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读写文化在信息时代的特殊阅读方式

在网络交流中发现一种全新模式的阅读是十分诱人的：它完全消除了时空的局限和距离的迷惑，在文本和读者之间创造出了一个令人沉醉的纯粹界面。但网络冲浪仍然遵从旧的阅读分布方式，尽管它对旧有方式有所修正并加速了阅读分布：互动式注释（annotation）的历史，阅读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在全神贯注的阅读过程中文本对时间和地点的否定以及空间在图书馆中的普遍性。但是网络阅读也在它的游牧式的阅读中演化出了“冲浪”、“浏览”等隐喻，对地点既不否定也不普遍化，而是把地点的当下性当作一个不定的参照点，到处漫游。把这些游牧地点当作原子式的个人，这还是很具有诱惑力的。但游牧者也有历史和地理，而且他们的历史和地理的分布与分布媒体一样广。在阅读的地点和文本游戏中，个体性不是一种既定的特性，而是地点和文本的一种功能（尽管并非唯一的功能），在地点和文本中发挥作用（而且它也在其他构成中发挥作用）。个体性本身也是一种分布形式。在典型的数字阅读模式中，新的分布在不断地形成，但尚未切断其在阅读的文化先决因素中的根。网络既显得很新，也显得很旧：网络是个电子故事大王，是个互动式图书馆。我们把网络作如是观，既显其古老的渊源，又面向未来，目的在于溯源新生事物的历史，使这个新兴构成的历史重新开始，以发现作为互文和相互联系的阅读之镜如何被打碎、为什么会被打碎。

阅读、书籍、文本各有其历史和地理，且并不总是交叉。在穿越各大洲和各世纪的语言文化分布中，它们各有不同的时空轨迹，但它们各自的内部却在不断发生着连接、延续、迂回、漫游和顿悟。书籍的历史和文本的历史难以把握：16世纪前的早期印刷书籍模仿手抄本，而当时的抄写员们誊写印刷文本并以廉价的抄本与印刷书籍竞争；廉价的小册子和通俗小说传播着其时代特有的神话和隐喻，那个时代相信印刷出版这个天使已经驱走了迷信的恶魔；具有不同程度的可信度和及时性的年鉴和报纸模仿着几百年来商人们一直赖以传信的邮递信件；杂志和小报毫不犹豫地定期或不定期地连载着书籍的内容。印刷的发明使文字以低廉的价格迅猛地传播，书籍这个文字的城堡并不是它的唯一的形式，但是书籍，尤其是现代小说，已经演化出至少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阅读模式。

书籍是陌生的，比任何外来的游客更为格格不入。书籍承载着写作和阅读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是难以缩减的。在折起的书页和书中的字里行间，书籍承载着分布各异的时空和文本性，然而它们在阅读的瞬间化为具体的情形。尽管书籍很陌生，但书籍却并非绝对的他者，并非神秘隐晦、不可接近，并非源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灵之笔。我们对这一事实十分了然，因为即使是最为深奥的书籍（哪怕是外语书籍）我们都可与之对话。从书籍的物质特性中，我们一眼就可以认出书籍就是书籍，我们可以与之交流。书籍和游人一样，其自身并不自足完整：他们必须有目的地，否则就会中途消失。尽管文学教育大多都是为了使读者能够充分适应文本而做准备，以一定的方式规范阅读行为，以使阅读能够对应文本的意图，但由于书籍既陌生又熟悉，由于书籍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其自身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于是一种类似于移情作用的现象发生了，读者自身也变得不稳定起来。阅读之所以有可能，其前提是文本与读者都具有这种相互呼应的不完整性和不稳定性。阅读行为便是文本和读者相互谦让，达致书籍的形成。

说起优秀读物，我们会想起书籍：冬天里，你蜷起身体坐在灯光下，惬意地在腿上摊开一本袖珍书籍；夏日里，你手捧着书籍躺在沙滩上。书籍是一种技术产品，几百年来它一直遵循着一种阅读模式，这种阅读模式难以建立、难以分隔、且在实践中有时会有危险。电子阅读有一个很熟悉的界面，即一个发光的显示器，所以电脑极易被人看成电视的延续。但是电脑术语中的页面、文档、文件夹等隐喻把我们频繁地引入到一种读写文化中，这不是一般的读写文化，而是盎格鲁—撒克逊读写文化传统。盎格鲁—撒克逊读写文化传统中的英语语言主宰着工程学文献，也主宰着网络对话；盎格鲁—撒克逊读写文化的综合体支配着远程信息阅读的形成，其中我们最为熟悉的便是“优秀阅读”带给我们的那种使我们感到内疚的快感；在信息时代，这种内疚的快感被重新改造成一种特殊的阅读方式。

