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至1865年美国历史概况

1.19世纪初到美国内战结束期间的反奴隶制斗争

19世纪初，生活在美国的非裔美国人多达10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0%。美国南方地区，除了巴尔的摩、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只有少数非裔美国人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而大多数非裔美国人仍是奴隶；在北方，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摆脱了奴隶制，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奴隶数量很小。

19世纪前十年，联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采取了限制奴隶制发展的措施，美国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的总形势喜忧参半。1804年，新泽西州率先颁布了《奴隶制逐渐废除的法令》[1]，计划用渐进的方式在新泽西州逐步废除奴隶制。这个法令敲响了美国北方奴隶制的丧钟，拉开了废除奴隶制的序幕。当时，美国政府没有宣布立即废除奴隶制，但首次制定了禁止直接从非洲进口黑奴的法令。法令规定，大西洋奴隶贸易将于1808年1月1日起在美国终止。可是，这条法律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沿海地区还是存在一定吨位的奴隶贸易；国内的奴隶贸易完全没有受到这个法令的影响。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官方关闭却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奴隶贸易的发展，1815年国内奴隶贸易已经发展成为美国的主要经济活动。

美国西部大开发在19世纪上半叶拉开了序幕。随着北方经济的发展，北美劳动力奇缺，这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奴隶贸易的繁荣。棉花种植区域从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一直延伸到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烟草种植地也从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山区扩展到肯塔基和田纳西。同时，来自新英格兰和美国中部濒大西洋诸州的拓荒者进入西北部，开发无主荒地，建立了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经济竞争和权力竞争导致地区冲突不断。美国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2]从法国购买了密苏里州，1819年当密苏里州寻求加入美国联邦时，议员们在该州废奴还是蓄奴的问题上争议不休，这一事件实际上凸显了南方与北方的政治和经济冲突。当时，纽约州的众议员詹姆斯·托尔马德吉提出在新加入联邦的州里禁止奴隶制的修正案，引起了各方的激烈争辩。结果，1821年密苏里以蓄奴州的身份加入联邦，而缅因州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以维持南方和北方的政治势力的平衡。更重要的是，美国联邦国会立法规定：除密苏里之外，“法国割让的在北纬36度30分以北的所有地区，从现在到将来，永远禁止奴隶制和一切非自愿的劳役”(Barksdale and Kinnamon：54)。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组织的、有规模的废奴运动开始出现。1821年，本杰明·朗迪（Benjamin Lundy）创办一份名叫《普遍解放之精神》（The 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的报纸。十年后，威廉·劳埃德·加里森[3]提出了废除奴隶制的明确号召: “我是认真的——我不会含糊其词——我不会后退一步——我的话要让所有人都听到。”(qtd.Barksdale and Kinnamon：54) 郎迪和加里森等人引起公众对奴隶制问题的关注，然而采取实际行动来响应废奴的人并不多。1831年8月，黑奴纳特·特纳在弗吉尼亚南安普敦发动奴隶起义，几天内杀死白人60名。不幸的是，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以失败告终，70多名非裔美国人遇害，特纳本人被俘，后被处以绞刑。纳特的起义震惊了蓄奴的南方地区，弗吉尼亚殖民地立法机构就“立即废除奴隶制还是更凶狠地镇压奴隶”的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最后决议维护奴隶主的既得利益，采取更残暴的手段控制、威慑和镇压奴隶。此后，在整个南方地区，白人对自由黑人的控制度大大加强，更加严格地限制奴隶在教堂的聚会，监视黑人牧师的活动，禁止黑奴读书，连《圣经》也不例外。南方掌权的政治家们在维护奴隶制度方面显得愈发穷凶极恶，声称要把奴隶制的实施区域扩大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

南方奴隶主对黑人的严格控制和残酷镇压引起自由黑人和黑奴的强烈不满，加剧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仇恨。1833年美国废奴协会成立，为逃亡到北方的黑奴提供了揭露奴隶制真相的讲坛。同时，废奴协会也是帮助他们出版和发行奴隶叙事的重要机构。19世纪20年代出版业的大发展有助于让质疑奴隶制的呼声引起公众舆论的重视。第一份废奴杂志于1820年创刊；1830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创办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废奴刊物《解放者》（The Liberator）。1836年底，有100多万人订阅了11种废奴刊物。越来越多的北方白人开始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和废除奴隶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8世纪上半叶，许多黑奴通过“地下铁道”[4]逃亡到美国北方。“地下铁道”是由美国北方和西部赞成废奴的爱心人士组成的民间组织，地下交通网络一直延伸到密歇根，进入加拿大境内。在南方地区和濒临加拿大边境的各州，贵格会教徒和其他有正义感的宗教人士积极帮助逃亡奴隶，黑人教堂和获得自由的非裔美国人为逃亡奴隶提供最可靠的栖身之处。关于逃亡奴隶的数字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但是据说在美国内战前仅通过费城的逃亡奴隶数量就有九千左右。虽然这个数字不足以严重威胁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形式的存在，但它足以驳斥奴隶制支持者关于“非裔美国人愿意做奴隶”的谎言。

