功能，甚至连大脑都没有发育完全，妹妹依靠姐姐的这套器官维系生命。医院的产科医生诊断：如果不施行分离手术的化，那么两人共有的器官将很难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最多只能活3～6个月，就算奇迹发生的话，也绝对不可能长大成人。但婴儿的父母认为医生无权提前剥夺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的生命。他们向法院起诉医生企图“谋杀”自己的孩子。

英国高等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是：分离手术必须进行。

孩子的父母在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该案件呈送英国上诉法院。该院法官作出的裁定是维护一审判决。

最后，连体女婴荣迪和玛丽终于在英国曼彻斯特圣玛丽医院接受了分离手术。

《医生道德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尔逊表示，法院的这个判决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

学者认为，尼尔逊的观点是不对的。从形式来说，连体姐妹二人各有独立的生命权，但妹妹的生命权事实上是不完整的，是全部依赖姐姐的器官维系自己的生命。因此，妹妹在客观上是否具备生命权的构成要件，是大有疑问的。更为重要的是，医生的科学诊断表明，如果不实施分离手术，姐妹俩最多只能活6个月，就算发生奇迹，也不可能长大成人。由此可见，妹妹的生命权应该有边界，不能为了维系妹妹的生命权，而牺牲姐姐的生命权。

◆患者隐私权与生命健康权的冲突

20岁的王小姐因子宫出血而心理负担沉重。在一家心理门诊的心理医生作了“绝对保密”的承诺后，王小姐坦白了自己的心病：因未婚先孕擅服流产药物造成子宫出血不止。在心理治疗过程中，王开始出现昏迷状态，心理医生见状便违背承诺，向有关医生道出了实情。经抢救，王脱离了危险。但心理医生遭到王的责怪，隐私被他人知道。

有的人认为，在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医生绝对不能公开患者隐私，心理医生违背自己的承诺，侵犯了王小姐的隐私权。

有的人认为，当患者出现生命危险时，首先考虑到应该是抢救患者的生命，生命健康权大于隐私权。

学者认为，人的隐私权对一些特定人是没有约束力的。比如，司法人员有权获知与犯罪事实有关的个人隐私，医生有权获知患者的病史。在本案中心理医生违背承诺，道出实情，相关医生本身就是负有救死扶伤的特定人员，不能说心理医生侵犯了王小姐的隐私。

◆协和病案

吉祥三宝，那委婉动听的和声，亲切朴素的话语，给入留下甜蜜的回忆，当今我们的青年大学生可能无人不知、没人不晓。但大家却不一定都知晓“协和三宝”，哪怕是医学院校的师生也可能对此较为陌生。“协和三宝”就是体现北京协和医院特有的严谨科学作风的三件宝物。其中的一宝——“协和病案”，体现了对患者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以及协和医生们一丝不苟的学风和工作态度。

“大医精诚”，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而是渗透在点点滴滴的日常平凡工作之中。自l921年建院以来，北京协和医院积累保存的病案多达240余万册。每一册都记录了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诊断、治疗的经过和患者疾病转归的全过程，既是医务人员临床思维的体现，也是医务人员汗水与智慧的结晶。

在这些病案中，林巧稚、张孝骞、吴阶平等40多位医学大家亲笔书写的病案也都一一在目。医学大家的风范，不仅体现在解决复杂艰难的医疗诊治中，而且也融入日常的病案书写中。他们的病案病史采集详尽，医疗活动过程交代清楚，文字简洁，构图精确，无论是用中文还是英文，书写得都非常工整、清晰。这是练就一名好医生的“基本功”。转眼现实。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目前我们不少青年医生书写的病史，非但字体“龙飞凤舞”、可能无人能够识别，而且记录简单、缺乏逻辑，既不周密，也不详尽。如果说连书写病史都难以做到符合客观实际，认真仔细负责，那么还奢谈什么医学科学研究和医疗领域创新？因而，为了推进我国医学事业得以“可持续”发展，让我们青年医学人才能够真正接好老一辈做人、做事的“班”，再次强调“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显然都不为过。

◆贝尔实验室与施昂

贝尔实验室是美国最著名的私营企业研究机构，成果累累，名家辈出，先后共出了11位诺贝尔奖得主。贝尔实验室素以严谨著称，但不幸出了一名“造假”科学家。2003年3月5日，贝尔实验室发表专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公布施昂（Hendrik Schon）在研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事实。施昂是德国人，被贝尔实验室看中延聘到美国，作前沿探索性科学研究，在世界著名的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连续发表多篇论文，目标显然瞄准诺贝尔奖。但不久人们就发现了问题：同行试图重复施昂的实验时，却无法证实其结果。人们开始对施昂论文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经细查后发现，内容截然不同的论文中实验曲线竟然有雷同之处，甚至连细部都一模一样，显然是弄虚作假。真相大白后，《科学》和《自然》共撤销了15篇施昂发表的论文，贝尔实验室也随即将他解聘。贝尔实验室也因之而蒙羞。

◆黄禹锡与干细胞研究

黄禹锡曾是韩国科学界的明星，甚至被誉为国家民族英雄。他是首尔国立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从事干细胞等前沿探索性研究，近几年来不断发表“惊人”的“突破性”研究成果。韩国政府曾拨6500万美元支持黄禹锡的研究，另拔1500万美元为他建立“世界干细胞中心”。黄禹锡及合作者在2005年5月《科学》上发表的复制人类干细胞论文，在全球科学界引起轰动，被列入2005年十大科学新闻（现已撤销）。黄禹锡的问题出在关于复制人类干细胞的两篇论文严重造假（前一篇发表于2004年3月《科学》）。2005年的论文宣称已复制出与个人基因相匹配的11个干细胞系，后经首尔国立大学核查全为捏造。更恶劣的是，他用调包手法获取假实验结果。此事公布后舆论大哗，《科学》撤销其发表的论文。黄禹锡被迫辞职，检察机关立案调查，禁止他和涉案其他9人离开国境。黄禹锡丑闻也震撼了韩国政坛，两名部长级官员引咎去职。

【医学发展以史为鉴】

◆医学史的分类

医学通常分为三类，即医学通史、专科史和史志，其中医学通史又分世界医学史、中国医学史。医学通史以医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以年代为序，用以说明我国和世界各地区诸多民族从古到今的医学发展过程。医学专科史是探讨某一医学专业学科的起源、研究其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如：生理学发展史、外科学发展史、免疫学发展史等。史志是记述一个城市或地区、一个学校、一个学会乃至一个医院的发展过程。如：上海卫生志、北京医科大学志等。

此外，还有将某一地区或国家特定时期的医学发展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称医学断代史，如：明清时期的医学史、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史等。另有将某一国家或民族的医学发展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印度医学史、藏族医学史等。

◆中医药史的初创

公元前22世纪（原始社会），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早期人类化石的重要地区之一，几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由古猿转化为猿人，进入原始人阶段。从我国各地发现的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可知，自远古时期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长江及黄河流域。

在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时期很长。当时的人们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原始人终能战胜自然界的严酷威胁，顽强地生存下来，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原始人学会了创造及使用工具。原始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语言，学会用火和熟食食物，促进了体质和思维的发展。进入氏族公社以后，生产力显著提高，有了原始分工。原始公社后期经过改进工具，农业和畜牧业有了较快发展，同时原始人为了生存，依靠集体力量同自然界作斗争，通过相互交流，积累了人类早期的医药卫生经验。

