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杂多之路:从混沌到有序

杂多之路:从混沌到有序

时间:2024-0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们设想,一切事物从混沌开始。所谓杂多就是混杂的多,是混乱、无序的许多个。当时,写了一个初稿,第一章就叫《混沌》,第二章叫《杂多》。在我看来,洪范九畴是标准的杂多思想。杂多思想在《逸周书》里阐述得更充分、更彻底。

杂多之路:从混沌到有序

【第二讲】 杂 多:从混沌走向有序

秦 鱼鸟纹

人类世界的认知,在五行和阴阳观念确立之前,应该还有一个阶段。我们设想,一切事物从混沌开始。混沌就是朦朦胧胧的一片,糊里糊涂的一个整体。人们一直以为,开天辟地之后,即分阴与阳。世界是怎么创造的,我们不去讨论。单就认识而言,打开混沌之后,首先见到的不应该是阴阳。阴阳观念已经明确认识到本质的对立,应该出现得比较晚。起初,混沌被分成许多观念,最后才逐渐归纳为五行,落实到水、火、木、金、土上面。所以,在五行思想形成以前,还应该有一个紧随于混沌之后的杂多时代。此时,原始的混沌已经分化,但人们的意识还是一片混乱,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只是一片“杂多”。所谓杂多就是混杂的多,是混乱、无序的许多个。既不是二,也不是五,但可能包含了二,也可能包含有五,当然还可能有其他东西。黑格尔认为:外在的差异是杂多;本质的差异是对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黑格尔的《小逻辑》的117节。黑格尔的东西很难读,但是其中往往有些很重要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来没有人研究过杂多时代。各种思想史、学术史往往都是从阴阳开始。而我认为,在中国人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曾经有一个杂多阶段。它应当晚于混沌观念所主宰的时代,而比阴阳、五行观念出现得更早。假如混沌是一,那么杂多就是二,阴阳为三,五行则是四,它们依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二十多年前,我曾下决心研究中国哲学发展史。当时,写了一个初稿,第一章就叫《混沌》,第二章叫《杂多》。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没有继续下去。已经写好的部分,收在我的一个论文集里,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找来看看。这里,我只是想把杂多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与大家讨论。

1.《洪范》与《逸周书》中的杂多思想

杂多时代到底在什么时候?我们只能大概说,它在阴阳、五行之前。根据是什么呢?两部很有名的文献都反映了杂多思想:一部是《尚书·洪范》篇,另一部就是《逸周书》。《逸周书》来历不明,在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它是从地下出土的,但又无法确认。从其文笔、文风来看,它大体上是战国时人整理成书的;但是从其内容来看,尽管被称为“周书”,其中的某些思想可能出现得更早。这里讨论的《逸周书》中的杂多思想就应该是非常久远的。那么,早到什么时候呢?《尚书·洪范》篇给出了答案。洪就是大,范就是法,洪范就是天地之间的大法。这个大法是从哪儿来的呢?《洪范》上面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是上帝赐给夏禹王的。当然,世界上没有上帝,上帝也不会赐给谁什么东西。但是,这句话说明,当时,人们认为,洪范九畴应该是夏代的东西。在我看来,洪范九畴是标准的杂多思想。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把杂多看作夏代的主要思想。五行的最早表现是五方。五方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代表了商代思想。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五行看作商代的思想。假如我们把阴阳看作周代的主流思想。那么,在夏、商、周三代,夏代的主要思想是杂多;商代的主要思想是五行;至周代,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阴阳对立思想。这个观点好像有点匪夷所思,但是文献中的若干蛛丝马迹为我们提供了根据。

