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者的格范对后世侠的定型化起到重要作用

三、先驱者的格范

侠作为一特殊社会人群，崛起挺生之初，儒墨两家的行事方式及社会理想对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规范及于后世侠者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成为汉魏两晋南北朝历代侠者自觉不自觉予以照奉的准则。自唐宋以后，特别是宋以后，随商品经济繁荣，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在市民社会（包括秘密社会和江湖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趋向，它对其实已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潮之外的侠也发生过影响，对其人格的建成和确立起到了一定的范导作用。

这里，我们拟再就侠人群自身人格格范对历代为侠者的影响作一番检讨。我们以为，这种自身人格格范，特别是游侠先驱的人格格范，对后世侠的人格的定型化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更加直接、更加有效。下面，结合侠的人群构成、活动方式和社会关系，来作一具体的论述。

就游侠最初的集团构成而言，他是由春秋、战国失职士人中偏尚用武的一类蜕变而来的。以后，不断有一般平民和自由民加入。自两汉以后，社会各色人等都有投身为侠的，其中尤以无业游民以及豪强地主、亡命无赖居多，这使得其社会身份渐趋复杂。唐宋以降，商业、手工业者较之汉唐更大量地涌入，乃或花鸨梨▌也有挺身为侠的，遂使其整体的人格构成更显驳杂淆乱。这种集团成员构成因素的复杂，直接影响了侠的人群特征和人格特征的建成。如前所说的，侠好游好勇好名，为求公正的伸张，一己意气和感情的伸张，可以不顾一切。这其间，自有尚友重信刚毅坚忍的一面，有严于自律、爱重名节、为求社会公正不惜身陷法禁的忠直一面。然而，由于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居上层者好以财势役人，居下位者又每每以强力压人，遂使其人格在核心特质之外，又带上了明显的两面性。那种偏尚意气、快意恩仇，过执是非、睚眦必报，使得他们无数次被人等同于盗匪和草寇，他们的人格精神也因此受到来自传统伦理规范的无数次拷问。

在这当中，先秦游侠先驱和两汉著名侠魁的影响力尤其巨大，并且在一般的情形下，它通常是一种正面影响。秦汉时期侠的集团构成，不乏贩夫走卒和鸡鸣狗盗之徒，然其人高上其志，平居不异常人，乃或唯唯诺诺如庸人，一旦事起仓猝，变难突发，却能慨然慕义，挺身奋起，极具人格感召力。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所载的北郭骚便如此。北郭骚很穷，靠结罘网、捆蒲苇和织屦履奉养老母，因不能维持生计，前往求见齐相晏子。晏子仆人识得他是“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贤士，极力怂恿晏子满足他的要求。晏子见如此清高的他独独向自己告贷，颇为自得，让人取出一部分钱粮相赠。北郭骚“辞金而受粟”，不道一声谢就走了。不久晏子因见疑于齐王，不得不出奔国外，行前向北郭骚辞行。北郭骚沐浴而出，问明情由，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夫子勉之矣。”晏子十分绝望，上车叹自己不会识人，是该有今天的出亡。北郭骚见晏子一走，立即招来朋友，称“养及亲者身伉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然后穿戴齐整，入见齐王，力言晏子是当世的大贤，倘若离去，齐国必遭列强侵凌，自己不忍见齐国被侵，所以先死一步，来此是特请允许以一己之头，为晏子开脱。从他同去的朋友将其头颅放入竹笥，称北郭骚为国而死，我也将为北郭骚而死。回家即自刎而死。齐君听说此事，十分惊骇，想到晏子竟如此得人爱戴，亲自乘驿车将他追回。时晏子刚走到郊外，听说此事，感叹自己不识人到这种程度，是该出亡。北郭骚一旦受人恩惠，不惜以身相报。北郭骚之友激于义气，也能够以死报答友人的信任，其侠义忠烈丝毫不落于后，真可谓人以群分了。此后，有侯嬴报平原君恩，刎颈而送之事，北郭骚及其友人的侠行足以与之相辉映。

