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种族关系的变化和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
1980年以后,非裔美国人对个人经济成功和个人政治地位提升的强烈兴趣与 “黑色权力运动”所强调的种族对抗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非裔美国人强烈抗议美国社会的种族偏见和社会不公,认为自己总是受到不公正待遇,强烈反对白人中产阶级。可是,从80年代起,许多非裔美国人把自己视为美国社会的一员。他们中有一些人获得职位上的升迁,甚至进入公司和社会机构的高级管理层;还有一些人成为著名科学家或杰出政治家。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能够实现在文化移入中形成的黑人美国梦。大学招生、就业和升职等方面的社会公平问题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同时,黑人家庭财富的增加为他们个人奋斗的最终成功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这些变化为非裔美国人人权事业的发展和个人理想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尽管非裔美国人的种族状况和经济状况在美国社会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美国仍然是最穷、最不受重视、最容易受到伤害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黑人贫民区下层阶级的人口基数不断扩大,遭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大多数黑人陷入失业、犯罪、暴力、吸毒和家庭破裂等生存困境。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各异。结构经济因素,特别是工业比重减少,引起贫民区居民大量失业,而非裔美国中产阶级和职业稳定的劳动阶层的外迁使贫民区的就业问题和社区服务问题更为恶化。家庭解体、违法行为和不尊重权威等现象严重影响了黑人社区的健康发展,贫民区的非裔美国人已经陷入恶性循环:教育和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而社会问题则越来越严重;社会问题越多,教育和就业机会也就越少。不利的社会环境影响了下一代非裔美国人的健康成长,并且形成一个使一代又一代非裔美国人不断陷入苦难深渊的怪圈。
20世纪80年代,因为工厂关闭、商户逃匿、新技术的不合理要求,数百万产业岗位丧失,导致美国黑人工人阶级的财富缩水,恶化了黑人社区的生存环境。据统计,历史上非裔美国人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但在这个时期,非裔美国人遭遇的失业率远超出历史水平。例如:“超过一大半的就业岗位对文化程度不高的非裔美国人关闭了就业的大门,因为工业已经从制造业转向其他门类。”(Lusane, Race in the Global Era,10) 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1990年,30%的非裔美国家庭年收入超过35000美元,比1970年增长了23.8%。80%的非裔美国人中学毕业,中学毕业人数比20年前提高了两倍。可是,1992年非裔美国人在当选官员中的比例还不足2%;北方地区和南方的城市里渐渐形成了白人学生去白人集中的学校、黑人学生去黑人集中的学校上学的局面;这无异于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实际上,住宅区的种族隔离现象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了,白人和黑人都喜欢与自己同种族的人们居住在同一个区域。这种现象是种族隔离在20世纪末的新表现形式之一。
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居住在中心城区,31.9%的非裔美国人陷于贫困之中,单亲家庭占所有非裔美国家庭的56.2%。“非裔美国人遭遇暴力犯罪侵害的可能性比白人多六倍,非裔罪犯占全美监狱在押罪犯的45%。”(Newman:157) 非裔美国人来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他们的生活面临着许多挑战:冷战的结束、美国资本主义的改变、后里根时代种族主义的发展、保守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其政治霸权和大部分黑人社区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恶化。“从黑人社区来看,种族主义继续在美国有色人种的命运和生存机遇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影响。”(Lusane, African American at the Crossroads,3)O.J.辛普森审判[1]、黑人教堂被焚事件和洛杉矶的街头暴动等一系列事件使美国公众意识到美国的种族关系不容乐观。
进入21世纪后,非裔美国人和其他美国人一样,也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飞速发展时代。手机、电脑、视频会议和因特网,曾经的想象之物,现在已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着新技术引起的革新,人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联系更加密切,社会关系也在重新定义之中。种族、性别和阶级问题互相交叉,需要重新审视。非裔美国人在阶级和种族方面显得更加多样化。他们比以前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然而,他们的两极分化现象严重,高薪工作者越来越富有,底层工作者却变得越来越贫穷。
