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王舒曼：揭示天才作曲家的独特创作之旅

大卫王舒曼

少年时的罗伯特•亚历山大•舒曼对文学的爱好，要超过他对音乐的爱好。他少年时住在他的家乡，即德国茨维考一个名叫撒克逊的小镇。当时，他父亲开了一家小书店，这也许就是他酷爱文学的原因之一。舒曼卖书之余，痴迷于读书，尤其是对拜伦的作品崇拜有加，因此，他开始一心一意地从事小说和散文的写作。此外，他还写了许多有关古代骑士的故事，可见他当时还是一个爱幻想的少年。

当然了，舒曼偶尔也会玩一玩音乐。他十二岁时，还组建了一个小型管弦乐队。即便如此，他对文学的兴趣还是比音乐浓厚。他甚至可以完整地背诵《浮士德》，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位同学都做不到的。因此，同学们给他取了“浮士德”和“梅菲斯特”这两个绰号。很快，他又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开始尝试进行艺术和诗歌论文的创作。至于他对音乐的态度，根本没有这么认真。

如果事态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那么舒曼也许会成为文学家，而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音乐家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舒曼十五岁那年，仿佛在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再也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了。他陷入了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这种孤独像毒蛇一样钻进他的身体，拼命地啃咬着他那颗少年心。后来，他用文字描述了他在这段时光里的状态：“这样的时刻，只有处于青春期初期的人才能有深刻的体会。年轻的心，不断地寻觅着它热切盼望的某种东西，却总也找不到。心里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乡愁，眼泪也会在触景伤情时轻易滑落。这时，青春期里所追求的那种东西，就会黯然消沉下去，无法用言语表达，也没有寄托，只好沉默地仰望星空，希望能够从中找到答案。这时，会有一种神圣的感觉，灵魂也会感到一阵狂喜。”

儿子的烦恼，很快就被敏感的父亲察觉了。明智的父亲因势利导，劝舒曼改变主攻方向，去学习音乐。父亲认为，音乐可以陶冶儿子的情操，让儿子忘掉忧伤，重新快乐起来，并逐渐走向成熟。但是，父亲的这一主张遭到了母亲的极力反对。在母亲看来，学音乐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出息。所以，在父亲过世之后，舒曼就被母亲欣悦地送进了莱比锡和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专业。母亲希望他将来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可是，舒曼属于音乐，这好像是命中注定的。舒曼自从听了帕格尼尼的一场演奏之后，就被音乐这个神秘莫测的世界给摄去了三魂七魄。于是，舒曼在1830年的某一天，立下了要成为一名大演奏家的志向。

从此以后，舒曼开始下苦功学习钢琴。不过，当时他已经过了学习音乐的最佳年龄，他的肌肉几乎都已经定型了。因此，他学得格外用功，并“吊”起一只无名指，以便使肌肉更加灵活一些。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指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再也不能练钢琴了。可是，这时的舒曼对音乐的热情，早已大大超过了他当年组建管弦乐队时的热情。舒曼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一名作曲家。可是，舒曼并没有就此完全放弃钢琴，他倔犟地练习着弹钢琴，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一段天赐良缘，最终创作了许多钢琴名作。

拥有作曲天赋的舒曼，很快就崭露头角了。舒曼二十岁时，写了《谢肉祭》这首曲子，这是他在作曲方面的处女作。这首曲子里，融入了小丑、肖邦和帕格尼尼等当时最著名大师的风格，体现了舒曼那勃发的才情。时至今日，这首曲子还经常会出现在演出名单上。舒曼二十三岁时，写下了《交响练习曲》。这是他的第一首钢琴杰作，同一主题下有十二个变奏。舒曼的天才，在作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1834~1835年这两年时间里，创作了钢琴杰作《狂欢节》。这一杰作，由二十一个乐章组成，充分体现了他的才华。

舒曼的爱情也来得很快。舒曼在爱情上，无疑比贝多芬、舒伯特及在他之后的勃拉姆斯都幸运。这或许是上帝对他损伤手指的补偿，也可能是上帝因他的勤奋好学而赐予了奖赏。舒曼对克拉拉一见倾心。克拉拉的父亲是位教授，也是当时的一位著名钢琴家，他并不想把女儿下嫁给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维特”，就反对这对年轻人在一起。尽管这对年轻人的爱情之路充满了阻碍，但他们最终还是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同甘共苦、恩恩爱爱地过了一辈子。

爱情是甜蜜而又痛苦的。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舒曼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深切地表达了自己对心上人的眷恋。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我有翅膀，我一定会立刻向你飞过去。”爱情的甜蜜，让舒曼的音乐也染上了缤纷的色彩。他的恋爱长达五年时间。在这期间的1837年，他作了八首《幻想曲》、八首《克莱斯勒偶记》（钢琴短曲），另外还创作了《儿时情景曲集》（包括十三首曲子）、《少年曲集》（由四十三首简短的曲子组成）。这些作品，都是他恋爱情感的体现。(www.xing528.com)

