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小时救援挑战：龙门山故事

2008年5月26日

对救援队来说，最痛苦的选择就是放弃。然而对于“放弃”的取舍，往往是救援队每天都要面对的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救援本身就是一次风险评估，很多时候结果与体力和技术无关，也许仅在于一点点运气。从施救者到被救者也只有一步之遥，即使最完美的计划也会出现惊天逆转。

80个小时内，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山岳救援队完成了一系列艰苦的任务。队长王鑫对我说：“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创造一个奇迹。”

5月14日中午，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山岳救援队在北京集结完毕。救援队由17人组成，队长王鑫是北京市登山协会的副秘书长，从事户外运动20余年，营救经验丰富。与其他救援队不同，这支队伍的主要特长在于山地搜索和营救以及对山区伤员的处理及运输。所有队员都受过专门训练，拥有山地户外运动专业领队资格，其中还有无线电通讯及医疗的相关专业人才。

所以在此次汶川地震救援中，他们担负了一个相对独特的角色——山区救援。“我们的强项是解救山区内的人员险情，在狭小空间内作业，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区。”王鑫告诉我，“此外，在道路出现坍塌毁坏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依靠专业装备和器材，翻山越岭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灾区，发回信息展开搜救，为救援大队的工作做好准备。”

与城市救援相比，他们无法携带大型工具及破坏设备，但在山地，他们拥有专业优势。在救护上，甚至可以用两根登山杖和一件冲锋衣做成担架，迅速转移伤员。

除队长王鑫外，其他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职业：副队长挪亚是《户外》杂志的市场部经理；队员俞历是国家地震局地质灾害领域的专家；靳永刚是解放军304医院的医生；武健不仅精通无线电通讯，还会修理汽车；年龄最小的杜天启只有18岁，他是户外用品店的店员。除了登山绳索、头盔、无线电电台外，为了解决通讯设备充电问题，他们还专门携带了两台手摇发电机。

17点15分，救援队抵达成都双流机场。短暂的晚餐后，即前往此次搜救的目的地——彭州市龙门山镇。这里与汶州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它们之间仅隔着一座山。我跟随其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出发前，王鑫对所有队员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训话，尤其强调了要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安慰，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把水和食物留给别人。“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创造奇迹。”王鑫说。

彭州市位于与汶川县交界的龙门山区，是四川著名的旅游风景区，其中银厂沟和回龙沟更是成都人的避暑胜地。而最美丽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在溪流峡谷的下面，就是龙门山断裂带。它绵延长约500公里，宽达70公里，规模巨大，沿着四川盆地西北缘底部切过，位置十分特殊。地壳厚度在此陡然变化，在其以西为60～70公里厚，以东则在50公里以内。它的东部仅100公里外就是人口密集、工业发达的成都平原地区和大城市群。历史上，它并不安分，1657年4月21日，爆发有记录以来最大的6.2级地震。据地震学者考证，此后300多年间，这条断裂带再未发生过超过6级的强震。直到今年的5月12日。

由于小渔洞大桥毁坏，当晚23点多，救援队的大巴停在了桥头，全体队员在车上休息。24点左右，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来此指挥救灾工作。前方工作人员告诉他，龙门山镇有1万多人，目前走出来的幸存者和已发现的遇难者一共4900多人，其他下落不明。此外，龙门山中的游客数量还难以统计。

王鑫的压力很大，他不给这支队伍定下任何指标，他希望这是一个“无欲则刚”的过程。前路未明，他希望每个队员，都能排除功利心，保持最冷静的思考，做出能做的努力，而不是盲目冒进。

一位60多岁的农妇走了十几个小时的山路脱离险境，走过坍塌的渔洞口桥，她的怀里是一只竹篮，里面是她累得走不动的小狗。这个场景给王鑫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此后几天内他屡屡向队员描述这个景象。

这里是苦难与希望并存的地方。

救援队在车内狭小的座位上挨过一夜。

天刚刚亮，大巴车通过临时开辟的土坝，进入龙门山镇。救灾前线指挥部就设在银厂沟、回龙沟与彭州市的三岔路口。

山岳救援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进入银厂沟搜寻幸存者，有30多个旅游团被困在沟深处的度假村，生死不明。大本营扎在了路口的三角形环岛上，队员徐征、王鑫（与队长同名）、武健组成后勤组，由徐征负责，保障补给、通讯，电台24小时守听，所有与外界的通讯联系都由此发出。队长王鑫负责的第三队目标是2公里以外的团山村，队员杨献忠带领第二队目标进入16公里外的九峰区域，副队长挪亚带领第一队前往20多公里外的大海子、小海子。挪亚在前方有绝对指挥权。

