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文学批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静安先生之自沉，既非为了对清室殉节，那么此处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静安先生既自沉于北伐军攻入华北之前夕，则他之死是否为了对于国民革命军有所畏惧的问题了。

从静安先生的著作来看，他对真正为政治理想而发动革命的人物，乃是并不反对的。他在辛亥革命后流寓日本时所写的一些诗中，就曾经流露过这种意思。如其《咏史》五首之二即曾云：

先王称圣贤，后王称英雄；英雄与圣贤，心异术则同。非仁民弗亲，非义士莫从；智勇纵自天，饥溺思在躬。要令天下肥，始觉一身崇；百世十世量，早在缔构中。黄屋何足娱，所娱以其功。⁽⁴⁴⁾

诗中表现了只要是能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之亲民爱民之理想的人，便都可以得国为君，并没有狭隘的朝代之观念。又如其《读史二绝句》亦曾有“楚汉龙争元自可，师昭狐媚定何如”⁽⁴⁵⁾之句，也以为如楚汉的敌对之争国原是可以的。“楚汉龙争”自然乃是指革命的战争，至于“师昭狐媚”则是指袁世凯之窃国，可见在静安先生心目中所最痛恨的实在乃是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因为袁世凯既背弃了光绪而告密于慈禧，又背弃了满清而妥协于革命，终而又背弃了民国而自己做起皇帝来。像这种既无信义又无理想，惟求满足一己之野心而置国家民族之理乱安危于不顾的人，才是静安先生所最为深恶痛绝的。可惜的是当袁世凯死去之后，民国政府在当时也依然未能带给人民以理想的生活。北方的军阀混战与南方的政党派系之争，使中国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因此在1918年当静安先生已经从日本回到上海两年之后所写的《戊午日短至》一诗中，乃有“万里玄黄龙战野，一车寇媾鬼张弧”⁽⁴⁶⁾之句，对全国国事发出了完全失望的慨叹。他对于民国政府之失望，可以说主要乃是由于民国初年军阀和政党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使他对于民国的新政与革命完全失去了信心，并非由于要做逊清遗老对民国政府先存有“不食周粟”之成见的缘故。因此下面我们便要进一步讨论到静安先生与民国政府中间所建立的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

据《王国维年谱》的记载，1919年北大曾一度欲聘静安先生为教授，1924年春又欲聘之为研究所主任，是年秋，清华又欲聘之为研究所长，静安先生对于这历次的聘请都曾先后加以谢却，因此也许有人不免会以为静安先生乃是有意拒绝不肯在民国政府的学校任职，而事实却不尽如此。静安先生于1924年春致友人蒋汝藻的一封信中，曾叙及其不肯就北大国学研究所主任之聘的原因，说：

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中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然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不愿有所沾濡，故一切置诸不闻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怕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愿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⁴⁷⁾

