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抒情诗、纪游诗及其他文化转轨情况

熟悉20世纪初郭沫若《女神》精神的读者，泰半无法接受他建国后时事化的诗歌创作，因为二者反差巨大，创作水平下滑得惊人。人们难以用创作走形、思想萎缩等词语来评价，因为这里面牵扯的问题实在太多。

在1949到1976年的27年间，郭沫若好像重现文艺青春，他笔耕不止，投稿频繁，写作新诗和旧诗约一千几百余首。出版有《新华颂》（1953）、《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1955）、《百花集》（1958）、《百花齐放》（1958）、《长春集》（1959）、《潮集》（1959）、《骆驼集》（1959）、《东风集》（1963）、《蜀道奇》（1963）、《邕漓行》（1965），以及离世后由他人编选的《沫若诗词选》《东风第一枝》《郭沫若游闽诗集》，总共13部。郭沫若创作之勤奋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两年还强撑病体，写下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1958、1959两年，全国上下头脑发热失去理智。人们姑且认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作历史，但郭沫若不过是中华民族之普通一员，他即使具有优秀的大脑，在时代的随波逐流中也难免不被裹挟其中。当然，他可以保持沉默，不过在需要人人表态的年代，保持沉默的代价我们也能够料到，虽然不能因此对他这时的失态视而不见。2010年，澳门大学的窗外秋雨连绵，寂静湿润的气氛无法阻止我的思绪，跨过历史时空去与五十多年前的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悄然对接。我无法相信，这位老人的写作竟一天一首甚至数首，对自我完全没有了控制，也不对作品稍作修改就急忙投递出去。对郭沫若来说，什么都可以入诗、什么都可以顺手拈来放进作品，反正大家都头脑发昏，没有人觉得奇怪。他在艺术上的粗制滥造，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读者看到，郭沫若热烈地关注全世界和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及中心工作，作为他诗歌创作的主要灵感。大自怒斥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军炮击金门（《斥美国战争狂人》）、陪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天安门（《庆祝建国十周年》）、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朝鲜战争、“三反”“五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颁布、长江大桥和十三陵水库建成、“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小到扫文盲学文化、防治棉蚜虫、除“四害”、山东民间剪纸和看高甲剧团演出，无一不成为创作素材，引发他诗歌创作的豪情。郭沫若写得最多的是纪游诗，每到一地皆有诗作，但即使抒发游山逛水的豪兴，也不忘联系国内形势、政治斗争和建设成就。他在记述自己拼命赶制诗作的心态的文章中说：“我到张家口地区去，自然而然地写了几十首诗，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是：‘遍地皆诗写不赢’，完全是我的实感。那些诗不是我作的，是劳动人民做在那里，通过我的手和笔写出来的。”^[48]

