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分析纲要：屈折语言的意义和形式

如§4.6中所说明的，我们根据一个屈折聚合体的内部成员之间在意义上的关系跟这语言中所有的聚合体是否相同，就可以确定这种语言是有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屈折的范畴。在日语中，大多数词是不屈折的；而在有屈折的词里，每一个聚合体里的成员总是以完全相同的意义特征把彼此区别开来。譬如/ageru/“（我）起来”：/agéyóo/“（我）将可能起来”或“让我们起来”：/agéréba/“假如或者当（我）起来”：/ageta/“（我）已经起来了”等，这个聚合体说明了可以用屈折表达的所有意义上的差别。所以日语只有一个屈折范畴，虽然对一切词根来说附加成分和内部变化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另一方面，在拉丁语中，dux“领袖”：ducis“领袖的”：ducēs“领袖们”：ducum“领袖们的”等等之间在意义上的差别并不跟下列聚合体的成员之间的差别相似：amo“我爱”：amās“你爱”：amat“他（她）爱”等，或者amo“我爱”：amābam“我正在爱”：amābō“我将爱”等，或者altus“高”：altior“较高”：altissimus“最高”。所以，拉丁语有好几个不同的屈折范畴，如果对英语的形式作类似的考察就能看出它的屈折也是分属于不同的范畴。

聚合体的一个成员不同于另一个成员的意义要素叫作语法意义；例如在拉丁语dux里的“主格单数”，ducum里的“属格复数”，amō里的“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陈述式主动态”。在聚合体的一切成员中通常保持不变的词根本身的意义叫作词汇意义；例如dux，ducis，duces等等里的“领袖”，amō，amās等等里的“爱”。

虽然区别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是重要的，而且在一种语言的系统描写中至少应当尽可能仔细地确定语法意义，但是，所有我们的分类必须只是根据形式——也就是根据词根和附加成分在音位结构上的异同，或者根据词在一定类型的词组和句子中的出现来进行。我们在进行分类时，决不要去求助于意义，抽象的逻辑或者哲学。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4.6），词类必须用它们的屈折来确定。或者在没有屈折的情况下就用它们的句法功能来确定；决不能用它们所表达的真正的或想象的意义来确定，也不能用某些“普遍语法”预先想好的格式来确定。例如我们把英语动词的类看成是包括这样一些词，它们的词根可以附加一定的附加成分或者在其他一定的方式中加以变换（包括异根互补和零变异）来形成“现在时”和“过去时”之间的对立。如果要对英语的动词作详尽的描写还可以提到其他的屈折，同样也可以提到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各式各样的聚合体以及由它们组成的复合词，不过这种无所不包的做法并不是必要的。只要说明了动词所属的一种或两种屈折，而以此给整个的类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形式的标准，那么，我们的定义就是适当的了。由于英语中的前置词是不屈折的（例如在爱尔兰语中相应的词也如此），它们不得不只根据它们的句法功能来确定为一类：也就是根据它们所出现的结构以及和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词的种类来确定。

从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起就知道的词类的传统的定义大部分是建立在意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名词是用作生物或非生物的名称的词”。这种定义是没有用处的：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英语结构的情况，而且也不能使我们在遇到名词时去认识它。“动词是我们用来陈述或是提问的那种词类”。在这儿，一个明明可以用它的屈折来严格确定的词类却偏偏用它的许多句法功能中某些功能的意义来空洞地描写——说它是空洞地，因为这描写可以同样用于名词和代词。(www.xing528.com)

在给词类下定义时所要求的严谨的方法，同样也应当用来指导我们去确定这些屈折范畴，如：数、格、性、时和式。man和wheat“小麦”这两个词在英语语法上之所以不同于men和oats“燕麦”（单数对多数）并不是由于它们的意义不同——要准确地给意义下定义显然是有困难的——而是因为其中的第二对词是用一定的形态手段（内部变化，后加成分-s）来标示的，这些形态手段是用来区别一个屈折的聚合体的成员的，而且因为man和wheat在This man is tall“这个人高”，This wheat is tall“这棵麦子高”的句子里跟this以及is组合在一起，而men和oats在These men are tall“这些人高”，These oats are tall“这些燕麦高”的句子里跟these和are组合在一起。在拉丁语中，名词dux“领袖”和amnis“河”是阳性，而名词mulier“妇女”和mēnsa“桌子”是阴性——并不是因为领袖一般是男人而妇女总是女人，或者罗马人“以为”江河比桌子多少男子气一些，而是因为它们跟带有不同的专门化的后加成分的形容词组合在一起：如dux bonus“一个好领袖”和mulier bona；amnis lātus“一条宽的河”和mēnsa lāta。

所以，一种语言的词类和屈折范畴完全是由形态手段以及这种语言本身的句法习惯所决定的。从这一点就能看出词类和范畴的数目，它们的次类以及它们的功能在各个语言之间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确信，所有的言语社群都有表示“生物或非生物”和“陈述或提问”的方法；但是存在于英语和拉丁语中的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语法差别，在很多语言中却是完全没有的。

仅仅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原则。英语有一个规定得很明确的形容词词类，它不论在屈折和句法功能中都跟其他所有的词类不同。但是在梅诺米尼语（Menomini，现在在美国威士康辛州所说的一种阿尔贡金语）中，我们发现／kehkaatesew／“他有权力”这个词的屈折跟／pemaatesew／“他活着”的屈折完全相当；也就是说，在梅诺米尼语中某些动词具有像我们的形容词的那种意义。在描写梅诺米尼语时，我们决不能说它的形容词跟动词一样屈折。这种语言根本就没有形容词；如果使用这个术语，那就是对于这种事实的一种歪曲。

对于只有形式标准才能建立语法范畴的这一条规则，我们必须加上在§4.6中的结尾已经提到过的最后的告诫。形态的分类和句法的分类必须始终分开；建立在某一种分析上的范畴不可能包括完全用另一种分析所确定的形式。所以，如果在boy：boy's，cat：cat's，men：men's这样一些部分聚合体的基础上我们给英语建立两个格：主格和领格，那么我们就不能把领格这术语也用到of the boy，of a cat，of men这样的短语上去。This is the boy's father“这是孩子的父亲”这句子可以意味着跟This is the father of the boy“这是这孩子的父亲”完全相同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容许把词汇上的等同作为语法上的等同的标准，那么我们就无法在上面刚刚引用的一对句子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也不能在结构上完全不同但同意义上相同的表达如What time is it？“什么，时间？”和Please tell me the time“请告诉我时间”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此外，如果我们决定把play和played或者sing和sang之间的不同叫作时的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对play和have played或者will play或者might play之间的不同使用同样的术语。这种技术术语的两用，虽然很普遍，可是它只会混淆我们对于某个系统的说明而且妨碍我们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