我国古籍中记载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为我们了解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的生活及人类社会在各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提供了资料。

◆巫对医药的控制

原始人对客观世界认识能力极为有限，他们不能解释风雨、雷电、山洪、地震等自然现象，也不能解释某些疾病现象，以为都是一种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神秘力量在支配的，这就形成了“神”的原始宗教观念，产生祈祷、求神等基本的宗教形式。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专门执事宗教活动的巫。

商代统治者崇信鬼神，巫代表鬼神发言并参与政治活动。巫除了掌管祭祀、占卜之外，也兼管医疗。《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殷墟出土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丁时的甲骨卜辞中有许多问卜疾病的，巫医主要用祈祷、禁咒等方法治病，但他们有时也应用某些民间药物知识与治疗经验。

春秋中叶开始，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人们对神权迷信产生怀疑，从经验中感到天命鬼神的虚幻无凭，对鬼神致病的观念也发生了动摇。如当时的齐国国君生病，祈神保佑，大臣曼婴认为，疾病是由生活引起，求神是无用的。郑国的子产也曾提出疾病是由“饮食哀乐”所造成，与鬼神无关。在这种医术与巫术的尖锐斗争中，经验医学逐渐战胜了鬼神迷信，脱离了巫神束缚，产生了专职医生。

◆对临证医学的总结

战国时期，巫医已日益没落，专职医生更加活跃，临证医学也获得更大的进步。“四诊”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人们对于疾病有了更细致的观察与鉴别，如墨子说，“瞥如医之攻人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由于诊察方法的进步，对疾病的观察已和气候、地域、饮食起居、精神情绪甚至于身体构造、生理功能等联系起来，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公元前168年）出土的竹简和帛书，已记载有100余种疾病。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我国古代中医已根据自己在诊断、治疗上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开始了向理论研究方面发展。从战国到汉代这一历史时期，中医学逐渐从临床经验的相互传授，发展到系统理沦的形成。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祖国医学的四部经典著作：1.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医学实践经验，为创建中医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2. 《难经》：以问难形式解释，主要包括脉诊、经络、针灸和解剖；3. 《神农本草经》：总结了药物知识和配伍理论；4. 《伤寒论》：发展了理法方药的理论，确立了辨证施治的原刚。总之，从春秋战国至三国时期，上述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该理论体系由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方药五个部分组成。

◆《内经》在祖国医学中的地位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约成书于西汉时期，该书是我国古代医学理论知识的总结，它托名于“黄帝”，是指具有权威性的意思，实则是集我国至西汉时期许多医家理论之大成。这部著作全面论述了祖国医学对于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诊断、药理、治疗、预防等方面的知识，从理、法、方、药各方面阐述上述内容与临床实践的关系，确立了祖国医学的指导思想和治疗原则。该著作内容非常丰富，它标志着我国医学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

《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其中《灵枢》又称为《针经》。全书共分18卷，旧篇，约14万字。《素问》以问答的方式写成，分9卷论述人体发育规律，人与自然的相应关系，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各种疾病的治疗原则和方法等。《灵枢》分9卷论述9针形质、用法、禁忌和人体经络循行、穴位、人体体表与内脏解剖、针灸方法与原则等。它的基本思想是：强调整体观念、注意预防养生，重视脏腑经络、运用阴阳五行。

◆神农本草经在祖国药物学中的地位

《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它由若干医学家陆续写成，“神农”为托名。此书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物知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书中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效和使用目的分为三品：上品120种，多属于滋补及用于强壮身体的药物；中品120种，多属补养兼能攻病邪的药物；下品125种，一般是专用于攻邪的药物，这是中药学最早的分类法。

书中除记载各药名、性味、药效和主治，还概括性地阐述了中药学的基本理论，认为配药时须考虑七情合和、四气五味、阴阳配合，如“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等，同时还简述了配药时如何以君、臣、佐、使为次序进行组方。此外，该书对于各药物的来源、采集、鉴别、炮制、贮藏以及服用方法也作了论述，还载有药物的异名、产地，为此后本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在解释所载药物的入药部分时，书中写道，“麻黄茎发汗、根止汗。当归用根，夏枯草用全部”。关于药物的炮制鉴别，书中写道，“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对于服药剂量，书中写道，“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又明确指出不同性质的药物应采取不同的制法与剂型。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主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这些记载在实际应用中都证实有较好的疗效。

《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主治病症有170余种，其中包括内、外、妇、眼、耳、喉、齿等科疾病。经过长期临证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书中所述有关药效的知识多是正确的，而且有些药物是世界医药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如麻黄平喘，常山截疟，黄连止痢，海藻疗瘿，汞和砷剂应用于治疗疥癣恶疮，都是世界最早的记录。

◆中医的快速发展时期

两晋、隋唐、五代时期被认为是中医学发展的辉煌时期，该时期代表性的医学专著有《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等，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方书的出现，有《肘后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一批著名的临床用书问世。同时在药学方面，这一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集注》《新修革本》《雷公炮炙论》等书籍对其后的中医药学发展也有较深远的影响。在中外医学的交流中，不但使上述书籍所论述的中医药学知识传至朝鲜、日本、越南、印度等国，同时这一时期印度等国的医药学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

◆《脉经》对祖国医学的贡献

我们的祖先认为人体是个辩证统一的肌体，每一部分都与身体其他部位有相互的联系，脉息也具有这一特点。临床实践证明，许多疾病都会引起血液成分、血管壁张力、压强的变化，这些变化在脉息中都有所反映，为诊断疾病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因而脉学成为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名熙，山西高平人），生前曾利用其职博览国家大批藏书，他将已失散的《伤寒杂病论》编次整理，并参考《内经》，《难经》等，重点研读其中的脉学知识，再集前人之大成，结合自己的经验，编成《脉经》一书。该书共十卷97篇，十万余字，书中确立了寸关尺三部定位脉诊法和脉象24种，基本概括了应用至今的临床常见脉象。该书首次对中医脉学从理论到临床进行系统论述，使脉学的理论与诊脉方法系统化，对脉学发展成为中医学独特的诊断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

◆《诸府源候总论》在祖国医学中的地位

公元610年隋代时期，官府组织太医博士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成《诸府源候总论》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证候学的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收藏证候1720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种疾病的病因和证候。

该书在病因学方面突破了前人笼统的“三因”学说，指出一些传染病是由于外界的有害病原体所致。对于某些过敏性疾病，则认为与人体素质有关。书中重点论述了各类疾病证候以及引起这类证候的因素，其中许多对疾病病源的见解颇具科学性。特别是关于传染病，书中所述是由于外界有害物质“乖戾之气”所引起，指出它具传染性，并论述了可用预服药物及其他方法来加以预防。

◆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

唐初经济文化兴盛，推动了中医中药学的发展。此时对前人的药物学知识进行总结归类就成为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宫府组织太医署医官苏相等二十余人集体编写，于公元659年完成了一部综合性药物学著作，定名为《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典，也是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典。