从2007年至2012年,美国银行系统资产折现力短缺导致美国经济的萧条和低迷。这种状况引起了大金融机构的崩溃,各国政府对银行提供紧急财务支持,全世界的股票市场衰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虽然市场手段和政府调节手段双管齐下,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状态,并且险象环生,前景堪忧。对非裔美国人来讲,这场经济危机危害性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美国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估计非裔美国人在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从1979年的23.9%下降到2011年的9.8%。
华尔街金融大亨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疯狂掠夺导致美国经济的持续低迷,难以复苏,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不满。2011年9月17日在纽约华尔街附近爆发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抗议活动,被美联社评为2011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虽然这次活动没有统一的领导,不同的团体有着不同的诉求,但却成功地传播了“占美国1%的富人牺牲了99%他人利益”的理念,也暴露出美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非裔美国人也是美国经济危机的受害者,不少非裔美国人参加了此次抗议活动,认为非裔美国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应该得到进一步保护;非裔美国人的口号是“我们是占全国人口99%的受害者中受到伤害最大的99%”。不少评论家认为,这次示威活动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后第一次影响比较大的社会抗议运动,将对美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产生一定的影响。
到2012年3月为止,官方统计的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是14.1%,而白人的失业率是7.3%。非裔美国人中高薪工作者的就业率也遭到严重打击;受制造业萎缩的影响,非裔美国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也下降了许多。2012年下半年在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美国经济有了一定的复苏,就业率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据美国国会报告,美国的经济复苏并没有解决好黑人社区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不相称的失业率”问题。黑人占美国劳动力大军的12%,可是2013年1月仍有13.8%的黑人失业。白人待业时间一般不超过四个月,而黑人待业时间超过六个月的比比皆是。(Bastasch)与白人或其他族裔相比,黑人就业状况严重失衡。总而言之,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不容过于乐观;如果要真正消除黑人和白人之间在经济、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差距,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2. 冷战结束对非裔美国人的重大影响
冷战(1945—1991)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持续对立状态。这两大政治和军事集团从来没有直接发生正面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军事联盟、战略常规部队部署、核军备竞赛、刺探情报、代理人战争、宣传和技术竞赛,特别是太空竞赛。尽管苏联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反对法西斯轴心国的盟友,也是最强大的两个军事集团,占领了欧洲的大部分地方,但是它们在战后对于世界格局问题尚未达成协议。美国和西欧国家把对共产主义的遏制视为一项防卫政策,后来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为了加强共产主义阵营,苏联把它所占领的一些国家吞并为自己的加盟共和国,让未被它吞并的东欧国家成为卫星国,推行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还把它们组成与北约对抗的国际集团——华沙条约组织[3]。20世纪80年代美国加强了对苏联的外交、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压力,当时苏联已经遭遇严重的经济停滞。因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引入了“公开化”(1985)和“新思维的自由化改革”(1987)。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东西方的冷战也随之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俄罗斯接管了苏联的大部分核武器。尽管冷战结束了,但是俄罗斯对今天的世界形势仍有着重大的影响。