多年的合作，王鑫与挪亚的分工明确而默契：山上的事听挪亚的，山下的事王鑫做主。

队员们用了半小时收拾装备，每个人身上都穿上了保护带，挂着钩索和升降器。15个人带了7顶帐篷，再加上各种装备、睡袋、食物和水，每人负重平均超过了20公斤，副队长挪亚的背包超过了30公斤，如同小山一样。救援队没有向导，唯一的指路工具就是一张旅游地图。

银厂沟的毁坏程度超乎想象，20多公里的盘山路两侧是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宾馆、农家乐旅店，现在已成为一片废墟，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当时就像刮风一样，哗啦啦，房子就全塌了，一下什么都没了。”村民杨晓玉向我描述。她现在带着孩子在沟外暂住，她的婆婆也由于不在屋内而幸存下来，但却舍不得离开家园，这几天杨晓玉都要来劝说老太太跟她一起暂时离开这片废墟。银厂沟的旅游开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一家度假村残破的墙垣上还写着“始建于1983年”。

生活在这里突然定格，留下一个个破碎的场景。一家旅店的外墙全部倒塌，里面的卧室还保存着灾难发生前的形态：主人的粉色被子还没有叠，绿色的窗帘挂在门上，门口泡在大盆里的碗还没有刷，失去主人的狗依旧守护着破碎的家园，鸡和猪在路上寻找食物，路两侧狭小的菜田整齐油绿。只是，它们的主人都不见了。由于道路修通，外地的亲戚们一队一队地进来寻找他们的亲人。本地的幸存者在废墟上拣拾衣物——这是他们唯一找到的还有用的财物。

团山村的搜索没什么进展，但是一队的李红兵用手台发来信息，7公里处的东林寺发现2名幸存者，他们被压在一座新修的3层房子里，2层楼板将下面的人压住，只能隐约听到呻吟声。于是，所有队员立即向东林寺靠拢。要想进入只能砸开屋顶，李红兵拿了2个千斤顶钻了进去，里面空间极其狭小，大块水泥板和瓦块砖头充斥其中，只能通过喊话确定被困者的位置，但是没有破拆工具，无法营救。于是救援队将2名受困者移交给已经进入的部队人员，他们携带有较大型的破坏装备。

救援队成员在东林寺重新集结。三队由王鑫带领，在此搭建营地，解决全队的补给问题，同时协助战士救助被发现的幸存者。山区路还没有修通，救援给养还没有跟上。10点左右，一队、二队一起出发继续向前搜索。

再向前走，山体塌方状况越来越严重，山河破碎，满目疮痍。

卡车大小的巨石冲下山坡，砸毁了村庄，横亘在道路中。直径20多厘米的高大的杉树也被滚石砸折，留下齐刷刷的断面，一排排地堆积在公路上，就像古战场上的防御工事，杉树的果实也撒满一地。救援队必须小心快速地穿越巨石和断树构成的塌方区，而另一侧就是山谷。残存的路中间出现裂缝，最宽处可以伸进一个拳头。山体地震改变了地层结构，地下水也改变了原先的流向，夺路而出，肆意流淌。远处的一处河谷崩塌，两侧山头被削平，石块堵住了谷口，河水暴涨，河滩上的村落只露出房顶。

“山崩地裂水倒流”，这是形容龙门山脉最贴切的词语了。

由于山体崩塌严重，很多村庄已经难以施救。谢家店子的塌方最为严重，整座山体发生了移位，村庄被埋在巨石下，变成了一座高达十余米的乱石山，原来的样貌荡然无存，看不到一根房梁一块瓦片。据附近逃出来的村民讲，这下面压埋了40多人，其中有10余名游客。

穿越塌方区的道路十分艰险，很多地方都要手脚并用，在断树、落石参差的地方，只能趴着走，否则身上的背包无法过去。由于前方情况不明，队伍必须携带较多的装备，每个人的体力消耗都非常大。行至响水洞时，发现了一座尚未垮塌的矿泉水厂。地震发生时两辆货车正在装货，其中一辆车的钥匙都还未拔下，仓库的门大开着，遗留的成箱矿泉水暂时解决了全队的饮水问题。

路上不时有山民逃离家园，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接近72个小时，救援队沿路散发食品和水并进行简单的急救。