《新修本草》分三部分文献记载，即《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据多数文献记载以上三部分共五十四卷；《本草》二十卷，《本草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药图目录》一卷、《图经》七卷。除序例外，以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等分类。《本草》部分是讲药物的性味、产地、采制、作用和主治等内容，《药图》是描绘药物的形态，《图经》是《药图》的说明文。在编纂体裁上有所创新，为了便于采药和用药时的正确辨认，除传统用文字记述的《本草》外，还首创详细绘画《药图》，且以《图经》加以说明的方式，后者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

书中最能反映唐代药物调查成果的《药图》和《图经》成书不久即失传，但它征求资料、编绘药图的经验直接给此后宋代政府编修《本草图经》以启发。《新修本草》，正文20卷。基本上保留了《本草经集注》原有内容和体例，并予以扩充和补正。此书较《本草经集注》分类更详细，内容亦大大扩充。增补药品114种，使全书药物总数达到850种。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为此书增添了不少外来药（如龙脑、安息香、胡椒、郁金、诃子等）。在苏敬等新增加的药物注文中，对药物品种等内容进行了较全面的考订，纠正了《本草经集注》中的许多错误。

《新修本草》颁行后，被作为唐代医学生的必修书，并长期被各朝官府定为医学生必读之物，历史影响达300年之久，直到10世纪中叶宋《开宝本草》问世后，才逐渐被代替。本书在成书50多年后，来我国学习的日本学者将其带回日本，随后也成为日本医学生的教科书。

◆临证医学的快速发展

两晋到隋唐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的兴盛时期，该阶段中医学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临证医学的日趋专科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能够代表该时期中医学发展水平的综合性医著。

葛洪与《肘后救卒方》：晋代葛洪不仅是道教及儒道合一思想的传播者，也是著名的炼丹家及医家，著有《肘后方》《抱朴子》等医书。后者主要讲采药源丹、求仙等；《肘后方》也称《肋后备急方》《肘后救卒方》。该书原为86篇，后南朝陶弘景将其改编为79篇，但后人又将其增至101篇，现通行本系金人杨用道增补，称为《肘后备急方》，多以3卷形式，是一部实用性的方书。

王涛与《外合秘要》：《外台秘要》是唐代另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学著作，作者为王焘（675～755年），为唐朝宰相王圭之孙，他虽然不是专业医生，但幼年多疾病，长好医术，曾在弘文馆工作20余年，有机会阅读到大量的医学藏书，他广泛阅读前人医学书籍，选集东汉至唐的许多医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经历20余年，于公元752年编写成《外台秘要》一书，该书是继《千金要方》之后的另一部大规模综合性医学著作。全书40卷，分为1104门（今本为1054门），药方6000首，内容丰富，包括内、外、妇、儿、精神病、皮肤病、眼科、五官、兽医以及中毒、急救等。在内科方面特别重视急性传染病，其中对伤寒、天花、温病、疟疾等病的记述与当今人们对这些病的认识基本一致。书中并有兽医、艾灸疗法、人工急救、医疗护理等方面的技术经验。如书中对糖尿病人小便发甜的记载为历史上最早的文字记录。该书每篇首列《诸病源候论》有关病候，次叙诸家论述与方刑、引用文著作均注明出处、卷数，内容丰富，仅就史料而言，本书的价值就不可忽视，被认为是8世纪前中医学成就的总结。

◆宋、金、元时期的中医学

宋、金、元时期在临床医学方面也有较大发展。宋代分为九科，即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比唐代增加一倍以上。元代更分为十三科，即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疡科、杂医科、祝由科、禁科。各科经验都有新的进步。总之，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普及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医学史内容要点，一是医学管理及医学教育的发展，如校正书局、国家药局。太医局（医学校）的设立。二是大型医学方书的编撰，如《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的出版。同时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经典中医临床医学书籍问世，如《洗冤录》《小儿药证真诀》《妇人大全良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在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的另一特色是，医家中出现了历史所说的“金元四家”的学术争鸣，所谓“金元四家”是指刘完素（寒凉派）、张子和（攻下派）、朱震亨（滋阴派）、李杲（补土派）四位医家，由于他们所倡导的学术思想各有特色，通过学术争鸣，推动中医学术思想进入了新的阶段。

◆刘完素——寒凉派（火热论）

刘完素（约1110～1200年），字守真，金代河间人，故有河间学派一说，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学家，也是金元学派中较早、影响较大的医家。代表作有《内经运气要旨论》《素问玄机原病式》等。刘完素突出的学术思想是“火热论”，认为伤寒临证各种证候的出现多与火热有关，六气在病理变化中都能化火生热，主张对热性病用“降心火，益肾水”的治疗原则，强调鉴别疾病的本质与假象，主张多用寒凉药物，并深入研究运气学说，在运用时批判其宿命观点，在刘完素的著作中既引《素问》作理论阐述，又补充了方药不足的缺陷，其学术思想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李杲——补土派（脾胃论）

李杲（1180～1251年），字明之，号东垣，金代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他是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认为《内经》以来“气”被看做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李杲发挥了这一见解，强调脾胃是运化水谷供—身元气之本。主张劳累、精神刺激、饮食不适为致病的重要因素，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认为治病应注重补益脾胃，升举中气，其理论类似于张元素的“易水学派”。临证上李杲善于运用分别补上、中、下三焦元气，以补脾胃为主的原则。其代表作有《脾胃论》《兰室秘藏》等。

◆朱震亨——滋阴派（相火论）

朱震亨（1283～1358年），字彦修，别号丹溪，元代义乌人。他充分研究了《内经》以来各家学说关于“相火”的见解，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主张避免相火妄动，节制食欲、色欲，保养“阴分”，从而保证他在临床上善用的“滋阴降火”之法的效果。朱氏在临证治疗方面反对忽视辨证，滥用《局方》和辛燥药物，被称“集医之大成者”。日本15世纪成立过“丹溪学社”，以提倡其学说。朱震亨生平著作很多，如《格致余论》《丹溪心法》《局方发挥》等。他的门人很多是元、明两代著名医家，他的学说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但他的学术观点也有唯心论和片面性，他过分强调了“阳有余”的一面，而不谈阳也有亏损的时候，他又十分推崇运气学说，认为“探明乎运气造化之妙……不可以有加矣”。故对朱震亨的学术思想也须一分为二地看待。

◆明清时期的中医学

明清时期的中医学继承既往，并综合折中金元各家学说，并在和各种复古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发展。重要的有复古与反复古的伤寒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以及由金元学派发展来的温补派与反温补派的斗争。总起来说都是革新与保守思想的斗争。宋代理学对医学的影响很大，尊经崇古的思想严重。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如有逾越怀疑则被斥为离经叛道，因而医学理论几乎都是沿袭旧说，一些卓识创见也必须从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但明代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出现有“经世派”“博学派”等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注意到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其所作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当时的医学界重视实践并取得新成果，如在系统分类方面，医家们吸取了《通鉴纲目》的方法，大者为纲，分注为目，以纲掣目，纲举目张，进行系统的研究方式，在滑寿著《素问抄》、楼英著《医学纲目》、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等都被采用。

