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的党代会六大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党的四大为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作好了准备。图为四大通过的议决案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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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能扭转革命危急形势的五大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3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

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魏金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大会的开幕式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的礼堂举行。第一天后，改在汉口靠近郊外的黄陂公馆。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这是中共五大开幕地点——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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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加会议的郑超麟回忆开幕式的场景：“这一日的大会完全是仪式。陈独秀当主席，致开幕词。国际代表团各人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 子军代表致祝词。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长项英（即项德隆）领了一队纠察队进会场来行礼。国民党，除徐谦外，还有谭延闿和孙科，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不说话。”英国、法国、美国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词祝贺。出席开幕大会并致贺词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

大会开始后，宣布主席团名单：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大会又设立了陈独秀等13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谭平山等10人组成的土地委员会，李立三等9人组成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分别以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为秘书。

据郑超麟回忆：“台下座位都满了，约有二百人至三百人，其中很多军服、皮带、绑腿的人。C、Y（按：共青团）代表，那些小孩子，模仿上海小报体裁，写了许多字条传观，报告会场种种笑话，例如某某女代表‘目不转瞬对着美男子李求实’，某同志‘正在向油印处一个小姑娘进攻’等等。大家对大会都视为一种宗教仪式，仿佛进教堂听取牧师宣讲或看神甫做弥撒，并不视为决定革命命运的会议。”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主要阐述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土地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与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等。

陈独秀在报告中说，“中山舰事件”采取的妥协退让是正确的，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是不能压倒蒋介石。”对于迫在眉睫的农民土地问题，他表示：“虽然我感觉到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持一种折中的中庸的路线。”他的“中庸路线”是，等打倒新旧军阀之后再进行土地革命，而不是相反。报告重提了“西北理论”，认为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工业区，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势力很强大，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应该退到西北各省去，因为那里帝国主义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聚集，然后再回来摧毁帝国主义统治。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4月30日大会一开始，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提议，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讲话。罗易说：“这种理论很明显，就是小资产阶级畏惧失败情绪的表现。想把革命基地转移到和帝国主义城堡相距很远的地方去，这正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失败主义倾向的反映。”他虽然批判了陈独秀、鲍罗廷的“西北学说”，但竟然说中国革命存在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说什么“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力量等情况都倾向于这个前途。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是实现这个前途的主观力量”。他进而宣布，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他在会上还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它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后来，毛泽东评价说：“罗易是个蠢货。”又说，“罗易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a

与会代表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

瞿秋白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形象的刻画和讥讽：“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奶娘夺到又不管，反而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

瞿秋白在小册子中没有公开点陈独秀的名，却对彭述之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似无的鬼，实际却和这个鬼去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b

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

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5月1日，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5月2日和3日，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彭述之、蔡和森、林钧、张国焘、魏金斯基、李维汉、张太雷、罗章龙、陈乔年、彭湃等13人。5月3日的大会上，罗易又作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讲话。罗易讲话后，陈独秀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汪精卫出席了5月4日的大会。会议一开始，汪精卫首先讲话，继之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内容是共产国际执委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和国际形势）的报告。罗易报告后，汪精卫发表了第二次讲话。之后，陈独秀有一个简短的发言。随后罗易又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第二次讲话，作为对汪精卫第二次讲话的回答。罗易讲话后，汪精卫又作了第三次讲话。最后是陈独秀、谭平山等人发言。

5月5日，在大会上发言的有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有些人是两次甚至三次发言。这一天大会的最后，罗易又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为题，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

5月7日和8日，大会讨论了组织问题、修改党的章程的问题和职工运动、农民土地等问题。

5月9日，大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图为当时出版的中共五大宣言的开头和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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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大会宣告闭幕。

经过十余天的争论，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文件。这些决议，否决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指出了其危害，明确提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激进的解决”，“现在的革命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机关，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连张国焘也说，“大会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地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检讨和主张。真正紧急的问题仍在经常假座鲍（罗廷）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争论不休，大会似反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因此，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革命危机此时已到来，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就在当月，5 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

