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与中国：新时代中的古文明

第1章　背景和目标

1．本报告的缘起和目的

中国的未来为什么会影响到犹太民族的未来呢？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犹太人的命运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支配：直到1939年，将近90%的犹太人居住在欧洲和美洲，而这两块大陆主宰着世界现代史以及犹太人的历史。但是，随着大部分欧洲犹太人被消灭和以色列国家的建立，这一数字下降到了不足60%。除了以色列之外，犹太人的目光仍在关注着欧洲和美洲以及这两大洲的文化与政策。现在人们迫切需要承认这样的现实：“全球性的权力转移正在形成中。”

全球权力中心正快速地从西方转向东方，并且不久就会给当今国际形势带来剧变，同时也为东西方自身带来挑战。西方国家中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亚洲力量的增长……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正使它成为影响力更大的政治军事权力中心。^[1]

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正在重新崛起为一大强国，因此犹太人应该更加关注对华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会变得更加自信，不仅表现在与其周边国家的相处中，更表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战略家们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定位越来越趋同于其他强国，而非第三世界国家。引用中国官员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共同“承担全球义务”^[2]。自2000年以来，犹太决策者们已开始反思：犹太人要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几个新崛起的大国，尤其是中国显得至关重要。地缘政治中心转向亚洲这种趋势可能是犹太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它将会为犹太民族提供机遇以改善未来的命运。相对于这些机遇来说，几乎不存在什么风险，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和利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犹太决策者们过去对中国不够关注。许多犹太人都知道，二战期间上海变成了两万多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家园，但是几乎无人知晓这样的事实：假如当时犹太人知道上海确实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的话，假如当时的犹太领导人尽最大努力把犹太人带到上海，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犹太人在上海得救。可悲的是，少数犹太领袖做的恰恰相反，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同情心，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提供帮助，而仅仅是因为中国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之外，不属于他们所认可的“文明”国家。今天更令人愤恨不已的事情是，我们发现那些犹太领袖故意阻止犹太人从中欧移居到上海，其实当时展开营救活动原本还是有可能的。读一读当时一位高级委员会成员、纳粹帝国时期的犹太代表（Reichsvertret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的话就会知道这一切。他在1938年至1939年间还抵制把更多受迫害的犹太人转运到上海的要求，尽管他们已经无处可去。他这样写道：

以烈士之躯死在中欧远比客死上海更加荣耀。^[3]

犹太决策者们和犹太公众必须抓住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现在就抓住它，而不是等到20年之后。为此，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必须加深相互了解，互通信息。

2．犹太民族政策的目标

就中国而言，犹太民族政策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主要目标是加强中国和犹太民族的联系，提高犹太民族的地位和与之相应的善意，普及犹太历史和文化知识，以便使中国人更能理解当今所发生的事件。这样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作为犹太民族家园的以色列，理解以色列的目标和困境。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更便捷地得到有关犹太历史和文化的信息渠道，比如通过教学与研究、出版书籍、播放电影电视片、建立中文网站、举办展览等满足中国公众的兴趣。

2）作为上述目标的一部分，应该让人们知道：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的关系是历史悠久的；犹太人至少在唐朝时期（618—907年）和平而友好地来到中国；河南省开封市的犹太社区在此后长达8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应该进一步鼓励中国人民增强对20世纪上海、哈尔滨的犹太社区的兴趣。

3）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对犹太人有一些模式化的旧观念。这些观念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不友善的。所有这些观念都来自西方国家、穆斯林世界，或者来自日本。纠正并且有可能的话消弭这些负面观念是犹太政策的又一目标。(www.xing528.com)

4）从长远看，中国将会在全球事务中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因此一项更为长远的目标是让中国人认识到犹太民族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和区域性威胁，让中国人认识到犹太人和中国人可以共同承担国际间和地区间的有关地缘政治的重要责任，中国对这一责任意识的阐述可能产生更强的地缘政治影响。

