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转型：许广平、周作人与鲁迅的传承

在当代鲁迅研究中，“回忆录”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在关于鲁迅的“回忆体”写作中，许广平、周作人和许寿裳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三位作者。许寿裳1930年代就因起劲宣传鲁迅惹恼了国民党当局，1948年，他被人刺杀于台湾。而周作人和许广平虽是叔嫂关系，但一直到死都未能从对峙状态中缓解。两人在文化界地位显赫，但一直明掐暗挤。不过，周家从来都不是圣人家族，对这点瑕疵也不必见怪。他们的主要过节，是为朱安抱不平的周作人始终不愿承认许广平在周家的正式地位，所谓“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恋爱”，“老人也有好色的”的尖锐讥评，^[58]表面挖苦鲁迅不该孟浪，中年时与女学生大谈恋爱，其实是对许广平的间接打击；在兄弟失和的家庭纠纷中坚决维护鲁迅的许广平，则利用解放后周作人在政治上成为落水狗的弱势地位，以《所谓兄弟》一文予以回应。她说周作人不光经济上抠门，在“女师大风潮”中显露软骨头本色，解放后还靠鲁迅吃饭，是典型无聊之徒的“谬托知己”，对这位昔日老师大表不敬。^[59]抱着这种耿耿于怀的心态“回忆”同一个鲁迅，它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确实应该扣分，不过对周作人得另作后论。

理解鲁迅研究中的“许广平现象”，不能脱离对她后半生影响至深的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也不能脱离她一生浪漫而曲折的道路。许广平，自号景宋（含景仰母亲之意），小名云姑，曾用笔名平林、归真、寒潭、君平、持平、正言等，“女师大风潮”中的激进分子，后为鲁迅夫人。1898年阴历正月22日，她生于广州高第街一个破败的官宦大族之家。某种意义上，“反抗”是贯穿许广平前半生的人生追求。13岁时她就强烈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逃到天津求学。1925年，她以女师大学生会总干事之名义领导该校学潮，同北洋政府任命的校长杨荫榆坚决斗争。与鲁迅同居后，更是炽热地支持与追随鲁迅反传统、反政府的事业；鲁迅去世之后，为捍卫鲁迅的战斗传统，继承鲁迅遗志，她冒着极大危险整理与出版鲁迅著作。“不反抗就永远沉坠下去，校事，国事……都是如此”，^[60]这句话正是许广平的大胆剖白，可以说是她前半生的生动写照，不过对一个不成熟的女孩子来说也属正常范围。她青年丧夫，独自抚养海婴长大成人。不过1949年后，她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生了较大变轨。由于鲁迅的原因，许广平获得了很高的个人荣誉。她由一个普通的作家遗属，逐渐贵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直到官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她是已故和健在的中国现代作家夫人中地位最显赫的一位。但人们心知肚明，这种任命不是许广平有非凡的个人行政能力和其他禀赋，而是出于政府对离世的鲁迅的追授，是通过这种方式对鲁迅表示高度肯定。许广平不过是鲁迅活在人间的代表而已，她是作为鲁迅的“化身”而活动于各种舞台的。对此，许广平也心如明镜。她在《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作》中说：“鲁迅虽是从旧时代来的，而当他诚恳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接受党的指示之后，他的工作，于人民就更有意义，人民就永远记得他。”^[61]鲁迅在国民党报刊检查官那里是被“封杀”的对象，是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来看待的，而他在解放后不仅被奉为思想正宗，还被最高思想权威确定为新文化发展的“方向”，鲜明对照之下，许广平的思想转变自然在意料当中——虽然她在一些政治运动中的态度，又令鲁迅的学生和追随者们大感意外和困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全集》及有关著作的出版事宜由政府全权接管，许广平无需再像过去那样奔走呼号、勉为其难，但已年老体衰的她，还在奋力向广大读者宣传和普及鲁迅精神，她写过诸如《欣慰的纪念》（1951）、《关于鲁迅的生活》（1954）、《鲁迅回忆录》（1960）等多种著作，为当代的鲁迅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尤其是近10万字的《鲁迅回忆录》，更是成为“后人研究鲁迅必读的文字”^[62]，被世人看作“研究鲁迅生平事迹的必读资料”^[63]。不过，其中多处错误和溢美之词，后人也以为不妥。将鲁迅生平事迹和著述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是许广平这一时期鲁迅研究的主要特色。这些著述，总的来看，很像英模报告，不过那个年代的一般人倒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在许广平看来，鲁迅是把自己的思考与创作自觉地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她认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各地发动了起来，鲁迅深深埋藏在胸底的愤火，立即被点燃起来了，他完全卷进这个历史的洪流里去了。”^[64]“九•一八”事变后，“他响应了‘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号召，无条件地加入了这个战线。而这革命的政党也即是中国共产党”^[65]。她还动情地指出，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鲁迅不惟主动地遵“革命之命”，而且更是主动地遵中国共产党的“将令”，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战斗，与党的领袖结下了深厚友谊。“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之下进行的。他对党的关怀热爱，是和每一个革命者一样的。他对党的尊重，是达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的”，“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如何为党更好地工作，如何想法为党和革命造就大批的战士”。^[66]为强调这一点，她还在许多文章中花费笔墨回忆鲁迅与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陈赓等人的交往。当然更具“渲染”色彩的，是关于给毛泽东、周恩来“送火腿”的情节。她曾兴奋地回忆道：“曾经盛传过这样一个故事：鲁迅托人带了两只火腿，到延安去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67]冯雪峰也证实，1936年10月初，当时鲁迅有一点钱在他手里，他就替鲁迅买了“一只相当大的金华火腿”委托“交通”送给毛泽东，鲁迅知道后说“很好”。另外，又将刚出版的《海上述林》分赠毛、周两人。但冯雪峰到延安，听闻张闻天说：“书是送到的，火腿给他们（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刘鼎等人）吃了。”他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高兴地笑着说：“我晓得了。”^[68]为此许广平总结说：“鲁迅亲眼看到，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在这条道路上披荆斩棘、浴血奋战地英勇前进，因此他对中国共产党无限热爱，诚诚恳恳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69]