优秀阅读的核心是其隐秘性。正如拉德维（Janice Radway, 1984）观察妇女阅读时所提及的那样，她们拿起一本书来读，不管是本什么书，一旦拿在手中便划出了一段归自己所有的阅读时间和空间，在这段时空里她们从工作和家庭中得到了解放；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人们在旅途上往往通过读小说来营造一个小范围的私人空间。实际上，从历史上看，我们完全有很多理由相信，这种随着小说的兴起而产生的私密阅读经过长期的斗争后之所以能最终赢得胜利，正是因为我们在私密的定义中往往认为私密与女性有着特别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 1990）认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经常把抽象的“女性”当作理想的读者，而把文学批评、哲学以及写作本身归于男性。从印刷术的发明直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受审这段时期，女性和家仆所阅读的书籍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道德问题和宗教问题（Flint, 1993；Hull,1982；Landes, 1989；Lovell, 1987；Lucas, 1989；Shevelow, 1989）：这是一种持续的危机，它源自于印刷这种生产方式与它的阅读消费模式之间的矛盾，因为阅读模式一直被认为是淫荡的、挑逗情欲的、下流的。在启蒙运动之后，被女性化的心理小说、探险故事、言情小说以及激情浪漫诗歌出现了，与之携手而来的是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裂。(www.xing528.com)

与商务和公民社会这些公开的男性世界截然不同，人类繁殖的空间——吃、喝、睡、性、生儿育女、疾病、死亡和服丧——都局限在不断进化发展的私人家庭的范围之内。在新兴的核心家庭里的俄狄浦斯式冲突和社会冲突中，这个空间对读者的形成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在家庭这个微小的社会结构中，一种特殊的阅读模式得到了提纯，尤其是在脱离了工作和政治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由于中产阶级家庭脱离了工作和政治，这种阅读模式的重心便落在一个新近形成的社会范畴上——那便是个体性。与其他生活领域的分离以及与其他人的分离既是私密领域的结构特点也是“优秀读物”的结构特点，由此，阅读变成一种个性化的模式也就成为了必然结果。在卷入上述的繁殖空间后，由于受情感的影响以及受到超过了自我行为的理性约束的自我投入的影响，自我的形成过程中常常有消灭自我的危险。

优秀读物的存在基础是读者忘却自己是谁、忘却身处何处，其前提是自我经历本身的逐渐消失，此经历应该理解为自我的一种属性。理性的、清醒的、能够适应社会的主体是公众领域的理想主体，这种理想主体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逐渐消失的主体，这个主体源于一种力图忘却的愿望，它想回归到肉体愉悦状态中去（如弗林特选编的维多利亚女性读者形象［Flint, 1993］所示）。这个逐渐消失的主体通过与人物和叙事的准社会化的认同，走向其对立面，降格为自我摒弃（abjection）——这是一种可怕的、难以捉摸的自我消融。一方面，阅读优秀读物是一个在自我丧失和自我摒弃状态之间摇摆的过程；另一方面，阅读过程也是利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和虚构来不断地提供理想自我（即一种被置换的、英雄化的自我）。我认为，这种辩证关系是叙述性小说在这种阅读模式取得主导地位的根源：这种叙述中充满了追寻、失落、复苏，使读者欲罢不能，不看到结尾就不能感到完整，而到结尾之处则又重新回到自我的世界。在私密的无声阅读中，这样的叙事表现为自我失落和自我认识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也正是作为现代个体性的基础的自我隐私性之所在。它的根本前提存在于它的言说模式中：尽管其发行不计其数，心理小说的读者却从来只是孤零零的个人（所以我们只有在论及其传播范围时才能称之为“大众”媒体，我们不能用它来暗示大众的形成过程。小说的这种言说模式的隐私性也许正是使其避开社会泥沼的原因）。

优秀读物就是关于自我的叙事，就此而言，在社会中把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分隔开来的是时间，于是这才能够出现必要的隐私空间。但同时读者的自我依靠文本中所产生的一种自我失落与自我认识之间的亲密的、自恋式的矛盾，与其自身发生联系。然而，一旦把所有东西都放在时间这个概念中，优秀读物就被冻结在了“当下”，陷在全神贯注的读者这个中心之中动弹不得。这种自我的聚合是极不稳定的，它经常处于被消解的边缘，随时有被摒弃的可能，但同时记忆又常常在叙事中将它召回：它总是处于一种“尚无”的存在状态。自我被召回到“此处”是必然的，否则它就会消解。自我的回归一般出现在故事的结尾，其特点是对叙事中的忽此忽彼的自我念念不忘。旧式的文本式的数字探险游戏仍然在不断生产这种阅读模式，其幽灵依然在互联网上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