杂多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把《洪范》和《逸周书》中的两个典型例子写下来,大家就清楚了。《洪范》说: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法共分九章,叫作九畴。第一章就是“五行”,第二章叫作“敬用五事”,第章叫作“农用八政”,第四章叫作“协用五纪”,然后一直说到第九章“向用福,威用六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洪范》的作者,或者说那个时代人,把世间万物放在九个抽屉里,每个抽屉里再分成若干不同的格儿,就像开中药铺一样。第一个抽屉叫作五行,里面分为五个格儿,分别是水、、木、金、土。第二个抽屉叫作五事,也有五个格儿,即,貌、言、视、听、思,人的主观精神。第三个抽屉农用八政里面有八个格儿。当时的人认为,只要这样分类,就可以把世界分析清楚,条理化,就可以认识天下万物。这分类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是有多个标准,杂多的意思就在于此。但是,时人并不认为这是杂乱无章的。他们坚信其中自有顺序,所以在列举时“初”、“次”来指示:“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他们声称,如此摆放是井然有序,符合天地规律的。人们以把天下万物都装在这些抽屉里,或者说,打开抽屉,人们就可以了解整个世界。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多,即杂多。

杂多思想在《逸周书》里阐述得更充分、更彻底。《逸周书·文酌解第四》说:

民生而有欲、有恶、有乐、有哀、有德、有则,则有九聚,德有五宝,哀有四忍,乐有三丰,恶有二咎,欲有一极。极有七事,咎有三尼,丰有三频,忍有四教,宝有五大,聚有九酌。

这只是《逸周书》中的一段,此外,还有多篇文字采用了类似的结构和表达。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天下万物分为不同的类,各类中又包含有数,数又引出子类、孙类;而诸亚类又都数目化了。则里面有九聚;德里面有五宝;哀里面有四忍;乐里面有三丰;恶里面有二咎;欲里面有一极。极又可分为七事;咎则劈为三尼。万物被分成不同的类;每一类下分列着一定的数;数又排出新的类,类又带来新的数。其中,数是抽象的,类则比较具体;而数类既使得数具体化,又使得类抽象化,形成一个介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东西。于是数和类共同构成了一个适用于天下万物的分类标准,我叫它数类。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用数类来规定事物。

2.数类: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西方人习惯简单地把事物分为“数”。古希腊有位哲学家叫毕达哥拉斯,他把天下万物都规定为十个数,认为一切东西都以“10”为圆满。如果不够的话,他就想方设法造出来。据说,毕达哥拉斯曾经研究天文。在那个时代,人们观测到的离地球最近、最大的天体有9个。他觉得缺了一个,不大完美,就说应该还有第10个。他甚至给这第10个天体起了个名儿。叫“对地”,意即跟地球相对。他说,只有凑够10个,世界才是完整的。而中国人则把事物划分为数类。它不仅仅是数;首先分类,而后,给这些类配合上一定的数,也就是将世界归结为数与类。举一个例子,或许能够帮助大家理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使用诸如“三个代表”、“四个坚持”这样的说法。数类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传统。生活在当代的我们也生活在传统当中,并且已经被传统习惯浸泡透了,或许根本不知道历史上还有《逸周书》,更不知道《逸周书》里又有怎样的记载,但是,数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民族习惯,在日常生活中随手可得:“五讲四美三热爱”、“两个文明一起抓”,五四三二一,搭配得非常整齐。

在理论上,数是一种特殊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它既不是感性的,也不是思想的,而是介乎感性事物与思想之间。这也是西方哲学家的普遍观点。我们一般理解,不是感性就是理性,中间没有东西。现在,黑格尔说,感性和理性之间有东西,那就是数。数不是物,如果是物,它就应该是可触摸的东西;数也不是思想,如果是思想,那它就是理性的东西。数在事物和思想之间:可以说它既是物,又是思想;也可以说它既不是物,也不是思想。大家如果对这个观点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黑格尔《逻辑学》的第2部第2章,以及《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讨论毕达哥拉斯的部分。

