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型

综观工研院对台湾40年发展的效益，应该说它引导台湾转向以技术为主的经济形态；并在人才、知识方面塑造条件，使台湾迈向知识经济社会发展。工研院的技术扩散和创新模式，促进了中小企业及中产阶级的兴盛，成为今天台湾社会的中坚和安定力量。

建立创新型科技产业

台湾高新科技产业的奠基应追溯到1974年工研院自美国RCA引进CMOS集成电路制程技术（7um，3吋晶圆），随之在1977年建立首座集成电路示范工厂。1980年“联华电子公司”（UMC）自工研院电子所（所长胡定华）转移技术，成为台湾第一家专业4吋晶圆（3.5um）制造公司，开创研究机构整体技术及人员移转，建立民营新企业之先河，此为工研院以衍生公司为技术扩散之首次。1987年工研院电子所（所长史钦泰）再度衍生“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TSMC），从事6吋晶圆（2um CMOS）之制造。TSMC（董事长张忠谋）开创晶圆代工制造之营运模式，带领公司成为世界最大的IC制造商，其全球市场占有率达45%。两公司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总和，近十年来已超过60%。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此之后蓬勃发展，由IC的制造（Fab）、延伸以及为制造服务的各种专业如设计、测试、封装等，通称Fab－less。Fab与Fab－less于科学园区内外群聚（Cluster）支撑，成为台湾IC产业之特色及竞争力。台湾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概要如图2－4。

图2－4　台湾半导体公司发展史

（参考文献：曾繁城在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之未来”论坛上的报告，2002年）

衍生公司

继UMC及TSMC之后，工研院继续各种技术扩散的工作，以衍生公司方式进行的，到2012年12月31日共80案。即共已成立了80件新创公司，其中由工研院spin－off为新公司者45家，spin－in为既有公司新事业部者35家。

衍生公司在其行业中具领导性的包含：

＊半导体业：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

＊IC设计业：旺玖科技；

＊光电业：晶元光电（LED）、兆远（LED）；

＊机械业：盟立自动化、华擎机械（汽车引擎）、瑞智机械（压缩机）；

＊材料业：荣刚（超合金）、钰邦（固态电容）、硕禾（太阳板导电胶）。

以上行业均在高新技术产业范围之内，其所在地遍及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工业园区。

这些新创案已上市/上柜之家数计18家，资本额总计约台币5 400亿元，2012年底之总营业额计约台币1.08兆元。2012年全台湾之国民生产总值约为台币14.04兆元。故此18家已上市/上柜的工研院衍生公司之总产值，在2012年已为全台湾GDP之7.7%。我个人粗估，全部工研院衍生公司对全台湾GDP之贡献，约为10%到12%之间。这些贡献当然是由于公司的投资人、员工及所有关系人的努力，然而没有工研院的培育，这些公司是不可能存在的。

研发策略联盟

由工研院各研究所/中心带头组成之研发策略联盟，在过去二十年中，约三十余案，涵盖笔记本电脑、次微米制程、X Terminal、芯片整合平台、汽车共同引擎、奈米技术、燃料电池、光通讯、光储存、锂电池、物联网、照明光源、全温层保鲜服务、软电触控面板、零耗能建筑、线型工具机、电动车营运、电子系统封装、微创手术器械、自动光学检测、照护辅助系统等等，都属于高新科技产业范畴。工研院之科技与管理，遍及台湾各企业中。其经济效益之量化，较难确定，但其贡献极受肯定。

研发策略联盟例1：笔记本电脑

以笔记本电脑而言，在1990年研发策略联盟成立之始，全球销售量仅约300万部，台湾厂商正在试制试销之萌芽阶段。工研院电通所（所长郑瑞雨）倡议组织研发联盟，46家厂商踊跃参加（工研院团队主持人罗达贤、朱绍鸿、王锡成等）。一年后产品雏形问世后，引起台湾各产业界极大之兴趣，从事制造、零组件、产品设计、市场销售者风起云涌。经十年之开发、并购、重整、市场竞争、国际合作等，台湾的笔电产业，俨然成为全球化经营之先锋，塑造“全球化华人企业”（Global Chinese Inc）之营业模式，即：台湾设计，大陆制造，世界市场。全球2011年笔记本电脑之总出产量199百万台，台湾制造产品者即175百万台，占90%（见本书第三部第六章）。台湾成为全球笔记本电脑之盟主，殆无疑义。

