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话剧观后感：错误不会被遗忘

至少还有记忆

最近去伦敦旅行，看了一个据说“近来最轰动伦敦的”话剧，名字叫“佛罗斯特／尼克松”。该剧是对1977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佛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当时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坦然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佛罗斯特，一个当时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节目主持人，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该访谈中承认错误，从而实现他自己商业上的突破，尼克松自己当然步步为营，将佛罗斯特咄咄逼人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的机会。但是最后，在智囊团的帮助下，佛罗斯特还是“战胜”了尼克松，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统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出尽洋相，最后不得不在自我唾弃中缴械投降。

这个故事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不但尼克松下台3年之后不能原谅他的过错，哪怕他下台3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个戏剧的出台、上演和观众的热烈反应，重申了这种“不忘记、不原谅”。

无独有仨。最近一年我就看了另外两个主题类似的电影，一个是2006年赢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晚安，好运》，另一个是2003年底出品的纪录片《战争的迷雾》。前者是通过一个新闻主播穆罗和议员麦卡锡的对峙，声讨1950年代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后者是通过对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访谈，再次反思越战。

令我感慨的，与其说是这些文艺作品本身，不如说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尼克松30年前的错误、约翰逊政府40年前的错误、麦卡锡50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虽然尼克松、麦克那马拉、麦卡锡在世时就都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们不断扔“石头”。

就拿尼克松来说，水门事件之前，尼克松几乎可以被列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推行东西阵营之间的“缓和”外交，和苏联一同协商军备削减，推进和中国的外交，着手结束越南战争，国内政策上制定一系列有关环保、劳工保护、社会保障的开明政策，深得人心。这也是为什么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能够在50州中的49个州赢得胜利，以罕见的绝对优势重新当选。(www.xing528.com)

然而水门丑闻将这一切粉碎。

要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这个据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文革”里，还几亿人受到窃听、相互窃听、窃听完了如发现反动言论还劳动改造甚至人头落地呢。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也懒得对尼克松来个“三七开”，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用“佛罗斯特／尼克松”这个话剧结尾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下台以后，尼克松一直极力扳回他的形象，但是没有用，到今天他唯一的遗产，就是让所有的政治丑闻后面多了“门”这个字眼。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就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我的美国同胞》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档案》、《福图拉马》、《爱家男人》、《什么都不信》、《星期六现场秀》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至于歌曲《迪克完全是个屁眼》、《美丽的可怜虫》，一看标题就知道有多么寒碜尼克松。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天与地》是最信手拈来的例子，《现代启示录》、《逐鹿者》、《杀戮场》同样经典，至于不太经典的，比如《越战突击队》、《草莓宣言》、《归乡》、《越南血战史》、《越战家书》、《早安越南》、《前进高棉》、《汉堡高地》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越战之中美国阵亡士兵不到六万，就引起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后果，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个电影反映出那些苦难?(与麦卡锡主义时代接近的但迫害程度惨烈得多的中国扩大化“反右”，又引起了多少文化上的回音?)面对十年动乱的“文革”，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我们的《晚安，好运》、《战争的迷雾》、《佛罗斯特／尼克松》在哪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影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体现在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当然，《佛罗斯特》、《晚安》、《迷雾》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企图。《佛罗斯特》中对窃听的讽刺，暗合美国政府伊战以来的“反恐”窃听政策；《晚安，好运》中对“恐共症”的批判，也可以被理解为对“9·11”以来“恐穆斯林症”的影射；而《迷雾》对战争的反思，几乎就是对伊战的直接批评。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