北郭骚“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人格精神，知恩必报而不自伐其德，为求事成而无所畏惧的气概，无疑为后代侠者舍生取义感分遗身作出了榜样。榜样是什么，无非是一种人格范型。每个人的认知、情感、意志都不相同，基本精神面貌因此也各有特点。然既为侠者，则他必须接受一种共性特质的指引。就实际情形看，侠是乐于接受这种指引的。所以当有一气义兼具的人格挺立在面前，因身心受到震撼，他们是不仅要在自己身上复活这份气义，更要使这气义代代无绝发扬光大的。

其他如春秋时公孙杵臼、程婴、毕阳、偃息、仲行、缄虎、专诸，战国时豫让、要离、孟胜、徐弱、聂政、蔺相如、朱亥、毛遂、鲁仲连、虞卿、唐雎、缩高、荆轲、高渐离、田光和养士四公子，他们各立侠节，做出许多名动天下的义行，包括汉代朱家、郭解等人，大抵都不出“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范围。他们对后世游侠人格的养成、人格内涵的确立，发挥过重大的影响。乃至一直到近代，如冯自由《革命逸史》记潮州黄冈起义英雄余通“少负气任侠，稍读书”，仍“深慕荆轲、豫让为人”，谭嗣同《报刘淞芙书一》中则自称“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

次就侠的活动方式来看，其人大多好以奇言奇行邀引世誉，以奇志奇节立威树名。对社会常规和世俗常理的抗拒，使得他们超越于绳检之外，拥有一份自我解放，随心所欲可逾矩的快感。从历史上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他们是十分希望享有这份快感的。并且为了充实和加强这份感觉，乃或在被拯救者或一般社会人群面前树立起英雄形象，他们不惜通过保持与外人的心理距离、行为距离所获得的神秘感，来维持这种感觉的存在。而就客观方面来说，一般社会人群大多安于弱小，藉着期盼超人出现代为决断是非，实现正义的心理，也愿意看到并接受有一个由里到外都异于常人的拯救者，并乐于传扬他们的异事奇行。至于他们横行不法，时捍文网，只要尚未危及自身，人们也总会站在非享利者的角度拍手称快，并从中获取一种心理代偿的满足。侠受到这种殷勤的鼓励，自然更将自己的特性发挥充分，乃或至于刻意为之，以称大众之意。

抱弓箭石刻武士俑

具体地说，他们服饰佩戴离奇，浑身装束怪异，好带兵器，剑弓不离手，骏马不离身，且怀丸挟弹，从者如云。如果说，先秦游侠先驱因置身社会各阶层，尚未彻底独立出来，并无意于自尚身份的话，两汉以来的游侠则十分注意整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培养，装束的奇特，是这种认同、归属意识的表层外显。再者，是他们资财获取渠道的特殊。由于大部分侠不治生产，不乐常业，若无丰厚家产遗留或富贵馈赠接济根本无法生活。然而，事实是侠的生活大都不差，有的还很好，这是因为他们常做一些无本的买卖，如剽掠椎埋、掠卖劫质、发冢盗铸，一直到违禁走私。明人郑仲夔《耳新》一书记载：

潮惠有大侠，每▌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赎取，必厌其所欲，始听归，为之勒赎。初掠去时糊其目，有数人掖而行，行许久导至一所，入门皆纡回深巷，及里许令开目，则巍然殿宇，上有冕老端坐，仪卫如王者状，掖者令前伏谒。日廪饩之甚厚。将赎还时，令谒辞冕者，复与之燕，皆异馔罗列。燕毕辞出，复糊其目。掖至出帖处，乃令自取道归。