信中所提到的“研究系”乃是当时政党派系之一⁽⁴⁸⁾，可见静安先生之不欲就北大研究所主任，乃是不愿卷入派系利害之争的缘故，至于其拒绝清华之聘，则可能乃是因为清华原来要请他去做研究所所长，而静安先生不愿涉及行政工作，所以才加以拒绝。因此静安先生虽然拒绝了去做研究所长，可是第二年春天就答应了去做教授，而且在给蒋汝藻的另一封信中，叙及此事还曾经说：“故弟于上月中已决计就清华学校之聘……离此人海，计亦良得。”⁽⁴⁹⁾虽然他写这封信时，乃是在溥仪已经迁往天津之后，但是从他信中的口气看来，他之对于在民国政府的学校任职一事实在也并无固执的成见，只是不愿卷入派系之争或担任行政工作而已。至于以前在1919年夏之一度谢却北大之聘，则静安先生虽未曾与人明白言及此次拒绝之理由，可是就当时时局来看，则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曾因反对巴黎和会之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利而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发展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静安先生当时正在上海，以他之沉潜不喜激进的性格，及他之宁可自己独善其身而不愿参加群体之政治活动的一贯作风，则他之不愿北上置身于学生运动风潮之中乃是可以想见的。静安先生此次虽未北上，可是两年后（1922）他终于接受了北大的聘请，在上海担任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通信导师，且曾提出研究问题四则寄北大研究所主任沈兼士。⁽⁵⁰⁾次年（1923）静安先生受逊帝“诏”入值南书房，自上海北上，抵京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且曾开会欢迎，容庚所撰之《王国维先生考古学上的贡献》一文，即曾记述此事。⁽⁵¹⁾从这些记载来看，可见静安先生之接受北大之聘做通信导师，尚在他接受溥仪之“诏命”以前，而且当他北上来担任溥仪之南书房的师傅之时，也曾同时接受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开会欢迎。至于他后来之接受清华之聘，虽然有人说他是因为曾得到了溥仪的“谕旨”才接受的，可是我们试一看他写给蒋汝藻的书信中所说的“决计就清华学校之聘……计亦良得”的话，就可知静安先生之接受清华之聘乃是出于自愿而并没有勉强屈从之意的。何况他也早就接受了北大通信导师之聘，又参加了北大国学门的欢迎会，又何曾都得到过溥仪的“谕旨”，所以静安先生并没有拒绝在民国政府任职而要为逊清做遗老的意思乃是显然可见的。顾颉刚在其《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便曾经说：

他以前做过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导师，现在正做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教授，他拿了中华民国的俸给已有五六年了，他已经不能说是一个“西山采薇蕨”的遗民了。⁽⁵²⁾

其实静安先生自己原来就并没有拒绝承认民国政府而要为清室做遗民的意思，这是我们所首先要辨明的一点。不过值得注意的乃是静安先生与民国政府间的关系，也和他与清室间的关系一样存在着极大的矛盾。静安先生与清室间之矛盾，如前所分析，其接受逊帝溥仪“诏命”乃大半由于感情上之因素，且信以为逊清之果然可以在民国保持其超然于政治之地位。然而当时之环境形势，则有使静安先生不能单纯保持其超然之理想与地位者，所以他乃因之而陷入了一种去之既有所不忍，就之又有所不能的感情与理智之矛盾中而不克自拔。至于他与民国政府间之矛盾关系，则是因为在理智上他固早已认知革命为时势所趋之必不可免，而另一方面他又对革命以后之政局深感失望，对于革命后所形成之将然的趋势与既然的事实都无法产生乐观的信心⁽⁵³⁾，而又明知生于此世之无法超越于此一现实的趋势，因之乃陷入了就之既有所不愿，去之又有所不能的另一种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之中。这种对各方面都存有矛盾心理的无所归属的心情，加之以双方人士对于他这种矛盾心理无法了解，因误会而形成的对他的精神上之压力，凡此种种都已足以使他内心中感到极深沉的痛苦，而无疑地北伐军攻入华北之前夕的紧张形势，则是使得此种内在矛盾与外在压力所造成之痛苦都更形尖锐化起来的一项重大因素。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而自1924年孙中山先生之联共政策实行以来，至北伐开始之际，国共两党表面上虽仍维持合作，但内部之摩擦实已日趋激烈。迨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南之后，共产党遂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国民党有见于共产党之声势日盛，遂于1927年4月发动“清党”，因而展开了对共产党的杀戮。⁽⁵⁴⁾这样的局势，对于一向爱好和平、深恶政党纠纷的静安先生而言，无疑乃是一件惨怖而使之深感痛苦的事。而当他自沉之前夕，则正当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既已全部为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遂有旦夕不保之势，而这一天也就正是静安先生死前一日参加清华研究所惜别会的一天。