解放后，许广平经常向工人、青年甚至小学生宣传鲁迅，这些演讲稿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发表。在这些演讲中，她是按照近乎完美的先知尺度塑造鲁迅形象的。1956年9月，她在应团中央之邀的演讲中指出：鲁迅与青年的关系是通过三个方面体现的，一是“无私地帮助青年”，二是“指导青年”，三是“保护青年”。她认为鲁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上，因此“要学习鲁迅”就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学习他的“战斗精神”，就要“抛弃那些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东西”，除开展“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的斗争外，还应该“对反革命残余无情地斗争”。^[70]在《和小朋友们谈鲁迅》中，她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着重谈了鲁迅小时候的“读书”“玩耍”“怎样对待同学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怎样对待自己的老师”等方面的内容。她说：“鲁迅对待敌人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意思就是说，你瞪我一眼，我也要瞪你一眼；你咬我一口，我也要咬你一口”，而他对“所有的孩子都是很热情的。如看到孩子生病，不论是对他自己的，或是亲戚、朋友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关心”。又说：“他知道：只有无产者才有将来。’现在他的这个理想实现了，你们大家可以‘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了！”^[71]在以《文艺——革命斗争的武器》为题“跟工人同志们谈谈鲁迅”的讲话中，她着重强调鲁迅与无产阶级的关系，认为一个“要求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终生奋斗的战士，他不能不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队伍”，而一个甘愿“遵奉”革命前驱者“将令”的作家，“他就不能不认识到无产阶级文艺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翼”，正是在这里，“鲁迅终于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72]她还在《鲁迅与翻译》《鲁迅的日常生活》《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鲁迅的讲演与讲课》等回忆文章中，把鲁迅描绘成一个工作“认真”、生活“朴素”的“伟大的处处为人民设想”的完美的人，对于他痛恨“中医”和“京剧”，则尽力做了掩饰或解释。

许广平之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平安无事，显然与毛泽东对鲁迅的权威定论有极大的关系。不光政府部门，即使平民百姓也不会轻易伤害这位圣人的妻子。然而风波也是会有的，“风云变幻中，许广平多次陷入精神苦闷”，鉴于“大势所趋，她不得不随声附和，把鲁迅生前好友说成反革命分子”。同时，她根据形势需要，写了一些应景式的回忆录，这些文字“看似颂扬鲁迅，实则恰恰贬低了鲁迅”，^[73]不过，如果事情做过了头，也会引起鲁迅研究者的不满。迄今为止，对她批评最尖锐，有时候是近于挖苦的，应属完成于“文革”末、1979年公开出版的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74]