马日事变后，鲍罗廷很着急，但他不是想办法挽救革命，反而谩骂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书中记载：“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罗易与老鲍各自发表长篇演说。老鲍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2）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他们的合作是中心问题，假若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什么也没有……”

中国革命的严重形势，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也是在当月，5月31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紧急指示，即“五月指示”：

一、改组武汉国民政府，加强这个政府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

二、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增加更多的工农领袖；

三、武装2万中共党员；

四、挑选5万工农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军队，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彻底改造，排除其中的反动将领，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代替；

五、建立以国民党左派领袖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严厉惩办反动军官；

六、厉行土地革命，坚决从下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和豪绅的财产。

莫斯科的指示罗易和鲍罗廷第二天就收到了。罗易在未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竟将汪精卫约至其寓所，并将共产国际的密电出示给他看。罗易本来是想拉他在统一战线内，而其实际效果则是给汪精卫集团分共提供了口实。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即在两湖地区大肆搜查、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1924年至1927年国民革命宣告失败。

五、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代会六大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认真解决。由于当时国内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开会。

1.筹备六大

最早提议召开六大的，是八七会议。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说，党“应在六个月之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同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召集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召开六大，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决议还规定了出席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要求各地以省党部为单位，500名党员中选出一名代表，500人以下的省也选出一名代表，凡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未被所在省党部选为代表者，可以参加六大，但无表决权。另外，规定共青团中央可以派25名代表，凡所选代表均须1年以上党龄。

次年1月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有关事宜。会议通过讨论，确定了下列事项：

大会召开地点：待定。之所以不能确定六大地点，因为当时全国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党的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国内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瞿秋白提出可在澳门开，但多数人认为在香港开更合适。这个问题最后没有定下来，决定以后再议。

出席大会人数：50人左右，具体办法由中央组织局决定。

会议还决定，在两个星期内要起草好共青团大纲、党务组织大纲、工会运动大纲、农民土地问题大纲、政策问题大纲等，并确定了起草这些文件的负责人或部门。

正好此时，共产国际决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中共中央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请斯大林或布哈林出席大会，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决定在共产国际六大之后，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作出如下决定：

（一）同意中国党的请求，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开会日期为4月份。(www.xing528.com)

（二）六大议程大致应是：共产国际报告；瞿秋白作中国党的报告；长江局或湖南省委报告；任弼时作青年团报告；党纲问题；章程问题；工人运动；土地问题与农民运动。

（三）代表人数100至110人。具体分配名额为：湖南、湖北、广东、江苏、顺直各10人；四川、陕西、山西、广西、福建、云南各2人；山东、满洲、河南、浙江、江西各5人；青年团中央5人；第五届中央委员10至20人；各地代表中须有20人是担任青年团工作的，以备在党的六大之后，青年团召开一次会议（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这是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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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应立即启程前往莫斯科，以便为六大的召开作准备。

（五）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须出席大会。

3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了已在莫斯科的向忠发（八七会议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外，再派瞿秋白、周恩来前往莫斯科。

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六大，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3名政治局委员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协助工作。

4月28日，中共临时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关系等问题。此时中央一些领导人还没有完全认清“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本来，共产国际指名要陈独秀参加六大，但陈独秀拒绝了。与陈独秀属于同路人的郑超麟回忆说：

“毛子（指苏联人）请独秀去，独秀不去。秋白疏通若飞（王若飞）希望若飞劝独秀去。若飞说：‘我本赞同他去的，后来一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秋白说：‘不见得，不见得。’若飞的意思是说，若无苏联反对派问题夹杂其中，独秀参加的意见是有胜利可能的。任弼时也约我在兆丰花园谈话，叫我劝独秀去，我答应转达。彭述之也拒绝邀请。”

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各地代表从上海陆续启程，大部分经大连、哈尔滨，偷越满洲里边界，进入苏联境内，也有乘苏联轮船直接到海参崴的。

5月初，周恩来、邓颖超由上海坐日本轮船到达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到了大连，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据邓颖超回忆：“经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买了青岛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上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往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

