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殖民到反抗，语言与办公室进化的角色

在后知识能力时代出现了“新知识能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理论的由衷捍卫，戈滋（Wlad Godzich）这样写道：

正如苹果电脑操作系统和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界面的设计者所发现的那样，在传输信息方面，图像比语言更有效。要达到我们当前的目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种］发展必然导致知识能力所依赖的语言的作用的降低，这种语言也就是被称作通用媒介的自然语言。此外，随着市场扩展的全球化，语言的普遍适用性遇到了挫折，我们必须把这个事实考虑在内。而媒介图像和电子通讯在不断发展的技术光环的笼罩下却更有效地克服了地方的抵抗。（Godzich, 1994: 11）

戈滋的所谓“目前的目的”的核心是北美教育体系中的英语系和英文系为人文教育所作的努力。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尽管“自然语言”这一措辞非常谨慎，他和肯尼亚小说家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对英语的认识却有所不同，后者认为斯瓦希里语应该成为非洲的通用语言：

在一种语言的文化环境中使用该语言是对该文化中的人民的礼赞；能够这样做很好。对于我们这些前殖民地的人来说，欧洲的语言（这里指英语）被当作母语来传授，仿佛非洲除了帝国主义带来的贴有“欧洲制造”标签的语言之外再也没有其他语言，我们和语言之间的自然关系遭到了扭曲，无论是和我们自己的语言还是和其他人的语言。（Ngugi, 1993: 35）

恩古吉的论点并不仅仅是说压迫者的语言终究会带有种族主义的词汇和结构，也不是说正在兴起的语言与处于统治地位的语言绝不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相遇。恩古吉论点的中心含义是，“那些拒绝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完全臣服的乡村和城市的民众们还在继续为我们的语言添加生机和活力”（Ngugi, 1993: 35）。这篇散文原作所用的吉库尤语以及在东非通用的斯瓦希里语远比英语更能有效地表达反殖民斗争和后殖民斗争的经历；英语已历史性地成为各国精英和国际上使用英语的布尔乔亚们的媒介（Ngugi, 1993: 37）。从古哈（Ranajit Guha, 1988）到德拉姆（Jimmie Durham, 1993），背景各异的作家都说明，英语在地理上的拓展是种族主义剥削、压迫和种族灭绝的工具，而其他语言在抵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则发挥着中心作用。如今英语成了网络的标准语言，这只不过加速了早已开始的这一历史进程。

更令人惊讶的是，戈滋想当然地认为，现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感觉苹果电脑操作系统和视窗系统的“窗口—图标—菜单—指针”（WIMP）操作界面方便易用，而这种操作界面本来是某个文化中特有的、但却最终演变成一种跨文化的、标准的视觉词汇，其力量和殖民主义英语一样强大。大家都知道，这种最为熟悉的人机界面（HCI_S）起源于北美：1945年，布什（Vannev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我们的设想》，提出了初步设想；1968年，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所（US Department of Def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首次用窗口和鼠标揭开了它的面目；20世纪70年代中期，凯伊（Alan Kay）在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又重新开始了对它的研究；1979年，乔布斯（Steve Jobs）和苹果公司在它的身上汲取到了灵感；最后终于由1990年发布的微软视窗系统使之得到广泛使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意图，这种意图往往被认为是灵感；这种意图就是，试图改变已有的依赖命令输入的不透明界面，制作出一种用户容易掌握使用的、与熟悉的工作场所相类似的、简单的人机界面：“如果电脑是一辆汽车，也许你可以等到念高中时再学开车；但如果它是一种媒介，那么它就应该一直延伸到儿童的世界”（Alan Kay，转引自Levy，1995: 58）。但用户指的是谁？对哪种文化中的用户来说容易掌握使用？对于谁来说熟悉？简单是针对电线密布的郊区孩子还是针对农村孩子？对公司官僚的工作模式在商业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模拟是这种全球化技术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这种技术带上了这样的光环：这是一种干净的技术，官僚资本藉此降低了对工作人员的技术要求；外表看似自然，看似从繁重的杂务中得到了解放，但它实质上却引进了新的管理和监督体制。