如果借用黑格尔的思想来分析中国历史的话,就会看到,曾经有这么一个我称之为杂多的时代,即,以数类来规定、认识世界的阶段。数类既不是感性的,也不是理性的。这里,大家可以借用五行来理解。在当时,五行还只是数类中的一种,它居于中国思想的核心位置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拿九聚、四忍、五宝等作参考,但是相关文献太少了,即便找到了,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杂多时代还没有把事物归结为对立的两方面——阴阳;也没有完全把万物归纳为五行。当时,人们只是简单地把万物放在不同的抽屉里面,每个抽屉里再分为不同的格子,形式不像五行思想那样整齐。

3.数类思想中的数

3.1数符

在杂多时代,数的观念跟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们说到数,一般指的是十进制。进入电子时代以后,某些特殊领域也使用二进制八进制。而在一些古老文明中,有用事物名称作为数字符号的习惯,即,数符。比如说,古代柬埔寨人用箭代表5,用丝带代表6。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理由和文化渊源。但是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这说明,中国人认为数与感性事物不同,不能将数目完全感性化。

不过,另一方面,在古代中国,表示绝对空无的零符号——0,出现得很晚,直到十二三世纪才见使用,而且自印度舶来。显然,中国人未能将绝对空无符号化。那么,在这之前,人们是怎样表示0的呢?比如说,306就记为“三 六”。0的地方就空着,什么也不写,什么也不画。古人用筹码记数。筹是一种类似牙签,但形制稍大的东西。摆上三根,就是3;一竖放在上面就是5;下面再加一根则成为6。0这个符号是印度人发明的。印度佛教讲究“四大皆空”。他们认为,虽然世界是由地、水、风、火四大元素组成,但是这四大元素都是因缘所生,没有自己的本质,归根结底都是“空”。“空”的观念促使印度人在9世纪创造出了0,然后辗转传到中国。

要发明零符号,必须有绝对的抽象和绝对的空无。0的长期缺失,说明我们民族习惯于抽象思维的感性化,即,在抽象思维的同时,不愿意完全脱离感性。正因为太过关注感性,所以抽象能力就受到限制,很难从具体事物出发,形成一个绝对抽象的概念。我在前面谈到,古希腊人把世界规定为数,而古代中国人则把世界规定为数类。我们不能由此断定中国古人的抽象能力差。虽然西方人经常这样批评我们,笑话我们。事实上,中国古人似乎不愿意彻底抽象,不愿意完全脱离具体,他们更愿意带着感性思维来认识世界。他们不愿意把事物完全抽象为符号化的12345;如果一定如此的话,12345也要带着水、火、木、金、土这样具体的东西。当你说一的时候,就同时想到水;当你说三的时候,就同时想到木。总之,数一定与类相联系。

3.2数值(www.xing528.com)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数值问题。数列中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值,这就是位值。现在,如果不研究数学史,就不知道这些,也不大关心这些。这里,我们稍作介绍,应当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古代人怎样考虑问题以及为什么如此考虑。汉代有位叫徐岳的数学家写过一本《数术记遗》。书名就明确说明,作者记录了一些逐渐被人遗忘的东西。其中《数术》篇讲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黄帝为法,数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三等者,谓上、中、下也。其下数者。十十变之,若言十万曰亿,十亿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数者,万万变之,若言万万曰亿、万万亿曰兆,万万兆曰京。上数者,数穷则变,若言万万曰亿,亿亿曰兆,兆兆曰京也。从亿至载,终于大衍。

黄帝把数分成十等,即,数就它的值来说,可以分为十个等级,分别是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现在我们常用的是亿,亿上面不再有等了。古人则在亿上设有兆,兆上面有京,京上面有垓,垓上面有秭,秭上面还有壤、沟、涧、正、载。“及其用也,乃有三焉”,等到使用这十等数的时候,有三种用法,即三种进制。现在大家用电脑都知道“K”,1000K是1M;1000M是1G,这是千进制。而在中国古代,人们根据不同的计数对象采用三种不同的进制。第一种是十进制,即“十十变之”的“下数”:“十万曰亿,十亿曰兆,十兆曰京。”第二种是万进制,即“万万变之”的“中数”:“万万曰亿,万亿曰兆,万兆曰京。”此外,还有一种可以被称为亿进制,即“数穷则变”的“上数”:“万万曰亿,亿亿曰兆,兆兆曰京。”我们以下表来说明:

也就是说,在十进制时,10的四次方是万,10的五次方是亿,10的六次方是兆,10的七次方是京……。使用万进制时,10的四次方是万,10的八次方是亿,10的十二次方是兆,10的十六次方是京……。而到了亿进制,10的四次方是万,10的八次方是亿,10的十六次方是兆,10的三十二次方是京……。

这三种进制反映了什么思想呢?很简单,就是根据不同的记数对象,选择使用不同的进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茶杯和碗,我们用普通的十进制就行了。但是,如果要记非常的东西,使用十进制就会使思维速度放慢。十粒十粒地数教室里沙子的数量,不知要数到什么时候,所以就可以用万进制。另外,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十进制,最后连记数单位都会不够用。三种进制的存在表明,古人在进行抽象的时候,总是不忘记具体的东西。也就是说,古人的抽象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因此,对于不同的事物,采用不同的抽象法。对于数量小的事物,用十进制来抽象;对于数量较大的事物,则用万进制来抽象;对于数量更大的事物,则有亿进制。这不单单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是上升成为哲学层面的思维方法问题,即不离开具体进行抽象的思维方式,是数类观念的具体表现。

3.3数量

最后我们谈谈数量。现在,我们一般把“数量”看作一个词,其实“数量”是带数的量,是抽象的数与具体的物的完美结合。它贯穿在我们的日常语汇之中,只是不追根溯源,就不能发现其中的妙处。量词是外国人学习中文时,最头疼的问题。老实说,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搞不清楚,什么对象该用什么量词。比如,我们说,这儿有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一条狗、一尾鱼。匹、头、只、条、尾是计算不同动物的量词。为什么要弄出这么多种量词来?干脆都叫“个”行不行?或者,象英文那样,不用量词,行不行?当然可以,但这是不再考虑具体对象的高度抽象。而根据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抽象的时候恰恰要考虑到具体对象。中文量词使用中的这个有趣现象,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外国人认为,这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原始的思维方法;但是,我坚信,这种思维方法非常深刻。它在抽象的过程中没有忘记具体,根据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量词。甚至同一个量词,因为使用对象不同,进制也有所差异。比如说“引”。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引曾经是一个量词。古代商人将南方的茶叶大量贩运到北方,如果用斤来计量的话,非常麻烦,所以就使用引这个单位。120斤茶为1引。而海盐在运输过程中,也以引为计量单位。200斤盐算1引。以上对量词的分析,并不是要得出什么结论,而是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考虑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就是说,无论是数符、数值,还是数量,其实都反映了中国人的数类观念,即杂多思想。

4.六峜:上古时代的数字卦

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都曾受到杂多思想的影响。尽管杂多时代出现在五行、八卦之前,但是我将通过分析八卦的一个发展阶段,来进一步诠释杂多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八卦是由—、--两个符号组合变化而成的。现代研究者已经发现,这两个符号在八卦的发展史上出现得比较晚。起初,八卦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几个数字来表示的。这种形式的八卦就是古代文献所称的“六峜”(jì)。“峜”这个字很难认,前辈学者对其内涵意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计算的计,六峜就是数学术语。另有人释六峜为六法,即政治法律术语。清人笔记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阮元乾隆辛亥年殿试中,遇到一个题目,叫作《拟张衡天象赋》。就是让他模拟张衡写一篇《天象赋》。阮元学问很大,在文章中用了“峜”字。但是,阅卷大臣不认识这个字,以为阮元写错了,就给了他一个“三等”。后来,这事儿闹到皇帝那儿去了。考官一查字典,才知道确实有这个字,于是给阮元改成“一等二名”,就是榜眼。最后,乾隆干脆给了个“一等一名”,点为状元。折腾了半天,全是因为这个“峜”字。我们不去讨论这则故事的真假虚实;它至少清楚地说明,清代学者对六峜已经不甚明了了。