这是劫富豪以自济。当然，也有的侠行此以济人的。

此外，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充满刺激，斗鸡斗鸭，飞马走狗之外，击剑骑射、赌博豪饮，是他们最常做的事。击剑骑射“于血气精神，有鼓荡发扬之效”^[86]，故游侠如阳固等人，可以因好此而不事生产。赌博豪饮能激扬人的意气，获得一种强烈的生理反应，更使侠为之倾倒，一时“饮博之徒”，竟成侠的代名词。至于他们的行侠活动，除赈贫济困、抱打不平和报恩报怨外，还有藏亡匿死、攻讦长吏、持吏短长诸项。正如近人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所言：游侠“最为人所归附之原因，盖以其动即容庇罪人，抵抗官府”。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布衣时，性喜任侠，就曾“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87]。至“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88]。影响及后世，如北齐李景遗当兄以受贿罪被御史举劾，禁于州狱，即率左右十余骑，诈称台使，入州城劫人，州军追讨不能制，他由此大得侠名^[89]。

上述活动方式，大体在两汉已经出现，或在两汉基本定型。考察后世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他们基本没有逸出这一范围。如前所说，侠在行为处置和情感处置方面有其独到的道德视境，表现出特有的取去和好恶。在这里，他们着装奇特无非是为示勇立威，求势博名；非法集资无非是为更好地周游交结，包括张大私欲和接济贫民。至于对社会法禁的干犯，对官府朝廷的抗拒，显见是为了求生存，进而求从心所欲可逾矩的自由的快感，所有这一切，都滋育了他们人格中轻急顽悍果决勇毅品质的养成。当我们论及并归纳侠人格的总体特征时，是不能遗落这种具体生动的生命力的搏动的。

再从侠的社会关系来考察，在中国历史上，侠秉持独特的原则，以自己的方式行侠义之事，屡见于史。当他们处于民间，游于江湖，大多葆有自己本来崇尚的自由天性，他们的行为也因此更为广大的人群所认同。然而，基于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异人，作为坚持独特理想的社会人群，他们也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正是在对这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处理中，侠向世人展示了在诸多神秘外相包裹下，他的真实思想和情感，他的复杂人格的每个侧面。

战国四公子所属国家

与前述数端一样，侠的主要社会关系类型也是由秦汉游侠先自确定的。一是与公侯权贵的关系。在侠崛起之初，即与公侯权贵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说：“汉代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其实，早在战国之时，那些在四公子门下为客的游侠，已与权贵交通并为其所用了。《史记·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即可证明。信陵君“能急人之困”，大有侠风，他所倾心结交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屠夫朱亥，也都是侠。两汉以来，养士之风不但并未消歇，侠与王公贵族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反而变得更加密切，这一点可以从班固《汉书·游侠传》中清楚地读到。王褒《游侠篇》所谓“河南朝四姓，关西谒五侯”，不过是对这种现象的形象表达。

而就汉以来王公贵族对侠的态度而言，则有一个由因尊敬而礼遇，向为利用而恩结，乃至豢养以为驱使的转化过程。汉代任侠成风，游侠享有隆盛的社会声名，承战国余风，他们的活动还比较自由，主人失势，或自己与主人见解不合，都可以要求离去；主人立下的规矩，也未必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如成帝时大侠楼护，出入外戚王氏家，被奉为上宾。王氏假元后之力，势倾朝野，于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竟有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兄弟五人同日封侯。他们“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彼此之间各“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但楼护却能自由穿梭，“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有的侠不为人客，乃或自己养客，更不存在人身依附问题。以后，随封建国家官僚制度的完备，官吏特权的膨胀，还有门客向私客、奴客方向的转化，依人做客的侠对主人的服从才渐渐变得无条件，侠的独立性才渐渐消失。侠与权贵交往导致的结果是多重的，既使侠赖此为背景，做出种种有利于贫困孤弱的侠行，但又有障于恩义，摆脱不了功名利禄的引诱，甘于沦为供其驱役的工具的。

