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前行-复旦岁月的教育人生

1962年9月我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学习，原定学习五年。后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结束了正常的学习，毕业分配被推迟于1968 年7月。我在复旦大学度过了六年时光。在此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学风和治学精神；二是政治运动和动乱。

复旦大学是一所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的学校，名师荟萃，学术空气浓厚。复旦数学系更是有着苏步青、陈建功、谷超豪、夏道行等为代表的一代名师，以及由他们所开创的优良学风和学术传统。我在复旦预科读书时，由于对数学的爱好，非常向往进入复旦数学系学习，对几位名师更是非常敬佩和仰慕。进入复旦数学系学习后，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都非常高。当时，苏步青教授是复旦的校长，但还亲自给本科一年级学生上课，谷超豪教授和夏道行教授等名师也都曾给本科生开课。几位名师还常给学生做讲座，听他们的报告真是一种享受：语言生动、分析透彻、发人深省。给我们上数学分析课的老师是欧阳光中，他讲课很有风格和艺术，上课时从不带讲稿，所有的公式、定理及其推导证明都记得滚瓜烂熟。他讲述语言简洁严谨、层层分析诱导，充分展示了数学分析中数学思维的精妙之处。我们的常微分方程课程是由李训经老师讲授，李先生治学严谨，待人诚恳，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先生后来研究控制理论，是我国控制理论方面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无限维最优控制和随机最优控制理论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我在复旦念书时因喜欢微分方程，与李先生接触较多，后来读研究生时，因也从事控制理论的研究，拜读了他的许多论文，与李老师有过多次接触，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帮助。在1999年举行的国际自控联（IFAC）世界大会上，曾见到他和北京工业学院的吴苍浦教授，吴先生也是自动控制方面的前辈专家。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在复旦数学系念书时，除了上大课，还有小班习题课，这对我们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给我们上小班习题课的都是当时数学系的优秀中青年教师。这种大班课和小班课结合的教学方法对我们帮助很大。

我们这批学生是1962年入学，由于当时的国家和高校的特殊形势，高中生考入大学的比例很低，要考入复旦大学更是很难，我们那一届同学都是经过激烈的竞争方能入学。因此，这届学生原有的学习基础很好，大家都很用功，学习空气很浓。记得在大学一年级学习《数学分析》课程时，菲赫金哥尔茨所著的《微积分学教程》和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这两套书几乎人手一册，认真钻研。《微积分学教程》这套书中译本共三卷八本，内容丰富而系统，是微积分学方面的名著。该书中的许多内容已超出了当时《数学分析》课程的要求。此外，《数学分析习题集》也是一本以包含许多难题而著称的习题集。

复旦的学科门类很多，各种学术活动也很多，我们除了在数学系学习，还有机会听其他专业著名教授的学术报告和讲课，如生物系谈家桢教授等的报告。我当时很喜欢听这些教授的报告，虽然对报告中的专业知识并不了解，但在报告中所蕴涵的治学精神和精彩的语言表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启发。

在复旦期间，我们并没有学完五年数学专业的课程内容，但三年半左右的基础课的学习给我打下了良好的数学基础，受到了很好的训练。特别在思维能力、自学能力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养成了好的学风和治学精神。从学习“知识”的角度看，当时所学的数学知识很有限，甚至还没有达到大学数学专业的正规要求。但是，由于好的老师、好的学风和个人的刻苦努力，使我们具备了良好的学术能力和素质。这种能力和素质成为我大学毕业十年后考取研究生的“资本”。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除了学习知识和能力的不断深化和提高，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再有这种经历，回顾这一段人生经历对于思考教育、感悟人生和珍惜现实都是很有教益。

如前所述，我对于运动的最初印象，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我念初中时期的“除四害”运动。我念复旦预科期间正处于我国历史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明显感到粮食供应紧张，包括副食品、蔬菜和日用品等全面短缺，这种困难在学校食堂的伙食上也反映出来，但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在生活上还没有感到非常困难。对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只知道是三年自然灾害引起的，后来在读到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才明确：“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www.xing528.com)

进入大学之后，我愈来愈感到政治空气的浓厚，而且随着年级的增高愈来愈浓厚，从“反修防修”、“斗私批修”、“四清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一场场运动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充分领教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滋味。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亲身参加的两次运动，即“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四清”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它持续了四年之久，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后期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文化”。这场运动既是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我们是在比较后期参加这场运动的，曾经到农村去过，后来又到上海漕河泾地区搞“四清”，当时漕河泾地区属上海县管辖。记得我被分在漕河泾镇上的一个食堂和周边的几个居民小区搞“四清”，华东化工学院的一些师生也和我在一个组。我们这批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念书，对社会的了解很肤浅。参加“四清”运动使我们增加了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同时也确实感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带来的危害性。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并持续了十年之久。这是一个狂热和疯狂的年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最严重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间，我们正处学生时期，亲身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在这场动乱中，我的家庭受到严重的冲击，一夜之间，父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家里被多次抄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学校里被排除在任何红卫兵组织之外，在当时被称为“逍遥派”。在这段时期，我目睹了种种违背常理、违背人性的丑恶行为和社会的剧烈动乱。至今想来，仍感到惊心动魄和不可思议。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所带来的教训和思考是深刻的，其影响是深远的。由于动乱，我们的毕业分配被推迟到1968年7月，根据当时的文件，这一届大学生的分配是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进行，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我被分配到齐齐哈尔车辆厂。一起分去的还有同学王保利。

我在复旦的大学岁月，既给我带来学习和学风的美好回忆，也给我带来动乱所引发的无奈伤痛。在这场浩劫中，复旦经历了风雨沧桑，遭受了严重损失。值得庆幸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神州大地焕发了青春，各行各业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复旦大学也今非昔比，每次回校都感到学校的发展与变化。

2008年，我们这一届同学离开复旦40年了。陈祥麟、马宝发、唐佛南等同学很热心地操办了一次同学的聚会。陈祥麟曾任上汽集团董事长，马宝发曾任上海日用－友捷汽车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佛南是深圳市共进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他们都是著名的企业家。我和爱人都去参加了这次聚会，同学之间多年未见，拍照留念，相谈甚欢。

我的家庭也与复旦有很深的情结，我和妻子是复旦数学系的同学，哥嫂分别是复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65届毕业生，女儿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现在在美国工作。家庭聚会之时，总会谈起复旦的老师和往事，我们都祝愿母校：日月光华，旦复旦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