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主体性与邮政系统

西方人的信箱中塞满了不期而至的宣传册、商品目录、传单、商家的竞争宣传、告示及其他商业广告，这些废纸足以支撑起新兴的废品再生行业。邮政系统陷入了一个纯粹属于废品循环的怪圈。从韦尔斯·法戈（Wells Fargo）和快马邮递（Pony Express）演化而来的美国邮政系统不得不与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一大批增值邮电服务项目竞争，弄了个“蜗牛邮件”（snail mail）的绰号，现在只能勉强度日。在美国，邮件是一种法定媒体，受到保证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此美国公民不得拒绝接受邮件，同时他们也没有办法选择接受何种邮件。自由市场通讯中的垄断倾向曾使商业信函和明信片借目标营销之名泛滥一时，阻塞了邮路，这样看来，网络通讯的前景也不妙。在电话、电报、邮政服务以及现在的数字通讯中，企业内部通讯、企业与企业间的通讯以及直邮广告一直占主导：在每一种媒体中，商业通讯都占到80％左右的份额，政府则使用了剩余份额中的大部分，而人与人之间的通讯只占其中很小一块。而今，所占份额本来就很少的私人通讯又日益受到目标营销邮件、电话促销和电子邮件广告的侵蚀。营销媒体主宰着各种通讯网络，信息供应越来越集中，接收信息的受众被划分得越来越细，信息分流日趋严密。邮政系统是全球网络的一个范本，如果我们想了解全球网络发展的可能性，邮政的发展史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考古发现显示，早在5000年以前，沿着大河水系发展起很多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阿姆河^〔2〕和锡尔河^〔3〕、印度河谷的哈拉帕^〔4〕和摩亨朱达罗^〔5〕、长江和黄河的中心地带，这些文明被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体系联系起来。令人惊讶的是，在公元前几百年前就建立起来的通道和路线至今仍然是当代交通的大动脉：古代的丝绸之路（Bentley, 1993: 29—66），北方干草原上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的通道（MacNeill, 1963: 102—109, 232—245, 386—412），横跨大洋的季节性贸易风航线——这些航线把传说、宗教、技术、瘟疫从一个文化传播到另一个文化中，从旧大陆带到广阔的太平洋（Curtin, 1984; Lacour-Gayet, 1953a, 1953b; McNeill, 1976）。几百年后，19世纪的电报网与新开凿的运河及新建的铁路相连，形成了日后的电话网的基础，原原本本地复制了古代的那些交通路线（参见Ahvenainen, 1981; Coates, 1990: 29—44; Kieve, 1973; Shridharani, 1953），当年的电话网又形成了今日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真正给这个古老交通系统增加了新路线的只有航空：航空交通增加了穿越南北两极的航线。

马林迪、盖迪、桑给巴尔、威尼斯、马耳他、黎凡特、廷巴克图、马拉喀什、亚历山大、撒马尔罕、巴格达、布哈拉、敦煌^〔6〕：这些商业城市一度商贾云集，他们带来了新闻、歌曲和诸神，他们从欧洲带来了马匹，从亚洲带来了丝绸；这些城市的名字直至今日仍然带有传奇的光环。骑着骆驼或骏马，乘着单桅帆船、小舢板或有三层桨的战船，朝圣的基督教徒、朝觐过麦加的伊斯兰教徒、十字军战士、游牧人、学者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漫游世界，在世界各地的集市上与其他地区的人分享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学习别人的文化；在这样的集市上，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很难截然区分。北大西洋沿岸风疾浪高，这里的人没见过多少来自南方沿海和河岸边的热衷于贸易的人，不知道联系着东方和西方的大草原上的通道，不了解这些通道上的人口大流动，因此他们认为人类有史以来的六千年中的交流是不活跃的、甚至在日渐萎缩，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封建时代曾一度把基督教世界中的人民禁锢在土地上，但这却使他们在开禁后更热衷于回到全球交流的大潮中去。