二是与豪宗强右的关系。所谓“豪杰则游侠通奸”，汉代这两种人的联系非常密切，虽高祖武帝迫令迁徙，但“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寄食于关中土著之间”，并没有像王夫之说的那样，使他们“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焰沮丧。……摧折凋残而日以衰”^[90]。从某种意义上正相反，它反而把两者牢牢地粘连在一起，并使其在不久以后得以迅速地复苏和发展。当然，就一般情况而言，迁徙之法还是能起到裁抑豪强和游侠的作用的，所以这一办法在推行过程中，常会受到一些阻力。不要说强行迁徙，即使冠以求才的美名，也常常会引起他们的反抗。如北魏永兴五年（公元413年），明元帝拓跋嗣诏令遣使“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91]，就曾引起不小的骚动，所谓“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面对来自侠与豪强站在一个立场上的合力反对，明元帝拿不出任何办法，只得召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等人商议。问“前以凶侠乱民，故征之京师，而守宰失于绥抚。今有逃窜，欲大赦以纾之，卿等以为如何？”元屈认为“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于下，不以先诛首恶，赦其党类”。崔玄伯不同意，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赦而不改，诛之不晚”^[92]。他的意见得到了明元帝的采纳。可见，一旦侠与豪强联系，是足以令朝廷大感棘手的，而侠与豪强也似乎深知这一点，由此更注意胶结朋比，以至上干王法，下乱吏治，无所不为了。

唐五代以后，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日益加强，战国余风的日渐荡失，除皇室并兼土地受到保护外，一般豪强地主肆意倾吞，横行不法，总会遭到朝廷的严厉裁抑。与此相联系，豪强地主也再不敢如汉时那样，明目张胆地招纳亡命，任用游侠以夺权于地方。如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朝廷新颁充军条例，就有对大户人家佃仆犯法，户主知情放纵的专门，处罚规定^[93]，这使得豪强招聚人手时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就侠一方面而言，至宋元以降日益离落，社会影响日趋狭小，他们对豪强的吸引力也就大大地降低了。宋元以来侠者兼大僚的日渐减少，侠可平交公侯并与豪宗强右分庭抗礼之事再难见到，便是证明。但是，上述判断是就侠与豪强关系发展的总趋向而言的，相反的例证间或存在，如前已提到，就是在明代，仍有不少豪强任用侠为害地方，于此可见秦汉侠风的影响。

三是与盗匪及起义农民的关系。侠上可与公侯权贵以及地方豪强相交通，在某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可与独霸一方的藩镇相往还。但既称游侠，为不居常业不持恒产之人，毕竟以处民间的时间为多。此时多不治生产，没有正当稳定的职业，且有一定的寄食性的他们，在不能与上述有财有势之人往来并得其资助的情况下，是赖什么为生的呢？或者说是借重于怎样的社会关系，继续他为侠者的纵放生活的呢？按之史实，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上大量盗匪或有盗匪习气的浮手游闲的存在，给侠提供了生存并发展的机会，侠与盗匪的关系由此变得十分密切。

侠与盗匪的联手在两汉时已经实现。《汉书·武帝纪》所言“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就是指当日豪猾和游侠勾结强盗土匪多行不法一事。这些盗匪自己凭强力干没有本钱的买卖，对孔武有力，且不爱理会官府法令的侠几乎有天然的好感。侠豪爽讲义气，轻视财货，堪托生死，更符合他们的胃口，所以他们大多乐意甚至主动与侠交往。如汉末董卓早年在羌中为侠，当地豪帅，即一批强盗头目，都与他倾心相交，以后董卓归耕故里，他们还打老远跑来看望。有的人因钦慕侠的为人，甚至自愿归服门下，受其约束。汉以来最崇拜游侠，而游侠也多赖以成事的基本群众，那些亡命无赖，也都近似盗匪，乃或就是以盗为生的强人。故《史记·游侠列传》称其“走死地如骛者”。