当代史的很多东西，即使过去了几十年也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一切违反社会和艺术规律的事情，都在当时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头脑健全的人甚至怀疑不是前者而是自己的思维出了毛病。如果在这种历史情境中理解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和纪游诗创作，就能勉强建立起一条逻辑线索。这种逻辑自然充满讽刺。我们可以把眼光投得更远，把这一切摆在郭氏的一生中来认识。这些文献已经在提醒我们，对问题的判断不能仅仅从1958年出发。例如，郭沫若1920年代的诗歌观是这样的：“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他向往强有力的个人，塑造了那个具有无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把是否有突出的个性看作诗的生命。他认为，“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底自然消涨’”。^[49]他还说，“具有音调的，不必一定是诗，但我们可以说，没有情调的，便决不是诗”，“非诗的内容，要借韵语表现时，使我们不生美的感情，甚至生出呕吐的”效果。^[50]正因深信“个性”“内在韵律”“情调”是构成诗的基本要素和创作的根本原则，除此之外都是“非诗”的东西，在1928年完成诗集《恢复》后，已有敏锐危机感的郭沫若决定不再写诗，而改写戏剧和从事历史研究。唐晓渡认为，解放后的郭沫若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完全是“屈服于权力和政治中心话语”的结果，他“在此过程中内心必有所怀疑和矛盾，但他仍然一再说服了自己而混同流俗”，因此值得探讨的是他“当时的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以及他的自诩，究竟是真诚的流露，还是矫饰的表演？”他进一步指出：“如果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妨碍其中确有真诚因素的话——我个人倾向于这种因素占主要成分：场合的半私人性质且不论，如若不是出于真诚，他尽可以对那些诗只作工作性质的交待，而不必予以任何自我评价。”^[51]对左翼文人一向态度严厉的丁东，对晚年的郭沫若却持着一种宽谅的口吻，他说：“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郭老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52]众多评家都愿意相信，郭沫若未必真正背叛了早年的艺术信仰，问题是他已不能再像1920年那样掌控住自己的笔。显然，郭沫若的诗歌观不可能因为1950年代的激进社会思潮而戛然中断，因为在这些诗集之外，我们找不到这些诗歌观不复存在的任何根据。其实，冯友兰、翦伯赞、范文澜、朱光潜等学界名家在此前后都有过言行不一的著述，所以，在这总体性环境中，对郭沫若诗歌的批评也只能展开文学与政治的比较性综合分析，而不能将他们卑微的屈从一味理解为人格的丧失。

理解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反常行为，还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式，例如传统文化文人的某种心理。像很多读书人一样，“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道德观念，深刻支配着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深刻支配着他的言行。建国后，政府给了他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这种礼遇自然激动着他的情怀。对一生都处在飘泊和动荡之中的郭沫若来说，欣欣向荣的新中国，1950年代初简朴向上的社会气氛，与他这代读书人长期奋斗并追求的社会理想应该是一拍即合的。^[53]作为一介文人，他只有手中这管笔；而知恩图报，则是他这一时期最适当和真诚的个人表达。在此情况下，歌颂和赞美新时代成为郭沫若1949至1957年间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可以说是比较正常和普遍的现象。1949年9月20日他在《新华颂》一诗里写道：“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1952年12月31日，在《记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用陈叔老原韵•其六》中流露了替国分忧的真实心情：“协商谈判是一端，/五国能齐举世欢。/漫道和平无原则，/还须增产克艰难。”1957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看到广大人民群众万头攒动的热闹情景，不禁豪情万丈，他真正地激动了：“天安门下人群如海，/天安门上胜友如云。”他满眼所见的都是，“你看呵，孔雀在开屏，/一群蝴蝶在闹着星星。/五彩的探照灯的光，/在半空中织成云锦。”于是，他要把真诚的祝福献给“使人们欢乐着直到天明”的这个新时代。同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提前竣工的消息传来后，兴奋中的郭沫若，马上挥笔对那座遥远和宏伟的大桥展开了丰富夸张的艺术想象：“一条铁带栓上了长江的腰，/在今天竟提前两年完成了。/有位诗人把它比成洞箫，/我觉得比得过于纤巧。/一般人又爱把它比成长虹，/我觉得也一样不见佳妙。/长虹是个半圆的弧形，/旧式的拱桥倒还勉强相肖，/但这，却是坦坦荡荡的一条。/长虹是彩色层层，瞬息消逝，/但这，是钢骨结构，永远坚牢。/我现在又把它比成腰带，/这可好吗？不，也不太好。/那吗，就让我不加修饰地说吧：/它是难可比拟的，不要枉费心机，/它就是，它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手舞足蹈的郭老，在这里竟和热爱他的读者玩起了绕口令式的文字游戏。但这兴奋有余又粉饰过度，何尝不又是郭沫若和时代情绪的真实写照呢？！