冷战的结束对非裔美国人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冷战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黑人领袖的各项重大决策。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主张,竭力诽谤任何形式的左派政治,不管是苏联的还是美国本土的。特别是在民权运动期间,他们指控民权运动是和美国“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组织的维权活动是“共产主义的渗透”或 “受共产主义的影响”。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有志于总统竞选的杰西·杰克森被右翼指控为与左派关系太密切”(Lusane, African American at the Crossroads,5)。
持续了46年之久的冷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十分巨大,数百亿美元被用来建立各种军事和情报设施,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名义抗击国际霸权扩张;但真正需要资金援助的社会建设方面却长期投入不足,基金被无故取消或干脆就不投入。美国经济军事化是以牺牲美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代价的。几乎没有黑人领袖支持冷战,因此,不少黑人领袖在冷战中遭到美国政府的各种刁难和诽谤。
冷战结束后,美国人民希望政府能把用于冷战的基金用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或福利改革。一些政治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庞大军事经济对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所有党派候选人和无党派候选人都要求削减军费预算,但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很快被用于清偿共和党留下的债务。美国学者克拉伦斯·路桑指出:“里根主义的遗产就是比‘二战’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尖锐、更持久的经济危机。”(Lusane, Race in the Global Era,5)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债务危机不断加剧,直到克林顿时期经济才有所好转,那时清偿完债务后国库还有结余。但是,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又重新陷入债务危机,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2009年奥巴马担任总统后,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至今仍未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财政赤字逐年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直到2012年,奥巴马的经济调整政策才开始出现成效,他制定政策,把美国境外的制造业、加工业等纷纷撤回本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的就业压力。从2013年起,美国经济逐渐开始复苏,但非裔美国人的就业率仍然低于白人。
冷战的结束对黑人而言最大的益处是,它削弱了保守派以反共作为其反对黑人争取人权和民权斗争的借口。“扣赤色分子帽子进行政治迫害”的行为在现在的美国已经没有市场了。
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4]后,把以前指向共产主义国家的矛头一下子转向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组织。美国保守派并没有真正放弃对共产主义的各种攻击,只是改变了一些策略。美国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5]也曾被美国右翼分子贴上恐怖主义同情者的标签,而实际上奥巴马是一名坚定的反恐领导人。虽然他在任期内按计划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了美国军队,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斗争。美国的反恐战争于2011年5月2日获得标志性的胜利。在奥巴马总统的直接领导下,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和中央情报局联手行动在巴基斯坦的阿波塔巴德击毙了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1957—2011)。本·拉登之死给予基地组织以致命打击,使基地组织元气大伤,有可能直接导致基地组织的衰落或瓦解。后本·拉登时代可能会缓解美国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压力,美国人民希望联邦政府把更多的基金用于改变正在衰退的美国经济,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黑人社区和其他少数族裔社区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
