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古蜀国都城-文明探索. 第1 辑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北的三星堆遗址，属于古蜀国文明。它的年代大致相当于商代后期，但其出土文物的风格却与当时的中原文化迥异，被认为是早期巴蜀文化的代表。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大量精美艺术品的出土，使这里蜚声世界，随之而来的诸多扑朔迷离的考古与文化谜题，也使这里成为中华大地上一处备受世人瞩目的焦点。

古蜀重现

广汉，古称雒县，是古蜀文明曾经栖息的故地。古老的雁水从它的北面蜿蜒向东，沿河而上的不远处，就是今天蜚声于世的三星堆遗址。这里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现在已经达到12平方公里，从20世纪初发现第一块玉器至今，三星堆遗址已出土的金器、玉器、青铜器、石璧、陶器、象牙等文物数不胜数。它的出现，不仅使四川地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千余年、证明了商周时期的古蜀国已经具有强大的实力和灿烂的文明，而且为中国这个充满温文蕴藉的儒雅之美的国度，注入了不可思议的强烈力度与阳刚之气。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无疑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几十年来，三星堆一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令整个世界为其赞叹不已。

青铜兽面具
面具呈长方形，两个大耳向外侧伸展。长眉大眼，眼球向外凸出。阔口微张。额头正中有一呈夔龙状的额饰，额饰向外卷角。

青铜三牛六鸟尊
此尊以云雷纹为地纹，肩部铸有相间的三立鸟和三牛头，在牛头上又 各立有一鸟。腹部和圈足各饰有三条扉棱。

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1929年春天，广汉月亮湾，当地乡绅燕道诚的儿子燕青宝在自己的宅子旁挖水沟时，不经意间发掘出了一窖精美的玉器，就此惊醒了沉睡几千年的古蜀王国，历史的大门悄然洞开。这次出土的器物总量达400余件，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使得“广汉玉器”一时间声名鹊起，引起了文物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关注。

1934年，当时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的美籍教授葛维汉和他的助手林名均带领考古队进驻月亮湾，对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三星堆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取得了大量的资料和标本，他们的成果在当时就得到了郭沫若的高度评价。但三星堆到底是中原古文化的支系还是独立的古蜀文明，仍是一片模糊。建国以后，又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里考察，考古工作者也不断有新的发现。但是，直到1964年，冯汉骥教授才做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的论断。此后，农民们也在掏粪坑、开自留地，甚至拾柴摘菜时，发现了不少玉器、古陶、铜虎等物。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古蜀王国的面貌变得更加清晰。

青铜神树
通高396厘米，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座呈圆锥状，底座为圆环形，上面装饰有云纹。树干有三层树枝，每层树枝有三个枝杈，每枝枝杈的底端结有精致的铜花果实，其中一枝枝杈的果实向上，在果实上站立着一只鸟。在树的一侧有一条龙，从树顶蜿蜒攀援而下，龙身呈麻花状，长达50厘米。整个神树结构复杂，充分反映了远古巴蜀人在冶 炼、青铜铸造技术方面高超的工艺水平。

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出的大片房屋遗址等古代遗迹，使这里再度引起了海内外的热切关注。不过真正使三星堆名扬世界的，则是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出土，上千件造型奇特、制作精美的国宝级文物重现天日，这次的发现震动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三星堆文化”被世界所认可，三星堆被惊讶的世人赞誉为“世界第九奇迹”。

金面罩人头铜像
由铜头像和金面罩两部分组成。

然而这里带给学术界的一系列谜一般问题才刚刚拉开序幕。对于三星堆文化究竟来自何方，留下如此灿烂文化的先民们是何族属，文物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至今没能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多数学者们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而对于这里的居民是羌氐、巴人、濮人、越人、东夷，抑或是其他部族，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而且，对于古蜀国究竟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联盟，还是一个已经相对独立的早期国家，这里的宗教形态是原始的自然崇拜或是神灵崇拜，也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不过学者们普遍取得共识的是，三星堆文化该是当地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互相影响的结果。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与文化上当然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非凡的影响。

传奇故都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是大诗人李白对于古老而神秘的蜀地发出的感叹，这自古以来就虚幻莫测的古蜀传说，却因为三星堆的发现而蓦然间真实地展现世人面前，将蜀地的历史由从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上溯到了千余年前的商周时期。

三星堆除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只有陶器、玉璋和金杖上有些带争议的符号外，已经发现了大量的住宅和祭祀场所；以 及陶器、玉器、铜器的作坊和大量的生活用品和作为祭祀用的艺术品，这些已足以证明当时已经产生了早期的国家。所以，多数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的一座都城。但这座都城还有许多空白，有待考古工作者拿出更多的文物来证明，才能使人们真正地了解这座古城的风貌。

