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中国哲学基本范畴-中国文化十一讲

【第三讲】　阴　阳：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

秦　双獾纹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最基本范畴。古往今来，人们常用“阴阳”来解释种种事情，判断各种行为。它似乎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联系。在这里，我想把“阴阳”分成三个层次来讲：一个是自然方面；另一个是社会方面；再一个是宇宙方面。它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其次是一种行为准则；最后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宇宙图式。

1.早期的阴阳：表示自然现象

1.1表示天地的某种现象

先谈谈作为自然现象的“阴阳”。“阴阳”这两个字，或者说这两个概念，最初的意思非常简单。分别指太阳照到和太阳没照到。在甲骨文中，“阳”字已经出现，写作。。“阴”字的右半边未见单独存在，它是跟左边的耳朵旁 也就是“阜”）同在，作。显而易见，“阴阳”最初是对天空现象的描述。阳”字下面有太阳放射的光芒；“阴”字上面覆盖有东西，阴云密布的样子。所以，“阳”就是有太阳，晴天；“阴”就是没有太阳，阴天。“阴阳”本来是说天的。后来，渐渐被用来描述地，说地也有“阴阳”，于是就加上了耳朵旁。地有向阳的，也有背阴的。可见，“阴阳”的早期含义很简单：是对天地现象，或者说是对最简单的自然现象的描述，没有任何哲学思想、神秘寓意，一点也不深奥。在传世文献中，甲骨文之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包括甲骨文及其后的金文），“阴阳”的意义只限于表示下雨、不下雨；低处、高处；背阴、向阳等等。有时也引申为黑夜和白天。

《诗经》为我们探讨“阴阳”思想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诗经·公刘》在描述周人祖先公刘率众迁徙时，使用了“阴阳”一词。这是我们迄今发现的 最早把“阴”“阳”两个字连用的文献。在这之前，“阴”与“阳”一直是分开使用的。这首诗记述了公刘在部族搬迁之前，考察地形的情况。它说：“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到了一个地方，先要搞清楚它的方圆面积。“溥”，即广，指的是宽度；“长”就是南北纵深。公刘先考察此处东西有多广，南北有多长。然后，“既景乃冈”，“景”就是“影”，即日影。观测日影确定方向，然后再到山坡上去。干什么呢？“相其阴阳”。看东西、看南北；看高处、看低处，来研究它的“阴”和“阳”。“景”当然就是“阴”了，“冈”当然就是“阳”了，所以“相其阴阳”中的“阴阳”显然是就自然现象而言，即对天时和地利进行综合考察。“观其流泉”，就是看看有没有可供使用的水源。显然，《公刘》诗句中“阴阳”的意思很简单，是对地理环境阴阳向背的描述。

我们找到的另外一条关于“阴阳”的早期资料出自金文——就是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此处，“阴”、“阳”二字不是直接连成一个词，其意义也与《公刘》有少许区别。这是个名为“盨”的器皿。“盨”就是饭盒，有盖儿有底儿，盖儿可以翻过来当盘子用。此盨属杞伯所有。“杞”是一个地名；此人被封为杞地的伯爵，所以叫“杞伯”。铭文说：“作其征盨，其阴其阳，以征以行。”用青铜做一个行军用的饭盒，即“征盨”。希望能够“其阴其阳，以征以行”。无论白天黑夜，这个饭盒都在行军打仗中跟随着我，供我使用。我们可以把“其阴其阳”看成一个词，它指的是白天与黑夜。

最奇怪的一点就是，《易经》是使用“阴阳”一词最少的典籍。大家都知道，《易经》是讨论“阴阳”的。庄子干脆说“《易》以道阴阳”——《易经》就是来阐述“阴阳”的。但是，《易经》里谈到“阴阳”的文句确实很少。请注意，我说的是《易经》，不是《易传》。我们必须把《经》和《传》区分开来。《易经》早于《易传》。《易传》，特别是《系辞》，大量谈及“阴阳”。但是，无论思想内容还是句式措辞，它们显然都是战国时期的东西。而《易经》（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周），恰恰没有怎么谈“阴阳”。“阴阳”在《易经》中只出现了一次，而且还只有一个字：“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这完全是在讲自然现象。“鸣鹤在阴”，有一只鹤在背阴的地方鸣叫。“其子和之”，它的朋友附和它啼唱。如果是公鹤鸣叫，“和之”的就是母鹤；如果是母鹤鸣叫，“和之”的就是公鹤。可见，所谓的“道阴阳”的书里，恰恰没有讲“阴阳”。