在传世文献中,六峜只见于《管子·轻重戊》篇。这本来是一篇谈论经济学问题的文章,其中的一句话说:“虑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虑戏就是伏羲。伏羲发明了六峜,用来迎接阴阳。六峜是什么样子?它怎么迎接阴阳?由于缺乏文献依据,这些问题在历史上长期悬而未决。20世纪70年代,陕西周原出土的卜骨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一些卜骨上刻有六层重叠符号的图形,如。这个符号是由五、六、七、八、一、一,六个数字自上而下组成。张政烺先生说,这是一种用数字表示的八卦符号,即数字卦。如果把数字依奇偶转化为阳阴,就可以把它变成现在的八卦符号。那么,此卦就应该是“睽”

数字卦显示了由杂多向八卦过渡的痕迹。真正的八卦以阴阳观念为基础,蕴含着对立思想。阴阳观念的抽象程度比较高,所以它应该出现得比较晚。而阴阳观念的前身,就是数字卦,则保存了较为原始的数类观念。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不同的数字,一个奇数、一个偶数就足够了。由此可见,用不同数字表示阴阳比用—、--符号表示阴阳,出现得更早。它们的出现顺序展现了数类观念发展演变的过程。

此外,数字卦的出现,还跟求卦的方法与过程有关系。现在求卦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所谓的“金钱卦”,根据硬币的正、反面来占卜。但是,学者们指出,人们最早是通过各种数字的演算来占卜的。怎么演算呢?张政烺先生做了一些猜测,也进行了许多试验。在迄今发现的甲骨文、青铜器上大约获得了一百多个六峜图形。张先生对它们进行了统计、归纳,试图找出出现频率最高和最低的数字。最后,张先生发现,不同数字在不同时期的使用频率大相径庭;在最早的时候,八卦的确跟8没有太大的联系。这就告诉我们,八卦跟我们现在尚8的观念完全没有关系。

现代社会中,很多人都以“8”为吉数。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时间就定在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说实话,我对此颇不以为然。大家知道,尚8就是尚发,“发”就是发财。这个观念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从香港传过来的。前面,我们提到过《逸周书》,其中出现了那么多数字,却唯独没有8。对于8的偏爱,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莫名其妙的荒诞观念。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我说你买一个手机,这样联系起来方便。买了手机,还要买一个号码。他一看,有个号儿比别的便宜几十块钱,就问:“同样是号码,为什么价钱差别这么大?”卖号儿的人说:“这个号儿不好。”我的朋友仔细一看,原来尾数是1414(谐音为要死要死)。可他是音乐家啊,开口一唱,就是哆发哆发(谐音是都发都发)。别人眼中的“要死要死”在他看来是“都发都发”。他说这号儿挺好啊,于是就花30块钱买了这个最便宜的号码。可见,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思想任意附加到同样的数字上去。

5.《周易》记载的演卦方法

下面,我想介绍一种具体的演卦方法,为大家增加一点知识,至于其中的思想,大家以后再慢慢体会。《周易·系辞》谈到古人怎么求卦,或者说,卦是怎么来的。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求卦是很神圣的活动,需要举行许多仪式。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说明。其实,卦是一爻一爻求出来的,每求一爻,都要经过非常繁复的程序。总共需要求六个爻,所以要花很多时间。《系辞》说: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即,拿50根蓍草来起卦,50就是“大衍之数”。“其用四十有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说,第一步就是50-1=49。用50根蓍草来求卦,但这50根不能全用,只用49根。有一根是不用的。为什么?因为这一根代表了“绝对”,其他49根是相对。如果说这一根是“体”,那么其他49根就是“用”;这一根是本质,其余49根是现象;这一根是君,其他49根是臣。“君主无为,臣下有为”,所以在50根蓍草里面,只用49根来卜卦。