在穿越了5个塌方区后，14点左右到达九峰村，此时距离出发已经过去了7个小时，行进路程20余公里，此处距离被困居民和游客较多的大海子、小海子还有4公里左右。副队长挪亚召集会议，为了保证安全在天黑前返回营地，最后决定一部分体力状况稍差的队员下撤，留一人看守装备和背包，其他人轻装前进。

于是我开始下撤返回东林寺营地。挪亚与其他四五名队员带上了我们身上全部的药品，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了海拔3000米左右的大海子与小海子。他们与到达的部队官兵们救援了20余名伤员，并通过电台指引了直升机降落，伤员由直升机运出。在转交了所有的药品后，挪亚全队下撤。

救援队在下撤过程中，遇到了四川登龙俱乐部的5名志愿者：刘璇、铃铛（网名）、王俊龙、马强（Matt）和邓肯，他们是四川本地户外运动的高手，平时为游客和登山队提供大本营服务和登顶服务与救援。于是两个队伍合为一处共同下撤。

在这支队伍中，马强和邓肯都是英国小伙子，马强来中国6年，能讲流利的汉语。他们都是洞穴探险专家，尤其熟悉各种地质状况与小空间内的救援作业，在圈内名气很大。他们平时多在重庆的武隆地区洞穴探险，由于签证5月18日到期，最近已经准备回国，但发生地震后，他们毫不犹豫就赶来参与救援。

两支队伍合并成为一支，队员人数达到23人。18点左右，救援队回到了东林寺营地。队长王鑫和队员俞历协助部队从后面水电站中抬出了3具尸体，由于多日浸泡，每具尸体的重量超过200斤。最初发现的2名幸存者仍在艰难地营救中，部队正在用破坏钳、撬棍等装备打通障碍物。

这一天往返走了46公里山路，行进时间10小时，很多队员的脚上都打起了水疱。对于这支专业队伍，这是很少发生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负重比较大，前进节奏掌握得不好。为了第二天的任务，队员们不得不咬牙挑掉水疱，涂上双氧水消毒，再用纱布包扎好。这样尽管走路会很疼，但不会影响行进。

马强、刘璇们的加入还带来了一辆北京吉普车，这解决了电台设备的充电问题，将电源接到电瓶上，没电了就发动一下汽车。

23点，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努力，早上发现的幸存者终于被抬出，但他们已经没了呼吸。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超过80个小时。(www.xing528.com)

这个晚上救援队在东林寺扎营，负责通讯的徐征等3名队员在山下岔路口扎营。大地并没有安睡，躺在地上能够清晰感受到一阵阵余震带来的晃动，仿佛是钝器之间互相撞击，发出“咚”或“嗡”一样的钝响。远处山体塌方不时发出轰鸣声。

早上7点，救援队准备下撤到龙门山镇路口与通讯组会合。队员俞历还在GPS上记录了沿线地质危险区域，最后会将数据交与彭州市政府。

这一天，救援队接到的任务是进入龙门沟。龙门沟在银厂沟的西侧，也是旅游区，同时沿河谷还建有3座水电站，每隔10公里1座。大面积的山体塌方导致道路中断，第一座水电站曾经有一名妇女走了6小时的路冒死爬出，另外2座水电站的工作人员生死未卜，既没人知道是否还有幸存者，也没有人了解道路情况。

11点，王鑫决定将队伍分为3组，轻装前进。但走了2公里后，道路就被阻断。龙门沟的情况比银厂沟还要严重，两侧山体已经成“滚石瀑布”，形成了几百米高的滑坡带，上面已经失去了所有植被的固定，每分钟都有大大小小的石块滚下，划出一条条黄色的烟尘。“这种山体叫做高边坡，它的稳定性是零。”地震救援专家俞历告诉我，“这意味着，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有塌方发生。”更何况余震不断，其通过的危险性可想而知。如果从坡面横切过去，路绳的固定点都没有，唯一的可能是绕路爬山，在塌方区的上方山脊上走。

挪亚决定和马强先去前方探路。近一个小时后，挪亚返回，宣布放弃今天的行动。一方面在于，道路之艰难超乎想象，沟谷内全是大石头，队员们必须在大石头上爬来爬去，即使身手如马强，每小时也就能走两三公里。另外时间已经不允许，到任何一座水电站天黑之前都不可能返回。更要命的是山体滑坡带来的危险。“这个时候，技术不再重要，体力也不再重要，靠的就是运气了，唯一能够凭借的经验就是怎么躲好石头。”挪亚对大家说，“生命是平等的，不存在交换的道理，尤其是在前方生存信息不清楚的时候。”