金杖
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此杖是用纯金打造成金皮后包卷在木棒上的金权杖。在它的上端雕有46厘米长的纹饰，纹饰分为三部分，上端的两部分纹饰图案相同，是相互对称的两组图案，图案中是一条被箭射中的鱼，鱼的下方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似乎是在背负这只射中的鱼。其他3个图案都一样。纹饰的最下方为两个人头像，人像头戴冠帽，两耳戴有海螺形的耳坠。两个人头之间用一个双钩状的纹饰分隔。此金杖可能为蜀王的权杖。

三星堆众多的祭祀用品都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的性质。由于蜀人“其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号”的习俗，所以蜀人没有详细的世系，但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几代王的名字，我们依稀能得到某些信息。可以看出，杜宇以前的王的称号带有明显的图腾意义。学者们已经证实，杜宇时已进入农业社会，所以，其名号只是一种图腾时代的孑遗。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和图饰分析，在杜宇时，古蜀国已是奴隶制的国家，可能大立铜人是王者之像，金杖是王权象征。许多小型的无头武士铜像，可能是“职业军人”。那戴象冠的半身像，可能是一位高级官员。头戴平顶双角冠而跪坐的铜人，大概是小吏。头顶酒尊，赤膊而跪的，估计是奴隶。杜宇后期，由于疆域与势力范围的扩大，与周边王国和民族的接触，迅速地影响着社会内部结构。若说三星堆成为一座“城市”，也当在这个时期。尚属人们揣测的“象形文字”，也许是这时才出现。开明以后，世系变得较前四代清楚了些。“丛帝生卢帝，卢帝生保子帝”。从这两代看，卢，无论作为饭器，或作为兵器之一部(矛之柄)，绝无图腾之意。保子即婴儿的意思，是说保子帝年幼即位。而九世“始立宗庙，以酒为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 这已是完全的“文明社会”了。所以，作为象征原始宗教的神像、神树已经消失，代之的是真正具有“礼器”性质的青铜器。从以上看，古蜀国是到杜宇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到开明时才真正完成。而这种完成，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三星堆文化是多种文化复合的反映。

巴蜀神器(www.xing528.com)

殷商时期，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古蜀王国，在进行祭祀活动中大量使用了青铜器，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人和动物、植物的立体塑像和人兽形状的饰件，成为早期巴蜀青铜器的典范之作。在相对比较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巴蜀青铜器孕育出了与当时中原青铜器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创造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美学典范，在阴柔的古代东方艺术中开辟出一处鲜明活跃、别具一格的领域。

目前在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的青铜器主要可以分为人像、神像、神树、神坛、灵兽、礼器、祭器等几大类。人像类包括数十件人头像、或立或跪坐的小型人像、以及各种真人大小的青铜像；神像类主要是各种青铜面具和饰物；神树已发掘的共有8株，其中最大的一株高大4米；神坛通过塑造灵兽、祭师、神殿构成宏大场面，展现出当时人对于自然与人类的独到理解，以及他们这种思想在艺术上的表现；礼器类包括各种青铜礼器，其中主要是尊、等器具；祭器则主要是祭祀中需要使用的各种物品。这些青铜器皆造型古朴而夸张，又不失真实，无不表达出中国的先民对于“永恒”的祈求，即使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使人仍不禁要叹服于这种气势的磅礴与做工的精细间巨大跨度的完美结合。

巫师立像
通高262厘米，人像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座高80厘米，人像形体高大，巨目直鼻，方额大耳。头戴高冠，右臂上举齐额，左臂屈于胸前，左衽长袍，前裾齐膝，后裾及地，袍饰云雷纹，足饰脚环，立于方座之上。此像为蜀人群巫之长的形象，也可能为蜀王形象。

在如此浩如烟海的青铜艺术品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是那些造 型各异的青铜人像。“青铜立人像”正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这尊雕像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其垂直、尖锐的造型因素形成的强烈的视觉震撼力，其基座和人物的衣摆都是方直、尖锐的几何元素，与人像自身浑圆的躯体相映衬，使雕像展现出一种与自然相剥离的动态的意向。人像头部、眼睛、嘴部都极度夸张—阔大并极力向后刻画，使人从三个方向观看都能获得完整的视觉印象，感受到凝注在其间的沉重金属特有的精神震撼力。整个雕像抽象的造型将蕴藏在其中无言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令人感到余味不尽，观之不厌。