人机界面是“第三次办公室革命”中的一个活生生的经历，是一个现象学的幽灵。在“第三次办公室革命”之前，文秘工作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重组：从手工（工工整整地抄写、复式簿记）到办公室机械化（打字机、档案柜、加法机），最后再到60年代的办公室数字网络化（Diani, 1989: 67—69）。办公室的组织是和管理的进化紧密相连的，而且对剥夺方式的变化具有特别迅捷的反应。文秘工作场所的技术化不仅使得这样一个原先是白领的、男性的工作变成了无产者或女性的工作（参见Braverman, 1974; Aronowitz, 1992, 1994——阿罗诺维茨［Aronowitz］的第二篇文章明显没有第一篇乐观），在此过程中女性由理想化的消费者变成了理想的文本传播者；它也同时使办公室工作带来了一种新的控制模式，尽管一个又一个的办公室里的办公桌都是像克拉特契特^〔2〕所熟悉的那样密密地排了一排又一排。工作场所的日益技术化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知识阶层卷入了信息输入、文件归档与管理、分配与交换、处理账单与银行业务等至关重要的劳动。这从《圣诞颂歌》那个时代就开始了。

人机界面上起码有一样东西不那么友好，不那么便于掌握使用：标准键盘。标准键盘是19世纪70年代由“打字机之父”肖尔斯（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发明的，发明这种键盘的目的在于使打字机在以任何速度使用时，连接字母键的金属杆都不会发生挤塞。这种减缓打字速度的技术被当作一种“科学的设计”四处兜售。标准键盘上的字母排列与经常出现在一起的字母串以及单个字母出现的频率毫无联系，而且众所周知，标准键盘上的字母十分难记（Beeching, 1974: 39—43；参见Bliven, 1954）。由于来自专业打字者的压力——他们害怕需要再掌握一套难啃的技术、再买一套昂贵的学习手册，标准键盘已于1905年获得了国际标准的认可。文本界面总是由办公室的工作环境所主宰的；只要如此，这种键盘就将继续折磨所有人；这种惯性是无法改变的。尽管19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有更好的输入系统上市，但标准键盘上的字母排列顺序依然主导着包括非罗马字母键盘在内的各种键盘，而且标准机器编码中每个键所对应的二进制地址都是顽固地、一成不变地按照这种传统设计编排的。我们付出如此艰辛才习惯了这套字符集，不太可能再去选择学习另外一种。肖尔斯的霸权甚至深入到了个人技巧的直觉层面，我们使用这种键盘就像控制括约肌一样灵便自如。(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WIMP界面直观，其实我们忘了我们曾不得不学习才能使用它。它的图像阐释也是我们通过学习才掌握了的使用环境。图像要逼真就必须有密集的数据支持，就像新闻图片需要文字说明作补充一样。WIMP界面所使用的并不是和实物一一对应的索引和图像，而是使用图标。图标靠的不是与实物的相似性，而是某种模糊的类比。等到使用者熟悉了图标后，图标便成了一种内化的语法结构。苹果电脑桌面隐喻的成功与窗口、文件夹、磁盘这些混杂的隐喻并没有多大关系；与之更有关系的是，这些隐喻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主观上被看作已经熟悉的语法以及文字处理和数据管理的语义表述方式。

超文本是连接文本文件、使文本文件和声音文件、图像文件相连接的程序集合。超文本的作用是在WIMP界面的句法中提供一个如何以此代彼的替代范式空间。原先它只是组织繁杂文档的架构方法，如今成了互联网的主要结构性协议（structural protocol）。在题为《从电子图书到电子图书馆》（1991）的文章里，扬克洛维奇提到了这种变化。在该文章里，作者回顾了他与其他两位作者合作的关于超文本的一篇文章（Nicole Yankelovich, Mayerowitz, Van Dam, 1991）里的观点。他们认为软件必须具备的核心功能包括：（1）有利于网络连接，（2）有利于声音和图像生成，（3）文档生成和文档修订，（4）信息的浏览、搜索、定制和检索，（5）保持信息的历史完整性。一个又一个数据库的开发和数据库之间的连接的飞速发展使得以下五种更高级的功能变得至关重要：（1）广域超媒体（连接散布各处的工作群），（2）全文搜索（对每个新文本进行自动索引），（3）信息中介（能够对新项目进行分类标记的个人化搜索引擎），（4）工具书的一体化（例如，直接由超文本进入词典、百科全书和同义词词库），（5）过滤（通过关键词、作者、文件类别、日期等分类标准使搜索在较集中的范围内进行）（Yankelovich, 1991）。信息中介这一功能目前只能利用搜索引擎来实现，不久它将很有可能被当作可以按需定制的新闻中介出售；除了信息中介功能外，其他四项功能都已经十分普通，不仅是在某些电脑上或某些区域里广泛使用，而是已经成了诸如网景浏览器这样的最受欢迎的网络浏览器的典型特色功能。