在金元学派发展的基础上，明代中叶以后又形成温补学派，其首创者为明代薛销、薛己父子，其代表作为《薛氏医案全集》（1571年）。这一学派主张温补固本，实际上是李杲补土派的一个支流，真正成为—个独立学派，则完成于张景岳。张氏学识渊博，对周易、理学、天文、历法、数学、音律、医药都有研究，著有《景岳全书》《类经》《类经图冀》等。《类经》以分类法归纳《内经》，综合诸家学说加以注解，在发挥《内经》的理论上贡献很大。《景岳全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其“阳常不足，阴常有余”。论与丹溪学派相抗衡，对温补学说作了阐发，他认为人之生气以阳为主，难得而易失，既失而难复，从理论上论证了温补固本的重要性。他的基本思想是“攻邪应先扶正“，也就是说首先加强身体抵抗力，疾病自然容易恢复和治愈。

◆人痘接种法的发明及历史意义

其实天花在我国的流行，早在晋代《肘后方》中就已有记载，唐宋愈多，元明以后更加猖獗。16世纪人们对于发疹性传染病已积累了许多经验，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发明了预防天花的办法。人痘接种法的出现，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在人类预防医学史上开辟了新的一页。关于种痘的起源，其说不一，清代董正山《牛痘新说》中说：“唐开元年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之法。”俞茂纪的《痘科金镜赋集解》则云：“闻种痘发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张职的《医通》（1695年）记载了17世纪下半叶，人痘接种术已在民间广泛传播。《医宗金鉴》又介绍了痘衣、痘浆、水苗、旱苗四种方法。在种痘的实践中，也取得了选择苗种的成熟经验，清郑望颐在《种痘方》中主张用毒力减低的“熟苗”。俞茂纪也指出苗种传递愈久愈好。

17世纪，种痘术不仅推广到全国，而且远传国外。1688年俄国派遣医生到北京学习种痘，由此传入土耳其和北欧。1717年英国公使蒙塔求夫人在君士坦丁堡学种痘法再传入英国。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法已传遍欧亚。直到1796年英国兽医真纳试种牛痘，从此牛痘接种法才逐渐取代了人痘接种法。天花病是世界上危害严重的传染病之一，几千年来使千百万人死亡或毁容，人类与天花的斗争是长期的过程，我国对此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自1967年开始在国际上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消灭天花的活动，到1979年l0月26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病。

◆明清时期医学各科的成就

明代太医院分13科：大方脉、小方脉、妇人、叩齿、咽喉、金镞、接骨、眼、伤寒、针灸、疮疡、按摩、祝由。1384年各州县均设医院。清代太医院设9科，即将针灸合并于疮疡，取消金镞、按摩及祝由。

明清时期临证医学最大成就就是对传染病的认识、治疗和预防。在诊断方面重视问诊，李挺在其《医学入门》中指出初学医必先学会问诊。《景岳全书》中特设《十问篇》专讲问诊。病案记载也被重视起来，明代韩骸在其《韩氏医通》中首先规定了病案格式，明、清两代出版了大量医案编著。在各论著中有关舌诊的部分所增的内容较多，这也是诊断上的一项进步。

外科：明代外科进步很大，出现了一些著名外科医家与外科专著，但明清外科发展，基本上仍遵循外科内治的原则。

内科：明代王履著《伤寒立法考》，对千余年受人非议的《伤寒论》从“常”与“变”的角度提出批评与增改，表现了大胆的创新精神。明朝丹溪学派盛行，虞搏著《医学正传》拓展了朱震亨的学说，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明中叶以后出现温补学派。王伦在《明医杂著》中指出的“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完素，杂病用丹溪”是对当时学术思想的总结。

妇产科：明清时期的各医家在妇产科方面积累了很多经、带、胎、产的临证经验，明代于更堂的《女科证治准绳》收罗更广，是这一时期的妇科代表作。

五官科：明代时期曾流传托名孙思邈著的《银海猜微》，详述眼科各症，并附图印幅，为明代眼科学方面流传较广的书籍。傅仁宇著的《审视瑶函》记载眼科108症，并描述了金针拨内障手术，是17世纪最完备的眼科专书。明代薛己著的《口齿类要》，是现存较早期的堕齿专书。清初由于喉症的流行和温病学的影响，出现不少喉附书，代表作如郑梅涧的《重楼玉钥》，列举喉风之证，内容颇为丰富。

◆中外医学交流

明初郑和船队远航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经过亚洲南部30多国，远达非洲东海岸，直接连通了国际往来，扩展了海外贸易和医药交流。明代，与东方各国的医药交流频繁，在中朝文化交流中，朝鲜经常派人到中国学医。1443～1445年，朝鲜金礼蒙等编成《医方类字》，1613年许浚编成《东医宝鉴》都用中文写成。中越往来，根据《大商会典》记载，明代中医书《医学入门》《景岳全书》等都曾传入越南。其后，越南名医黎有卓根据《内经》等书著成《海上医学心领》。

1406年越南陈元陶著的《兰堂遗草》、阮之新著的《药草新编》传到中国。明代日本医生频繁来华，1378年，竹田昌庆来华学医并搜集医家密本和铜人模型等归国。日本医生曲直獭道三、田代再三归国后提倡李朱学学派。日本僧医月湖1452年来华，久住钱塘，搜罗医家典籍。吉田意休、金持垂弘学成回国均为名医。吉田宗桂留明10余年研究中医，并曾为明世宗看病。1374年，南印度的阿难功德国赠送解毒药石与方物。1433年锡兰国王不利葛麻忽刺礼遣使赠送乳香、没药、木香、檀香、芦荟、胡椒、硫磺等物。1517年葡萄牙药剂师皮来资故聪来华。16世纪中，欧洲天主教东来，其中著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1581年来到广州，1601年到北京，著有《德国记法》，16世纪西方解剖学革新，本书中记载了生理解剖的知识。明代王肯堂曾与利玛窦来往，在其《疡科憋绳》中记载有人体骨骼，可见其影响。

程仓著《医疗·原道篇》中提到，1909年在京见到西洋人利西泰，并称，西洋医生不重视切脉，不仅检视尿液颜色和形状。16、17世纪中各国传教士先后来华，1597年意大利人龙华民、1613年艾儒略、1619德国人汤若望来华。他们的译著中包括医药书籍，但当时西方临床医学仍在烦琐和教条的风气中，对中国医学的影响不大。清代，中国的脉学、针灸、药物以及中医通论等许多书籍在西方出版。1569年波兰教士卜弥格根据《本草纲目》植物部选译，以拉丁文出版《中国植物志》，这是目前所知西方介绍我国本草学最早的文献，对欧洲植物学的进步很有影响。1671年，他有关中医脉学的《中医秘典》以法文出版，此后卜弥格译述的脉学、舌诊、制剂学等中医书籍陆续在法、德、意大利出版。1707年英国弗格伊尔把卜弥格关于中国脉学的介绍译为英文，连同他自己的有关对脉学和呼吸的研究，写成《医生诊脉的表》在伦敦出版。书中自称他的成就受到卜弥格译述的中医脉学的启发。在欧洲，它被认为是最早发明用脉搏计数作为诊断方式的人。17世纪，西方开始介绍中医针灸学，最早的是1670年荷兰人布绍夫以英文出版的介绍针灸的书籍。1683年荷兰医生赖尼介绍针灸术到欧洲，其后德、法、意、瑞典、英、捷克、俄等陆续介绍针灸，尤以法国最为注重，19世纪初，法国的一些大医院已采用针灸疗法。