圣保罗^〔7〕给他的地中海信徒的书信所经过的路线早已存在，在他于马耳他遭遇沉船之前，地中海中的这条航线就已经存在四千多年了，这是一个各种文化交织起来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穿梭往来的诸神和军队见证了各民族间的手足情谊，这种手足情谊与王礼在一千三百年后于中国看到的“手足之情”如出一辙。在圣保罗生活的时代，书面文字（不论是神圣的福音还是皇帝的圣旨）的传播依靠久已存在的航线，这些航线是那些建造了巨石阵^〔8〕和卡赫纳^〔9〕巨石纪念碑的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开辟的，在腓尼基人来到康沃尔郡^〔10〕并从这里向中国倒卖锡之前，这些航线就已存在了。塔尔色斯的扫罗^〔11〕并不是使用这些古老航线的第一人，也不是使用这些航线来传递消息的第一人，但他作为福音传道士亲自传递自己的书信，无疑是个模范。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如果撇开书信传递过程中的丰富的文化内容，书信的历史无疑将会变得十分单薄。

快马邮递始创于1860年，一年后便因为铁路的快速发展而变得过时了。快马邮递的速度和五百年前的可汗国和二千年前大流士时期的波斯帝国的邮递速度差不多。欧洲各个帝国的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通讯速度仍然取决于贸易风的速度和马的速度，而且还要靠运气；急于求成的扩张主义者深受速度限制的苦恼。人们把信件裹在柏油纸中，放在开普敦的石头下面，等待下一艘目的地与信件目的地同方向的船只路过此地时把信带走，因此，帝国的统治和管理只能听凭天气的摆布，取决于往往是一字不识的水手的善意。从管理的角度讲，无论是经过好望角到波斯湾和印度的海上航线，还是从陆路到波斯湾和印度的通道，都太慢了：1645年10月31日，一封有关英联邦事务的信件从伦敦递出，到达巴士拉的时候已是1646年4月10日，最终送达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已是10月12日，信件在路上走了差不多一年（Sidebottom, 1948: 11）。信件传递速度、能否得到保密、能否及时得到答复，这些问题成了国家大事：直到1812年，因为横跨大西洋传达命令速度太慢，新奥尔良之战还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后打了起来（Fuller, 1972: 9）到19世纪中叶，邮政总局成为英国最大的政府机构，也成为大英帝国中雇员最多的机构。殖民的需要使邮政必须进行技术改良。半岛和东方公司（The Peninsula and Orient）的航线得到了大量补贴，定期安排邮递轮船，往返于苏伊士运河——19世纪最大的民用工程。1857年，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报道了越洋铺设海底电报电缆的第一次尝试，略有点仓促地写道，“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得上［铺设海底电报电缆］，它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活动领域”（Kieve, 1973: 109）。

铺设电缆用的是伊萨姆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名下的“大东方号”巨轮，船长是来自威克洛郡的罗伯特·哈尔平，由他负责把电缆从克立郡的瓦伦西亚铺设到纽芬兰，全长26000英里（Rees, 1992）。在1840年的爱尔兰大饥荒中，克立郡和威克洛郡都是重灾区，只有那些比较幸运的人才能向外国移民。那么，穷苦人怎么办？梅奥郡的律师助理迈克尔·肖内希“经常遇到不满十八岁的年轻人要求被发配到殖民地去……肖内希先生说，‘我确信，他们要么饿死，要么犯罪，除此别无选择’……他们‘衣不遮体，头发蓬乱，眼珠凹陷，嘴唇无一丝血色，瘦骨嶙峋，小骨头关节一清二楚’”（Woodham Smith, 1962: 374）。那些命运好的人逃出去后寄回了一千三百万英镑左右的钱，接济国内亲友度日，使他们逃过了爱尔兰的大饥荒。逃离恐惧的需要成为交通网络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电报工程师们在铺设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电缆时选择了北方贸易线路，距离最短，这样的选择并非仅仅出于实用的目的，而是因为这样可以直接服务于移民大潮。英国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老拿骚（Nassau Senior）曾希望爱尔兰大饥荒至少可以饿死一百万人，而且他觉得饿死这么多人还是不够（Woodham Smith, 1962: 373）；如果爱尔兰人不想饿死，那么移民是唯一的出路。正如罗伯逊（Robertson, 1992）所言，全球化促成了现代化，而不是相反。定期航班使人成为被运送的货物，电报把人所经受的磨难转化为消息，这一切都以旧大陆的古老的交通网络为基础并得到这个交通网络的支持。横跨全球进行交流的能力把被禁锢在本土上的人解放了出来，于是，19世纪因为宗教、政治和经济原因而沦为难民的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他们的祖先文化容许他们离开故土，而且鼓励他们对文化身份抱着较为开放的态度——除非他们被当作奴隶贩卖。对许多爱尔兰移民来说，他们几乎没有保留什么可以使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的本土文化。不过，离散在外的爱尔兰人仍然具有爱尔兰特性，这种特性是这样的一种主体性，其核心是对遥远距离的体验，这是一种网络化的主体性（networked subjectivity），它不仅受中介物的作用，其本身经历便是一种中介，这便是新生的电子网络的一种特性。