救援队回到营地休整，筹划明天的行动。挪亚回到帐篷前重新处理他挑过水疱的脚，每隔半小时就上一次药。这个说话沉稳平和的男人心中已经有了决定：明天，他自己带上马强和邓肯过去，其他人在营地留守。“这样你是否会剥夺别人参与的权利？你是否要考虑其他队员的感受？”我问他。“别人的感受不重要，剥夺参与权总比剥夺生命要好。”挪亚说。

在这个队伍中，挪亚是最冷静的人，威信非常高。他说所谓的冷静来自以前很多愚蠢的决定。比如1998年开车下山走冰路导致翻车，他自己昏迷了41天，脸上缝了100多针。比如听说有人可以16个小时连穿小五台山，他自己带了一瓶可乐以12个小时走完全程，“连小便都没停下来”，而一般的队伍则要走两三天，最后的结果是他的双膝损伤过大，长期疼痛。“在欲望膨胀的时候，必须懂得放弃，是满足99个愿望，还是放弃1个愿望？”挪亚说。

王鑫此时还没有拿定主意，“现在我很矛盾，我非常想进去，我们的队员都做好了准备，甚至不惜用我们的命换另一个生命。但我又非常非常地害怕危险，如果有意外发生，灾区的死亡名单又要增加人数，救援事业也会受到沉重打击”。

讨论到最后，王鑫决定再为挪亚增加1名队员——坦克兵出身的李红兵，他具有更丰富的野外生存能力。

傍晚时分，救援队又接到了龙门山镇宝山集团的请求，他们在龙门沟内有一座矿，里面一共18人，其中9个人在山下搞基建，另外8个人是矿工，还有1名妇女做饭，18人里年纪最大的64岁。由于矿内储存了一两个月的食物，上面9个人的生存可能性相当大，同时有老乡自称认路，可以绕过塌方区，愿意当向导。

王鑫决定将搜救目标从水电站转向矿区，毕竟后者的生存信息更明确。按照新的计划，挪亚带领另外3名队员明天天亮出发，带够充足的药品，能找到生存者就是胜利，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在山上露宿一晚，第二天返回。其他队员在营地待命，视情况上山接应。

明天出发的4名队员，早早地钻进了帐篷休息。王鑫则难以入睡，躺在外面的大树下挨过一夜。凌晨1点多，一阵强烈的余震将队员们从梦中惊醒。

第二天注定难以平静。

早晨5点队员们起床准备装备，按照10小时的行程准备了水和食物，每个人都带了睡袋，并准备了较多的药品。带路的向导又叫上了4名老乡，同时还有7名贵州来的户外运动的志愿者希望同行。

王鑫不同意再增加额外人员，他认为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任务，任何实力、意志、技术差的队员都会拖累整个团队，甚至造成不必要的减员。最后在贵州志愿者的坚持下，有4个人得以成行，但前提必须是完全服从挪亚的指挥，安排谁下撤谁就必须下撤。

6点30分救援队出发，与大本营保持整点通联。

大本营的人开始讨论明天的安排，等候挪亚的消息。此时谁也不知道，山上的情况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原来向导根本就不认路，他完全依靠的是方向感。对于路程的估算也是没有依据的，他对贵州人说只需要一两个小时，而对救援队最初说3个小时，后来又说四五个小时。老乡们为了有更多人帮忙，说了谎话。“这让我当时很崩溃。”挪亚说。在这样的山区很容易迷路，所有的植物都相似，偏差一度都会走岔了。

但是，必须继续前进。老乡在前面开路，要绕过塌方区必须走鞍形路线，从山的另一侧爬过去。营救地点在海拔2800米左右，出发地的海拔为1100米，有90％以上的路段都是上升路线。路非常难走，很多地方要爬上60～80度的坡，沿着山脊走道路狭窄，最窄的地方只有10厘米宽，上面的雾很大，能见度不足10米，没有人的痕迹。地震造成的裂缝很容易崴到脚，地缝中散发出硫黄的气味。有3/4的路要爬着走，很多地方必须匍匐才能够通过。山上有很多熊猫爱吃的箭竹，救援队还发现了熊猫的脚印和新鲜的粪便。老乡控制前进的速度，平均每小时前进3公里，每上升50米就要休息一次。

11点45分，意外发生了。贵州志愿者刘勇的膝伤复发，挪亚不得不安排李红兵护送刘勇下山。大本营开始紧张了起来。王鑫让二队和三队做好接应准备，并通知李红兵记住下山的路。13点50分，李红兵失去联系。王鑫要求通讯组每5分钟呼叫一次，大家怀疑李红兵忘记更换手台的电池。