研发策略联盟例2：通用汽车引擎

以汽车引擎而言，溯自1980年初期，“经济部长”赵耀东即以机械工业为工业之母，最能充分扮演带头角色者首推汽车工业，然而当时台湾最大汽车公司裕隆公司，只能扮演组装厂的角色，因为汽车心脏的引擎技术一直掌握在日本厂商手中。1990年工研院机械所（所长刘中鸿）联合车辆工会（理事长林信义）提出开发汽车引擎之建议，获“工业局”（局长杨世缄）之支持，因于1991年开始执行为期五年13亿经费的“汽车共享引擎开发”科专计划。1993年工研院结合台湾主要汽车业者中华、裕隆、三阳等公司，与英国Lotus Engineering公司合作，开发1.2L四行程汽车共享引擎，工研院团队（主持人苏评挥、王汉英、王宗道）赴英国实地接受设计及制造训练。两年后研发成功，主要投资人组织华擎机械公司，成为台湾首家专业汽车引擎制造商。此引擎于1998年为中华威利商用车所采用，运行良好，1991年在台湾市场同级车占有率高达74%。此后华擎又完成第三款自制引擎的开发，并销往中国大陆，创下台湾自制引擎首次外销纪录。现时已进入新世代产品拓展中。

技术移转

通过工研院技术移转获得授权使用的公司及产品，年度中仍然有效执行者，近十年来每年近1 000案。但此等产品营业额之确数，因属各公司机密资料，不得而知。若以签约金额估测，约为GDP之0.3%至0.5%之谱。

在前所引述2005年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十七卷第三期（94/9）郑秀玲及黄国纲论文中，对若干年度工研院所获“经济部”科技项目经费及当年度技术移转促成投资，有所论述，兹引用其数据，计算促成投资与科专经费之倍数，约为6.6倍（见表2－3）。

表2－3　工研院科技专案之效益：促进投资与产业创新

资料来源：郑秀玲、黄国纲，《人文及社会科学专刊》第十七卷第三期（94/9），2005

需注意，年度投资生产金额实为以前科技项目研究之结果，与当年度之科专经费，应无实际之关联，故其平均值当较有指标性意义。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政府以科技项目对工研院之投资，纪录表示可以促成3～12倍，平均6.6倍的民间投资。其次，投资生产额在1998年达成高峰后下降，此或与台湾本土营业环境之恶化有关；在此期间，许多民间投资纷纷西进大陆。

技术移转：软性电路板的自主(www.xing528.com)

除科技终端产品之外，价值链中之甚多关键性零组件，台湾的产业界，原仰赖于外国进口。以软性电路板为例，在1990年代初期，全台湾需求约为台币20亿元左右。工研院材料所自1985年即开始由科技项目的方式，研究可挠性电路及软性电路材料的基本技术（所长林垂宙、吴秉天），其后并作三次的技术转移（所长李立中、刘仲明）。由于各合作厂商共同努力，故能逐渐取代进口，提升国产自制率。在2010年时，相关材料自制率已提升到100%，可以完全取代进口。因此，台湾之软板材料技术从无到有，促成产业完整结合，成为全球最大之软板材料供应地。此技术并为无线通信移动手机及显示器产品提供关键保证，提升通信及电子产业国际市场之竞争力。现时全台湾对软性电路材料的需求经已增加十倍，约为新台币200亿元之谱。工研院对软性电路材料技术发展及扩散策略如图2－5。

图2－5　创造新价值——软板材料技术移转与专利授权

工研院材料所从事征电子高分子及软板电路材料研究开发之研究同仁，其后大都离院创业，或投入企业，现时已成台湾软板材料界之中坚领导，包括：

吴声昌：先为德奎公司总经理，后创立达电路材料公司为总经理；

曾美龄：与吴声昌共创达劢公司，为副总经理；

李建珲：台弘电路板公司总经理；

金进兴：在工研院退休后，任亚洲电子材科公司副总经理；

许明松：臻鼎电路（鸿海集团）副总经理。

高新产业的建立

总而言之，工研院通过国外引进、自行开发、策略联盟等方式建立工业技术后，以技术转移或衍生公司等方式等将技术扩散至业界，以达成创新及创业之目的，在过去30年中，为台湾建立了新一波的高新技术产业，如图2－6所示。