朱正算是学术界的耿介人士，他性格中有湖南人普遍具有的倔强。这位业余从事研究的先生对鲁迅确实有自己的独特心得，有些著述还曾下过不少功夫，评价也还得当。但这本书显然是要找许先生的麻烦。因为他所“正”的恰恰是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之“误”，作者虽然声称是要矫正其“记忆”上的偏差，而主要目的则为匡正她对鲁迅的“美化”和“神化”。例如，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中说，章太炎因被袁世凯囚禁愤而绝食，最终是鲁迅“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朱正将章太炎的《自定年谱》和《鲁迅日记》进行比照，否定了上述说法，认为“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75]；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李立三与鲁迅见面，主要谈的是“团结”和“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两个问题，“经过那次会见以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实行了”。朱在考证了许多材料后发现，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目的，是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支持立三路线的宣言，遭到了鲁迅的拒绝。鲁迅表示不赞成赤膊上阵，而主张采用“壕沟战”“散兵战”，如果照李立三的意思去做，他只能到外国去做“寓公”。两人谈得并不融洽，最后不欢而散。他据此指出，“许广平所说的‘完全遵照’‘贯彻实行’”，其实“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76]又例如，为大幅提升鲁迅的“战士”形象，许广平认为鲁迅“最珍惜时间”，即使偶尔有前往某咖啡店“饮咖啡”的记载，也无非是“替党传递什么文件”，“或是替某个同志寻找党的关系”。朱氏却借冯雪峰的回忆和许本人在1940年写的《琐谈》一文，推翻了上述观点，认为“鲁迅‘绝不是清教徒’，工作和战斗之外，他也有休息和娱乐，他也完全可以不带着另外的什么目的去饮饮茶，饮饮咖啡”，他劝诫研究者勿凭借狭窄目标，而全面地认识鲁迅^[77]；朱正还指出，许广平《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关于鲁迅法文“比较差”之说，也带有虚构成分，他在经过大量查证后指出：“第一，在鲁迅的传记材料中，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学习法语的记载。第二，在鲁迅的大量译文中，没有一篇是根据法文原本译出的。他曾经不止一次明确地表示：他不懂得法文。”^[78]对这些文字，许先生如果在世肯定会觉得愤慨，好在她已经谢世，避免了文字官司。不过，依据萧红等对她为人处世风格的描述，即使见到朱先生的批评，也不至于暴跳如雷罢，因为她毕竟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和久经风雨的不凡女士。除运动中被迫声讨冯雪峰、胡风等人外，我们还没看到她在公开场合有什么不妥。(www.xing528.com)

可惜的是，许广平老人最终也未逃脱“文革”劫难。“文革”爆发后的一天，她发现自己捐献给国家的鲁迅部分手稿不知去向。惊慌失措之中，她写信给中央，请求代为询查。其实存放手稿的几个箱子并未遗失，而是被调到江青的住处。江青担心鲁迅手稿中有对自己不利的文墨，曾仔细地检查过。江青“文革”初期做的两件事，一是到处鼓吹“文革”，另外就是紧张追查熟人熟事，湮灭所有证据，因恐把柄落入对手手中。此事非同小可。当时被惊动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还专程带人到江青办公住宿的钓鱼台寻找手稿，因而激怒了这位第一夫人，“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杨、余、傅事件”就在此埋下了火种。闻讯后的许广平因受惊吓，突发心脏病身亡。^[79]这场悲剧确实令人惋惜，损失的不止是鲁迅第一讲述人及其家庭，解放后的鲁迅故事也就此结束。虽然周海婴后来继承了这一事业，但父亲在世时他毕竟只有7岁，他对父亲的印象恐怕多数来自母亲那里。要一个儿童把完整丰富复杂而漫长的鲁迅故事讲出来，这肯定是很不现实的。这种情况下，不仅鲁迅讲述从此中断，属于“后几十回”的“鲁迅故事”的可信性也要打不少折扣。解放初，许广平对此不是没有预感，她到处讲述鲁迅大概是试图留下最权威的记录，担心历史被人篡改：“中国向来是善于作伪的地方，不但可以伪托死人说话，更常有伪作，窜改别人文章，伪造别人书法，以至于伪制历代古物等等。”^[80]在《所谓兄弟》一文中，她借鲁迅之口指责周作人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81]但是，她的初衷却与她那些文章的效果正好背道而驰。因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虽然她仍然拥有权威讲述者的身份，但是她的讲述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威性可言。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许广平身上的这种矛盾性，是她后来招致有些人批评的根结所在。