关于那一段时期静安先生及北京人民对于时势的一般反应，如以上第三节所引，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之记载云：“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又云：“五月二日（按：即公历6月1日，为静安先生死前一日）某承教在侧时，先生云：‘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又云：“同学或有感时叹息，戚戚焉若大患之将临者……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校西院十八号私第……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⁵⁵⁾徐中舒之《王静安先生传》，叙及当时之时事亦云：“及奉军战败于河南，北京震恐，以为党军旦夕即至，其平昔与党人政见不合者，皆相率引避。”⁽⁵⁶⁾王世昭之《中国文人新论》一书中则更载云：“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适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了一篇‘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王氏大名赫然列于纸上。”⁽⁵⁷⁾从以上这些记载看来，则当日北京之紧张情势及静安先生之忧惧的心情都可以想见一斑。至于静安先生所忧惧的究竟是什么，则在他死后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梁启超致其长女令娴的信中说：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原注：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⁵⁸⁾

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亦举叶德辉被枪毙之事云：

这种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尚未来时，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倒落一个千载流芳。⁽⁵⁹⁾(www.xing528.com)

《国学论丛》载《静安先生年谱》则云：

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日日以津园（按：当时逊帝溥仪在天津）为念。……四月中（按：即公历5月），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按：指1924年冯玉祥入北京迫逊帝溥仪迁出故宫之事），乃益危惧。⁽⁶⁰⁾

黎东方《平凡的我》一书中《大师礼赞》一文则云：

他教过宣统皇帝，对宣统颇有知遇之感，他终于在北伐军快到北平之时，为了不忍目睹宣统遭遇可能的不幸，而先行投水自杀。⁽⁶¹⁾

综观以上的记述，可见当时一般人的意见颇有以为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沉于北伐军攻入华北之前夕的缘故，乃是为了一则怕逊帝溥仪受到迫害，再则也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乃以一死表示了对清室的效忠。这种看法其实乃是似是而非的。静安先生虽因一度入值南书房而形成了与逊清较密切的关系，对溥仪也有一份不忍背弃的感情，他之常以在津园的溥仪之安危为念，应该乃是实情，然而他绝不是一个向慕忠义虚名的人物，他的死也绝非为了狭义的要表现效忠清室的缘故。罗振玉所代呈的遗疏之为伪造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前面论及静安先生之死时所引的史达之《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中，便已曾说罗氏“捏造遗表”，而溥仪在其所撰《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也曾说：

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一个要自杀的人居然能找到别人代缮绝命书，这样的怪事，我当初却没有察觉出来。⁽⁶²⁾

除去罗振玉所捏造的遗折外，静安先生之自沉实在一点也没有要效忠清室、为之殉节的表示。殷南在其所撰之《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即曾云：“你看他那身边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⁶³⁾史达在其《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中，亦曾云：“王先生的自杀，不在清朝打翻之际，也不在废帝被逐出宫之会，可见这一死实在并非‘乃心王室’。”⁽⁶⁴⁾从这些叙述及本文前面对于静安先生与清室及民国之关系的分析来看，静安先生之自沉并非是狭义的为了要表示对清室的效忠殉节乃是显然可见的。

那么其次我们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该是静安先生之自沉是否乃是为了他个人怕遭受到迫害的缘故。关于此一问题，我们该分两层来加以说明。第一，静安先生该是确实有着怕遭受到迫害的恐惧，这从我们前面所引的静安先生死前一夕与学生们的一些谈话中都可得到证明。然而静安先生所恐惧的却不仅是生命的迫害如一般人所说的像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而已，因为如果只是生命的迫害，则至大不过死亡，静安先生既有自沉之勇气，便绝非畏惧死亡之人。何况北伐军即使攻入华北，也未必便会以对付叶德辉及王葆心的手段来迫害静安先生，而静安先生却竟然先以自沉来绝决自己的生命，则其所畏惧者决非生命的迫害可知。因此第二点我们所要探讨的便该是他所恐惧的究竟是什么。静安先生在遗书中，除简单地叙及后事外，真正谈到自己之死因的，实在仅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八个字而已。这八个字应该乃是静安先生最真诚的自白，也是我们想追求其死因的一个最可靠的线索。玉李在其所撰之《王静安先生》一文及王德毅君所撰《王国维年谱》论及其死因的案语中，竟然都以为其遗书中的“义无再辱”是一种“掩饰”之词。⁽⁶⁵⁾这乃是因为一般新派的人物既不愿把像静安先生这样伟大的学者归入于迂顽腐败的遗老一流人物，同时静安先生之自沉也确实并没有为清室殉节的表示，而除此之外，他们又实在看不出静安先生所说的“辱”字究竟何指，因此便以为这种说法乃是一种“掩饰”。其实我们从静安先生平日的为人来看，他乃是一位对自己内心之痛苦宁可忍而不言，却不会出之诳语的极忠实于自己的人物，如果说他竟然会在自己临死前最后绝笔的遗书中使用了虚诳掩饰之语，这不仅绝不可信，而且也是对静安先生人格绝大的污蔑。因此静安先生所说的“义无再辱”应该乃是绝对可信的一句极沉痛的话。下面我们就将从这一点来加以分析。