随着文化的发展，“阴阳”的内涵越来越抽象化。其实，即便在早期，“阴阳”也包含着这样的趋势。我们试想，“阴阳”可以指天上的两种现象、地上的两种现象，甚至于天地之间的白天和黑夜。也就是说，“阴阳”既可以表示时间，也可以表示空间。请注意，这里的“阴阳”是无形有象，介于虚实之间的东西。它没有形状，你不能说“阴阳”是扁的还是圆的；它也是不可触摸的，但是它有“象”。“形”与“象”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具体一些；后者更抽象一些。我们所说的“想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一定看见那个东西，或者说天地间不一定有那个东西，但是你可以想“象”——想出它的形象来（这里的“形象”恰恰是无形的，看不见也摸不着）。比如，你可以想象三头六臂，可是天地间根本没有这样的怪物。“阴阳”只能称之为“象”，不能称之为“形”。它不等同于虚，又不完全是实。因此，我们把它定位在虚实之间，定位为“形”以上的“象”。

大家都知道，《易传》里有两句很有名的话，叫作“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阴阳”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呢？既然摸不着，它就不是“形而下”的；可是，它也不是“形而上”的。我认为它处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我曾写了一篇小文章，就叫《形上、形下之间》。有人反驳。我仔细研究之后，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我觉得，不应该两极化地考虑问题，否则会人为地制造出很多困难。“阴阳”确实就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虚与实之间。它最初的意义也即如此。比如说一个地方背阴，“背阴”只能是“象”，而不是“形”。“形”必须是长的、方的、圆的。阴天更是如此。它是一种现象，没有固定的形状和大小。

1.2表示天地之气

后来，这个意义上的“阴阳”被提升成为天地之间的“气”。春秋战国的文献里有很多这样的表述。其实，这种观点早在西周末年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宣王和幽王的统治比较腐败，经常有大臣进谏，规劝他们改过从善。其中就有两个著名的例子提到阴阳之气。一个是关于春耕。在中国古代，天子要在立春时举行“春耕”仪式。北京的先农坛就是干这个的。立春之日，皇帝要到先农坛之类的地方去，扶着犁把，耕两下地，表示春天开始了。周宣王当政时，要废掉这个仪式。有个大臣谏言说：立春时节，“阳气俱蒸”。如果你不去动一动土的话，庄稼就长不好。请注意，阳气是“蒸”的——就是从下往上冒。

另一件事发生在周幽王时代。某日发生了地震，一个大臣借机进言说，为什么会地震呢？因为“阳伏而不能出”。“阳”伏在地里不能出来。“阴迫而不能蒸”，“阴”压迫着大地，使得阳气不能蒸发而出，“于是有地震”。阳气在哪儿呢？它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底下。这种阴气在上，阳气在下的看法，与我们常规理解的阳上阴下的观念大不一样。阳上阴下，展现的只是一个静态，一个死的、不动的状态。中国传统观念强调的恰恰是：阳气在下面，阳气的特点是由下向上蒸发；阴气在上面，阴气的特点是由上往下压迫。《庄子》里有一个定义式的解释，把阳气、阴气的地位和运动方向阐述得一目了然：“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这是《庄子·田子方》中的一段话。它讨论的不是阳气、阴气各在什么地方。它关注的是二者向什么方向运动的问题。阳气是由下向上运动的，阴气是由上向下运动的，所以阴气“出乎天”，阳气反而“发乎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证思想。它不是用静止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认识“阴阳”；而是从运动中了解“阴阳”，参悟世界。这是“阴阳”被提升为气之后，产生的一个重要观点。

在“阴阳”被理解为气之后，还出现了一个新观点，叫“天有六气”。这出自一位医生之口。晋国国君找医生看病，医生提到“天有六气”的说法。哪六气呢？“阴、阳、风、雨、晦、明”。这“六气”包括“阴阳”，但“阴阳”不同于其他四气。它们不是具体的气，而是一对纲领性的，概括性的，一般的气。《庄子》里面说，“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就是这个意 思。

综上所述，当“阴阳”被诠释为气时，应该注意两点：第一，考察“阴阳”，应侧重于它们的运动；第二，把“阴阳”理解为统领天地之间一切事物的纲领性、概括性的气。我们看到，“阴阳”从最初的指有太阳和没太阳，到成为大自然“六气”当中的两个关键所在，思想观念已经大大深化。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阴阳”几乎被推广应用到所有方面。起初，“阴阳”只是就天而言；随后又就地而言；再后又作为天地之间的“气”；继而又成为“气”里面的总领；最后，“阴阳”观念弥漫于一切自然现象之中，到处都用“阴阳”来解释，而且层层深入，反复推进。比如《素问》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