明清时期，译成中文的西方科学书籍逐渐出现，与医学有关的，如明代罗雅谷等的《人身图说》，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等，均为西欧传入较早的生理解剖书籍。但此时的解剖学与临床医学联系不大，因此未能引起中国医生们的重视。

◆近百年西方医学的传入

中国医学史上曾经多次吸收外来医学，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医学传入的形势与规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在世界医学由经验医学走向实验科学的总趋势下，新的科学思潮与方法逐步渗透到中国来。历代中外文化及科技交流，都有不少外来知识融入到我国医学之中，而这一次，则在相当长时期中形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学派，就是所谓的中医与西医。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从16世纪末天主教士来华开始，迄至清末，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加速了西方医学的传入，因此，对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既要看到它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一面，也要认识到它也是列强在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部分。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这种情况更趋显著。

辛亥革命以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杭州、南通、重庆、长沙、昆明、保定、哈尔滨、南昌、太原等地陆续设立了一些医学院校，其教学制度、教学方法及教材全部抄袭外国。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共有公设和私立医药院校56所，其中大部分使用英、法、德、日文为教学用语，少数用中文教学，所用教材也是由日文译出，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特点。这一时期，我国也逐渐向国外派出留学生。1907年清廷和日本千叶医专订立接受中国留学生办法，以后范围逐渐扩大，以留日、美者最多，也有少数留学法、德、英等国学习医学。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大部分成为医学校的教学骨干，是传播西医的主要力量。

◆旧中国的疾病流行与防治

旧中国传染病和各种疾病广泛流行，新中国成立前50年内，仅上海市就曾有过12次霍乱大流行。东北地区在1910年、1917年、和1947年三次流行鼠疫，死亡人数达10万人。在南方广大地区，血吸虫病流行严重，威胁到1亿多人民的身体健康。黑热病也是当时流行严重的寄生虫病。结核病极为普遍，其他如天花、伤寒、疟疾、麻风、性病、钩虫病、沙眼、产褥热、新生儿破伤风、地方病等都危害甚巨，至于工矿职业病和职业中毒更是经常发生。据估计，当时全国每年约有1400万人死亡，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8岁，疾病死亡率高于其他国家1倍以上，尤其是婴儿死亡率要占出生率的50%以上，其中过半致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传染病。

尽管疾病流行，死亡惨重，清末以来历届政府都不予重视，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1910年东北发生的鼠疫，最初在海拉尔发现，渐次经哈尔滨、奉天，有向关内蔓延之势，才引起清廷震惊，被迫采取防疫措施，任命伍连德为防疫总医官，在北京设京师防疫局，山海关设检疫所，奉天设万国鼠疫研究会，此为我国设立防疫机构的开始。

辛亥革命以后，在医药卫生管理方面逐渐建立起医疗卫生机构，内务部设卫生署。陆续颁布各种近代医药卫生法规。但到1945年止全国22省仅有16个省设有卫生处，有7个市设有卫生局或卫生事务所。1934年，全国共有公私医院546所，病床11366张。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度1947年，全国医院2000多所，病床90000多张，其中公立仅占三分之二，且集中在大城市，设备简陋，诊费高昂。

新中国成立前，共有公、私立医学院校38所，药科校系12处，牙科校系6处，在校学生约14000人。全国只有2万名正式医生，300名牙科医生，2000名药剂师，13900多名护士和l万多名助产士。医务人员与人口比例相差悬殊。卫生事业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很小，真正用于卫生事业的微乎其微。药品器材的生产，在帝国主义掠夺下，本国工业很难发展，大部分药厂只能配制加工外国进口的原料药，药品与医用器械、仪器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旧中国时期西医在我国的发展

近百年来，西医在我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为数不多的西医大多从事临床。而临床研究又多限于床边观察或治疗技术的提高，结合临床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性研究极为罕见。在基础医学方面，专业队伍异常薄弱。1926年以前，英国人在上海设李斯特研究所，日本人设“自然科学研究所”，医学研究工作尚不能独立自主。1932年在南京设立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作为中央学术研究机构，但实际成就不大。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各地医学院校的发展，我国基础医学工作者相应成长起来，但为数仍然很少。如1938年全国生理学会会员仅120余人，1947年全国解剖学会会员仅80余人，而且研究工作缺乏统一规划，选题零散，技术设备与手段也很落后，许多学科领域长期处于空白。但由于—些有志于科学事业的廷一辈学者的努力，为我国基础医学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某些领域仍然取得了可贵的成就。

关于人体解剖形态结构的研究，在比较解剖学、神经解剖学、体质人类学、实验胚胎学、组织细胞学、以及关于线粒体、高尔基体、磷脂类对机体组织的作用等，是当时人们较为关注的领域。

在生理学方面：1912年起已有外籍医生与我国学者先后发表研究我国人尿、消化液、肺泡气成分、身高、体重、胸围、血压、肺活量测量与血型等项报告，为我国生理学研究之开端。1926年中国生理学会成立，次年出版《中国生理学杂志》，推动了生理学的进展。1928年出版国内第一本基础代谢研究论文专辑，1929年蔡翘教授所著《人类生理学》问世。此后，生理学实验研究逐步开展，主要研究课题如皮肤电反射，脂肪抑制胃分泌和胃动，肝糖代谢，视觉中枢对光反应，神经肌肉接头之生理，延循交感中枢，中枢神经化学性传递与迷走神经和脑垂体后叶反射，红血球脆性和溶解机制，小肠兴奋性和运动性，甲状腺、脑垂体和生殖腺的相互关系，切除甲状腺后肌肉痉挛发生原因，以及关于血浆、血清的化学研究等。

在生物化学方面，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生化研究基础薄弱，基本限于记叙性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有关于蛋白质变性，抗原与抗体的化学成分，血液分析和营养方面的研究，氮代谢，肝糖代谢，关于少年儿童氮钙、磷代谢的研究，喂豆乳婴儿的钙、磷代谢，软骨病人的钙磷代谢，维生责B及C的代谢，关于国人营养生化与国人膳食成分的分析研究等。

在药理学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基础尤为薄弱。20世纪20年代零星开展了一些有关对中药的生化学和药理的研究。1923年陈克恢实验发现麻黄碱的药理作用，促进了中药药理研究的开展，对防己、贝母、抗疟中药常山等40余种中药的药理的研究，虽然当时对这些研究的成果宣传不多，但用先进科学技术研究我国丰富的中药资源，充实现代药理学内容，无疑方向是正确的。

其他基础学科如微生物学、病理学、医学寄生虫学等的发展状况，均处于创建阶段，虽然少数学者如伍连德、林宗扬、汤飞凡、张汉民、谢少文、胡正祥、梁伯强、林振纲、钟惠澜、秦耀庭、姚永政、冯兰洲等，都做了不少出色工作，但研究的组织性、计划性较差，进展比较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医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国民经济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已经确立起来，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建立。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都为医学科学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中医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