3.非裔美国政治家的崛起
保守主义占上风的政坛削弱了非裔美国人追求平等的斗争。1990年,非裔美国人占全国人口的12.3%,去参加选举登记的非裔美国人占美国投票人人数的11.2%。1993年,约7000名非裔美国人在各类选举中获胜,有40多位黑人当选联邦国会和州议会的议员。黑人领袖的身份和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已从宗教领袖和社区领袖发展成为非裔美国政治家,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早期的里根政府和小布什的第一届政府使“黑人保守运动”[6]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团体。非裔美国保守主义者的基本信仰是:反对共产主义,赞成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外交后盾,反对妇女流产,支持死刑、学校祷告、社会安全机构私有化、学生择校,并在国际问题上支持维护以色列的现状。非裔美国保守主义者倡导个人主义和限制政府权力,热衷于消除种族歧视的社会工作。(Painter:352)1992年民主党领导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入主白宫,取代了执掌白宫12年之久的共和党。对大多数美国民众来讲,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变化。在总统选举时,克林顿赢得了82%的选票,顺利就任总统。他发誓要大力促进美国经济,化解长期以来的种族矛盾和社会争端。美国学者克拉伦斯·路桑说:“他[克林顿]的选举和数十名非裔美国候选人在联邦、州、县和地方的胜利对非裔美国人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纪元和新的希望。”(Lusane, African American at the Crossroads,168)
克林顿就任总统为非裔美国政治家在美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1992年,伊利诺伊州的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Carol Moseley Braun,1947—)成功当选国会参议员,成为第一位黑人女性参议员。2005年,伊利诺斯州的巴拉克·奥巴马(1961—)当选为国会参议员。此外,1994年J.W.瓦茨(J.W.Watts,1957—)在俄克拉荷马州一个白人居多的选区里被推选为国会议员,后又被推选为国会共和党会议主席。非裔美国人L.道格拉斯·怀尔德(Douglas Wilder,1931—)当选为佛罗里达州州长,任职期是从1990年至1994年。2000年共有9040名非裔男士和女士在各级政府里担任官员。(Painter:353)
2001年黑人保守派进入乔治·H.W.布什政府担任官员。布什的两届政府任用非裔美国人担任内阁高级官员的人数比历届政府都高,特别是先后任用了两名非裔美国人担任国务卿:科林·卢瑟·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1937—)和康多利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1954—)。鲍威尔在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领导美国军队作战,同时他还是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第一位非裔美国人。
自1984年以来,非裔美国政治家积极参加美国总统选举,如杰西·杰克森(Jesse Jackson,1984年和1988年)、库尔·莫·迪(Kool Moe Dee,1988年)、艾伦·克叶斯克(Alan Keyesc,2000年)、艾尔·夏普顿(Al Sharpton)和卡罗·莫斯利·布劳恩(2004年),但最终都没能胜出。让黑人当选美国总统已成为非裔美国人共同的夙愿。因此,2008年总统大选时,几乎所有的非裔美国政治家,尽管政治主张各异,对巴拉克·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默契和团结。2007年3月,杰西·杰克森宣布支持当时的参议员奥巴马参加2008年民主党初选。2008年10月19日,科林·卢瑟·鲍威尔宣布放弃对共和党2009年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支持,转而支持奥巴马。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奥巴马反复强调了三大问题:尽快结束伊拉克战争,增强能源独立性和提供全民健康医保。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于2009年1月20日正式就职美国第44届总统。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这不仅对美国,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意义非凡。奥巴马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在反恐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经济方面抑制了美国经济的下滑,较好地解决了美国的财政金融危机,较大地提高了美国国内的就业率。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再次获胜,于2013年1月20日就任美国第45届总统。奥巴马的成功表明非裔美国人具有毫不逊色于白人的政治才能和领导才力,同时也证明了白人至上论的荒谬性和非理性,有助于消除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偏见。
