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学作家的重编和排序

1949年夏之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被官方逐渐确认为新中国的六位首席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版图就此打破，自由主义的、消极的文人纷纷被逐出文学史殿堂。虽然翻阅旧杂志时，笔者心中对此仓促安排颇有些不以为然，但事已至此，谁都无法改变。不过，这也为30年后的“重读”留下契机。其中，美国的夏志清等人在1960年代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实际是最早的“重写”。此为后话。

从最早的信息中显示，新文学的重编和排序已是变局的必然。因为社会秩序的重编也都在进行，而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组件。在1949年10月19日向全国各界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和秘书长名单”中，政协主席是毛泽东，郭沫若是位列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之后的副主席，但排在最后一名副主席陈叔通之前。茅盾（他在政界通常以“沈雁冰”的本名露面）虽与副主席无缘，却荣幸地当选为常务委员，与刘少奇、朱德、林彪、王昆仑、张澜、章伯钧、黄炎培、章乃器等中共和民主党派高级人士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另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府各项负责人员名单”，郭沫若被宣布为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沈雁冰为文化部长，巴金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59]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谈到为什么要吸引众多民主党派和文人担任一定的政协和政府职务的原因时，周恩来解释说：革命胜利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而搞好合作的关键“在于到他们中间去，领导他们”。他告诫做具体工作的下属说，我们“不应该有拒绝领导的思想”，但决“不是摆着一副领导的面孔”去领导，领导工作“很复杂，原则要抓得紧，但要善于运用，要有灵活性”。所以，他信心满满地相信，如果“我们领导得好，可以不流血过渡到社会主义”。^[60]

在此背景中，学习苏制的浓厚风气在向文艺界蔓延。其中一个表现是成立“组织”。文学组织最早在五四时期初现雏形，如“新潮”“狂飙”“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等，但它仍然难改中国旧文人的积习，聚散是朝夕之事，组织对个人难有约束。左翼文人在上海、延安也曾有过成立左联、文抗的机构实验，大多属于临时性质，最后都不了了之。而此时引入苏制，这就为文艺家组织的成立提供了制度化的环境，组织在社会上的堤防被大大加固。文人与社会的关系，从此而发生巨变。1949年7月，在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各种文艺组织相继成立。经过事先协商，郭沫若被指定为新成立的全国文联主席，茅盾担任副主席，他同时兼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一职（即今中国作家协会前身）。老舍虽然回国较晚，也没有受亏欠，他被补选上许多重要职务，例如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国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曹禺入选全国文联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国立戏剧学院成立时（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被任命为副院长。对过世的鲁迅，则公开确认其为“‘五四’以来”，“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之首，认为他“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61]有心人会察觉，五四以后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家和新锐文人，在这些组织计划中开始模糊和消失，如周作人、朱光潜、沈从文、废名、张爱玲、师陀、李健吾等等。这说明“文学标准”正在改变，文学家在新社会重获的身份是能否进入新的现代文学史版图的一个前提。而这正是“历史的密钥”。但1990年代以后，大陆的很多文学史家也在此处大做文章，为文学史“翻案”之风日盛。文学史研究的史识，更有用“断代史”的方式，以“后代”否定“前代”的习气之兴起。这与中国历史上的“翻案传统”究竟有什么两样，不得而知。所以我们也要引起警觉。接着我们往下叙述。上述作家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被提升到其他作家之上，加之宣布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以“鲁迅为首”，新中国文学作家的排序就这样以鲁迅为首，郭、茅、巴、老、曹为次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作家由文学写家转变为社会组织的助手，转变成建立新秩序的辅助力量。古今中外的社会变动，莫不如此。所以，今天历史的深度，只有在以往历史的深度中才能够真正见到，而文学史研究，哪有离开既有的文学史传统来另辟蹊径的道理？唯有这样，研究者才能够心平气和、放下身段地去阅读史料文献，用纵深的眼光再给予耐心的和较为长久的评价。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明确了进城后为确保政权稳固而建立由党直接领导的各界代表大会及与之呼应和配合的“方针”“政策”及“具体办法”。它明确指示，各界代表会，是军管会初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对政府无“约束之权”，而军管会和政府的委员则“均有权参加各界代表会会议。如查明某人系属反动分子如已聘请，亦得取消”。另外，各界代表会可选出“主席副主席”，组织秘书处“执行日常事务”，但强调，各界代表会的“职权”，是由军管会等方面“付与”的。^[62]1949年9月4日，中共中央在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的指示中虽然强调要使各界代表避免“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注意“推派”和“聘请”这一中间环节，但仍要求“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63]，严格限定了“党内党外”的界限。9月7日，中共中央再次就召开各界代表会问题发出指示，“代表会的成份，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及可靠的左翼人士，应超过二分之一保证决议的通过。中间分子及必须拉拢的少数右翼但不反动的分子，可让其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以便孤立反动派，利于政令的推行和群众的发动，且可发现问题及发现积极分子”^[64]。