图2－6　工研院与台湾技术产业之建立：例1

高价值的传统产业

1980、1990年代台湾制造业以中小型、轻工业为主流，包括机械、化工、电子、电机、材料、纺织、日用品、食品加工等，技术内涵及资本投入均低，其竞争优势为低廉劳工及政府之政策支持。此等工业，面临重大环境变迁之挑战，如工业污染、职业灾害、劳工纠纷、成本攀升、汇率变动等。在国际市场上，它们多处身于欧美精致品及亚洲廉价品之间，背腹受敌，随时有被淘汰的危机，一时“夕阳工业”之名，不胫而走，成为台湾传统企业之别号。

我深以为传统制造业的健全与否关系到广大的就业人口和社会的安定，工研院固然要带领产业界接受高新技术、进入未来的信息社会，亦应协助它们解除燃眉之急，走出当前营运的困境。我认为制造业不论形态及规模，均可由改良三个要素而改善其产品竞争力，即：设计、材料、制程，通称为产品的基本技术。我呼吁各所从这些基础上去发掘机会，协助传统产业升级。

这一类型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在本书的第三章中较详细地描述了两个案例，一是材料所协助巨大机械公司开发捷安特碳纤维自行车（所长林垂宙，计划主持人刘荣宪），一是化工所（所长胡德、李钟熙）协助三芳化工开发超细织纤维人工皮革（计划主持人白志中、彭镜县）。由于企业的努力，终于高新的材料或制程技术注入了传统产品，成功地创造了新品牌，开拓了企业的新天地。今天捷安特及三芳已成为各自领域中全球企业的典范，如旭日东升，这对于台湾科技创新机制的运作，应有重要的启发。

产业科技领袖人才的培育

40年来先后离开工研院他就的员工，据工研院院友会秘书长张世平透露，概略估计，约21 000人。离院员工的去向主要有以下各类：海外留学，台湾进修，大专院校任教，任职政府，自行创业，任职企业等。任职高等院校的有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学院院长副院长、大学校长副校长等各级，任职政府者上至“部长、副部长”，县市级主管等。但绝大部分院友，约90%均在企业服务，职位数目最多的应为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监、协理等领导阶层。据科学工业园区同业公会秘书长张致远说，工研院之技术规划、专利布局、市场分析、研究开发、计划执行、质量管理、经营理念、绩效评估、人力政策、信息管理、全球网络等思维及方法，已广在企业界实行，对台湾技术经济之形成，自有一定的作用。

中小企业成为经济创新的主流

1972年政府成立工研院的本意，是要通过它去协助工业的升级，而当时的主流产业是中小企业。在工研院的“定位说明”及“经营政策”里，充满了扶助中小企业升级的精神。

举例来说，技术扩散的首要原则，是公开、公正、公平。公开是信息的公开，公正是事事以法律为规范，公平是人人在法律下一律平等。这是对弱小族群最有效的保障。

又如非独占性移转的原则，确保进入高新技术的门户，永远敞开。其实在多年执行技术移转的过程中，这“非独占性”的理念是颇受质疑的。特别是若干得到了技术的受益者，时常有“独占”或垄断的意图，批评这原则的不合“商业规范”。然而我认为如果技术开发经费来源为政府，则研发结果与民共享应符“公义规范”。其实部分批评者亦是健忘者，曾几何时，他们亦因此原则而幸入科技产业的门奥。

在前章讨论公共研究的绩效循环时（见图2－1），我指出工研院对权利金的要求从低的原则，以促进循环的效率。低权利金，就是要鼓励中小企业的参与，降低中小企业升级的障碍。实际上技术一被实用，便可创造就业机会及充实国家税基，更有利营商环境。

实际上参与工研院技术开发、技术移转、策略联盟、讲习训练的，极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所以相对来说，工研院更是很多中小企业的伙伴。

表2－4的数据，源自“行政院”《工商业统计：1954—1996》。

这些数据所涵盖的时程，约略是从工研院成立到我在院服务的时间。观察企业家数和受雇人数，从1971到1996年的25年间，中小企业（1～99人）的部分，不减反增。乍看之下，政府及工研院努力于协助中小企业升级，但是这个产业群没有缩小，反而增加，25年后过半的受雇人口，都在中小企业里。这岂不和原来政策目的相反了吗？仔细再端详，就可发现从附加价值来看，中小企业在这段时间里，它的经济价值加倍，已是台湾制造业经济的主流。这亦是台湾社会的中坚和政治安定的源泉。

所以工研院的技术扩散模式，自有减小贫富不均、增进社会正义的作用，这对今天台湾民主政治的建立，自有贡献，这可能是1972年政府成立工研院意料所未及吧。

表2－4　台湾制造业的结构：1971—1996　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