与朱正的观点不同，王富仁主张宽容、历史和全面地认识许广平，他强调：“许广平所接触的是鲁迅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最平凡、最朴素的一面，也是最复杂、最透明的一面，但她没有把这一面当做她写作的重心，而是把外界社会群众也能了解的东西作为叙述的重点，这就使她失去了自己的优势”，“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许广平的这些错误：她是在维护鲁迅现实声誉的目的下出现这诸多错误的。她缺乏鲁迅那种深邃的思想透视力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但她又真诚地想在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保持鲁迅的社会声誉，这就使她不能不对鲁迅生前的言行随时进行主观性很强的整理和加工。鲁迅与冯雪峰、瞿秋白、胡风、周扬等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都分别有着既相矛盾、又相联合的关系，当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具有崇高的社会声誉时，她片面强调了彼此一致的一面，而在他们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她就又利用另外一部分事实将彼此绝对对立起来，这就使她不能不陷于前后矛盾之中。但假若考虑到她的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被动性的，除了维护鲁迅个人的声誉外她没有其他任何个人的政治目的，也并非利用鲁迅夫人的地位主动消灭自己的政敌或私敌，她的这些错误就是可以原谅的了，而对于她回忆中的一些史实材料，我们还是应当注意进行过细的分析的”。^[82]

另一位“鲁迅回忆”的作者周作人，不仅是五四时代的重量级人物之一，也是鲁迅多年携手的胞弟，因此，在当代鲁迅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分量。但周作人做鲁迅研究的动机，却较多受到人们的诟病。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认为，尽管他声称“回忆”是为了“回报鲁迅‘知己’之情”，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值得提出的是，钱理群对周作人的偏见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是深入到他著作之中的那个被定型的鲁迅幽灵造成的。钱先生以他一向热情澎湃的文字风格写过大量歌颂和研究鲁迅的著作，由于像不少人一样，研究鲁迅同时又深陷鲁迅的个人魅力漩涡当中，当他看周作人时，就不免产生了怀疑和挑剔的眼光。他似乎总在情不自禁地拿鲁迅去挑剔周作人，这种在研究工作中先入为主的危险举动就会得出以下一些简单脆弱，同时也经不起推敲的结论。他说：“新中国成立后，鲁迅被尊为文学革命的‘主将’，不仅他的作品，连同有关他的研究、资料，都因而获得了很高的价值，所以以周作人为人的高傲，写这类文章明显有‘为稻粱谋’之嫌；他既要赚钱糊口，就必然把这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他最初将自己的日记秘而不宣，后来又尽量兜售，都出于这经济的考虑和压力。”^[83]许广平之前曾尖锐地发出警告说：研究鲁迅“如以周作人的作品做参考，我觉得是很危险的”，他的文字“有无虚假”很可怀疑，因他现在是“靠鲁迅吃饭”。^[84]从以上对许广平的略述看，这种见解难免粗陋之嫌。不过，我们也不能对周作人性格中某些方面视而不见，他在国难临头时刻的行为，可以说并非道德高尚的人士之所为。然而也不能“因人废文”，就此断定周作人的鲁迅研究毫无价值。因为一个世纪以来，周作人思想文章与行为举止之断裂，在现代文人中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相当罕见的一种现象。王富仁的看法值得在这里提出，他说，周作人的文字“是鲁迅回忆录写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类，对于此后的鲁迅研究贡献最大。这不仅因为周作人的特殊身份和他的广博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写作目的的纯学术性。他是以充分浮现有关鲁迅的历史事实和人物为其根本目的的。这使他的作品包含着更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他指出，周作人与冯雪峰和许广平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不以“现行的价值尺度”去评价鲁迅。^[85]但以笔者看来，迄今为止“最懂”周作人的应该是已经谢世的舒芜。他的著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虽然带有替周作人“辩污”也夹带着为自己“辩污”的某些影子，比较偏向对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但总的说来，他对周作人研究的妥帖深入至少在目前来说是无人可比的，也许只有读了这部著作再来看周作人的讲述，我们才可能接近周作人回忆鲁迅的历史的真实。^[86]