以上不过是对解放后文艺管理思想及其体制略加叙述，对其中复杂情况的检视，还得依赖更多档案的曝光，和更长的岁月时日，仅仅用二元对立的急切办法去理解，显然已经远远不够。虽然近年来这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对形成这些成果之知识资源和知识结构的不断反省，也应在考虑之中。所以，作为新中国文化领导者的鲁、郭、茅、巴、老、曹在此体制内的实际意义，已经不能仅仅站在文学/政治的视野中来估衡了。不过，如想了解上述体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掌握与主导，还需对它在中国政治文化环境和文人文化传统中的独特作用和特殊价值做进一步的考察。只有这样，“鲁、郭、茅、巴、老、曹”现象之谜，及当代政治文化对其文人价值空间的充分发掘和利用，才可能走出历史之迷雾，为人们逐渐地认识。

在中国人固有的政治理念中，文学艺术家尽管有诠释真理的义务，却很难以独立、傲然的心智存在于浩大的现实社会之中。相反，它总是历代政权关照的对象。所以，它的生死荣辱和浮沉曲折无不关联着现实态度和功利策略。文学艺术行使着诉说、刻画、反映与表现政治风云的特殊功能，却不能决定政治的走向和文化性格；政治则能“付与”文学艺术家们高于普通人的地位，并加以掌控和利用。“‘士’的地位处于贵族与平民之间，在社会流动十分剧烈的时代，恰成为上下升降的汇聚之所。在封建秩序解体的过程中，这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65]“知识分子因为不成其为一固定的社会阶级或团体，而发展出一种自由批判的精神”，^[66]所以，它只能把自己安身立命的立足点建立在政治势力强大的社会基础上，得以将“君子之道”“推己及人”和“拯救天下”，勉强而有条件地去追索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67]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家（即士）与政治现实乃是一种不平等的“供需关系”，政治需要文学艺术家维护和赞颂其道统存在的历史正当性，而进入更高阶层的文学艺术家，则以文化领袖的身份高蹈于一般文学艺术家之上。不过，想想魏玛时期屈居人下的歌德，想想留传于今世的莫扎特的乐曲多是他做宫廷乐师时谱写的作品，也就释然了。

从文学巨匠们当时的文章、通信、日记和别人的追述中，我们不难捕捉到这一微妙而复杂的心态。据茅盾儿子、儿媳韦韬和陈小曼回忆，解放后茅盾不愿做文化部部长，周恩来做工作，被他婉言谢绝，自称不会做官，打算重回创作生涯。“后来毛主席亲自出面找爸爸谈话，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爸爸问：‘为何不请郭老担任？’毛主席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文化部长，别人更有意见了。’”于是双方达成一个折衷办法，由茅盾出任部长，周扬做助手担任副部长。^[68]查找茅盾这一时期的讲话和文章，如此礼遇，他不能不有所表示。针对有人所谓向艺术要求直接的政治效果是亵渎艺术的观点，他认为，在成功的艺术作品中，“政治效果不仅是一时的，而且能保持久远，但是其所以有长远的效果正因为它最深刻地表现了现实的政治性的原故”^[69]。当然这与他1920年代以来的文学主张，并不矛盾。在被正式任命为文化部长的5个月前，他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革命已在全国胜利，此后的建设事业千头万绪，新社会的主人翁工人阶级现在已经发挥了他们那伟大的劳动创造力，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把他们作为写作的最主要的对象。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为新时代做好“服务”工作。

说起来人终究是人，即使身贵之人在人性方面也与常人无异。这正像农人向往城里的繁华，而城里人却偏偏喜欢幽静的农村一样，这种精神分析学的人格补偿理论让我们看到他们心态中的另一侧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私人书简中可以看出，由于社会事务过于繁忙，常常坐不下来读书和著述，郭沫若也有过抱怨：

自从建国以来担负了国家行政工作，事务繁忙；文艺女神离开我愈来愈远了。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身不由己、被迫地疏远了她。有时候内心深处感到难言的隐衷。（1955年10月23日）