14点10分，挪亚发回报告，告知他们已到达2400米，但是路况非常不好。王鑫此时显得有些烦躁，不停地用手敲打汽车轮胎，同时要求明天有接应任务的队员中午休息，只留一个人守听电台。14点30分，李红兵终于联系到，没有迷路，一切正常。队员杨献忠从宝山公司借来一份1比5万的军用地图，大本营可以沿着等高线更准确地估算救援队的位置。

15点40分，挪亚报告，通过喊话已经找到了8名被困老乡，山上已经开始下雨，他估计走过去还需要2到3个小时的路程。大本营顿时一片欢腾。挪亚希望大本营能够提供目标“木碗岩窝”的详细经纬度，但是大本营通过军用地图估读的数值与挪亚的位置还相差10公里。于是大本营紧急联系了北京冰河导航公司，查找“木碗岩窝”的精确坐标。半小时后，数据查到，并告知挪亚。

17点20分，挪亚与被困的8名老乡会合，此时距离出发已经走了近10个小时。救援队所带的水已经全部喝完。

正在大本营欢呼之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名贵州志愿者报告，他们正在下撤返回大本营。按照最初计划，今天是绝对不可能下撤的，天马上就要黑了，此时下山极其危险，随时都有迷路坠崖的危险。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本营继续呼叫挪亚，但是挪亚要么联系不上，要么声音断断续续，完全听不清楚。王鑫的嗓子马上就哑了，20多年户外运动的经验告诉他，危险就要到来。随后他立即安排大本营的救援工作。等李红兵一返回营地，二队就准备出发，由李红兵带路，到白天他们与挪亚分手的地方接应，天黑以后轮流用头灯晃动发出信号。他判断，救援队会从原路返回。

17点30分，李红兵返回营地，经过10个小时的高强度行走已经十分疲劳。没有办法，只能让他先喝一瓶葡萄糖，准备和二队出发，因为只有他认识最初1/3的路。

再详细的计划，也会遇到意外，这往往是救援的常态。在制定营救计划的时候唯一没有考虑的，就是被困老乡的情绪。一个人被困5天之后是什么心理状态？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挪亚只解救过被困一两天的人，他也无法回答上面问题。

老乡们当时困在了一座山坳处，靠着一点粮食熬过了5天。当他们看到救援队的时候，为了表示感激向队员们下跪作揖，但是，随后他们转身就往山下跑，完全不理会挪亚说什么。他们看到了救星，太想回到安全的地方了。场面于是失控了，同来的向导也不再理会挪亚的声音，他们要连夜下山赶回家里。“老乡们都很冲动，讲话也很难听，马强差点跟他们打起来。”挪亚说。

挪亚不得不跟随下山，走在最后收队，他甚至无暇更换手台电池。老乡们没有选择原路下山，他们认为2个小时可以下山。挪亚与大本营通话告知情况，他要先把老乡们聚集在一起。大本营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如果夜间穿越塌方区域，若发生一点余震，生命就没有任何保障，至少有一半的人无法生还。

王鑫做出决定，二队出发到路口待命。挪亚知道后回复说，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许上山。不管怎样，二队已经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王鑫同时请求了部队的援助。19点40分，部队已经集结完毕。这时候天已经黑了。

山上的救援队只得护送老乡下山。在强大的求生欲望驱使下，从海拔3000米下降到1900米，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很多路段都是滚下来的。但后面的救援队已经走了十几个小时的山路，他们极度疲惫。还没看到公路，邓肯就出现了脱水的迹象，他的背包转移到了老乡身上，挪亚给他找了半瓶水，冲了一点盐水喝。

21点40分，全体人员终于下到了公路。随后一名重庆的志愿者出现了热昏厥，手脚麻木、呼吸不稳、眼睛睁不开。给他补充生理盐水后，队伍再次上路。挪亚的体力也已经严重透支，汗水中的含盐量很少，流进眼里不会有什么刺激。穿过了几个公路塌方点后，22点10分与下面等候人员会合。

“第一句话，所有的幸存者都回来了，包括64岁的老人和一只小狗。第二句话，国家交给的任务完成了。”挪亚在手台里对大家喊。回到营地时已经超过了23点，这是最艰难的一天，救援队走了17个小时。

被救出的妇女开始号啕大哭，她的怀里是一只小狗。这条狗救了大家的命，在地震前把大家吸引到了高处的平台上。

由于天气预报当晚有大雨，山岳救援队连夜拔营返回成都休整，至此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80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