侠与盗匪关系密切，还集中表现为一些侠兼作盗匪，具有亦侠亦盗的双重身份。当他们急人之事解人之难时是侠，而当他们出于私利，纵欲自快，任意劫掠他人财物以自奉时，就是盗匪，是司马迁、班固所谓“盗跖居民间者”。每每在这种时候，他们所结交和倚重的就基本上为清一色的盗匪了。以后历代侠放而为盗贼，如晋戴渊、北齐詹法寿、唐刘弘基、牛进达等人，一直到明代王直、清代张嘉祥等，皆可从中找到源头。如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故人乐与之游，一时恶少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咸宗之”^[94]。当然，不能说做强盗的侠已褪尽本色，一无可取。所谓盗亦有道，还有许多人虽身涉匪地，仍可以驱策或影响同道，劫富济贫，行侠义之事的，这样的人，古人称为“侠盗”。他们纠合徒众，为民请命，终究是干出一番侠行的。

与此相联系，侠与农民起义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既表现在许多起义领袖和参加者是游侠出身，如秦末农民大起义中，英布、彭越等人都好为任侠，甚至就可以说是侠，他们特别愿意与不久公开造反的骊山刑徒、钜野泽少年结交，并希望赖此做出一番大事。汉末黄巾大起义，张角所用的“刺客死士”中也多游侠。另外，又表现在有些起义领袖召纳豪侠以充实自己的队伍。在秦汉游侠的影响下，隋唐以降如窦建德、杜伏威、李子通、徐世▌等人，皆以任侠而领袖群众。如窦建德材力绝人，喜侠节，颇以然诺为事。乡里有人丧亲，贫无可葬，他听说后，“遽辍耕牛，往给丧事”。有劫盗夜入其家，被他发觉后连杀三盗，其他人再不敢进入，在门外要求把尸首交还。他称可以扔一根绳子进来，拉走尸体，强盗信以为真，投绳入户，他用绳子系住脚，待强盗拉动后，突然跃起，又杀了几个，从此远近闻名。他还做过里长，因犯法不得不四出亡命，遇朝廷大赦，才重新回家。父死之日，赶来送葬的有千余人。至于藏亡匿死，仗义救人更没少做。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朝廷募人征讨高丽，清河郡选勇士充小帅，他被补为二百人长。其时山东大水，同县人孙安祖家为水淹，妻儿尽数饿死，但县吏仍要征他入军，他一怒之下将人杀了来投，窦建德二话没说，将他藏匿起来。以后又招诱逃兵及无产业的浮手游闲数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为群盗”^[95]。观其行事，纯然是一副豪侠的作派。以后，他领导河北义军攻城克地，成为一支重要的反隋力量。尽管如此，他一直注意与士卒同甘苦，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皆散给众人，自己一无所取。他的衣食住行也十分简单，妻子儿女都不着纨绮，在义军将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唐以降，一直到北宋宋江、元末农民大起义中郭子兴、陈友谅，明代江西邓茂七、清末石达开等，也都是豪侠出身。

综上所述，侠许多真实的思想情感和复杂人格的每个侧面，确乎在其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中显露无遗。如他好结交，好立名，好行公义，好张义气等等，因都基于在现实关系中找到安适之地的考虑，变得很可以理解，很可以接受。此其一。其二，秦汉侠所建立的社会关系，为后世历代侠沿承，由此造成后世侠者在处置这些关系时，大多投以相同相类的关注，发舒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情感。因此，他们在人格面貌和人格特征上，也就有了与其先辈相同的特征。应该说，这种面貌和特征也是秦汉侠的人格的感召。他们对后世历代侠的人格的建成，确实起到了规范和塑造的作用。

【注释】

[1]《原儒墨》，《中国哲学史补》，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2]《关于儒、道、土匪》，《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469页，三联书店1982年。