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一百零一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了！……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我何尝不想写出像样的新诗来？苦恼的是力不从心。没有新鲜的诗意，又哪里谈得上新鲜的形式！（1959年11月8日）^[70]

话虽这样说，但人在江湖，苦闷只能一掠而过，或一笑了之。古今中外，政治人物即使退休也难以去做苗圃花匠，冲杀疆场的将军只能在战争间隙里去乡下别墅暂时赋闲。而牢骚那是全职文人的特权，这怎能混淆一处？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还是辛苦抄下郭氏建国初期的“繁忙国是”，以就教于有兴趣的读者。1949年3月底，他率最早出访的代表团之一赴巴黎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5月底，他数次与人同赴毛泽东香山住所和中南海勤政殿，求教国是方针，亲聆有关指示；6月中旬，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代表无党派人士讲话，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报告，“学会为人民服务”；^[71]7月1日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郭沫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冒着狂风暴雨发表演说；次日，以大会总主席身份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他在报告中号召广大文学艺术家今后当以毛泽东的《讲话》为“文艺运动的总指标”；9月21日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当月29日，再至颐年堂毛泽东住所，与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等一起讨论、修改毛泽东自拟的就职公告稿。……庆幸在于，辛苦归辛苦，社会回报也在增加。随着地位的变化，作家居所的档次在不断攀升，先在北京西城缸瓦市大院胡同5号落户，最后搬入前海西街18号。此为清朝王府豪邸，1950年代初为蒙古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继为国母宋庆龄寓所。按照规定，这是高级领导人才有资格享受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结构，但是其高大、宏伟、厚重、精美，远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拟。”初次看到此宅时的一位郭氏传记作者不由得惊叹道：“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把它看作一座官邸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此话如让房主听到，不知他心里会作何感想。这是历史学家研究逝去的当事人，常常感到为难的地方。

对自己在文学组织中的位置，老舍很想得开，当然也近于自嘲。他常对人说：“到了我这儿，就点点点了。”^[72]从创作情况看，他是勤奋、多产和数量惊人的。虽然在有人看来，“老舍在解放后写了很多，很多都是废品”，^[73]“从《龙须沟》、《方珍珠》开始，老舍共写了三十多部剧本，其中发表的有二十二部，包括话剧十五部、歌剧三部、曲剧一部、京剧三部、翻译剧一部”。另一些不太满意，被作者弃之一边，“那些未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量更是无从计算，不为外人所知”。^[74]但老舍认为，他有如此高的写作热情，原因就在看到人民政府“真给人民服务”，“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75]这些也都出自内心。老舍与郭、茅、曹等人有所不同，他是一个从社会底层奋斗上来的作家，认为自己其实就是平民阶层中一员。他是老北京人，对解放后北京市容市貌的变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亲切，他真是出自自觉而不是因思想改造才去拥抱眼前这一切的。据林斤澜追忆，“老舍当年作为市文联主席是积极参加解放初几项政治运动的，天天来机关上班，连编辑部发稿时间都管，还在机关吃顿午饭”^[76]。更何况抗战以来他在主持文协杂务后就一直保持着做人的低调，比如对来渝作家迎来送往，安排吃住，全没有名作家的矜持和自傲，竟一时在文学圈子中传为佳话。所以，在论列这些作家与新文学秩序的关系时，我更愿意指出老舍与其他人的某种差异。正是这种差异给北京市市长彭真留下了好感。

平心而论，给一些作家以社会礼遇，这在任何时代和国家在重建自己的文化秩序过程中都是无可厚非的。它不过是“官师政教合一”和以“劳心者治人”利用读书人治理国家等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转换和折射罢了。不过确实得承认，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在示读书人以“礼”的同时，（除非他参与谋反）尚能尊重其精神和思想的自由，并不夺其志、夺其心。武则天在骆宾王写声讨檄文之后，尚为他留下生存和发展空间便是一例。遗憾的是，战争年代形成的文艺思想和体制在建国后却没有及时调整，对文化和文化人群的态度至少造成了两个负面效果：一是影响到在五四时期奠基的中国新文学在当代社会的精神积累和储备；二是文学艺术家失去了职业热诚。本来百家争鸣的良好文化期待和具体设计，不断为国内外的政治剧变所冲击所打断，而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则使文学艺术家进一步退向了自己的内心。隔阂正在增加，它似乎没有任何可以缓解、协商和解决的可能。文化的重建本来是要带来另一轮文明的出现，可惜整个布局都不在这里。本书并不是为与我们失之交臂的另一轮文明的建设扼腕叹息，我的兴趣在于观察整个布局与文学史观念形成、发展和最后急变之关系。而我们论列的作家和经典作品就在上述历史视野之中，我们只是拿几位稍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历史机遇，来反观并重新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坎坎坷坷的章节之中罢了。