请看，仅是人体与阴阳一项，就有“人之阴阳”、“人身之阴阳”、“人身之脏腑中阴阳”之区分，以及“阳中之阳”、“阳中之阴”、“阴中之阴”、“阴中之至阴”之辩证。我们不能不叹为观止。

2.阴阳成为圣人的权术(www.xing528.com)

以上讲的是作为自然现象的“阴阳”。它虽然也涉及到人，不过只是停留在自然人的层面上。下面我们谈谈作为行为义理的“阴阳”——它解释了社会层面上的人。对此讲得最多的大概要数“巫”了。巫自认为，也被认为是最懂得阴阳奥义的人。他们的使命就是从天说到人，或者从人说到天。人生病了，巫会说：你之所以生病，不是因为不讲卫生，而是某个天象的影响。巫的任务就是利用种种阴阳现象来解释现实生活，规定人们的行为。

其实，巫即医生；医生就是稍微进步一点的巫，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尤其是心理医生，他们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更接近于巫。不过医生也有自己的职业理论。中医试图用“阴阳表里”解释一切现象。尽管有些阐释相互矛盾，但是它大体上还是很有道理的。比如说，中医，或者说中国文化认为，“夏至—阴生”。即，从夏至起，“阴”就产生了。夏至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是“阴”恰恰诞生于此时。随后，“阴”逐渐成长壮大，直至9月21号前后秋分这天，昼夜相等，阴阳相平。再往后，“阴气渐长”。自然界中的“阴”越来越多，人如果不适应环境的话，就会生病。此时，人应该怎么应对呢？中医主张“养阴”。也就是滋养身体里面属“阴”的部分，即“滋阴”。人们在秋天“滋阴”、“养阴”，是为了顺应“阴气渐长”的自然现象。或者说，“阴气渐长”的自然现象规定了人们应该“养阴”，否则，就会生病。与此相对应，春夏时节则应该“养阳”，以顺应阳气渐长的自然变化。

不仅人的自然行为应该顺应天地的阴阳变化，人们的社会行为也不能同大自然的秩序相违背。上文提到的幽王地震的典故，已含有这层意思。在“阳气伏而不能出，阴气迫而不能蒸”之前，还有几句话：“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气伏而不能出，阴气迫而不能蒸”，这叫“天地之气失序”。天地的“气”为什么会失去秩序呢？“民乱之也”，因为老百姓搅乱了“天地之气”，于是发生了地震。“天地之气”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直接影响到人，规定了人的行为。反过来说，如果人不遵照“阴阳”行事，就会“民乱之也”，使得“天地之气失序”。可见，“阴阳”规定了人类的行为，而人们的所作所为又反过来作用于“阴阳”的运行。这不是单向影响，而是双向的互相作用。从“阴阳”到人，是说人应该遵循“阴阳”的规律而动。此外，在当时的观念里，还有一个从人到“阴阳”的反过程：人们的错误行为会搅乱“阴阳”秩序，引起天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

《国语·越语下》中范蠡论述天人关系的话把这个思想表述得更加清楚：“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这里阐释的是天与人如何相互作用，人怎样作用于天以及圣人如何根据天象来作为的理论。“天因人，圣人因天”，天就是天象。天为什么会出现日食一类的反常现象呢？是由于人。凶险的天象因于人事，是由人们的错误行为引起的，即“民乱之也”。这叫“天因人”。圣人能够根据天象来解释人事的吉凶，这叫“圣人因天”。“人自生之”是说，人类的不当行为导致天出现反常现象。“天地形之”，天地只不过把人事的错误表现出来。人类的不轨行为像照相一样映射在天地之上，天地用凶象昭示之。“圣人因而成之”，圣人能够解释这些现象。

这段话蕴涵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我们知道，在专制时代，国君是至高无上，统领一切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行为就是标准。可是，国君也不是事事正确的，特别是一些昏君、暴君，往往倒行逆施。如何来制约国君的行为？在古代中国，人们往往借助于天象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民上面有君，君上面则有天。从天到人之间不但有君，还有圣人。普通人不清楚各种事件、现象的缘由，只有圣人才能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圣人能够解释天象、人事，沟通天人关系。他们认为，地震、暴风雨等反常的自然现象都是上天对人类不当行为的谴责和警告。