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向都对医药卫生工作极为重视。早在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便提出了保护劳动者健康福利的内容，纲领的第二项还明确规定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和保护女工、童工等要求。1928年，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更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与修筑工事、储备粮食作为巩固根据地的三项有效方法。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又指示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为革命根据地中西医团结合作指出了明确方向。后来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又对中西医团结合作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明确指出中西医团结是个路线问题。毛主席还总结了苏区卫生工作的经验，在《长岗乡的调查）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并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号召：“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这些重要指示不但在根据地坚决贯彻执行，而且成为建国后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为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1952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卫生工作会议上，总结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作为卫生工作的第四项方针。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为我国的卫生事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新中国的卫生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医药卫生工作与医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新中国成立前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医学的落后面貌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疾病防治上，广大医药卫生科技人员深入病区，调查研究，摸清了许多烈性传染病的流行规律，制定了经过科学实验证明有效的防治措施，从而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鼠疫等病，并提供了控制霍乱和在农区拔除鼠疫疫源，消灭鼠疫的经验。血吸虫病、黑热病、疟疾、丝虫病与钩虫病等五大寄生虫病传播范围很广，多年来采用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经过努力，发病率大为下降，其中使黑热病得到基本消灭。

对于占入口死亡率第一位、第二位的心血管病和恶性肿瘤，由于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到疾病高发区进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降低了死亡率。在大面积烧伤的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四肢骨折、急腹症、糖尿病、断肢再植，针刺麻醉等方面，有我国独特的成就。近年来，我国在肝、胆、脾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器官移植等方面有明显的进展。

在卫生学方面，进行了大面积的现场卫生调查和大量实验研究，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卫生标准，提供了一系列劳动卫生措施；基本建成了城市环境监测网，逐渐摸清“三废”的污染情况，为环境治理提出了科学依据。开展了全国营养调查，初步总结出一套预防粮油发霉和去毒的有效方法。在药物、抗生素和生物制品方面，除做到基本自给自足外，还创造了一些新品种，如从中药板蓝根中提取了治疗白血病的有效成分靛玉红，从棉子中提取了男性节育药棉酚，化学合成了治疗肿瘤的三尖杉酯碱，找到了治疗大肠杆菌感染的创新霉素等。

然而，要根本解决常见病的防治问题，仍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作为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我们要不断调查研究，找出规律，突破关键，并逐步阐明其作用原理。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计划生育是关系到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医学科学必须为计划生育提供完善的技术措施。在不断改进现有男女用节育药物和器械的基础上，从中草药和合成药中筛选出更为完全、有效、简便、价廉的男女节育药。药物和器械是防治疾病的手段和工具，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中药资源。要加强中西医药物作用原理和药理基础理论的研究。迅速把激光、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新成就，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医学理论的研究。同时大力加强医学情报研究，当好医学科学研究的先行，要加速医学情报现代化过程，组成全国医学科学情报网，并逐步完善全国医学情报图书计算机检索网络。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我国的医学工作要狠抓两个薄弱环节，一是对生物医学工程学研究，把生物学和医学的理论与工程技术的理论结合起来，研制医用新材料、新仪器，创造新技术、新方法，并广泛应用于大面积流行病学调查、环境监测、病人监护、药物筛选、实验模拟装置、人工脏器制作等。二要狠抓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当前要开展医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探讨生命物质的分子结构与功能关系，揭示人体遗传和代谢规律，并把分子生物学及细胞调节控制理论运用到中医的脏腑学说和各种治则的研究，使中西医结合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药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是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已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著称于世，中国医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和技术。创造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几千年中，对使我国各族人民能健康繁衍，战胜疾病伤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我国医学在长期封建社会的束缚下，又受到历史的局限，今天我们在迎接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通过回顾我国医学的历程，能对中医今后的发展趋势作出较正确的推论。

◆中国医学的历史成就

中医学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实践考验，行之有效的部分被保留、继承、流传下来，并且不断提高，经过长期的临证实践，我国的经验医学目前已发展到既有系统理论，内容又极为丰富的一门学科。

中国医学早在春秋末期已基本脱离巫术，脱离神权，有了专职医生，有了最早的病因学说，而且有了最初的分科。同一时期的古代希腊，医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直到公元前5世纪还处于神学的影响之下。此后，随着新兴封建制度的确立，生产繁荣，学术思想活跃，促进了对宇宙万物和生命来源的探索，导致医学基本理论和医学体系得以形成。中国古代医学运用朴素辩证的思维逻辑进行高度概括，运用自然界事物取类比象作为说理工具，使它不断从临证经验中总结出新知识，发展了医学理论，其中整体观与辨证施治的原则是中医学中可贵的指导思想。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预防疾病，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制作多种青铜卫生器皿，周代已有许多合理的卫生制度。东晋时对传染病已有许多重要发现，最早论述了天花、霍乱、狂犬病的传染途径和预防措施。隋代并提出传染病为“乖戾之气”所致，唐代为防止麻风传染设“病人村”隔离病人；宋代发明人痘接种法，成为免疫法的先驱；明代对传染病提出系统的“戾气学说”，在细菌学、免疫学产生之前，这种摆脱传统束缚，大胆创新的假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我国古代各医家很早也注意到对人体解剖、生理和病理的观察研究。《内经》中对脏腑形质和功能就有了较详细的记述，对人类生命的发生、孕育、成长以至衰亡已总结出自然规律，特别是已经基本上了解了大小循环，我国医学上对人体心脏、血管和血液循环的认识至少要早于外国一千几百年。

在临床诊治方面，中医所采用的许多合理治病措施要早于外国。在诊断方面，早在公元前14世纪，我国已有了龋齿和肠寄生虫的记载，公元前5世纪以前已应用面诊、脉诊、舌诊、色诊。公元前5世纪时已能认识数十种疾病，许多疾病的最早记录首见于我国文献，中医也很早发明了某些疾病的特殊检查和鉴别方法。在治疗方面，我国应用的治疗方法很多，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很早就发展了独特的针灸、按摩和汤液，发现了可用动物脏器、矿物药治疗疾病的方法。公元2世纪已应用药物麻醉进行腹部手术。4世纪左右施行兔唇修补术，4世纪已知汞的利尿作用，并发明水银软膏治疗疥癣恶疮。7世纪用汞合金镶牙。9世纪发明义眼。12世纪发明用兔脑制剂催产。14世纪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上述都是世界最早的发明。

中国药物学著称于世，公元7世纪唐《新修本草》是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典。12世纪宋《太平圣惠和剂局方》是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17世纪《本草纲目》盛传各国。公元1世纪发展了炼丹术，由此开创了化学法药物提纯，10世纪已能提炼乌头碱，11世纪从人尿中提取相当纯净的性激素“秋石”。公元8世纪，食治学成为专科，15世纪总结出400余种可供食用的植物编成《救荒本草》，扩大了食源，增强了人民的抗灾能力。

中国医学几千年来为我国各族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也影响着邻国和世界医学。中国医学的历史成就是丰富而宝贵的，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们必须把它继承、发扬起来。