3．文化政策——一种加强联系的手段

这篇报告主张以文化政策为出发点作为整体上加强与中国的未来关系的主要手段。中国人一向十分尊崇文化，这个词在汉语里的含义非常广。“文化”在中国人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比起与之相对应的英文词条有着更为深刻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含艺术和文学，还包含语言、基本生活特征、行为方式、共有的文献遗产。中国人传统上赋予“文化”极大的力量，尤其是“用非军事手段的力量去影响其他国家”^[4]。换句时髦的现代政治学术语来讲，“文化”包括所有意义上的“软实力”。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喜欢强调他们是这个国家文化传统的保护者，甚至在20世纪，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创伤的动荡也被冠以“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之名，尽管这场革命的起源和目的具有政治色彩。

以文化的形式介绍犹太民族意味着承认文化和智力活动在中国历史和思想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一项“文化政策”可能为中犹两个民族之间开启多扇大门，增加信息流通，强化对双方民族历史的相互了解、创建团结意识与共担双方关切之事的意识。文化政策能够绕过短期的政治困境为业已改善的长期关系——包括政治领域的关系奠定基础吗？这种主张对中国有效吗？中国人确确实实将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区分得很清楚。尽管他们会宽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表现形式，但是一旦宗教活动牵涉到政治时，他们就会起疑心。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犹太专家们一直心存疑虑：文化是中国政府政策的一种手段——文化自身不能独立地改进两个民族的关系。有一些中国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疑虑，或者对全面改善两个民族关系的努力有抵触情绪。可是，大多数中国专家支持这种基本设想，即文化关系总体来说在构建两国未来关系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与教授们相比，在犹太研究的学术领域内那些莘莘学子们则满腔热情地接受了这一观点。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在发展未来关系时，要吸引那些支持增进双边关系的人以及可能的反对者，参与到进一步的对话当中。

从广义上讲，文化政策最核心的群体，很显然是那些“精英们”——知识分子、舆论主导者、决策者、教师、学生等。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更广大的民众，因为中国有很多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也听说过犹太人或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不仅给那些精英们传播更多的知识，而且要通过一些途径和方式尽可能地传播更多的犹太知识给每一个人。许多媒介可以用来传播信息，但最为重要的是传递某种情绪，即同情什么，厌恶什么。媒介形式包括演讲、研讨班、新闻报刊、书籍、影视、DVD光碟、收音机、互联网、展览、卡通片等等；有流行歌曲，包括很受欢迎的抒情作品与摇滚乐队，这些歌曲在中国年轻人中很受欢迎；在清真寺、教堂、寺庙里有很多布道活动，还有使用扩音器面对人群的公共演说……手段不一而足。无论如何，传播信息的方法变化很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收音机，现在似乎正逐步淡出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新闻报纸与过去相比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很少有学生阅读中国的日报。摇滚乐队30年前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的信息和情感是在五一劳动节游行中通过高音喇叭传递给人们的。但今天，人们很少能见到这种情况了，因此，文化交流的方式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

本篇报告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专家、学者及一些大学。学者们能够创造知识并把知识传递给那些掌权的精英们，学术界的教师们和其他资料提供者一样相对容易接近这项计划。详细的资料来源参见附录4。这篇报告，尤其是其中的政策性推介，大大超出了教学与教材的内容，它所提出的文化政策深深根植于更为宽泛的政策背景中并与之相互作用。

【注释】

[1]James F．Hoge，“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Is the United States Ready？”，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4，p．2．

[2]Evan S．Medeiros and M．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03，p．32．

[3]Avraham Altman and Irene Eber，“Flight to Shanghai 1938—1940：The Larger Setting”，Yad Vashem Studies XXVⅢ，Jerusalem，2000，p．53．

[4]W．J．Peterson，A．H．Plaks，et al．，eds．，The Power of Culture—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Hong Kong，1994，Int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