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恐怕是最先感受到自己将在这场崭新的革命中被“边缘化”的一个人。这个最接近上层的文人，一向嗅觉颇为灵敏。他发现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明确写道：“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工作。”8月8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些论点被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继续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他终于明白，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是把192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包括他这样的拥护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整个排除在文化革命的主流之外了。他这个曾经被“结合”在里面的老作家，大概就在这个新的历史布局之中。这是历史对于他的重新安排。观察家敏锐地注意到，在刚刚公布的“文化革命小组”的名单中，既没有郭沫若也没有他那些文化界朋友们的名字；而解放后社会主义的文化工作，一直都是在与郭沫若等人商量着而且也是愿意吸引他们参与领导的。这对1930年代以来就一直直接和间接地领导着中国左翼进步文化界的这位老人来说，此类处境确实有几分的尴尬，几分的意外，也有几分的不适应。郭沫若的人生道路再一次出现了岔路口，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最为重要和艰难的一个岔路口。从上面的“通知”“决定”等文件中透露出的信息是，“文化革命”已经不需要再与郭沫若等商量，也不愿意吸引他来参与领导了，而且这些文件的字里行间严厉指出的这份不公开的“所谓‘学术权威’”的名单中，不见得就没有他郭沫若的某种“影子”。这个已经74岁，比毛泽东年长一岁的老人，在淡定冷漠的公众表情的下面，心灵的恐慌是可想而知的。
但我们可以想象，自1921年成立创造社起，郭沫若就希望赢得中国新文化格局中的领导性地位。在1930年代以来的漫长时间里，郭沫若对新文化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力。左翼文学从新文化运动中分化出来后，鲁迅是它的领导者。而鲁迅去世后，郭沫若接过左翼文学的帅印，他是很愿意被人这样看待的。所以在这种视野中，我不认为郭沫若“文革”初的“焚书”完全是自贬行为，是一种彻底的自弃，我觉得这中间可能有某种渴望吸引“中心”注意力的隐秘的动机：“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5]这番表白，显然对文化界起到了垂范作用，是上边人想做而不好去做的。康生嘱人把发言记录下来交郭氏审定，然后迅速上报毛泽东，并在《光明日报》上全文发表。自贬得到了某种豁免权，这是懂历史的人知道的双赢局面。于是乎，自觉的边缘化引起了中心的好感，边缘人物虽然暂时退出了社会中心，却可以不近不远地跟在中心的旁边——郭沫若“文革”时期的边缘状态，实际上和大多数列入“打倒”之列的所谓学术权威们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他是点缀中心的“边缘”，因此可以说是中心散漫的同路人。郭沫若研究者冯锡刚指出，在整个“文革”时期，中心从未有过抛弃郭沫若的意思，1966年3月，传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所作的指示：“以前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许多文化部门要问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吴晗、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对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进行切实的批判。”冯锡刚认为：“毛泽东说‘对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进行切实的批判’，似乎不是指‘学术批判’，因‘吴晗、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这样的断语已完全超出了学术批判的范畴，这不能不使也是中共党员而实际处境已迹近民主人士的郭沫若怵目惊心”，但“出乎郭沫若意外的是，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要保护郭沫若。论声望和权威，无论在文坛和史界，郭沫若都是首屈一指的头面人物。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深知郭沫若的影响之所在。即使是在后来的批林批孔直斥‘十批（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不是好文章’时，仍然没有改变保护郭沫若的初衷”。他认为这是因为，“郭沫若在文坛有着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并不是像周扬那样直接掌管文坛，而在于他继鲁迅之后所处的历史地位。无论是扩大‘文化大革命’的声势，还是从体现对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政策’考虑，毛泽东之保护郭沫若显然是政治家的英明之举”。[6]