◆中国医学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同样经历了漫长的经验医学道路。西方医学在中世纪长达千年的宗教黑暗统治下发展艰难，而在“文艺复兴”的基础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16世纪以后结合实验科学发展到现代医学。中国医学在唐宋的巨大发展之后，又有金元学派和明代革新思想，孕育着变革的新因素。但一向先进的中国医学却未能超越经验医学阶段，完成根本性的变革，17世纪之后日益受到阻遏，鸦片战争之后，更逐渐陷入危机。阻碍中国医学发展的国内根源是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国外根源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毛泽东主席曾指出中国“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中国封建制度延续了2000年，最后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没落性与腐朽性，阻碍了医学的革命变革；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及其与国内反动统治相结合，采取排斥、打击与消灭中医的政策，加重破坏祖国医学的发展。社会生产条件的局限使医学的发展缺乏物质基础，封建的手工业的自然经济基础难以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医学上，没有显微镜，“戾气学说”就不能向微生物学发展，没有19世纪麻醉法、消毒法的发明，外科学也无从获得进展。至于精神领域的因素，就更为严重而复杂了。

中国医学理论学说形成于战国到秦汉时代，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代开科取士，重振孔孟，宋代封建制走向没落，而朱熹把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巩固下来，再次加强了封建专制，它对医学的渗透与影响是直接而久远的。尊经古方被看做天经地义，而科学的假说、创见、批判和革新被斥为“离经叛道”，《孝经》中倡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成为历代遵循的风习，严重阻碍了人体解剖学和外科技术的发展。医学每前进一步，都因封建保守思想严重受挫。

今日，上述阻碍中国医学发展的因素都已成为历史陈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医学的物质条件改善了，精神束缚解除了，我们迎来的是科学的明天，通过回顾历史，自然会使当今从事中医学的工作者满怀信心。

◆医学研究方式的转变

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对各种生命现象进行综合系统、动态定量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不但为医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引起了医学研究方式上的转变。

1. 由静态定性转向动态定量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动态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手段。由于显微镜技术使人们能够认识到生物的超微结构和化学组成，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使人们能够测定微量成分，动态地认识分子水平的生命活动，20世纪30年代以来，动态的定量研究开始成为现代医学的研究基础。如在微量物质测定的研究中，放射分析、示踪和蛋白（或受体）竞争结合法逐步取代了生物鉴定法和化学方法，从而能进行动态的定量测定。古老的人体解剖学也逐渐从单纯的宏观研究，逐渐转变为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功能形态学，由静止的形态观察转向微观、动态、定量的研究。在临床医学中，随着各种现代仪器设备的出现，以往对各种疾病的定性诊断技术，也逐渐向定性兼定量的方向发展。

2. 由单纯重视实验转向理论指导下的科研

医学研究时，观察、实验、记录事实一向被认为是首要的，思维推理往往只限于针对某项记录事实。但人体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因此单纯的用一项实验结果多半不能全面合理地解释某一生理或病理现象。在现代医学研究中，已不再是单纯的以实验方法为主，而是代之以通过综合众多实验结果，经理论思维形成学说，再通过学说的指导性作用，使科研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例如，关于衰老的机制，就有生物合成中差错增多的“成灾说”、按一定程序逐步推进的“程序衰老说”、神经和内分泌控制发生变化的“神经内分泌说”等10多种学说。

3. 由单一研究转向综合研究

自20世纪后期开始，医学研究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复合；从粗略到精密；从个人研究到集体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前，大多数科学试验还是在方法简单、规模不大的条件下进行的，甚至可以在自己家里建立实验室，做出诺贝尔奖那样的成就，如罗斯证明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其方法就是对蚊体标本进行持续两年的显微镜观察；而发现毛细血管运动调节机制的克劳夫就是在自己的居室里获得这一成就的。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许多对医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被不断报道出来，而这些成果是由不同学科的多位科学家共同努力才能取得的成就，如弗莱明、钱恩、沸洛里对发现青霉素的贡献就是综合研究方法取得成功的例证。当代的医学研究其实验仪器日益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科学思维对于研究成果能否被承认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表现在实验设计上的独具匠心，理论阐述上各种模型和假说的出现。这种变化的典型代表是DRA双螺旋模型的提出者克里克、沃森和维尔金斯所作的研究。目前，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在医学研究中广泛普及，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当代医学所面临的挑战

1. 慢性病的防治

当今世界，由于各种药物及现代治疗手段的应用，一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急慢性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同时，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各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正成为当今医学所面对的首要问题。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环境污染所致的地方病等，仍使世界各国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如1994年中国慢性病的治疗费用为4188亿元，同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1448亿元，慢性病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28.9%。这一数字说明，中国的慢性病治疗费用将给中国的宏观经济造成很大的压力。

慢性病的控制较传染病的控制难度更大，传染性疾病可通过群防群治、隔离观察等方法使疾病得到有效控制。而慢性病由于发病原因及防治过程较为复杂，目前的医学水平尚不能彻底治愈慢性病，只能控制症状，防止复发，在预防方面也受到各种难以控制的因素的影响。美国的统计资料表明，美国前四位死亡原因的平均致病因素，社会因素生活方式约占51%，生物因素约占21%，环境因素约占18%，保健服务约占10%。因此，对于慢性病的防治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用新的医学观念来指导卫生保健和医疗工作。

2. 新型疾病的出现

20世纪60年代以来，库鲁病、军团病、艾滋病等新型传染病不断出现，尤其是艾滋病，不但危害大，而且人类目前尚未找到根治该病的方法。同时，一些过去未有的新型疾病，如始于1996年的疯牛病，使人们对吃牛肉表现出极度的担忧；始于1997年的禽流感，使人们对吃鸡肉也产生恐惧。2003年“非典”在中国境内迅速蔓延并且波及世界，使现代人再次领略了瘟疫的可怕。这些都说明，虽然应用现代医学手段，许多传染性疾病已被人类所控制甚至消除，但由于病原体会产生新的变异物种等原因，人类仍有可能遭遇各类传染性疾病的突袭。

3. 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

老化有个体老化和群体老化的双重含义。群体老化又称人口老龄化，个体老化又称衰老。国际上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年型。通常的标准是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7%。20世纪以前，世界上仅有个别国家进入老年型社会。到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进入老年型社会。近些年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

中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年社会。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5000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约1000美元。在经济尚不发达，国民生产总值不高的情况下迎来人口的老化问题，常常会面临难以预料的困难。

衰老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生物层面的衰老会表现出精力减退、腰背关节痛、便秘、眩晕、耳鸣、失眠、白内障等，而老年人心理衰退与实际年龄并无明显关系，但与生理功能失调有关。老年人由于行动不便而与社会接触较少，其心中的苦闷若得不到及时排解，会发展为抑郁、孤独、情绪低落等问题，严重者还有可能出现老年型精神病。同时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制约了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因此要解决社会老龄化的问题，不但要有医疗费用的投入，更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

4. 新伦理道德与法规的制定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过去不曾遇到的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正摆在人们的面前。试管婴儿、器官移植、干细胞技术等，为许多绝望的患者带来希望，同时也带来新时期医学所面临的伦理道德及法律等问题。

