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向同盟国投降前夕,张树政从伪北大理学院化学系毕业,被系主任刘思职教授留在学校当助理(后改为助教)。不久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12月,原沦陷区的北京各公立大学,包括伪北大,被统一编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理学院为第一分班。她在化学系任助理,担任普通化学及半微量定性分析实验教师,并研究有机定性试剂。1946年7月,北京大学在北平复员,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六分班连同附属医院并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刘思职已调到该院任药学系主任。于是张树政同几个女同学去求刘思职,刘教授告诉她们说:“燕京协和复校了,你们最好报考协和护校,这是唯一不受男人竞争的职业。”这是她第二次听到这样的忠告。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被刘思职接纳,担任北大医学院生化科技佐,负责定性分析及有机化学实验和生物化学实验,还听了细菌学课程和参加细菌学实验。当时与她一起被接纳的还有王世中、李玉瑞、蔡良琬。张树政也就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助教,在生化科工作。1948年张树政被调到理学院化学系,担任钱思亮先生定性分析课的助教,也听了曾昭抡先生的“结构化学”。在这里,她也做过一些研究工作,包括“食物中含铁量的测定”和“大豆发芽时氮的分配”等。1949年暑假张树政离开北大。
关于这一段经历,张树政在自传中有这样的叙述:[1]
48年我和王世中结婚后,因老北大有夫妇不能同系的规定,刘教授介绍我又回到北大理学院化学系,钱思亮教定性分析,我给他当助教。钱教授给了我一份带有标准答案的学生作业,改起作业来就省力多了。有时间得以参加马祖圣教授的微量化学课和实验,还听了曾昭抡教授的“结构化学”课。受益非浅。到了49年暑假,我这个来历不明的“伪学生”(指毕业于沦陷区的伪北京大学)终于被化学系提出异议,不同意再聘任了。蒙袁翰青教授介绍到河北高中教化学,但因产后体弱,只去讲了几次课,就自动辞职了。失业半年,正好在家休息带孩子,听广播学俄语,很快就过去了。(www.xing528.com)
从日寇投降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3年多时间里,国民党统治者忙于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张树政在自传中写道:“……八年过去了,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了。欢欣鼓舞吗?我好像已经麻木了。国民党的一切我早有所闻,贪污腐化黑暗残酷……期待他们做什么!他们真的来了,劫搜的结果愈益证实了他们的腐化,为了阻止共产党收复失地,他们又把美军请了来,于是趾高气扬的美国兵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祖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民的胜利何在?痛心之余,辛辣的说‘日本惨败,中国惨胜’。我又一次的灰心失望了。”
张树政老父久病,弟妹年幼,她不得不出外做家教,挣钱贴补家用。她的姑父张青季(革命后改柳仲)和姑母都是老共产党员,来到北京做地下工作,因为她的父母都对国民党极端不满,父亲是老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与社会名流多有来往,于是她们家便成了一个联络点。她的兄弟姐妹多,每人都有同学来往,更便于掩护。张树政和姊妹们一起,从这对老共产党员那里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张树政在燕京大学和北大的同学中,有许多进步青年,有些还是地下党员,其中有些还不断去了解放区,她和这些同学的关系都很好,经常听他们讲革命的道理,向往“山那边呀好地方”(解放区)。她年仅十岁的小妹妹还常常担负站岗放哨的任务。北平解放前夕,她父亲因帮助收藏秘密文件而被捕,直到解放大军即将进城时无人看守才逃出来。她父母都因对和平解放北平有贡献,曾被邀请到中南海参加庆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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