“在那里，他们又详细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回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说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他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日本警察要周恩来去水上警察厅，并没有涉及邓颖超。但邓颖超表示要一同去。周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让邓颖超先到旅馆住下。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到了邓颖超的住处。进来时，他低声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赶快烧掉。邓颖超马上找出来，撕碎丢在马桶里，然后两人有说有笑地去餐厅用餐。当天下午，周恩来夫妇离开大连，坐火车前往长春，然后转吉林县（即今吉林市）去看他的伯父。一路上，仍有“尾巴”跟踪。

据邓颖超回忆：“上车后发现我们座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与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同志，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上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a

到了长春，停留了两天后，周恩来先到了哈尔滨。隔了一天，邓颖超在周恩来三弟的陪同下也到了哈尔滨，接着一起到了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后，继续乘火车到莫斯科。

代表们下车后，住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座沙俄时代的贵族庄园——“银色别墅”。

斯大林对于中共六大非常关心，6月12日左右，他在莫斯科一座大楼里，接见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代表，王明担任翻译。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二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这正是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说：“秋白的报告中，有许多地方是对的，可是也有错误。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当然，某些地区城市工作有了开展，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人民不满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这不足以证明革命处于高潮。广州起义不是革命高潮的开始，而是革命高潮的终结。”

李立三当即表示不赞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说道：“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着工人、农民的斗争。”

斯大林耐心地解释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说着，斯大林风趣地在纸上画了一些波浪和几朵浪花，形象地告诉中国同志：浪花不是波浪。

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周恩来、蔡和森、项英等出席。

布哈林首先提出了3个问题，要求与会者分别发表意见。这3个问题是：

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

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

三、党的今后任务和方针。

与会者很多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可是张国焘说，整个预备会（即座谈会）上只有他一个人发了言，以后也没有再举行这样的会议。

据张国焘回忆说：“布哈林首先说，请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发言。瞿秋白、陈绍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说：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先发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赞同，并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赞同我发表批评中央政策的意见，但对任意加我以反对共产国际头衔这一点，表示抗议。我于是站起来发表演说，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花了约3个钟头。”

6月17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当天晚上，瞿秋白主持召开预备大会，有表决权的60位代表参加，预备大会确定了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名单，决定由苏兆征、周恩来、王仲一、杨殷、徐锡根、李子芬、毛简青等7人组成主席团，以苏兆征为主席。至此，六大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为了开好六大，中共中央在会前进行了一系列的文件起草工作。瞿秋白起草了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共三章十节。该报告从中国共产党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国共合作，党内在国共合作中放弃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中改组，八七会议，一直讲到广州暴动，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党内发生的“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

2.六大的正式召开

6月18日下午1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座沙俄时代的贵族庄园——“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大会开幕式由向忠发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84人，非代表的五届中央执行委员4人，特邀代表1人，代表党员4万人。此外，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瞿秋白致开幕词，他说：

“从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屠杀工农和其他革命群众起，到六大召开的这段时间内，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一切反革命力量、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一致行动，压迫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工农群众，同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作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大会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十分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

在以后的10来天，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和结论》、《军事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大会还讨论了《政治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农民问题议决案》、《职工问题议决案》等十几个决议案，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

左图：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右图：中共川陕省委从六大政治议决案中摘编的十大政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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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大会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六大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

7月4日，大会主席团召开第十一次会议，讨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办法。会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征、项英、余茂怀和一位国际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会议同时决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21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

7月10日上午，召开大会主席团第十六次会议和各省代表书记联席会议，周恩来报告了51名候补人选预选的结果，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提出了正式委员21人和候补委员11人的名单。会议讨论这些名单时，瞿秋白提议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增加2人。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采纳了瞿秋白的意见。

当天上午，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新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如下：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选举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在这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了21名。

接下来是确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机构的设立及分工。

据张国焘回忆：“米夫看见进行的情形（按：指政治局选举）颇为顺利，因而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瞿秋白和张国焘两同志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同志任组织，蔡和森同志任宣传，项英同志任工运。”就这样，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任书记。

7月1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向忠发致闭幕词。周恩来等致词。周恩来说：“我们这次大会是空前未有的，过去的大会非常简单，讨论很少。这次大会却不同了。为求得革命的真理，得到了许多的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批评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在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

3.六大的历史意义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六大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

但是，六大也有其缺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派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作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a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b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