4.1980年以来的主要黑人运动(www.xing528.com)
1980年以来,非裔美国人继续从事对社会正义和种族平等的追求。他们倡导的各种运动和政治主张对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和整个美国社会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1)百万人大游行 (The Million Men March, 1995)
百万人大游行是指于1995年10月16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群众集会。在黑人组织“穆斯林国”(Nation of Islam)最高领导人路易斯·法拉克汉(Louis Farrakhan,1933—)的领导下,来自全国各地的非裔美国人聚集在华盛顿,试图向全世界展示截然不同的非裔美国男性形象,号召用自助和自卫的方式团结起来与阻碍黑人社区发展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弊端作坚决的斗争。
一些黑人民众运动也随之蓬勃发展,期望通过广泛的选票登记运动来引起美国政治家对城市问题和少数族裔问题的重视。与百万人大游行同时开展的是“缺席一天”运动,这个运动是由黑人妇女领袖组织的,与大游行相呼应,在大游行的同一天举行,目的是让那些没能参加华盛顿示威的黑人也有机会参与这个活动。当天所有的非裔美国人都待在家,不去上学、不去上班、不去参加任何社会活动,鼓励非裔美国人参加旨在为建立健康的、自给自足的黑人社区而奋斗的宣讲会或拜神仪式。而且,“缺席一日”运动的组织者还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促使更多的非裔美国人参加选民登记,以增强非裔美国人在美国政坛的话语权。
这次大游行得到了许多著名黑人领袖的支持和亲自参与,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此次大游行的领导人路易斯·法拉克汉是一名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对美国种族问题的尖锐抨击引起一些人怀疑这次大游行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大游行开始后的第一个24小时里,大游行组织者和公园管理部门就人数规模的预计发生了争执。公园管理部门发布的预计人数是大约40万名参加者,这个数量大大低于大游行组织者希望达到的人数。大游行领导人与公园管理部门就游行人数问题作了很多沟通,但实际参加人数仍然很难精确统计。波士顿大学有研究人员估计,参加游行的人数达到了83.7万名左右,而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中游行人数超过了200万。
百万人大游行的组织者渴望在黑人社区倡导一种互助和自给自足的精神外,还寻求把这个事件作为引起公众注意的宣传运动,目的是反对美国媒体和流行文化中对非裔美国人的否定性种族偏见。不少白人受威廉·霍尔顿威廉·霍尔顿(William R.“Willie”Horton, 1952—)是一名被判了刑的黑人重罪犯,其罪名是谋杀。他是马萨诸塞监狱周末休假计划的受益者,在服刑期间获得外出休假的特许,可是在休假期间,他又犯下了强奸罪和抢劫罪,畏罪潜逃。、O.J.辛普森和迈克尔·泰森迈克尔·泰森(Michael Gerard “Mike” Tyson, 1966—)是美国黑人退休拳击运动员。他多次获得过世界拳击理事会、世界拳击协会和国际拳击联合会的世界重量级冠军称号。在其拳击生涯中,泰森以拳法凶狠而著称,他的暴戾拳法在拳击界内外遭到的非议不断。等事件的新闻报道的影响,对黑人产生了很深的偏见,因此,大游行组织者认为“黑人男性也被文化标识为黑人罪恶献祭的羔羊”,因此承诺创造机会,让黑人男性参加者向公众显示黑人男性人品好的一面,为媒体报道提供正面的非裔美国人形象。
来自全国各地的非裔美国人于10月16日聚集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这次大游行的口号是“团结、赎罪和手足之情”。这是有史以来在国家大草坪上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游行活动之一,游行参加者喊出了自己的口号:“净化自己的生活,重建自己的社区” (Nelson:245)。
这次大游行也引起了学校、社会团体和其他教会组织的关注。许多参加者认为祷告、唱歌和演讲有助于加强种族之间更多的了解。“我希望这次游行能够成为每个人建立更好关系的催化剂。”有个游行参加者说。法拉克汉带领这个庞大的人群发誓说:“为自己的生活和家庭负责,消除毒品、暴力和失业带来的灾难。”(Smith:42)他们还号召所有的非裔美国人积极行动起来,建设好自己的社区,消除毒品和暴力,主动登记参加投票,加强非裔美国人的政治力量,投资非裔美国人开办的工商企业。
这次集会是华盛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人数远远超过了1963年小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时所聚集的25万人。站在美国国会山的阶梯上和法拉克汉一起发表演讲的民权运动老战士有本杰明·查韦斯(Benjamin Chavis)、杰西·杰克森、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和迪克·格雷戈里(Dick Gregory)。著名非裔美国作家玛雅·安吉娄(Maya Angelou)也朗诵了诗歌,激励人们摒弃顾虑,勇敢无畏地去追求正义,拯救非裔美国民族。
(2)女权运动的第三次浪潮与黑人女权主义者