由此而言，行为义理层面的“阴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圣人的权术，是圣人解救、改造和发展社会的托辞。圣人们对此也毫不讳言，并留下了许多佳话。例如《左传》里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六鹢退飞”。鹢是一种鸟。有六只鹢鸟倒着飞过宋国的都城。宋国的国君很害怕，就向圣人周内史叔兴咨询原委。内史叔兴说：今年鲁国将有很多丧事，明年齐国会有乱子。“六鹢”的“退飞”，是对鲁、齐两国将要发生的灾难的预警。可是他回到家之后，私下跟别人说：鸟儿这么飞，纯粹是自然现象，跟吉凶没有关系。“吉凶由人”，非由“阴阳”。显而易见，圣人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用“阴阳”编织一套符合需要的解释，借以实现其实际力量无法企及的目标。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没有人能够制约统领万民的国君。于是，就用“阴阳”、用“天”来管。所以，在使人向善这个意义上，“阴阳”就成为一种行为标准。这个行为标准实际上是圣人发明出来的。所谓“圣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事务的知识分子。当然，他们都是当时的高官权贵。圣人们通过把自然现象解释成行为义理的方式，来完善社会，推动历史发展。

当然，圣人之所以能够如此附会，他所确立的行为义理之所以能够被接受并遵循，那是因为事物的确有两面，我们确实可以把人类行为和世界万物分成“阴”、“阳”。圣人说：贵阳贱阴，男阳女阴，上阳下阴，君阳臣阴，达阳穷阴（“达”就是想法能够施行于天下；“穷”就是无法施展抱负），言阳默阴（说话为阳；沉默不语就是阴），与阳受阴（给别人东西是阳；接受别人的赠与就是阴），先阳后阴。诸如此类，都是圣人用来连接阴阳与行为方式的基本架构。

这种办法在兵家理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兵家里有一个学派，干脆就被叫做兵阴阳家。他们的著作，现在看不到了，只是在《汉书·艺文志》上残留有一些书目。不过，传世的兵家典籍中，也有不少讨论“阴阳”的文字，其观点较别派更加妙趣横生。比如说，“先发制人”为阳，“后发制于人”是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语出《汉书·项籍传》）；用正道是阳，用奇道、诈道是阴。明明是用阳，但是以“阴”的形式表现出来，诱导敌人误判我用阴，叫“阴道而阳取之”（见《鬼谷子》）。总之，在把“阴阳”作为行为义理加以运用方面，兵家是最为出神入化的。兵道就是诡道，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所以兵家重视“阴阳”，是不足为怪的。

3.阴阳：一种辩证的宇宙图式

讨论作为宇宙图式的“阴阳”的最有名的文献，就是《易传》。《易传》里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是怎么来的呢？是由太极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而成的。所谓“易有太极”，是说易就是太极，太极就是最初之物。“是生两仪”，一般认为两仪就是阴阳。由太极衍生出阴阳。我想大家都知道，“是生两仪”，并不是象破西瓜那样一分两半，这半是阴，那半为阳。强调对立二分的西方文化容易这样想，喜欢把对立两面截然分开。但是，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与之不同。我们更愿意“太极图”的形象来理解“两仪”状态，想象宇宙阴阳——不是把全图一劈两瓣，而是让两仪相偎相依，相反相成，有始有终，有起有落。当然，“太极图”出现的时间很晚，但它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却是古已有之的了。

《易传》是儒家文献，但是作为宇宙图式的“阴阳”，也同样适用于道家理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一”，“道”是纯无，“一”是纯有。纯有不是具体的有，而是笼而统之的有。也就是说，“一”是笼而统之，无形无状的有。“一生二”，二”是“阴阳”。何以见得？老子自己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就是“三”和“二”的关系。“三”就是万物，万物就是三”。“负阴而抱阳”，就是背着“阴”、抱着“阳”。上文我们提到，医家以背为阳、以腹为阴。这是因为人站在太阳下，后背首先照到太阳，所以医家认为后背属阳。这与道家的说法正好相反，恐怕两家各有自己的考虑。我对此不做更多的讨论。

下面，我讲讲大家可能都感兴趣的一句话，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历史上，对“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七个字有许多种解释。这七个字看似很简单，实际却相当复杂。它们蕴含了许多深邃的思想观念。

