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众取宠主义
如果我想证明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就会端出杰瑞·斯布林格秀。
这是美国的一个“谈话节目”,由一个叫杰瑞·斯布林格的人主持,据说在美国白天的各种电视节目中,收视率名列前茅。叫它“谈话节目”,显然是美化它了,因为这个节目的大部分时间是嚎叫和斗殴。
听听这个节目的一些经典标题,就大概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我和我妹妹睡了”,“你不是孩子的爸爸”,“我其实是个妓女”,“我和你最好的朋友上过床了”,“为了吸毒,我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我其实是个男人”等等。
一般来说,这个节目的程序是这样的,一个“有肮脏秘密”的人A,比如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往往是个底层的蓝领或者吃救济饭的女人,把被她欺骗的人B,她老公——往往是另一个底层的蓝领或者吃救济饭的男人——请到演播室,向他坦白自己的秘密,比如,“你其实不是孩子的爸爸”,B往往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对得起我!”两人架还没吵完呢,第三者C,也就是孩子的亲爸爸——往往是又一个底层的蓝领或者吃救济饭的人,突然也出现在演播室里,B和C两个人于是扭做一团。这时候,几个高大壮实的保安D,就跑出来,象征性地拉拉架,但实际上,是怂恿他们接着打,只要别打死人就行。与此同时,观众在台下大喊:“杰瑞!杰瑞!杰瑞!”,也就是“加油!加油!加油!”的意思。有时候,他们也喊:“婊子!婊子!婊子!”把裤子脱了!把裤子脱了!把裤子脱了!”“使劲打!使劲打!使劲打!”“草包!草包!草包!”有时候台上的人被观众激怒,他们又会跑到观众席上揪住某个喊得特别来劲的E开打。
你看,最后,A打B,B打C,D打BC,ABC打E。整个杰瑞·斯布林格秀,就是一团混战。所有人,台上的,台下的,打得喊得跟吸了毒一样high的时候,无数电视屏幕下面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
就这么一个“秀”,在美国一播就是十几年。
多么生动的反面教材啊,如果我是刘忠德先生,肯定会说,你们不是要低俗文化吗?不是要让精神文明放任自流吗?不是要自由化吗?这就是自由化的恶果。
这的确是自由化的一个恶果。杰瑞·斯布林格秀曾经数度被《电视导播》杂志评为“最差的电视节目”。差是一件丢人的事,但是“最差”,那就是“差”出了水平,“差”出了境界,那就是一项成就了。难怪杰瑞·斯布林格反复在节目中自豪地宣称这一地位。
如果整个美国仅仅一个杰瑞·斯布林格秀,也就罢了,但事实上,美国还有无数类似的节目,它们只是“欲最差而不得”而已。比如Maury Povich Show,Jenny Jones Show,Ricki Lake Show,都是温和版的杰瑞·斯布林格秀。其他有些节目,虽然形式不同,但是赢取收视率的原理,都大同小异:要耸人听闻,要哗众取宠,要刺激观众的神经。比如另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Fear Factor,其中有一个程序,就是让参赛者吃恶心的东西,这周是鹿的睾丸,下周是活的蟑螂,再下周是机器炸出来的老鼠粥。比如还有一个约会节目,叫The Fifth Wheel,两男两女加“第五者”约会,三个女人为了赢得两个男人(或者三男抢两女),往往就得使尽浑身解数,能有什么解数?反正节目还没演几分钟,电视屏幕上就充满了大腿、屁股、乳房什么的。还有一些摔跤的节目,警察抓人的节目,都是属于“感官刺激主义”的范围。
这些以严重刺激感官来吸引眼球的手法,用英语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sensationalism”。我把它称成“哗众取宠主义”。(www.xing528.com)
对这种“哗众取宠主义”的电视节目,有识之士们自然痛心疾首。堕落啊,肤浅啊,恶俗啊,精神污染啊,文化快餐时代人文主义的沦丧啊,这些我们经常从国内媒体上听到的词汇,在美国的评论圈子里也屡见不鲜。当我们对着“超女”这种在美国可以算得上“积极向上”的电视节目大喊“狼来了”的时候,美国的电视观众倒真是面对着一群群满嘴血腥的真狼。
甚至有些评论家批评这种节目里面蕴含的“政治阴谋”。据说,此类节目归根结底是拿穷人的苦难开涮,把他们给表现得又笨又懒又丑陋,从而转移他们所面临问题的社会根源,为当前的社会政治体制辩护,从而建立了资产阶级所谓的“文化霸权”。
但是当有识之士责怪电视制片人的时候,制片人则责怪观众。谁让观众爱看呢?!节目再烂,收视率不在这儿摆着嘛?要知道,斯布林格本人可并不欣赏他自己的节目。他经常跟人说,这个秀很蠢,他很少看自己的秀。他本人其实也是一个聪明人,法律系的高材生。以前曾经是美国辛辛那提市的民选市长。在杰瑞·斯布林格秀之外,还主持一个非常正统的政治广播节目。据说在考虑竞选参议员。
“感官刺激主义”的确是文化市场化、大众化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竞争的逻辑导致文化产品制造者要不断突破底线,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去年的某个电影上,好人打死一个坏人,今年就得用枪扫射一片坏人,后年就得像“Kill Bill”那样,把人打死还得把眼球挤出来踩上一踩,大后年,连故事都不要了,电影屏幕上只要出现两个人,就是在互相砍砍砍。
但是,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去退还它的另一面。精神的自由是一片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精神的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么玫瑰也必将不保。别忘了美国的文化土壤养育出杰瑞·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同一片土壤,也养育出了像“探索”这样的优秀科普节目,PBS这样的知识频道,《国家地理》这样世界各国争相模仿的杂志,欧普拉秀这样倡导人文精神的电视谈话节目,世上最丰富的音乐流派和艺术展出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每天在卡内基音乐厅上演那些“高雅艺术”演出,和斯布林格秀的那些镜头,是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同理,在中国的一定特定年代,比如反右之后,当然不会有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同时那个年代也不会产生像鲁迅、沈从文那样有个性的作家。
当然我们可能会说,既然是罂粟,何不把它给除掉,留着它毒害人民干嘛。问题是,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像植物界的罂粟这么清晰可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罂粟和玫瑰。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他破坏的必然是自由的土壤,而被破坏的土壤,可能再也无法给玫瑰供给营养。
何况一个社会的免疫力,并不总是来源于政府注射的疫苗。就拿杰瑞·斯布林格秀来说,根本不用政府严令禁止,大部分人提到这个秀都是叹气摇头。人民群众不是傻子,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就算人民群众有时候把它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也不意味着人民群众只有看笑话的能力和兴趣。不是说文化产业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不断发展的需要吗?谁说人民群众只需要“天鹅湖”和“莫扎特”呢。
事实上,斯布林格秀,以及其他“感官刺激主义”的文化产品横行这么多年,也并没有造成了文明的腐化堕落。相反,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伎俩”用尽之后,只是让人麻木。麻木之后的人们,还是想回归细腻、美感、智慧。无非就是个打打杀杀呗,无非就是个露呗,无非就是个恶心呗,这些东西,发展到一定时候,只能依靠不断自我重复。与其通过政府花时间精力去打击,不如放任自流,让人民群众看穿、唾弃、远离。
其实还是斯布林格自己说得好:“这就是个电视节目而已,又不是西方文明的末日。”一个不太高雅的电视节目,但也不至于是世界末日。你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一种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走到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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