婚后，他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这种幸福，也融入了他的歌曲当中。他在1840年这一年的时间里，就创作了一百四十首歌曲。比如，《美妙的五月》、《月夜》、《献辞》、《摇篮》、《胡桃树》、《我的情人》等，都是他在这一年里创作的。这些乐曲简洁明快、和谐优美，流露着作曲家心里涌动的幸福和快乐。

“像黄莺一样尽兴地歌唱，到死也不后悔！”这句话，可以说是舒曼勤奋工作的写照。舒曼的心脏和血管里，总有一股奔流不息的伟大力量，使他时刻保持着高昂的创作情绪。声乐套曲《女人的爱情与生活》，是他以雪米苏的诗为题材写的；《诗人之恋》第二章，是他根据海涅的诗谱写而成的。它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有一天，他去祭奠贝多芬，在墓地里捡到了一支笔。他认为这是贝多芬从天国送给他的礼物，于是，他激情澎湃，才思泉涌地用这支笔写下了《第一号交响曲》。他对贝多芬，以及这首在贝多芬的灵魂“关照”下创作的曲子，都充满了热爱之情。他说：“我已经快完成这首交响曲了，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它是一件重要的作品。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轻易地完成它，都要感谢慈善的贝多芬。”当然，舒曼并不总是这么幸运，他也曾在无数的漫漫长夜里无法入眠。

舒曼过世得很早，这种结果好像是上天注定的。他不停地工作，同时还坚决地与世俗对抗。他对那些一本正经、恬不知耻的伪君子充满了厌恶之情，并用创作来保护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受侵害。他希望自己的创作和评论，能塑造新人、影响后人，就创办了《新乐坛》。《新乐坛》是一份音乐评论杂志，极力宣传莫扎特和贝多芬。当时，这两位天才大师已经被人们淡忘了。舒曼的这一做法，无疑是非常合时宜的明智之举。之后，他又尽力地推荐了一些新人，比如韦伯、肖邦、柏辽兹等，都是其中的一员。他建立了自己的“浪漫主义精神同盟”，并为其命名为“大卫王”。“大卫王”是《圣经》里的一位歌手的名字，在这里被他借用了。舒曼对音乐事业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功劳非常巨大。

舒曼就这样不停地进行创作和评论，既发扬旧人的优良传统，又极力举荐新人，累得他筋疲力尽，他却好像不知道什么叫休息。继《第一号交响曲》之后，他又开始了《d小调第四交响曲》的创作，然后却把它锁在了抽屉里，就因为他对它不满意。随后，他又创作出了饱含情感的《流浪者之歌》。这个曲子也是一部佳作，它展现了舒曼的心声，把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流浪情怀表现得酣畅淋漓。就这样，舒曼在音乐界的地位逐渐变得崇高起来，他拥有了很高的声誉：拥有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还是莱比锡大学的礼聘教授等。对他来说，这些荣誉都是实至名归的。

然后，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由于劳累过度，他先是耳鸣，然后开始坐卧不安，耳朵里时常有八大调在回响。心理学家们分析了他的精神状况，说他得了重病。这个结论先是差点儿击垮了他，然后真的击垮了他。他得的重病，只有靠奇迹才能治愈。于是，人们带他去了杜塞尔多夫，以换换疗养环境。尽管如此，还是事与愿违。这时的舒曼，身心状况全都坏到了极点。他曾经一头扎进莱茵河，想借湍急的水流来淹死自己；他的耳鸣也比以前更严重了，耳边总是回响着自己的交响乐曲声。然后，他被无计可施的人们送到了波恩，在波恩一家私人收容所里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日子。1856年7月29日，舒曼追随了他倾慕已久的贝多芬，离开了人世。死亡，在常人看来是痛苦的。但对舒曼来说，死亡却是一种解脱，让他彻底脱离痛苦。

舒曼去世四十年后，克拉拉依然健在。在我十岁那年，克拉拉还跟约瑟夫•约阿希姆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约阿希姆和我爷爷长得很像，这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不过，至于克拉拉•舒曼长什么样儿，我却没有清晰的概念。她擅长演奏勃拉姆斯的乐曲，并因此而出名。她是勃拉姆斯的至爱。勃拉姆斯终身未娶，就是因为他一直深爱着克拉拉。不过，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好。大艺术家们幸福结合的现象，似乎总是很少出现。无论如何，舒曼和克拉拉都是幸福的一对。舒曼在婚姻这一点上，比勃拉姆斯要幸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