[1]　参见于劲：《上海：1949大崩溃》（上）第4章，解放出版社，1993。

[2]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3、1244页，人民出版社，1991。

[3]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1947年3月8日《观察》。

[4]　施惠群：《中国学生运动史：1945—1949》第3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　参见1948年1月1日《华商报》。

[6]　参见1948年1月8日《华商报》。

[7]　文洁若：《我与萧乾》（上部）之二“四十年代愿望”，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

[8]　参见《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

[9]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第30—3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0]　〔日〕丸山昇；《郭沫若与萧乾》，译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论集》，1990。

[11]　见这几日《华商报》上的各类“宣传广告”。

[12]　郭沫若：《悲剧的解放》，1948年5月23日《华商报》。

[13]　文见1948年5月29日《华商报•周末版》。

[14]　文见1948年11月4日《华商报•茶亭》。

[15]　1948年11月4日《华商报》。

[16]　1948年4月16日《观察》。

[17]　《老舍自传》第21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18]　王惠云、苏庆昌：《老舍评传》第252、253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甘海岚编：《老舍年谱》第236、23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以及舒乙：《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这些研究，异口同声地赞扬了老舍热爱新中国的态度。

[19]　《老舍自传》第217、21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0]　参见《老舍自传》第218、219页下面的“注释”，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1]　参见《老舍自传》第216—231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2]　《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3]　巴金：《序跋集》第355页，花城出版社，1982。

[24]　巴金：《〈寒夜〉再版后记》，《寒夜》，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8。

[25]　巴金：《〈静夜中的悲剧〉后记》，《静夜中的悲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

[26]　《巴金书信集》第90、91、296、297、298、299、364、365等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7]　徐开垒：《巴金传》（续卷）第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28]　同上。

[29]　《巴金选集》第9卷第21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30]　《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巴金选集》第9卷第208页。

[31]　《致田一文》，《巴金书信集》第3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2]　见《雷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33]　梁秉坤：《在曹禺身边》第24、2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www.xing528.com)

[34]　田本相：《曹禺传》第35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35]　居垒：《曹禺和他的〈艳阳天〉》，上海，1948年4月28日《大晚报》。

[36]　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第28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37]　转引自田本相：《曹禺传》第35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38]　胡明：《胡适传论》第9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9]　鲁西奇：《梁实秋传》第174、175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40]　郭沫若：《岁末杂感》，《文化生活》海外版第9期，1948年12月25日。

[41]　参见1949年2月1日《东北日报》。

[42]　电文均见1949年2月5日《东北日报》。

[43]　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第381—38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7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45]　查国华编：《茅盾年谱》第334、335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

[46]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6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47]　同上。

[48]　茅盾：《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1949年1月1日《华商报》。

[49]　茅盾：《岁末杂感》，《文艺生活》海外版第9期，1949。

[50]　赵浩生：《曹禺从〈雷雨〉谈到〈王昭君〉》，《七十年代》1979年第2期。

[51]　赵浩生：《曹禺从〈雷雨〉谈到〈王昭君〉》，《七十年代》1979年第2期。

[52]　〔美〕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引自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234、235、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3]　参见田本相：《曹禺传》第358页及相关内容。

[54]　参见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体派篇”第2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55]　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第49、107、17、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56]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6页，华文出版社，1992。

[57]　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第10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58]　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第402—426页，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9。

[60]　参见《周恩来年谱》第8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61]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参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

[62]　中共中央以上各项指示，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第435—439、473—4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63]　同上。

[64]　同上。

[65]　见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儒家“君子”的理想》等文章，引自《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66]　同上。

[67]　同上。

[68]　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第3、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69]　《小说月刊》第3卷第1期，1949年10月1日。

[70]　转引自李辉：《沧桑看云》，花城出版社，1998。

[71]　赵风：《回忆郭老的一些片断》，参见《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72]　林斤澜：《〈茶馆〉前后》，参见《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第1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73]　黄裳：《老舍解放后一直一帆风顺》，参见《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第18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74]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5]　老舍：《〈龙须沟〉写作经过》，1951年2月4日《人民日报》。

[76]　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第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