[3]《章氏丛书·检论》。

[4]《中国之武士道》，《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

[5]《释侠》，《学思》第1卷，第3期，1942年。

[6]《墨子·非乐上》。

[7]《墨子·非命下》。

[8]《庄子·天下》。

[9]《庄子·天下》。

[10]《墨子·贵义》。

[11]《墨子·兼爱中》。

[12]《墨子·天志上》。

[13]《墨子·天志中》。

[14]《墨子·兼爱下》。

[15]《墨子·尚贤下》。

[16]《孟子·尽心上》。

[17]《文子·自然篇》。

[18]《墨子·兼爱下》。

[19]《墨子·大取》。

[20]《颜氏家训·省事》。

[21]《淮南子·泰族训》。

[22]《吕氏春秋·尊师》。

[23]《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五勇之论》。

[24]孙诒让《墨子传授考》。

[25]《论衡·案书篇》。

[26]《太平经》卷六十七。

[27]《太平经钞》辛部十四。

[28]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第12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9]《墨子·兼爱下》。

[30]冯自由《共进会会长张百祥》，《革命逸史》第五集。

[31]贺涛《书枙史记·游侠传枛后》，《贺先生文集》卷二。

[32]《清稗类钞·义侠类》。

[33]《论语·泰伯》。

[34]《论语·子罕》。

[35]《论语·泰伯》。(www.xing528.com)

[36]《论语·宪问》。

[37]《论语·卫灵公》。

[38]《孟子·滕文公下》。

[39]《孟子·尽心下》。

[40]《孟子·滕文公下》。

[41]《孟子·告子上》。

[42]《论语·子路》。

[43]《论古代任侠之风》，《思想与时代》，第12期，1942年7月。

[44]《论语·宪问》。

[45]《论语·阳货》。

[46]《庄子·秋水》引。

[47]《论语·为政》。

[48]《礼记·祭义》引。

[49]《论语·宪问》。

[50]《史记·孔子世家》。

[51]《列子·说符》。

[52]《说苑·建本》。

[53]《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54]《原儒墨》，《中国哲学史补》，第43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55]《庄子·盗跖》。

[56]《礼记·中庸》。

[57]《论语·先进》。

[58]《论语·公冶长》。

[59]见《汉书·艺文志》注。

[60]《孟子·公孙丑上》。

[61]《纯常子枝语》卷十七。

[62]《读游侠传》，《眉三子半农斋集》卷二。

[63]《三国志·魏书·阎温传》注引。

[64]汤增璧《崇侠篇》。

[65]《长安志》引《汉旧仪》。

[66]王稚登《吴社编》。

[67]《清高宗实录》卷七。

[68]《史记·货殖列传》。

[69]《史记·货殖列传》。

[70]《张隐君传略》，《沧溟集》卷二十。

[71]李敬之《海澄县志》序。

[72]《蛾眉篇》，《诗慰初集·林孝廉集选》卷一。

[73]粱父山人艾天启《步天集跋》，《傅远度集·步天集》。

[74]《赠老兵张从俞盱江戚南塘战五得爵而卖金》，《傅远度集·唾心集》。

[75]《美女歌》，《傅远度集·英雄失路集》。

[76]《宋史·食货上》

[77]《随隐漫录》卷五。

[78]周密《武林旧事》卷五。

[79]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

[80]郑克《晰狱龟鉴》。

[81]《宋史·管巩传》。

[82]《宋史·石公弼传》。

[83]尚秉和《辛亥春秋·革命源流》。

[84]《论语·卫灵公》。

[85]白居易《中隐》，《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二。

[86]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第四册，第990页，中华书局1986年。

[87]《后汉书·董宣传》。

[88]《汉书·地理志》。

[89]《北齐书·李元忠传》。

[90]《读通鉴论》卷二。

[91]《魏书·太宗记》。

[92]《魏书·崔玄伯传》。

[93]《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七十五。

[94]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

[95]《旧唐书·窦建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