细品历史长卷，我们知道，每逢开国多有人们的欢呼雀跃，有文人留下的诗文，当然也有避居山林的士人。中国历史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做分层的思考，并对各类现象展开统计学的调查。有一个事实必须注意，长久的战争之后，渴望和平必然是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如果当权者适应这一心理，并制定明智开明的国策，它受到国民认同也势在必然。如果只以“新时期意识”为历史立足点，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显然只是负面例子。所以，只有在浩渺的历史时空里，评论家的焦虑才能稍微缓解，因为真正评价一个跨时代的文学人物，恐怕得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www.xing528.com)

1958年是郭沫若个人的转折点，诗歌的滥情年，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低潮期。不过细心观察，这一年的郭沫若，已经露出某种厌倦之态。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他写诗232首，平均不到一天半一首，这还不包括那些扔进废纸篓，或没有收进《郭沫若全集》的无法统计的诗作。这一年，郭沫若的诗歌音调突然调高一个八度，有一种直冲云霄之感。这大概有几个原因：一、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导致假话和大话恶性发展成全社会的普遍风气，对领袖人物的崇拜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直接诱发了诗人内心世界的虚无感，使他社会理想的大厦开始摇摇欲坠。他从五四时代起即执着追求自由、民主和光明的目标，而当时的实际状况却对诗人构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现实刺激和打击。有人说：“郭沫若对‘大跃进’把学生身体弄坏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夸、虚报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肿病，他也有点忧国忧民。”^[54]8月28日，他在一封信中流露出真实的心态：“有人称我为‘社会主义的哥德’，更希望我‘写出二十世纪中国的浮士德’来。这若不是开玩笑，就是一种嘲讽罢。”^[55]就在半年前，他还言不由衷地鼓励青年学生说：“红就是朝气发扬的象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你们看，那是多么精力弥满、朝气发扬。我们就是要做到这样的红，有气魄创造新文化、创造幸福生活、创造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56]太多的反复，已成玩世不恭，这是对社会现实的曲折反应。二、“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提倡，成为一个日益狭窄但凛然不可冒犯的文学创作原则。本来对新中国人民文艺尚抱幻想的郭沫若，这时严重地意识到，所谓个性、自由和放任的诗歌创作已完全不可能。由此形成心理上的反差：一方面他热情附和这一文艺主张，写出多篇文章向社会推广，私底下又把赞颂屈原独立人格的旧作《橘颂今译》抄与友人：“灿烂的橘树啊，枝叶纷披，/生长在这南方，独立不移”，“啊，年青的人，你与众不同。/你志趣坚定，竟有橘树的作风”。^[57]“橘树”的作风，在这里恰好是对所谓“两结合”的反讽。有意思的是，橘树的高风亮节和独立品格是对浊世的彻底否定，而郭沫若在公开场合的随波逐流，却又是对橘树形象的明显亵渎。三、现实的扭曲导致了郭沫若人格的扭曲，而人格的扭曲则造成了他诗歌创作的变形。于是，“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遇有什么时事，《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找他约稿，请他作诗表态，他一般都不拒绝。约了稿就写，写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58]