女权运动是指旨在保护女性合法权益,促使男女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女权主义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学理论以及与性别差异问题有关的哲学思想。它还是一个为女性倡导性别平等、维护女性权益的运动。根据玛吉·哈姆[7]和丽贝卡·沃克[8]的意见,女权主义在其发展史上形成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南北战争后,黑人男性获得了选举权,但妇女选举权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一样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权主义者组织了无数次示威游行,抗议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她们撰写各种宣传手册和传单,征集向国会请愿的签名。经过长达72年的不懈斗争,解决女性选举权问题的《美国宪法第十九个修正案》终于在1920年得到国会的批准,美国妇女从此获得了选举权。因此,美国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也通常被称为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参与这场运动的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当时社会上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作品《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被美国女权主义者奉为“圣经”。这次浪潮与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相呼应,致力于提高妇女反对性别压迫的思想觉悟。第三次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女权主义理论是女权主义运动长期抗争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并且分化出许多分支学科,如女权主义地理、女权主义历史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女权主义思想在美国社会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改变了许多社会传统观念和对女性的社会评价。女权主义活动家为女性的各项合法权利而斗争,包括女性的合同权、财产权、选举权、女性身体健康和人身自由权、流产权和生育权;他们还保护成年女性和未成年女性不遭受家庭暴力、性骚扰和强奸;为女性争取工作权益,包括产假和同工同酬;反对厌女症;反对一切以性别为基础的歧视女性的行为。
女权运动第三次浪潮的兴起是对第二次浪潮失败的回应,第三次浪潮的女权主义企图挑战或避免第二次浪潮中对女性的绝对化定义,因为这个定义过分强调了中产阶级女性和上层女性的生活经历。第三次浪潮主要关注种族和性别问题,特别是如何终止种族社会环境中的性别歧视问题。美国黑人妇女挑战白人女权主义者的政治主张,进一步拓展了女权主义者的视域,推动了女权主义的纵深发展。黑人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少数族裔女性对种族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女权主义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纲领。
对性别和性欲的后结构主义解释是第三次浪潮思想体系的核心。第三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经常关注“微观政治”,质疑第二次浪潮中关于什么对女性有利或不利的范式。第三次浪潮的女权主义领导人有格洛丽亚·安扎杜尔(Gloria Anzaldúa)、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契娜·桑都瓦尔(Chela Sandoval)、切莉·莫拉噶(Cherríe Moraga)、奥德莉·劳德(Audre Lorde)和汤婷婷[9]等族裔女权主义者,她们试图在与种族有关的女权主义思想范围内为女性争取一个生存空间。第三次浪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黑人女权主义者发出更大的声音,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她们认为黑人女性不仅应该获得与黑人男性平等的权利,而且也应该获得与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同样的平等权利。第三次浪潮中出现的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包容了女权主义者内部的不同观点,为黑人女性在21世纪争取更大范围的性别平等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
(3)嘻哈文化(HipHop Culture)
嘻哈文化主要指街头音乐,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源于纽约城的非裔美国人社区,以南布朗克斯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嘻哈通过电子鼓的有声敲击和人体扭动来制造韵律。“胖男孩”乐队的成员多格·E.弗雷西(Doug E. Fresh)、比惹·马尔克(Biz Markie)和布菲(Buffy)等嘻哈音乐的先驱者用他们的鼻腔、嘴唇、舌头和其他身体部位发出有节奏、有韵律的敲击声和音乐声。此外,“人体电子鼓”艺术家还会在唱歌时模仿唱盘转动的刮擦声或其他器具声。
