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巴金45岁。这是一个不甘心的年纪，一个日益成熟的年纪，对一个早就成名的作家来说尤其如此。他发奋写作，几乎笔耕不辍。因各种原因，作为《激流三部曲》之续篇的长篇小说《群》未能完成。他的朝鲜战争题材小说却新作不断，《活命草》《明珠与玉姬》《团圆》《军长的心》《无畏战士李大海》《副指导员》《回家》等7个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三同志》接连发表。1962年，它们结集为小说集《李大海》出版。《团圆》也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搬上银幕，这是那个年代轰动一时的事件。
《团圆》的素材来自他的采访，显然加进了文学虚构的成分。当然现实比文学更具有戏剧性，这是人们本就知道的常识。小说采取倒叙笔法，叙述了两个革命家庭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在一次坚守某高地的激烈战斗中，官兵壮烈牺牲，只剩下身负重伤的战士王成抵御敌人一轮轮疯狂的进攻。在弹尽粮绝、志愿军即将发起总攻之际，英雄王成用步话机向总部呼叫：“我是王成，我是王成，请向我开炮！请向我开炮！”最后，他挺立在硝烟弥漫的天空下，拿着拉响的火箭筒与敌人同归于尽。在根据小说原作改编的电影中，这组“英雄特写”被反复强调渲染，是影片令人难忘的抒情基调。哥哥牺牲后，妹妹王芳（该军政治部文工团团员）把根据英雄故事改编的大合唱带上了前线，借以激励奋勇杀敌的将士。她含泪演唱的场面感动了许多观众，但王芳令人眼熟的音容状貌，却引起军政治部主任王东的特别留意。不久，通过祖国慰问团的一个工人代表王复标的“辨认”，这个悬念才得以解开。原来，在白色恐怖的1930年代，王芳是王东的亲生女儿。王东被捕前夕，将年幼的女儿托付给邻居王复标，于是王芳与王复标的儿子王成成了兄妹。父女俩从此人隔天涯，生死未知。王东与王复标数十年后在朝鲜战场上的相遇，揭开了王芳的“生存秘密”，两个革命家庭在悲喜交集的气氛中终于“团圆”。至此，作品在大团圆的结局中结束。人们发现，作品吸引读者的不仅仅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描写，还有人生无常、悲欢离合的传统文学的套路。象征着国际地缘政治的朝鲜战争，因家庭伦理的引入而生发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或者说爱国主义这个抽象内涵，由于一个特殊生活细节的支撑，而获得了崇高和庄严相交织的悲情性的舞台效果。
“巧合”与“用情”是巴金小说惯用的手法之一。他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往往都是表现离散聚合的家庭剧，例如《家》《春》《秋》《寒夜》等。五四一代为宣誓与旧家庭的决裂，甚至会故意强化大家庭子弟们在父母长辈面前的不适感，把延绵两千年的礼仪之教说成万恶之源。今天看来有些离奇，但在那个年代，一切似乎又合情合理。在《家》中，所有年轻人的生活悲剧都被编织在看似巧合的叙述套路中，梅表姐因父母之命与相爱的觉新失之交臂，觉新得到了贤惠的瑞珏，瑞珏却因难产死于荒郊野外。觉慧有救鸣凤的机会，就在鸣凤向他发出求救信号的当夜，他偏偏要赶写闹学潮的文章而忽视了鸣凤的这一异样行为，导致了她最后的跳湖。这些故事是那么阴差阳错，令人痛惜，而它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悲剧，最终激起了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夏志清对此颇感不满，他说：“巴金一点都不顾忌读者”，“一个又一个地，追溯了这些懦弱男女的悲剧。每一个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后都一败涂地，而每一个忧郁的年轻人的爱情总是毫无结果，不是自杀，便是染上痨病，令人心悸地死去”。[33]作者阅世的简单，是塑造这些故事的内因。《寒夜》中的汪文宣夫妇是自由恋爱结合的一对，但他们总生不逢时、运气欠佳。曾树生热爱生活也热爱丈夫，可无法解决的婆媳矛盾逼她走向了堕落。度过八年抗战的难关，汪文宣本来是要重振生活的勇气的，战后的腐败和他的疾病扼断了这一脆弱的梦想。利用巧合推导人生困境，再从对人生困境的渲染出发来谴责社会，构成了巴金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抒情风格。出于对巴金叙述套路的深入观察，美国学者内森•K.茅坚定地认为：“树生启程去兰州（第23章）和汪文宣的母亲在儿子病床前的守夜（第30章），这两个场面都是极其感人的。首先要提到的是从曾树生即将离开的那个晚上，汪文宣焦急地盼望她赴宴归来，到曾树生回来整理行装，最后他们诀别的那段，对人一举一动和每一闪念的细致描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忘，最哀婉动人的篇章之一。”[34]
这种倾向巧合的故事模式被作者移植到《团圆》中，又成为小说最感人的一场“高潮戏”——父女离别二十年后团圆。人生的困境终于冲破，对困境的欣赏与唤起同情，是小说成功的主要秘诀。小说有一段人物对话值得注意：