我们既已知道静安先生的死并非为了要表示对清室效忠，也并非为了恐惧生命的迫害，因此我们便自然可以推想到，静安先生所畏惧的实在应该乃是由外界迫害所加之于他自己精神人格上的一种污辱。至于一个人究竟以何等的遭遇视为对自己精神人格上的污辱，则因每个人在理想中所追求之完美的程度标准不同，因此所要求于自己之持守的尺寸分际也各异。一般人之无法了解静安先生遗书中所说的“辱”究竟何指，便正因为一般人不能以静安先生之心为心，所以也就无法认知其所追求所持守的标准和分际何在的缘故。因此我们要想了解静安先生心目中所谓的“辱”究竟何指，我们便不得不回过头来对他的性格重新做一检讨。如我们在上一章第一节之所分析，静安先生的性格原具有着三点最重要的特色：第一乃是由知与情兼胜的禀赋所造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着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心理；第二乃是由于忧郁悲观之天性所形成的缺乏积极行动的精神，但求退而自保，且易陷于悲观绝望的消极的心理；第三则是追求完美之理想的执著精神所形成的既无法与自己所不满的现实妥协，更无法放松自己所持守之尺寸，乃时时感到现实与理想相冲击的痛苦心理。如果我们试从这三方面来一看静安先生自沉前的处境，我们就不难了解何以当北伐军攻入华北的前夕，会造成他唯恐受辱而终于自沉的缘故了。首先，如我们在前面之所分析，静安先生与逊清及民国二者之间的关系，既原就存有着双重的感情与理智之矛盾，因此在心理上，他对于逊清与民国的任何一方实在都不能完全归属。所以一方面当逊帝溥仪迁往天津时，他竟进入了民国政府的学校教书，且自以为“计亦良得”，而另一方面则他对民国政府所表现的一切又全无希望及信心。他所要求的实在乃是超然而客观的研究环境，可是在军阀政党相争的世乱中，要想避免政治背景的沾染而保持自己的一份超然的立场，以静安先生之曾经一度入值南书房的身份来说，则几乎乃是既不能为人所了解也不能为人所接受的一件事。更何况静安先生自己对于一度曾经对他加以恩遇的逊帝溥仪，也确实仍有着一份不忍背弃的感情，所以他虽然在政治上从来不曾参加过任何复辟的活动，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拥护逊清反对民国的表示，可是他在一般人心目中之身份，则依然仍是属于逊清遗老一派的人物。但如果就静安先生的内心而言，则他又不仅没有像其他遗老一样的迂腐固执的思想，而且对于那些包围在溥仪左右钩心斗角阴谋政治活动的一批遗老们，乃是深恶痛绝远之而唯恐不及的。这一种矛盾，就正是静安先生既无以自白更无以自解的一种最深沉的痛苦。因此在北伐军攻入华北的可能情势下，当南方已经被北伐军所占领，而且由于国共两党之争曾经演出的刀光剑影之后，静安先生既预见华北也将面临一次军阀政党之争的大变故，则他之恐惧即将来临的变故也会为他带来有关政治思想的迫害斗争，应该也是极自然的一种心理。如果静安先生真以效忠逊清之遗老自居且有为之死义之心，那么便纵使遭受到迫害甚且为之殉身而死，也尚不失为有代价或者竟是自己可引以为荣的一件事。然而事实上，在静安先生的内心中却又并不自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遗老，他也并没有要为那一个被钩心斗角的政客所充满的已逊了位的小朝廷殉节死义的意思。在这种情形下，如果遭受到迫害，那才真的是一种全无代价的迫辱，而以静安先生之仁讷的性格及其对溥仪的顾恋之情，却又全无在迫辱下加以自我辩白的可能。这种既无代价又无辩白之余地的迫害污辱，才是静安先生所深为恐惧的。