1983年至1984年,拉恩-D.M.C.(Run-D.M.C.)和LL.库尔·J.(LL Cool J.)的早期唱片引领着嘻哈音乐的新流派。同以前的嘻哈音乐一样,这个新流派也起源于纽约城,其形式上的最初特点是用锣鼓机来表现一种抽象艺术,通常带有摇滚乐的成分,表演者往往边使用打击乐器,边说讥讽话或自吹自擂。新流派嘻哈以过分自信、孤行专断的风格为特色,正如在歌曲里出现的意象一样,新流派的艺术家展示出一种坚韧、孤傲、冷酷的街头小伙子形象,这些成分与乡土爵士乐和迪斯科形成鲜明对比,也影响了1984年的流行音乐。新流派艺术家制作的歌曲较短,适合于在无线电上播放,比以前的嘻哈音乐更具聚合性。从1986年开始,艺术家们开始把嘻哈音乐打造成主流音乐的固定特色。打击乐器和嘻哈音乐的演出和唱片制作在商业上大获成功,“野兽男孩”在1986年发行的唱片《从允许到生病》(Licensed to Ill)成为比尔波德曲线图上销售量排名第一的打击乐唱片专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嘻哈音乐的发展进入了黄金岁月。这个时期嘻哈音乐的特色表现在多样性、求新性、张扬性和感染性等方面,其主题是非洲中心主义和政治上的进取性,而伴随的音乐具有实验性,该时期的作品也受到爵士乐的巨大影响。与这个时期有密切关联的艺术家包括“公敌”(Public Enemy)、KRS-1(KRS-One)、斯特特萨桑尼克(Stetsasonic)、德·拉·索尔(De La Soul)、“追求部落”(A Tribe Called Quest)、布兰德·努比安(Brand Nubian)、“丛林兄弟”(Jungle Brothers)和“被阻止的发展”(Arrested Development)。
嘻哈音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一个庞大的行业、一种时代的精神特质和文化”(Grassian:7)。随着时间的流逝,嘻哈音乐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文化运动,流行音乐栏目主持人阿弗利卡·班巴塔勾画出嘻哈文化的五个支柱:流行音乐栏目主持、霹雳舞、音乐、涂鸦和知识;此外,嘻哈文化还包括流行音乐栏目主持和音乐会主持,其他成分包括电子鼓、嘻哈说唱和俚语。嘻哈文化的生活方式自从在布朗克斯出现以来,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嘻哈音乐以流行音乐栏目主持人的活动为基础,这类主持人通过两台录音转播机转动的间歇创造出有韵律的节拍,再由“打击乐”和“电子鼓”来伴奏。敲电子鼓是一种有声技巧,主要用来模仿嘻哈音乐的打击成分和流行音乐栏目主持人的各种技术效果,原创的舞蹈和特殊的服饰也深受这种新音乐的追随者的喜爱。这些成分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断的提炼和演变,使得嘻哈文化具有了极强的生命力。涂鸦和嘻哈文化的关系来源于在一些区域实践的新形式。在这些区域,嘻哈文化的其他成分发展成为艺术形式,使涂鸦者与流行艺术产生了某种内在的关联。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嘻哈音乐成分继续被吸收到其他种类的流行音乐里。例如,“新灵魂”把嘻哈音乐和爵士灵歌[10]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格纳尔斯·巴尔克里(Gnarls Barkley)这样的重量级歌星。20世纪90年代之前,随着越来越多的牙买加人移居到纽约城,在美国出生的牙买加青年在20世纪90年代成熟起来,由于文化转移作用,90年代的纽约城受到了牙买加嘻哈音乐的极大冲击,像德·拉·索尔和“黑星”(Black Star)之类的嘻哈艺术家已经发行了许多受牙买加文化影响的专辑。
随着嘻哈音乐的发展,各地出现了许多变体和混合体,其中较有特色的有格里奇嘻哈乐(Glitch hop)和翁克音乐(Wonky Music)。格里奇嘻哈乐是嘻哈音乐和格里奇音乐混合后形成的新种类,起源于21世纪初的美国和欧洲。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不规则的、混乱的碎拍节奏、格里奇男低音演唱和“跳进”之类的格里奇典型音响效果。格里奇嘻哈乐的代表性艺术家有普里弗斯—73(Prefuse 73),达布力(Dabrye)和“飞翔的莲花”(Flying Lotus)。此外,翁克音乐是嘻哈音乐的一个分支,起源于2008年,在全世界流行,这种音乐深受格里奇嘻哈乐的影响。翁克音乐与格里奇音乐同属一类,但是它以其独特的旋律而著称。以创作翁克音乐而著名的艺术家有约克尔(Joker)、哈德森·莫霍克(Hudson Mohawke)和“飞翔的莲花”。格里奇音乐和翁克音乐在有限的群体里流行,这两种音乐形式未能在主流社会得到普及。
2002年,时年33岁的巴卡里·克特瓦纳(Bakari kitwana,1969—)出版了一部书《嘻哈一代:黑人青年与非裔美国文化的危机》(The HipHop Generation: Young Blacks and the Crisis in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开创了嘻哈文化的新纪元,自此以后,对嘻哈音乐的研究在学术界迅速展开。克特瓦纳的书里没有教条或高深术语;对于问题,他总能直切要害。“我们这代人对非裔美国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追求解放的斗争所作出的贡献将是什么?我们将如何定义这场斗争呢?”他在书中质问道。像KRS-1和查克·D.(Chuck D. )之类的打击乐手被赞誉为嘻哈一代的先驱者。经常被诽谤和误解的嘻哈一代所创作的知识产品发展得越来越快。嘻哈知识分子倾向于分享各种各样的信仰,他们讥笑“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满被称为“不关心政治”,但又把“政治”视为骂人的话语。为了时髦,他们不需要“激进”,但倾向于滥用“革命”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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