“爸爸，”王芳两只手拉住王主任的右手亲热地唤道。她停了半晌，才接下去说：“你一定要跟我讲你过去的事，我知道你吃了不少的苦。这些年你一直是一个人——”她的声音变了，她讲不下去了。(www.xing528.com)
王主任把左手压在王芳的手上，感动地说：“孩子，我一定讲给你听。这些年我一直等着你。我并没有白等啊！不过我想不到复标同志会来这一手。他怎么可以说他不是你的父亲呢？不管他怎么说，你对他可不能改变称呼。至于我，你叫我五号，叫我爸爸，都是一样。你本来就是我的女儿。”
“爸爸，你放心，我一向都听你的话。你，你还是我的上级啊！”她说到这里忽然高兴地笑了。
在父女对话中，民间日常逻辑被巴金巧妙地植入革命的题材中，经过两套话语之间的调整互动，它们相互建构了这么一个合法性的前提。王芳父女的离散是国民党的迫害造成的，革命之胜利又使他们噙泪重逢。万一王东主任不小心违反了这种互动的承诺，比如死于狱中而不是释放出狱，他就很可能越出了叙事圈套的规定。于是就不会有两家团圆这个故事，不会有它的政治意义。熟读红色经典小说的读者，对此早已心知肚明。他们会认为，国民党迫害王主任的反伦理行为是极端的。王芳之失去亲生父亲，撕裂的正是普通社会的伦理秩序，这使社会的血缘亲缘机制受到了威胁。国民党对民间社会秩序的冒犯令人忍无可忍，按照小说逻辑，它反而成为推动悲情发展的主要动力。由此可见，只有当王芳父女和王成父子的民间身份得到修复时，他们的政治身份才被读者最终确认。也就是说，经过作者对悲情戏的不断强化，志愿军所代表的政治成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支持者，只有当这种政治充分显示出它的正确性时，王成的献身行为才更具有正当性。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团圆》在广大读者那里获得成功，首先是民间与革命两种运作程序最终达到某种妥协的结果，它或者是两套话语紧密结合的一个成功范例。
读者不愿意放弃好奇心：在经历诸多的不顺之后，巴金为什么会重新利用他过去的创作资源？他为什么不想仅为政治宣传帮腔，而表现出对人性之复杂的强烈认同？这与当时文学的“回潮”有直接关系。1960年代初，因大跃进失败而出现的经济政策调整，直接催生了对于人的呼唤，文学创作中“人性论”的禁区随之被打破。在1962年春的《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两次讲话中，周恩来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的观点，认为所谓时代精神不等于就把党的决议搬上舞台，也不应把时代精神直接解释为党的政策及相关内容。他指出，提倡作品的战斗性，并不是要取消作品题材的多样性。这种对“阶级性”狭隘庸俗的理解和滥用，势必将“人性论”、“人情”与“温情主义”、“人道”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而“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有无产阶级的“友爱和人道主义”，“革命者是有人情的，是革命者的人情”。张光年在引起文艺界广泛反响的《题材问题》中，援引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中关于题材的话说：“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文艺题材应该非常宽广。在文艺作品里出现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着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等等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没有旧社会就难以衬托出新社会，没有反面人物也难以衬托出正面人物”。作者为此发挥说：“我们提倡描写重大题材，同时提倡题材多样化”，不但允许作家有选择题材的充分自由，而且怎样处理题材也要由作家根据各自不同的经历和创作个性来决定。他还尖锐批评了把表现重大主题同家庭生活、爱情生活的描写对立起来，把现代题材同历史题材对立起来等片面观点。[35]《文艺报》1961年第10期开展的关于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讨论也获得重要突破。双方在激烈论战后逐步取得了共识，认为把“社会戏剧”与“个人命运戏剧”分割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不能抛开人物的思想感情活动直接用‘社会因素’来构成冲突，发展冲突，解决冲突”，所以，“只有充分地描写出典型环境，才能真实地刻画出典型性格”，等等。[36]国内文化政策的调整，在巴金面前打开了一个豁亮的天窗。巴金乘兴写道：“我当初写文章，喜欢说个痛快，本来用两句话便说得明白的，我往往写上四五句。稍后我懂得了一点‘惜墨’的道理，话也渐渐地少起来。可是积习难改，我还会重犯唠叨的旧病。”[37]对创作资源的重新利用，增加了小说《团圆》展现民间社会伦理的空间。它恢复了作家过去作品圆润和抒情的风格。但读者明显感到，这是烽烟四起的朝鲜战场，而不再是传统社会的大户老宅，作家艺术周旋的余地实际不大。时势之变，令这位抒情诗人在革命主题与人间感情之间左右为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