再则如我们在前面之所分析，静安先生既由于悲观之性格不能为积极进取之行动，而又由于过于崇高的理想而不能降身以从世，更何况他又生在一个政党相争、军阀混战的时代中，他所能做的当然便只是消极的退避，但求洁身自保。所以他平生所最畏惧的，就是唯恐被卷入政党的纠纷。关于他这种心理，我们可以从他写给朋友的一些书信中得到证明。如他在1924年辞去北大国学研究所的聘请后所写的一封书信中，便曾提到北大与当时政党“研究系”之相恶，说：“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不愿有所沾濡。”又说：“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⁶⁶⁾又如他在1925年决定离开逊帝溥仪而接受清华学校之聘以后，也曾在书信中说：“现主人在津……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已决计就清华学校之聘……离此人海，计亦良得。”⁽⁶⁷⁾从这些叙述来看，都可见出静安先生由其悲观之性格所形成的消极退避的心理，无论对民国政府的政党派系之争，或者对逊帝溥仪左右的派系倾轧，他都是绝不愿牵涉于其中，而力求洁身自保的。而现在当北伐军进窥华北的情势下，他却预见到自己有被加以某种政治立场而遭受到迫害的可能，这对他而言，当然乃是他平生所最怕陷入的纠纷和蔑辱。以他一向悲观的性格，既对此混乱之时代早已失去希望及信心，而一意退避的结果，却居然面临了将被迫辱的绝境，则当时的情势所带给静安先生的忧虑恐惧乃是可以想见的。这是我们该具有的第二点认识。

最后，如我们在前面之所分析，静安先生原就具有一种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而且因为重视理想之故，鄙薄人世间一切含有功利目的之欲求，而在军阀混战、政党相争的时代中，政客则结党弄权，军阀则拥兵割据，以至于国会之旋组旋改，总统之旋立旋替，一切莫不以争权夺利为前提，几全无理想与正义之可言。以静安先生重视理想、鄙薄功利之性格，而生当如此之时代，则其内心之痛苦与失望可知。而其所以尚能以研究学术自慰、过其一意退避之生活者，则是因为迫辱尚未真正临到他的身上，他也未尝不希望在乱世中能幸而自保其清白无辜之身。可是冯玉祥之攻占河南进窥华北的局势，则带给了他精神上极大的威胁。其所以然者，一则冯玉祥以前曾在1924年有过逼迫溥仪迁出故宫之举，当时之静安先生则正任逊帝南书房行走之职，而由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静安先生之所以接受此一职务之缘故来看，其中之一因盖即由于他以其惟重理想不顾现实之性格，曾误信以为逊清在民国之果可以保持其相当外国君主之超然地位，而冯氏逼迫逊帝迁出故宫之举，在静安先生心目中便当为一极不守信约之恶劣行动。再则就冯氏自己之为人言之，则冯氏原为北洋军阀之余孽。初为曹锟之部将，属于直系之军阀，于1924年直奉之战时，冯氏竟于前线倒戈，接受奉军张作霖五十万军饷之助，潜回北京囚禁曹锟，更迫曹氏下野，与张作霖同拥皖系之段祺瑞复起。而自奉军入关后，冯氏又与张作霖相对峙，彼此渐相敌视。后张氏与吴佩孚合作，决定夹攻冯军，冯氏自知为各方所恶，遂声言下野赴俄。迨北伐战起，冯氏遂又于1926年9月自俄返国，趁机与其旧部及国民政府相联系，于是国民政府遂任冯氏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于1927年5月1日在西安宣誓就职，相继攻占河南各地，于6月1日（也就是静安先生自杀前一日）入抵郑州，遂有进窥华北之势。从当日的静安先生看来，在他眼中的冯玉祥氏实在只是一个投机反复的军阀。以静安先生之重视完美之持守的理想，他对于当时军阀政客之唯图一己之私利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的投机反复之行为必当极为愤慨，而这种人物在多变的世乱中则是屡见而不鲜的。前者如袁世凯，后者如冯玉祥，南方则陈炯明，甚至贤者如梁启超都不免受反复多变之讥。在如此之世风下，静安先生既无力于矫正世俗，而又不能放弃其一己追求理想之执著的精神，因此我们便自然对他唯恐被迫受辱的心情有更进一步的体认。此外，冯玉祥既会逼迫溥仪迁出故宫，而静安先生又曾是溥仪的师傅，则冯玉祥一旦进入北京，其或者将对之有所迫辱，此在静安先生心目中自非全不可能。再加之以国共两党自北伐开始以来因思想之不同及权势之相争所造成的局面，更使静安先生危不自安。所以死前一夕与学生谈话时乃特别提到“冯玉祥将入京”之事，则其所忧惧者可知。而无疑静安先生之视将被加以政治思想的罪名而受到迫害为一极大之污辱乃是必然的。这是我们所当具有的第三点认识。