首先，不能把“一阴一阳之谓道”表面化地理解为一半阴、一半阳，二者合起来就是道。这里的“一阴一阳”虽然在句式上跟我们平常说的一草一、一山一水、一粥一饭是一样的，但是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却大相径庭。在一草一木总关情”中，“一草一木”指代的是细微事物；“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是说，应当知道所有的食物都是“来之不易”的。它们是文学修辞中以部分代全体，用具体代抽象的借代手法，侧重于描述抒情；哲学上的用法与之不同，强调的是内涵。比如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张”是收紧，“弛”是放松。就是说，统治者在统治国家，管理社会的时候，应该有时松有时紧。要适时放松，不能老是紧抓不放，否则就管死了；同时也要适当收紧，不能彻底放开，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这叫“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说周文王、周武王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治理天下，因此才有了周朝。一张一弛与一草一木、一粥一饭不一样。前者指的是一时张一时弛，包含有时间和动态的观念；后者强调的是每一个个体。

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前朝后代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说：“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他说，商代重视“质”，周代偏重“文”。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进是“一质一文”，交替出现的。最后，司马迁还以“终始之变”把阶段性的“一质一文”推进了一步。“终”是结束，“始”是开头。“终始之变”，即，前朝的结束就是后朝的开始。“终”就是“始”，“始”就是“终”；也就是说，“质”和“文”是循环关系。后朝之所以开始，正是有鉴于前朝的失败。前朝重“质”，最后失败，所以后朝就偏“文”，来纠正前朝的错误。而过分地偏重“文”，也会带来种种弊端。更后面的朝代自然就会向“质”的方向努力。于是，“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就构成了一个循环的过程。“一张一弛”只是简单的动态；而“一质一文”却构成了循环。当然，仅仅循环还不够，还得有上升。循环上升才是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

历史上解释“一阴一阳”的说法很多，总的来说，朱熹的理解是最好的。他说：“阴阳非道也，一阴又一阳、循环不已乃道也。”也就是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七个字说明，“阴阳”不是“道”；“一阴又一阳、循环不已”才是“道”。“道”不是静止的。我们无法拿一个东西来说“此之谓道”；也不能拿出一个“阴”和一个“阳”，说这就是“道”。朱熹认为必须时而“阴”时而“阳”，有了运动变化，才能叫作“道”。他说：“只说一阴一阳，便见得阴阳往来、循环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简单地说，“阴阳”只是“气”而不是“道”。阴阳”之所以为“阴阳”的那个东西才是“道”。“一阴一阳、循环不已”才“道”。也就是说，“阴阳”本身不是“道”，“阴阳”的变化和变化之理才是道”。很多人都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因而没能把握到它的精妙之处。

现在有人喜欢把“一阴一阳”说成是“两点论”，理解为对相反的两面都照顾到；认为不能只说阴不说阳，也不能只见阳不见阴，说这是中国古代两点论。比如说，既要说优点也要说缺点，既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这就“一阴一阳之谓道”。如果不这样理解就是“形而上学”，就是“一点论”。一点论”的确是“形而上学”。“两点论”当然比“一点论”好，但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不是“两点论”可以概括得了的。因为两点论虽说面面俱到，但它仍旧是平面的，静态的。而“一阴一阳”则着眼于“继之者”、“成之者”，关心的是前景和未来，是动态的，发展的。

我喜欢一步一步地来领略“一阴一阳”这个论题。我们从一个“阴”、一个“阳”开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阴”、一个“阳”两个对立者，它们共居于一个统一体内；但是这不够，还必须把它们理解为时而阴时而阳，或一时阴一时阳，理解为动态的存在；但是，简单的动态也还不够，这种动态事实上是循环，叫作“终始之变”，终就是始，始就是终；这样仍然不够，必须把这个终始之变”理解为循环上升。何以证明它是循环上升？因为它有“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两句话作补充，有“继之者”、有“成之者”，不光继续而且完成了，所以它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关于“阴阳”，历史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论述，特别见于易学当中。不过，那些不是我的研究专长，所以我没有用阴阳家擅长的象数来讲解“阴阳”。其实，在中国，那些被称为“阴阳家”的人，只是停留在对自然现象和行为义理的阴阳诠释上；而在对宇宙图式和世界观这个层面上的“阴阳”研究，他们恰恰不如儒家，更不如道家。当然，“阴阳不测之谓神”，如果大家对“神”的部分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阴阳家的论述。但是，从思想哲理方面来说，阴阳家的理论深度远逊于儒道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