“文革”的重点，是要解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它的主要矛盾，于是由党外转向了党内。郭沫若写于这一时期的诗词，顿然失去1950年代的那种光彩。但它们对了解郭沫若特殊年代的心路历程，仍有重要的指认作用。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次日，《解放军报》头版刊登了郭沫若的《水调歌头•读〈欧阳海之歌〉》。作品写道：“伟大熔炉威力，好铁炼成钢。阶级感情充沛，主席思想澎湃，滚滚似长江。”作品告知人们，作者与社会真实隔膜已久，它的发表也并非为了一般读者。它的风格类似古代大臣上呈的奏折，不是要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流通于官场的结交文字。熟悉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的人们，大概读到此处会哑然失笑，虽然在治当代文学史的学者看来，它实际充满了严肃的内容。1966年7月15日，郭氏率亚非作家会议代表到武汉晋见毛泽东，看到他在两岸群众的欢呼中畅游长江的情形，于是作《水调歌头•看武汉第11届横渡长江比赛》：“战歌壮，晴光烈，大桥横。豪情奔放，万岁欢呼天地惊。回看人群岸上，挥动彩花乱舞，鼍鼓压雷霆。长江横渡毕，领袖笑容生。”后来，末句被改为“杲日笑容生”，作者解释说：“杲日，就是红太阳嘛。”9月，闻知《炮打司令部》一文发表，深为震动之余，以《水调歌头》词牌作诗表达感怀：“一总分为二，司令部成双。右者必须炮打，哪怕是铜墙！首要分清敌友，不许鱼龙混杂，长箭射天狼。”又曰：“触灵魂，革思想，换武装。光芒万丈，纲领堂堂十六章。”比起1950年代国家处于蒸蒸日上状态时作者创作的那些颂歌，两首诗词更加干巴勉强。声势虽大，但露出临时拼凑的味道，毕竟心情和处境已经大异。古代大臣都把临危受命视作一种人生境界，因为为国家受点委屈仍然不失为高风亮节，是要被记入历史的。我们观察作者本时期的著述，难以唤起尊敬的心情。相反，还会替这位一流的文人扼腕叹息。然而想到世事残酷扭曲到这种地步，我们只能对作者的委屈和自保表示同情。这就可以理解，他1970年代为迎合领袖喜好，花费很大心血写成的专著《李白与杜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并未得到学界好评，但依然具有丰富的史鉴价值。“李杜”研究为后代学者留下难能可贵的文史互证的对象，它以其鲜活的生命，弥补了官史的造作。不过，到了1976年5月12日作者创作的《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人们已经感到当代颂歌体走到了穷途末路，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然而由此反观作者万千丰富的心迹，我们又只能说，庆幸历史在这里翻过一页，让年逾八十的老诗人终于能够看清自己真实的内心。
“文革”时代的大多数岁月，茅盾都处在闲居的状态。已故茅盾研究者叶子铭教授记述的情景是：“我首先看到的是耳房里几张散乱陈旧的桌椅和一辆积满灰尘的摩托车，四周弥漫着一种冷清寂静的气氛。一种‘门庭冷落车马稀’的直感，油然而生”，“等候了片刻，我见到茅盾先生由他大孙女沈迈衡搀扶着，踏着碎步，从后院走了出来，身体显得很衰弱”。[7]2001年深秋，当笔者踏访北京交道口南三条13号茅盾故居，在这座秋风萧瑟的四合院落徜徉良久，凝视良久，找回的正是叶先生所描述的30年前的历史感觉。这种感觉帮助我走进“文革”中的研究对象，容我对之略作展开。(www.xing528.com)
1965年初春，报纸上公布了免去茅盾文化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消息。这一变动事出有因。1964年春夏之交，可能想为即将启动的“文革”投石问路，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指责文联各协会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批示主要针对周扬，但对茅盾也有所怪罪。1966年8月底，茅盾家经历了两场被“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抄家”的风波。“上午来了几个红卫兵（后来知道是冒充的），在楼道里高喊：‘打倒沈雁冰！’她吓得两腿发软，赶紧把门拴上。不一会儿听见他们来敲门，敲不开就用脚踹，阿姨怕门被踹破，只好打开。他们冲进来，在屋里巡视了一番，指着家里的瓶瓶罐罐说：这些都是四旧，一律砸烂。”[8]之后对著名民主人士的抄家被“明令禁止”，茅盾开始了他赋闲的岁月。现存材料中浮现出几个镜头，它们提供了观察茅盾“文革”时期心态的视角：一是观望。茅盾当时住在东四头条五号文化部宿舍大院内，该院原是美国修女的华文学校。大院内礼堂以西有三栋西式小楼，新中国成立后，一号楼分给茅盾，二号楼给了阳翰笙，三号楼住着周扬。这三栋楼自南向北并排而建，每家都有一独立小院。大串连开始后，这里便成了串连者的落脚之地，众多来人川流不息地随便进出，宁静的小院骤然变得人声鼎沸。茅盾时常在自家楼上的窗口观察这些行色匆匆的不速之客。其中有神情肃然的红卫兵，有行动诡秘的可疑人物，也有借“文革”游山玩水的男男女女，甚至还有人在此架锅做饭，一时雾气蒸腾。阳翰笙全家被赶出，小楼的窗户千疮百孔，茅盾听说，里面破坏得不像样子，连洗澡缸和抽水马桶也被人翻过来扣在地上。