三星堆的青铜雕塑不仅形式多样，种类上也绝不单调，包含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透雕、线刻等所有我们知道的雕刻技法和表现形式。其中的立人像、人头像、神树等都属于圆雕作品，另一件著名作品“铜面具”则是其高浮雕作品的代表作，它可以说是三星堆出土的神秘色彩最浓厚的青铜器。这件凸眼大耳的巨型人面具两眼宽大硕长，瞳孔为两个凸出的圆柱，呈桃形的耳尖竭力外伸，嘴阔及耳，颌下并蓄一部宽带状胡须，奇异的五官造型和巨大体积使其具有了一种厚重威严的宗教气息，同时又蒙上了一层莫测的神秘色彩，使面对它的人们得以深切地感受到当年制作者所传达的凝固在时间中的流动的生命和领悟。其他作品无论人像、兽像、礼器等也皆传达出了类似的精神，即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即使是静止地看，也给人风雷欲动、气象万千的感觉，质朴与狞厉的和谐复调，也是三星堆青铜器留给人们最难忘的印象。

玉垒浮云

从燕家院子第一次挖出三星堆文物开始，各种玉石器，就是除了陶器之外最多的物品。中国人崇玉之风，至今不衰。三星堆的玉石器，虽不及中原精美，却有自己的特色。

三星堆的玉器原料，大多来自玉垒山。今彭州市诸山均为玉垒山系。玉垒山龙神岗有玉石岩产玉，与灌县西山相同。至今，白水河一带，仍有蛇纹石矿。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以蛇纹石玉为主，它有深黑、深绿和淡绿等几种，玉璋多以此种石制成。玉戈、玉刀则多用蛇纹石化大理岩，也就是蛇纹石和大理岩的混合物，其颜色混杂，多现白色条纹，并有黄褐色或红色斑点。玉琮为透闪石玉所制，它的成分、硬度、密度基本上与新疆的和田石一致，是一种半透明、有光泽的软玉。而三星堆大型玉边璋、大璧则用的是汉白玉。这些玉料基本上都出自岷山和玉垒山。

石璧最大的外径达70.5厘米，重百斤以上。小者外径为11厘米，厚仅1毫米。璋的规格从十几厘米到百多厘米都有，大小长短不同，是由于玉料本身的大小使然，还是由于祭礼的需要造成大小不同的璋；其大小长短，有无规矩? 因未见介绍, 也无法详作考查，只好存疑。因为璋为六瑞之一，其形制有明文记载。《周礼·玉人》讲道：“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缫。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马。”“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军旅，以治兵守。”而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都与此规格不合。看来，蜀人使用玉璧、玉璋，—定另有—套规矩，尚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玉戈和玉璋
三星堆出土的玉戈和玉璋都属于礼器。上图中的玉戈整体呈黄褐色，局部偏黑色。整体雕琢精细，通体光润。玉璋则呈黑色，出土前前锋经火烧后，呈鸡骨白。璋上的图案上下对称，刻饰有云雷纹、山纹、人纹等。此玉璋上的图案展示了古蜀人的祭祀场景，具有丰富的古蜀文化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玉器中有一柄青灰色的石边璋。其状顶端一为钝角，一为锐角，射部和柄部两面，均阴刻有两组图案。而每组又分为5幅，并以平形线相隔，图中有站立和跪状的人，有大山、太阳以及符号、“S”形勾连云雷纹、手纹和牙璋的形象等。这件珍品，通长达54.4厘米，其雕刻技术代表着三星堆所有玉器的最高水平。而这些图案的意义，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解说，尚待考证。

神的艺术

无论是被称为“天地间的祝颂”的青铜艺术，还是那些质朴浑厚的玉器作品，都让三星堆散发着诱人的艺术魅力，但这绝不仅仅是这块巴蜀文明精魄所在之地的全部。三星堆之所以具有其独到的动人心魄之处，不只是在于这里出土的文物本身，更重要的则在于透过那些艺术品所传达的来自远古时代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据推断，三星堆的艺术品多是用于宗教祭祀活动之物，是人类奉献于神前的圣洁之物，传达着人们对于神的信仰和尊崇，也恰恰不经意地展现了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寄托了他们某种对于宗教和神灵既敬且畏、却有无限好奇的祈求和灵感。

大型人面具
通高60厘米，宽134厘米，此面具形体巨大，造型粗犷，两眼球凸出眼眶外约30厘米，长耳大口，额头正中有一方孔，形象神气、威严、神秘莫测，为迄今中国发现的最大的青铜人面。

即使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究竟是神灵崇拜、祖先崇拜，抑或自然崇拜难以定论，但他们的宗教 性已经通过具体的艺术形式表达了出来，这一点确凿无疑。遗址出土的神树、神坛、神殿无不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宗教气息，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宗教祭祀活动的特点，成为研究当时蜀地社会文化最直接、最形象的资料。

可以说，以质朴、夸张而优美的形象塑造展现复杂、庞大而神秘的精神内蕴和文化体系，是三星堆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也正因如此，蕴藏在三星堆艺术品之间的那种古老凝重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理念才显得格外鲜明，格外强烈，使它那传奇的历史、奇异的文化、神秘的信仰，永远播撒出一种神话般的色彩，留给人的是经久的赞叹和无限的想象，在巴蜀大地上流传下一段不可磨灭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