人们仍然有理由推测，厌倦将导致无聊的结果。郭沫若应该明白，这种状态下只会生产艺术的赝品。联系他过去的文学创作史可知，他不是一个没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文人。郭沫若1958、1959两年的诗歌在题材上可分两类：一是迎合时事的应时之作；另一类是纪游诗。前者收入诗集《百花齐放》之中，后者被编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3、4卷中。1958年3月，郭沫若响应提倡“百花齐放”的号召，决意把两年前做的“牡丹”“芍药”和“春兰”三首诗拿出来，凑齐一百首，用以歌颂“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他承认对花卉的生长特点了解有限：“在写作中，很多朋友帮了我的忙。有的借书画给我，有的写信给我，还有的送给我花的标本或者种子。我还到天坛、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的园艺部去访问过。北京市内卖花的地方，我都去请过教。”^[59]这种情形有如那个年代工农兵作者响应号召各自奔赴自己的“生活基地”，按照上面要求对现实生活比葫芦画瓢。但他还表现得兴致盎然，不能不怀疑其真实的动机。不过，人们正好可借此机会批阅这些作品，借以对当时文人的丰富心态做一观察，而文人心态之好坏，则是对时代文化环境最好的测试方式之一。他用《鸡冠花》比喻总路线的一日千里的形势：“因此，我们特别地把颈项伸长，/因此，我们特别地放开了喉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像样！”他用《腊梅花》的开花日期比喻“人定胜天”的道理：“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稀奇，/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跟着批“白专道路”的舆论，他把诗的意境丢在一旁：“阳光如果缺少，我们要起变化，/红色的花会要变成白色的花。/在这里显然包含着深刻教训：/红色专家也能变成白色专家。”郭沫若跟形势写诗的例子，下面不妨再举几例：听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他很快写出《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讯号》；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前一天，他创作出《歌颂十月革命》；偶尔看到毛泽东的一幅照片，他写了《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看完歌剧《白毛女》之后他又写出了《题五位白毛女合影》作为祝贺；得知我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好成绩的消息后，郭沫若发表了《体育战线插红旗》；离建国十周年还差九天，他就为这个节日准备了八行短诗《庆祝建国十周年》；为中央气象局他题写了《题气象馆》，刊于1959年10月16日的《气象简报》第30期上；他还专为一家杂志题诗，题目叫《题〈图书馆通讯〉》，并登在1959年《图书馆通讯》第10期，等等。今天看来，这些诗作不光意境平庸，语言粗糙，而且诗风也不够好，对作者本人的形象是整体的糟蹋和破坏。据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所述，作者那两年已发展到失去控制的状态，到了被天下书生所不解的地步。想想当年这位写出气势恢宏的《女神》的诗人，读者不禁为之扼腕叹息。联想到诗人对“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再从死灰中更生”的凤凰传说进行艺术改造的惊人才华，以及他对凤凰满天翱翔欢唱动人景致的生动描绘，我们对诗人不免悲从中来，叹息他已落到诗不能随其心灵的地步。诗人仿佛变成他最深切理解的凤凰，难道这一次注定要灰飞烟灭？失去了最后“更生”的生命契机？……我们还是收回思绪，跟着传主走入他的年代。1958年5、6月间，郭沫若亲率北京第一批体验生活的文艺家们，以文联参观团名义去张家口地区深入生活，在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和张家口市访问和劳动了半个月。由于当地频频施放亩产卫星，形势喜人，诗人赶写数十首诗直接给新华社发稿，但又不得不停下经常更改数字，因为他诗中的数字远跟不上“跃进”数字的变化：什么蕃薯“争取亩产一万斤”，什么“不见旱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什么“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究竟是在写诗还是写童话，连作者本人也不辨真假了。^[60]如此的诗歌创作受到今人讥评，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洪子诚指出：“这些代替了他二十年代初在《女神》中的‘自我’形象和个性化的情感表现，是概念的堆砌和对事实的一般性描述”，“这已经近于文字游戏了。《百花齐放》可以说是开了从‘大跃进民歌’到六七十年代时兴一时的简单比附的咏物诗的先河”。^[61]谢冕对郭这一时期的诗歌也做了尖锐批评，他说：“他为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任务写诗，从某项政策的颁布到农村的学文化和防治棉虫。为了加强政治意识，他不惜以大量的标语口号入诗，著名的组诗《百花齐放》可以说是以简单的外形而装填流行的政治概念的标本。”^[62]