据茅盾儿子韦韬和媳妇陈小曼回忆，父亲虽然偶尔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但形同“陪衬”的道具：“爸爸那时深居简出，除了去医院，已足不出户，没有可能上街看大字报，也没有可能亲身去体验社会上那狂热的气氛。他只能通过观察。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使他养成了冷静、锐敏地观察社会的习惯。他仔细阅读我们买回来的各种小报，他从卧室的窗口观察隔壁情报所大院内游斗戴着大帽子的‘走资派’的情景，他通过高音喇叭了解前院文化部两派组织的夺权斗争，他细心地分析我们带回来的各种互相矛盾的小道消息，他也注意研读两报一刊上的社论和新发表的‘最高指示’。”[9]二是消沉。在茅盾一生中，有两次思想上的波动和消沉。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当时很悲观，看不清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第二次发生在1970年前后，“文革”的发展眼看正失去控制，夫人突然病情加重，直至去世。夫人死后，茅盾大病了一场，他在病中致信亲友说：“德沚去世后，有一个时期精神消沉，自念恐亦不久于人世。”4月17日又是他母亲逝世30周年忌辰，国事、家事、天下事的纷扰与无常，此时深深触动了茅盾对先母的思念之情，他在旧体诗中写道：“乡党群称女丈夫，含辛茹苦抚双雏。力排众议遵遗嘱，敢犯家规走险途。午夜短檠忧国是，秋风落叶哭黄垆。平生意气多自许，不教儿曹作陋儒。”前面感念母亲在父亲死后独自承担家庭重任、抚育教养一对儿女的辛苦，后两句反衬出作者当下极端茫然和沮丧的心绪。随着消沉心态的进一步加深，导致了“焚稿”一事的发生。据说，被焚的手稿中包括1958年未写完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电影剧本。韦韬对焚稿原因做过如下分析：“为何在‘文革’初期的急风暴雨中没有把它们烧毁，却要等到一九七〇年呢？这只能从妈妈的去世给爸爸精神上的打击来解释。爸爸好像有点看破了一切，他大概不相信自己再有机会来圆创作梦了，他决心毁掉这两部解放后写的书稿，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心理。”[10]三是写旧体诗。1971年9月，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社会气氛有转为宽松的积极迹象，茅盾萌发了作旧体诗的兴致；1972年冬，随着他与胡愈之、叶圣陶、臧克家、黎丁等老朋友逐渐恢复联系，写诗的热情和数量突然大增。臧克家证实：“他每有新作，我略能得读一二。有时派人送到我处，希望我转到《诗刊》‘占一小角’，还加上一句：‘如果你以为可以的话。’”“他对朋友们的诗，喜欢看，希望我把看到的诗多抄给他欣赏。”[11]茅盾两年间一共写了12首旧体诗词。这些诗词中，感怀诗占了一半，如《读〈稼轩集〉》《一剪梅•感怀》《感事》《读〈临川集〉》等。也有与友人唱和的，如《菩萨蛮》《寿瑜清表弟》等。“文革”期间，“四害”肆虐，文网密织，大家见面都心照不宣，不谈政治，于是诗词成为抒发块垒、转移郁闷的一种绝好形式。一次朋友来访，茅盾以五言诗记道：“惊喜故人来，风霜添劳疾。何以报赤心？亦惟无战栗。”短短四句，表白了在与世隔绝之后同友人相逢的喜悦之情。作者抒发“文革”以来郁结在胸的愤懑和焦虑，集中表现在七律《读〈稼轩集〉》里。全诗如下：
浮沉湖海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敌垒，剧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荩谋空传世，京口壮猷仅匝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放翁同甫共婵娟。
诗中有看破尘世的牢骚，有对词人壮怀激烈境界的钦佩，也隐藏着作者无法寄托的心灵的不安。这些诗作反衬出“文革”时代极端疯狂的状态，和作者在大动乱年代无法把握自我命运的处境。与此同时，也揭示出当时一批高层文化人士开始疏离现实政治的真实心理。所以，无论观望也好，消沉也罢，借诗词抒发心中块垒也罢，都透射出这代老作家在“文革”十年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目睹“文革”的盛极而衰，他们由有限的赞同到怀疑，再由怀疑发展到一种比较彻底的精神上的遗弃。对像茅盾这种关心现实政治，把国家民族前途当作文学创作的前提的作家来说，这种遗弃就更令人为之心痛。“浮沉湖海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失望乃至绝望，它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冰冻三尺也非一日之寒。在我看来，“文革”对茅盾的精神打击，其程度、其范围和性质都远远超过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可预知的挫折，茅盾正是通过对大革命失败的重新反思写出了《蚀》三部曲，用小说的形式总结了革命中国的复杂的情形。而在“文革”中，茅盾被逼入了命运的死角，他的赋闲，等于是从政治上判了无期徒刑。“文革”以“革命”名义对革命中国作出了双重的否定。它否定了五四以来以理性为基础的启蒙传统，抛弃了自由、民主和科学这些现代性的目标。“文革”除留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个空洞的口号外，它失去了所有合法的思想资源。茅盾之闲居，是“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不应被忽略的风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