第二步叫作“分而为二以象两”,将49根蓍草任意分成两份,以象征天和地。比如说吧,我们可以分成27和22;27就是天数,22则为地数。第三句话是“挂一以象三”,就是从天数里取出一根蓍草来,“以象三”。“三”指的是天、地、人。既然,27和22分别象征了天与地,那么,取自天数的这根蓍草就代表了人。“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这句话有点难懂。什么叫“揲之以四”?实际上就是除以4。“揲”就是拈,“揲之以四”就是把蓍草4个一组、4个一组地拈出来。这一步的数学表达就是26÷4=6余2,最后分成六组,还余两个。同样,对地数也作这样的处理,22÷4=5余2。如果天地二数能够被4整除的话,则按余4处理。下一句“归奇于扐以象闰”是什么意思呢?手指与手指之间,叫作扐。“归奇于扐”,就是把余下的蓍草都夹在手指之间。在第三步的时候,曾从天数中取出一根蓍草;而在“揲之以四”的时候,天数、地数都余2。2+2+1=5,一共是5根蓍草,将之夹在手指中间,就是“归奇于扐”。干什么呢?“以象闰”,表示跟闰月一样。为什么与闰月一样呢?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把5根蓍草夹到手指中间后,还剩49-5=44根。以上面的过程被称为“一变”。

不管如何操作,第一次变化的结果只可能是案上剩余40或44根蓍草。第二变是对案上余下的蓍草,再“分而为二”,再“挂一”,再“揲之以四”,再“归奇于扐”。而后的第三变则是按照上述步骤,对第二变后剩余的蓍草再进行一次操作。一变的余数是44或40,二变的余数是40、36或32,三变的余数是36、32、28或24。如此经过三变就求得一爻。到第三变结束的时候,如果余36的话,求得的爻就是老阳,老阳是九(奇数,阳爻);如果余32的话,求得的爻就是少阴,少阴是八(偶数,阴爻);如果余28的话,求得的爻就是少阳,少阳是七(奇数,阳爻);如果余24的话,求得的爻就是老阴,老阴是六(偶数,阴爻)。

整个过程看似非常复杂,但是如果转换成数学公式的话,就非常简单易懂,而且结果固定。不管怎样“分而为二”,一变的余数只能是40或者44,二变的余数一定是40、36、32当中的一个,三变的余数肯定是36、32、28、24当中的一个。第三变的余数再除以4,一定是六(老阴)、七(少阳)、八(少阴)、九(老阳)中的某一个。实际上,无论老阴还是少阴,都是阴爻;无论老阳还是少阳,都是阳爻。每卦有六爻,六爻从下往上依次求得,而每一爻的产生都要经过三变,3×6=18,经过一十八变,就可以求得一卦。

对于这个推算过程,我有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就是为什么要“揲之以四”?从数学演算的角度上讲,“揲之以四”反而使演卦过程更加曲折复杂,使得求阴爻、阳爻的目的更难达到。演卦希望获得的结果只有一个,或者是阴爻或者是阳爻,即,或者是奇数或者是偶数。本来只要求两种结果,揲之以四”却导致出现了四种可能,即,余数可能有四种情况:1、2、3、4——余4就是余0。3和1都是奇数,均可以算作阳爻,这就显得重复,或者说多余了。我们至今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乱?我猜想,这大概跟八卦之前的数类思想有关系。我曾谈到,数类思想中有些非常复杂的因素,比如说,数值、数量及不同的进制会引发许许多多的问题。

上面,我主要介绍了出现在阴阳和五行以前,混沌以后的杂多时代。这个时代的思维特征就是抽象而不彻底。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件坏事情;但在我看来,抽象而不彻底是某种有意识的保留,是带着具体的抽象,带着感性的理性,是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状态。过去,我们从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化,所以,对这个时代和此种思维方式有所忽视。现在,我之所以讲杂多,就是为了提醒大家,在感性和理性之间还存在一种思维方式,历史上曾有一个时代就是以此思想为主导。这应该会对大家了解中国文化有所帮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