1936年鲁迅去世不久，周作人在《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两篇文章中，对当时文坛出现的“捧鲁迅”之风提出了明确批评。他告诫人们，不要违背鲁迅意愿而把他当做“神”或是“偶像和傀儡”，鲁迅评论的着眼点应该是“人”。解放后，周作人的处境日渐难堪和艰难，他写鲁迅回忆录当然有某些稻粱之“谋”和应景阿谀之词，不过，这些文字总体而言却没偏离他早期的思想轨道。作者独特的眼光和丰盈的思想气息，在本时期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和《知堂回想录》等著作中均有明显散发，因此形成了一种在当代鲁迅研究中特立独行的姿态。与1950年代以后鲁迅研究的流行观点不同，周作人把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还原到当时的时代氛围之中，而不是置于当代意识形态的预设当中。这决定了，他不是以现成的政治结论看待鲁迅，而是以鲁迅个人的特点和背景来看待他的。他认为，民国初年鲁迅之所以“抄古碑”而不闻世事，一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于是逐渐转向了消极；二是不愿与当时“嫖赌蓄妾”“玩古董书画”的无聊士人同流合污。而他最终决定走出沉寂落寞的S会馆投身社会变革的潮流，则完全是缘自他自身的思想逻辑：“在夏夜的那一夕谈之后，鲁迅忽然积极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87]出于这一推论，他不愿人为拔高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更厌恶穿凿附会地将他笔下的人物与国家前途命运生硬联系。例如，他在评论《狂人日记》时指出，小说的中心思想是礼教吃人，“而礼教吃人，所包含甚广，这里借狂人说话”，是“打倒礼教的一篇宣传文字，文艺和学术问题都是次要的事”；《孔乙己》有挖苦读书人的意思，“他是一个破落大户的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著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写出了这一群人的末路”。据周作人回忆，该小说还有影射“本家的那些人”之嫌；周作人认为，《药》的想象来自作者头脑中《水浒传》中人肉馒头和李时珍《本草纲目》“人肉可煎吃”的知识，又做了一些发挥，意思是要“表示这药的虚妄”；针对当时把阿Q形象简单化的研究倾向，周作人指出，作品的“内容”其实“有点复杂”，因此，他不愿附和对这个形象夸大和随意演绎的意见，声称自己“不谈文艺思想”；在他看来，《祝福》中祥林嫂的原型取自鲁迅一个本家的远房祖母，“祥林嫂的悲剧是女人的再嫁问题”，也即“封建道德和迷信的压迫下的妇女的悲剧”。然而，在旧中国“除了礼教代表的士大夫家以外，寡妇并不禁止再嫁”。“鲁镇”的“鲁四老爷”也有暗示新台门周家之意，但鲁迅当时“在故乡已经没有家”，所以他认为这是作者对人物做了“小说化”的处理，不能再从“写实”的角度来理解；借《在酒楼上》这篇小说，他又论到鲁迅的“故乡观”。他说，“著者对于他的故乡一向没有表示过深的怀念，这不但在小说上，就是《朝花夕拾》上也是如此。大抵对于乡下的人士最为反感，除了一般封建的士大夫以外，特殊的是师爷和钱店伙计，（乡下人叫作‘钱店官’）这两类，气味都有点恶劣。但是对于地方气候和风物也不无留恋之意”；他又认为，《孤独者》中主人公的性格，“多少也有点与范爱农相象，但事情并不是他的”，更多却留下了鲁迅“不少自述”的痕迹。而《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故不应该随意演绎和放大。^[88]按照以上思路，他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指出，鲁迅前期思想虽然如世人所说，走的是“弃医从文”和“文艺救国”的路，但也不能对它的意义任意夸大。他认为在鲁迅前期思想形成过程中，进化论起到了作用，但也不应排除国学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爱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89]

在鲁迅回忆与研究中，周作人所赓续的是他一贯的文章风格：冷静、平淡、含蓄而忌空疏的议论。他是在“就事论事”中进行鲁迅研究的，很少在对传主生平事迹之外放大和无限制地发挥，也不以解放后的政策牵强附会，并做主观想象，这使得他的“回忆”内敛、节制，徐缓而富有含义。在对鲁迅的评价中，努力做到不夸大，不缩小，不添枝加叶，也不削减隐匿，坚持以史家笔法，以事实为根据来冷静和从容不迫地叙述对象，因此确立了一个比较公允，较为中立的研究态度和立场。但这不等于他放弃了评判尺度，放弃了这种回忆的主体性，诚如他自己所表白的：“写文章本来是为自己，但他同时要一个看的对手”，“写文章即是不甘寂寞”。^[90]又声称，“我平常对于宣传不大有什么敬意，因为我不相信广告”，更因为它“在中国则差不多同化于八股文而成为新牌的遵命文学”。^[91]所以，即使在1950年代末的社会环境中，“周作人有时给人以傲慢的印象”^[92]——也许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坚持他自己所谓的文章之“道”。在我看来，面对当时社会上主流文化的强大声势，周作人未必就有超人的“自觉”和“境界”。但我相信，他在评价鲁迅中的客观和中立，无形中却照出了不少人的过度造作和夸张，他的不趋新求奇的为文态度，使他的回忆文章成为鲁迅研究中一份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某种程度上也使之葆有了艺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