1921年，民用航空部就发展大英帝国的民用航空交通问题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声称：“历史证明，进步、力量和交通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转引自Daunton, 1985: 184）。这份备忘录带着一种新的紧迫感，重述了19世纪帝国邮政再三重复的信条。现代通讯基础设施在19世纪的发展源于对新媒体的威力的坚定不移的信仰。新媒体不仅能传递统治者的训令，还能够向帝国通讯业中的工人灌输纪律严明的工作作风、正直笃实的道德观、对权威的尊崇以及对西方的技术发展之路的认识。1850年，加尔各答邮政局长泰勒（W. Taylor）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勤杂工们不识英文，他们乱哄哄地围成一圈，盘腿坐在地上。一个声音嘶哑的职员大声喊出信封上的名字，他把英语名字念得怪怪的，错得一塌糊涂，念出一个名字便把信甩给其中的一个勤杂工，勤杂工在每一封信上标上莫名其妙的象形记号代表那个职员念出来的英语名字，这场面真像是变戏法。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序只能用眼睛看，用文字则难以描述。这样的程序足以说明信件分发是多么困难。我敢肯定，很多人可能都曾经吃过“送错信”的苦头，但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如果亲眼看到这个过程都会坦白承认，每天按时送出的成千上万封信能够送达目的地，真是不可思议。（转引自Mazum-dar, 1990: 133）

泰勒取笑书面语和口语相结合的传统方法，蔑视当地人把殖民者语言念错音的现象，把非欧洲的书写方法贬低为鬼画符，并假定“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是欧洲人，而这种邮递系统所取得的成功（参见Virk, 1991）却又证明这位欧洲老爷目空一切的嘲讽是有道理的。对帝国的官僚们来说，传统技能和传统社会关系只是些莫名其妙的符咒，但传统技能和传统社会关系的结合却使统治者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且给在邮政系统工作的人带来了荣誉感。

最能抓住大众的诗意想象力的荣誉感体现在航空邮递的先驱金福特·史密斯、查尔斯·林德伯格和琼·梅尔摩兹等杰出人物身上（参见Cubitt, 1994, 1996; Mackay, 1971）。航空邮票的设计一而再、再而三地求助于这样的象征性神话：殖民者胜过被殖民者，现代胜过古代，技术胜过自然。在20世纪30年代，有阅读能力的大众应邀接受这样的思想，这种思想很好地体现在林白^〔12〕的《圣路易斯精神号》（The Spirit of St Louis）中：

我们这些运送航空邮件的飞行员需要建立一种传统。航空贸易依靠这种传统。已经有人为这种传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运送航空邮件的航线上，每一段航线都有容易坠机的地点，在这些地方，在暴风雨之夜或在大雾弥漫、方向不明的情况下，有些飞行员便会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职业的祭坛。每一个运送航空邮件的人都曾感觉到这个祭坛的存在，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有意无意地拜倒在这个祭坛前，知道自己下一次飞行时就有可能以牺牲而告终。（转引自Holmes, 1981: 160）