以上创作充满打油诗的味道。从事这类诗写作的人，大概既不对现实认真负责，也不再对自己的心灵负责了罢。它象征着我国当代一部分高层文化人士当时的情态，在它背后则潜伏着1950年代之后社会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深刻危机。某种程度上，也表明郭沫若与左翼文化的历史关系开始出现一道看不见的裂痕。从1927年起，郭沫若就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参与者、同情者和支持者，在现代中国的惊涛骇浪中，他都是义无反顾和坚定地站在这一边的。作为左翼文人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对政治的参与确实不排除实现个人抱负的功利成分，但总的看，他对中共始终是真诚和无条件地信赖的。在《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文中，吴奚如批驳了错把郭当做党外民主人士的观点，指出他与党是一种“风雨同舟”的牢固关系。阳翰笙的文章《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也认为，郭沫若对党不是一般意义的“朋友”和“诤友”，而是党安放在国民党统治心脏的一颗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且威力极大的“定时炸弹”。周恩来表示，表面上是为郭老祝寿，实际上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63]。解放后频繁发动的政治运动和对文艺创作的日益钳制，加深了郭沫若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危机，使这一关系的链条逐渐出现了变形以至脱节。而个人生存的危机感，则使他采取比较荒谬的方式来处理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他采取这种被后人诟病的生存方式，无非是出于自保。他曾清醒地谈到：“您对于‘人民本位’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认为它不仅与‘帝王本位’相对立，而且与‘官僚本位’相对立。我同意您的看法。在封建制度之下，‘官僚本位’是依附于‘帝王本位’的，前者乃是后者的延伸；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虽然‘帝王本位’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然而‘官僚本位’的恶性势力还有所抬头，应该说，这正是一股封建残余。”^[64]这说明他对当时的现实，不是没有自己的认识。但他最终放弃了“浮士德”式的探索，而走向自保的狭窄道路，他不这样实际也无别的选择。由此可知，1958年的诗歌创作是郭沫若无奈心态的真实反映。

撰写这一节，实际是我最困难的地方之一。我的困难正是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所指出的：“当我们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反映了我们自己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也形成了更广阔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即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65]1978年之后，新启蒙思潮统治整个知识界，它确实配合和支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然而与此同时，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也日益加重。这种情况，在1990年代末期以后为人警惕，但为时已晚。在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显微镜下，“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以及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和文人例如郭沫若等，自然都在被怀疑和否定之列。而做出这种结论几乎又都不是在细致认真艰苦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它几乎成为一种学术暴政，没有人敢于怀疑、质疑和讨论。我如此说，并不是因为我认为那些个年代的文学都代表了社会发展的积极的方面，可能正好相反，是对历史生活的践踏。我主要是担心这样一来，会导致许多人无法真正回到那些个年代的文学观念和作家观念的脉络之中，不从他们的观念脉络出发对之做出更深入和体贴的观照，包括对这些人和文学创作的认真的反省。正是在我重新修改旧书稿而建立的一种新的思路上，我并不认为所谓“郭沫若之路”就是要把他单列出来作为被新时期文学审判的作家来满足新启蒙论者的思想快感，而是意识到在现在语境中更复杂地理解和阐释这条道路的无比的难度。

我的困难在于卡尔所言作为历史学家“概括与模式”的比例问题。“历史学家所能做的也是要概括，尽力发现能够与历史证据非常配合的模式；但是，历史学家不能够用这些概括和模式来预言未来，因为在这些概括和模式之外总是存在一些例外。此为，概括越宏观，例外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就像卡尔所同意的一样，历史学家可以使用假设，比如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观念：在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存在联系；当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用来说明历史证据时，历史学家从来不指望这一关系可以证实全部问题。因此，概括和模式从不可能是规律。”^[66]在批评郭沫若的研究者的模式中，所有的“历史证据”对他也许都是不利的，因为他公开发表的作品太多，而且都是时代的主流作品。他的社会身份，不允许他像“地下文人”那样说出真实想法，透露真实思想。那么，对于这些公开发表的诗歌，我们又能采取什么样的更为恰当的观照方式和研究方式？“当我们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反映了我们自己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也形成了更广阔问题的一部分答案”，这就是我在理解和评论郭沫若1958年诗歌时遇到的问题之一。这里的问题就是，我的理解和评论并不是从郭沫若当时的观念中产生的，没有与观念摩擦对话，而是一种事先的设定。这种设定仅仅成为否定这些诗歌价值的根据，而这一根据在我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讨论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