在文化领域中，一个历史转变即将发生：我们将成为“变化管理”（management of change）的牺牲品。“变化管理”这个词组暗含这一愿望，即尽量保证未来与现在一模一样。长期以来，“‘理性’一直意味着对永恒思想的理解与吸收，使之成为人类的目标。”霍克海默总结道，“而今却正好相反，理性的任务和根本功能在于设法找到能够实现人之目标的手段”（Horkheimer, 1994: vii）。换句话说，哲学已经放弃了对绝对的、形而上的真理的追求。理性则变成了科学。而科学，无论是技术还是社会科学，都变成了控制的工具。在某些方面，从对绝对知识的理想主义的幻想中逃脱，倒也使科学摆脱了一个古老的负担。但即使理性已经失去了推动人类走向历史终结的终极使命，但它却找到了一个新的职业，那便是筹划和管理变化。五年计划、投资计划、保险精算统计表，甚至购买保险单和抵押贷款都是例证，这些例证都表明，对当前的理性管理已经转变为对将来的管理。这种工具性的理性的又一例证便是智能媒介：出于对效率的盲目崇拜，智能媒介总是想找到熟悉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意外发现的机会和多样性，而这些正是进化的基础。

即使就工具理性而言，人机界面也没有达到它努力争取达到的效率。在当代的媒体研究中，戈滋所设想的无所不能的作者意图役使毫无思想的方眼机器的因果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为观看者提供动机和奖赏：在生活环境中磋商意义和快感（参见Lewis, 1992; Morley, 1987, 1992；Seitere et al., 1989；Silver-stone and Hirsch, 1992），而这些意义和快感并不一定与传播的工具理性合拍；处理能力强并不是说生产能力就强，这便是证据（见Bowen, 1989；Franke, 1989；Warner, 1989）。网络数据流中有大量的闲言碎语，而不是具有实际功能的交流（见Sproull and Kiesler, 1991, 1993）。在踏入21世纪的门坎上，文字书写在网络上的重生是非凡而惊人的，但它并不一定有益，因为这种书写并不局限于能够进行有效管理的理性的、线性的句法。超文本不仅集合了不同的文档，也集合了不同的阅读方式。每一种阅读方法都通过与之相关的特定产品（如小说、图书馆、杂志摊子）与历史和地理相联系。追寻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是理解其逻辑的第一步；在这些时空的缝隙间，实实在在的“当下”变得可以替换，千疮百孔，仿佛一堵木料已经干腐的墙。网吧有可能成为新的公众场所、新的民主、新的主观性的中心，但那些把彩色书稿拴在墙上的链子却并不仅仅是个中世纪图书馆的隐喻。

托勒密时代亚历山大的图书馆管理员们根据多种资料来源，对他们制作成册的荷马时代的文本的完整性提出了批评性的建议；他们追求着一个越发难以实现的梦想：使作品得以完美无缺地翻译，而这些作品极有可能在其作者的一生中从未有定版（参见Reynolds and Wilson, 1974）。面对这样的异想天开的梦想，支撑我们的只有信念。斯宾诺莎的这段话应该是最权威的说法：

我们称之为圣言的话语因其含意而神圣，这些圣言流传到我们跟前，原来的用词可能变了，而且变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但其含意没有传讹……《圣经》即使是用不同的文字或不同的语言书写，它一样还是神圣的。（Spinoza, 1951 [1670]: 172）

斯宾诺莎所描述的文本是超越了文字而存在的，但又需要文字来实现它的传播功能，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目的。文本与它借以流传的某个版本或某本书的分离使文本非物质化。文学研究避开了对于书籍制作的研究，研究的是这种脱离了现实形体的文本，不管其物质存在，追求无纸无墨的文字。脱离了物质的束缚，文本就具有了无限的可能，带上了一种半神圣的魔力。存在于网络空间的正是这种无限文本的神学概念；对阅读进行唯物主义阐释必须揭开这个神学概念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