这便是传递消息（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信使的命运：跪倒在日程表的祭坛前。1924年，夜间航行成为必须，这既是为了保持航空邮递较之陆路邮递的优势，也是为了确保航空邮递业的未来（Leary, 1985: 140—143）；这样一来，人类牺牲品便可以在黑暗中走上时刻表的祭坛了。不过，此处还有另一种更古老的宿命感：信使的命运取决于他所传递的信。通讯成了信使存在的理由：如果通讯不成功，那么信使的生命也就失去了目的。在林白的叙述中，信使正在转变为一种媒介。

这样一种危险的职业所能带来的荣誉很可能是吸引年轻人进入这个危险职业的原因，其吸引力无疑出自技术先锋的阳刚之气，出自冒险精神，出自希望得到同辈羡慕的心情，或者纯粹出自好玩和刺激：这是一种年轻人的疯狂，假借技术的威风，表现出为邮政事业不惜献身的样子。绰号“矮子”的鲁道夫·施罗德少校（Major Rudolph W. "Shorty" Shroeder）在1920年2月27日的那一次飞行便是一例：

在这次飞行中，达到38100英尺的高度后，他失去了知觉。他的飞机垂直下落，矮子掉在飞机外面，挂在控制台前。在下落7英里后，在3000英尺的高度上，他睁开了眼睛，及时控制住飞机，使飞机没有摔成碎片。尽管他的眼球被冻住了，而且他的身体因为暴露在飞机外面而受了伤，但他设法使飞机安全降落了。（Lipsner, 1951: 219）

这种服务性行业能够如此无私地向大众作出奉献，而且有如此前所未闻的壮举，这便是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追捧航空邮递飞行员的原因。

更奇怪的是，还有人诱使普通观众把官僚当英雄。在霍华德·霍克斯导演的《天使之翼》（Only Angels Have Wings, 1939）中，扮演杰夫的加里·格兰特在危急关头能够采取主动，居然操纵起了飞机。电影脚本作者朱尔斯·弗斯曼采用的素材来源之一是圣—泰克絮佩里^〔13〕（Saint-Exupery）的《夜航》（Vol de Nuit）。圣—泰克絮佩里笔下的主人公则做不到这一点；他是系统管理员，只管保证系统正常工作，他把提供服务看得比机组人员的生命更重要：“利维耶尔觉得自己正在从盲目的命运之神手里夺什么东西，他缩小了不定区域的范围，把机组人员从黑夜中拖出来，拖向彼岸”（Saint-Exupery, 1971 [1931]: 113）。“‘我们不求永恒，’他想，‘但求事物不要突然失去意义。这时，我们周围的虚空一下子四分五裂’”（Saint-Exupery, 1971 [1931]: 166）。“重要的是向前运动，保持向前的势头。在五分钟内，电台就会向机场发出警报，万里之外那不断加速的生命脉动将解决所有问题”（Saint-Exupery, 1971 [1931]: 174）。他不再是执掌着时刻表、把他的飞行员献上祭坛的牧师；他成了这个体系的化身。在这个系统网络中，他从一片混乱中发现了人类生存的迹象。尽管他只能把这种想象中的人类生存理解为秩序，但他已把自己理解为其媒介，一种能够传递“生命脉动”的媒介。(www.xing528.com)

埃德加·李·马斯特斯^〔14〕于1915年从“惠登编辑”这个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这一趋向；他从“传统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这个人物严加谴责（参见Musser, 1991: 291—324）：

为了看清每个问题的每个方面；

为了左右逢源，为了面面俱到，却样样不能长久

（Ellman and O'Clair, 1973: 167）

身处新兴的新闻网络的中心，这位小镇上的报纸编辑失去了自我：他的个性被大潮般涌来的舆论吞噬了。对马斯特斯来说，这是对自我的背叛；对新兴的网络感性而言，这是生活的条件。惠登编辑和圣—泰克絮佩里笔下的利维耶尔，正在成为一个网络化的主体。几乎在马斯特斯发表《匙河集》的同时，卡尔·桑德堡^〔15〕发表了《在电话线杆下》（Under a Telegraph Pole, 1916）。桑德堡的这首诗对新兴的信息交流媒体网络赞美有加，其夸耀的口吻带有明显的民主姿态：