自20世纪中叶开始，安乐死问题、试管婴儿的血缘认定问题、堕胎的人道问题、器官移植的合法性问题相继出现。在这之后，辅助生殖中的人工授精、胚胎移植技术的应用又使上述问题更为复杂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DNA重组和基因工程技术、单克隆抗体技术、PCR等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人类正面临着一个用传统的伦理学难以回答的问题。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的诞生，1997年克隆羊多莉的出现等，引起了伦理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开展、辅助生殖、克隆技术和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已日益引起人们对今后应遵循何种道德法规的思考。遗传基因的研究及其在辅助生殖技术中的运用，不仅涉及个入、家庭基因的隐私和权利，还关系民族的生存和安全问题，这些都是生命伦理学兴起的根本原因。生命伦理学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新的生命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进行社会化控制的要求。面对生命伦理学中的难题，其一是要求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要本着是为人类进步而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则；其实，公众也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或转变某些伦理道德观念，制定出新的伦理道德法规，从而有利于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发展。1992年国际生命伦理学学会成立，1995年亚洲生命伦理学学会成立。世界其他—些国家和地区也相继成立了生命伦理学学会，使生命伦理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

◆现代医学的发展趋势

1. 技术化趋势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医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往往很快地就在医学上得到应用和推广，导致现代医学具有以下特点：（1）科技队伍空前壮大。19世纪末，全世界科研人员不到5万人，目前已超过600万人。而且医学科研队伍由于大量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工程技术专家的参加而迅速壮大。（2）发明与应用的周期显著缩短。新的发明和发现往往多人同时或相继完成，且迅速推广应用，如1960年制成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次年便应用于医学临床；1947年第一例肾移植成功后，肝脏、心脏等器官移植迅速开展，至今肾移植已突破4万例；1970年一位学者证实劳斯肉瘤病毒颗粒中含有反转录酶，同年5月另一学者就发表了同样的研究报告，相隔不过数周，所以，科研工作在赶超先进时，发展科学中，时间和速度极为关键。（3）科技资料与日俱增。当代，科技资料浩如烟海。1978年全世界出版医学期刊达9000种，每年刊载论文、报告100余万篇。为此，实行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和掌握外语工具，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4）未来学研究的兴起。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所以分析动向、预测未来，对取得科技领先地位，在科学竞赛中夺取胜利十分重要。目前，许多国家都很重视科学技术史的分析研究和大力加强科技情报工作，并在大学里开设未来学课程。

现代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尖技术广泛应用，新尖技术的应用方向主要是微观、快速、精确、高效和轻便。现代医学的这一新特点，要求医学工作者具备较雄厚的物理、化学、数学和工程技术知识，并与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协作，发展生物工程学这一新兴的学科。

自19世纪X射线技术被应用于医学后，20世纪初，X射线造影技术又被应用于检查血管、胆囊、尿道、肾脏等许多器官。20世纪30年代，又有了脑血管造影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科马克和豪斯菲尔德发明了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摄影术（CT），使X射线诊断技术的应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心电图诊断技术也是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一项检测技术，6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使心电图检测技术开始进入数字化时代。同时期血细胞自动分析装置研制成功，脑电图仪的制造技术也不断革新，使诊断神经系统疾病的技术获得突破。总之，自从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其应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现今计算机技术已渗透到医疗、科研、教学、医院管理等几乎所有与医学有关的领域。

2. 交汇化趋势

一方面，现代医学由于融入了许多其他学科的内容，已成为一个包含庞大知识体系的学科。医学科学所涉及的学科庞杂，体现出医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复杂交叉性；另一方面，社会也需要医学既要纵向发展，也要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社会进步既需要生产力的提高，也需要人文思想的进步，反映在医学上，突出地表现为医学与社会的紧密联系。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需求内容，从而对医学科学不断地提出新问题，也为医学科学领域的扩展与深化提供了条件。社会医学、劳动卫生学、职业病学、食品卫生学与营养学、流行病学、环境医学、特种病学、核医学、医学心理学、心身医学等，都是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医学科学的分支，这些学科的出现，反映出医学领域的横向渗透。

医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应用技术科学。因此，引入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与手段，对医学科学的发展能够起到促进作用，例如显微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开辟了细胞学、组织学、微生物学等学科；X射线衍射、超速离心分离、电泳、层析、光谱、色谱分析等技术促进医学科学进入分子水平。可以说，正是不断吸收其他自然科学的新技术，才使得电医学从个体向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分子、量子逐层深入的纵向发展。

剖析现代医学纵横交错的学科网络，可以看出，无论是边缘学科、综合学科，之所以能够交叉，本质在于学科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比如生物力学的产生在于生物运动中存在力学现象，同时，力学原理又可应用于生物学研究之中。此外，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为人服务的，医学与其他学科的这一交叉，不但促成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而且也指引着各学科的发展方向，使之在合作中得到共同发展。

3. 社会化趋势

由于现代医学已形成综合、完整的庞大科学体系，科学研究工作的社会程度空前提高。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医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医学的发展虽然受生产力的制约，同时社会因素对其也有深刻的影响。假如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水平，今天的医学科学不可能迈入宏观与微观综合发展的新阶段。近代电子技术与生产的迅速发展，为医学提供了大量的仪器设备，工业化生产促进了现代卫生学、社会医学等新学科的形成。医学的社会属性，表现在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生产水平相适应。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平均寿命密切相关，卫生事业发展同社会经济水平成正比。

然而，在肯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医学发展的制约作用时，也不应忽视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卫生政策等社会因素的重要影响。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生产水平较低，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府所推行的卫生保健措施得当，我国在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主要健康指标方面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由于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正常与异常的生命活动，而人类兼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因此，维持人们的健康长寿不能仅凭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几个长寿群体都生活在物质条件欠发达的村落，这一事实也说明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很重要。

4. 国际化趋势

当今社会，由于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便利，世界各国之间的人员交往日益频繁。电子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飞跃发展，也为医学家们进行国际间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对人体健康的威胁，更是要靠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难题。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医学作为融合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为一体的庞大的学科体系，具有更广泛的国际交流性。如果说过去的医学国际交流仅仅是个别现象，那么现代的医学国际化合作已成为一种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各国的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在组织国际间合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各国的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也都随时密切关注着别国的同行所做的工作，以便从中得到启发。现今几乎每一项重大医学成果的取得，都是多学科、多国人员合作努力的结果。在我国的医学研究领域中，领导统一、组织严密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正在开展的有关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常见病、多发病等几十项重点研究项目，都是由国内许多单位的相关学科协作进行的。近些年来，这一医学协作的规模已从国内协作向国际合作方向发展。

当今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医学发展国际化的趋势。各国学者可以快捷方便地获取世界范围内的大量最新医学信息，最大限度实现了医学新技术、新理论、新知识的应用和交流。许多重大的医学研究课题也在国际性合作的形式下进行，其中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制定与实施，就是当代全球性医学合作研究的典范。

此外，当今世界医学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通常每年召开各类国际性科学会议200次以上。医学各主要学科皆有国际性学术组织并定期召开大会，如国际生理学大会、国际外科会议、国际儿科学大会等。各国聘请著名国外学者讲学或兼任客座教授已成惯例。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我国医学科学与国外的交流活动日趋扩大。现在平均每年几乎都会有国际性的医学会议在中国召开，中国的医学科学工作者也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医学大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