基于以上的三点认识，我们便可知道静安先生遗书中所说的“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确实乃是形成他决心自杀的真正动机，而决非“掩饰”之辞。“经此世变”指明了促使他自沉的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他自沉的心理因素。最后，还有一点我们要加以说明的，则是静安先生遗书中所说的并不是“义不受辱”而是“义无再辱”，那么这个“再”字又究竟何所指呢？因为一般说来，再字都是由“一”而“再”的意思，如果说此次是“再辱”，可是我们查考他的生平，却又不见他何时有过第一次受辱的记述。也许有些强调静安先生之死为殉节死义的人们，会妄测以为辛亥革命时他未能殉节便是一辱，或者以为逊帝被迫出宫时，他未能效主辱臣死之义，乃是一辱。⁽⁶⁸⁾然而我们从辛亥革命后他在日本所作的一些诗，及逊帝移居天津他决定赴清华教书以后写给友人的信来看，静安先生都丝毫未曾有过要为清室殉节或者以为不能殉节乃是“一辱”的表示。则此种猜测之不可信自不必论。因此静安先生之用此一“再”字实应更有另一种可能的意义，此一意义并非相同类似之事件的由“一”而“再”的意思，乃是不同之事件已有一事发生，而唯恐更有另一事件“再”发生之意。至于静安先生所说的“义”，也该并不是狭隘的“节义”之“义”，乃是“义者事之所宜”的一种行事所当持守的标准，明白了这两个字的意思后，我们只需从上一句接连着读下来，则“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八个字的意思原极明显，它的意思不过是说：“经过了这种痛苦的时代变乱（这已是一种不幸），按道理不该再使自己的人格蒙受污辱。”所以静安先生乃终于在历尽内心的矛盾冲突，对时代整个悲观绝望之后，以自沉一死殉身于他理想中所欲持守的最后一点清白。他的死乃是性格与时代所造成的一幕极可悼惜的悲剧。像静安先生这样一位天资优异的学者，如果能生当安定太平之世，使他可以尽毕生之力专心致志于学术之研究，则无论于文学哲学的开新之研究，或历史文化的考古之研究，他都必然会给我们留下更为辉煌伟大的成就乃是可以断言的。如今他竟然不幸而生在一个军阀政党相争的激变的时代，而且为了恐惧于被加上政治思想的污蔑迫辱，做了毫无代价的牺牲，他的悲剧是值得我们追思和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