我是挂在空中的一根铜线，

日日夜夜我不停歌唱——嗡嗡嗡，隆隆隆，

歌唱着爱情、战争、金钱；歌唱着斗争和泪水、工作和贫困，

男男女女的死亡和欢笑穿过我的身体……

（转引自Brooks, 1975: 142）

桑德堡把自己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交流和传播的媒介；沉浸在这种新式的电气化的交流中，性、暴力、贫困、死亡等最私密的东西都失去了隐秘，而桑德堡对此则唱起了赞歌。网络中的主体既是公开的又是私密的。

对于军事情报和商业信函的安全，对于通讯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的出现、对于补充并最终将完全取代个人书信的电气化媒体来说，隐私都是至关重要的。与邮件失窃事件和汇票诈骗的斗争是邮政中的关键一环，它促成了不得私拆他人信件的道德原则的出现，促进了加密技术的发展。这两个因素导致现今人们对黑客问题的恐慌，因为黑客在阅读你的信件的时候泄露了密封在信封里的隐私，同时也使人们对传递网的安全失去了信心。电报没有办法让人不担心被人偷看偷听：在20世纪初，世界上第一个电子网络每年单是在英国一个国家便要处理9千万条消息，而每一条消息都由报务员输入，带出了好多笑话和漫画。

早年电话的使用使殖民者担心被蒙骗，但他们对此束手无策，进而产生愤怒心理：“千差万别的社会世界混杂在一起，这样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人预料到的，这种可能性的出现比较突然……新媒体带来了社会风险，因为新媒体使外人不受任何惩罚就可以跨越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界线”（Marvin, 1988: 107）。为了说明这种恐惧，马文举了个例子：在1884年的爱丁堡，有人对安装公用付费电话表示强烈抗议，理由是，“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大街上花几个小钱——有些地方打算只收一个便士——便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一个电话用户并坚持要求和该用户通话”（Marvin, 1988: 103）电话的大规模普及使电话的矛盾特征凸现出来：它既有封闭性又有公开性，它既可以把电话用户与芸芸众生分隔开来，但通过电话交流的一些小道消息和家庭秘闻也有可能被别人偷听。从前，不能使用邮件的人受嘲笑，现在则是不能使用电话和电报的人受嘲笑。与此同时，人们也有这样的看法：乡巴佬和伦敦佬都有可能成为暗中操控最为敏感的商务、军事和个人私密信息的黑客。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通话时看不到对方。在看不到可见的阶级标志的情况下，通话者连对方属于什么人种都不知道，怎么能知道对方诚意呢？于是，电话为一系列妄想狂剧本提供了素材：从洛德的恐怖剧（参见Gunning, 1991）到洛伊斯·韦伯（Lois Weber）的《悬念》（Suspense, 1913）；从希区柯克（Hitchcock）的《电话谋杀案》（Dial M for Murder, 1953）到科波拉（Coppola）的《对话》（The Conversation, 1974）。

封闭性网络、编码、加密、反对加密芯片（Clipper Chip）、监视、对电脑诈骗和阴谋活动的恐惧，人们对数字安全（digital security）的关心大多在1850年至1950年间便已出现。信息分拣和交换从人工转向机械化，进而转向电子化，这一发展趋势既是为了满足保护个人隐私的要求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满足军事化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古老集市中的公开交流可以看作自由市场中的封闭渠道。与此同时，负责分配交流信息的人员逐步专业化，于是一种新的分配主体性产生了，这种新主体性受其自身的伦理规范的约束，其认同对象是网络而非其所有者和顾客。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隐私已经成为一种权利，不过他人经常可能借安全之名侵犯这种权利；尽管如此，分配媒体（distribution media）仍然能够提供一个由来已久的交流场所，这个交流场所仍然存在于分配媒体残存的空间中。电话窃听和电脑黑客（参见Hafner and Markoff, 1991; Levy, 1984; Sterling, 1992）仅仅是这个漏洞百出的网络及其边缘空间的最新代表而已。交流媒体对权力越重要，其作为对话和交流场所的久受压制的古老功能就越可能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