支持奴隶制的政治家竭力在美国扩大蓄奴州的数量，以增强他们的实力。但把奴隶制扩展到得克萨斯州的举动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对。1829年，一些白人不顾墨西哥已经废除奴隶制的社会现实，继续带着黑奴定居在得克萨斯州萨宾以西地区。1836年得克萨斯爆发了反对墨西哥政府的革命，成立了得克萨斯共和国。这是一个与美国南方有密切关系的奴隶制政权。不久，“得克萨斯请求并入美国，但是美国北方一直阻挠此事。直到1844年赞成并入提案的田纳西候选人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当选为美国总统，得克萨斯才得以以蓄奴州的身份加入美联邦”(Barksdale and Kinnamon：54)。这次并吞遭到墨西哥的强烈反对，引起1846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美国的废奴主义者非常不满这场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是为美国南方奴隶主利益而战的非正义战争。

墨西哥战争之后，美国北方反对奴隶制的政治主张收录在《威尔莫特限制性条款》[5]里面。这个条款本来是用于禁止在任何从墨西哥得来的土地上实施奴隶制，但是这个法令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关于奴隶制问题的政治斗争发展成为废奴主义者与蓄奴主义者之间的直接较量。为了调和这两派的斗争，《1850年妥协案》（The Compromise of 1850）同意加利福尼亚成为自由州，并取消在首都华盛顿地区的奴隶贸易；至于新墨西哥和犹他加入美联邦是以蓄奴州还是自由州的身份，取决于当时各州宪法的决定。可是，《1850年妥协案》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法案就是所谓的《逃亡奴隶法案》[6]，里面的条款损害了北方自由州每个黑人的自由，包括自由身份的黑人和奴隶身份的黑人，并且这个法案把帮助奴隶逃亡的北方白人或自由黑人定性为罪犯。

《1850年妥协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蓄奴目的。哈丽雅特·比彻·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极大地激起了人们反对奴隶制的热忱，特别是激起人们对《逃亡奴隶法案》的抵制。这种情绪愈演愈烈，最终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1854)[7]通过后引发了一系列暴力事件。这项法令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8]，决定开放相关地区供人们定居，奴隶制的问题由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其中，“流血的堪萨斯”（“bleeding Kansas”）事件是赞成奴隶制的定居者和不赞成奴隶制的定居者之间爆发的一场血腥争斗，使废奴的进步力量遭到重挫。

对废奴进步力量的另一个打击是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德里得·司各特裁决”[9]。司各特与他的主人在伊利诺伊州居住了多年，然后又搬到《密苏里妥协案》授予奴隶自由的地区居住。法庭否决了司各特关于自由身份的诉求，其裁决的部分理由是建国之父们的信条：“黑人作为一个种族，没有权利得到白人应该得到的权利。”(Barksdale and Kinnamon：55)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手段已经无力解决奴隶制问题，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战争难以避免。

美国恶劣的种族形势迫使像约翰·布朗（John Brown）那样的白人废奴主义者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来反击奴隶制维护者的猖狂进攻。布朗是美国历史和美国废奴运动的主要人物，是受到几乎所有非裔美国人尊敬的为数不多的几名白人之一。他主张以武装起义的手段来消灭一切形式的奴隶制，1856年他直接领导了在堪萨斯州坡塔瓦托密的战斗，1859年又率领起义奴隶袭击弗吉尼亚的哈珀斯渡口。约翰·布朗曾邀请后来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参加袭击哈珀斯渡口的战斗，但道格拉斯婉言谢绝了，他不愿像约翰·布朗那样做无谓的牺牲。(Jackson：108—109)布朗的袭击事件震惊全国。最后，他被控犯有反对弗吉尼亚州的叛国罪、谋杀罪和煽动奴隶暴动罪，于1859年被处以绞刑。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1859年的哈珀斯渡口袭击案加剧了南方和北方的紧张关系，成为一年后美国内战爆发的导火索。(www.xing528.com)

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反对奴隶制的总统候选人。1860年，他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斯蒂温·A.道格拉斯（Stephen A.Douglass）、南方民主党人约翰·C.布里肯里基（John C.Breckinridge）和新的宪法联盟党候选人约翰·贝尔(John Bell)，当选为美国第十六届总统。这次美国总统选举是史上最艰难的选举之一。林肯是第一位共和党总统，他的获胜仰仗北方的大力支持。他在美国南方的十个州里连候选人名单都没上；在所有南方的996个县的选举中，只赢得了两个县的支持。但是，总统选举团的选票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林肯拥有180票，而他的反对者全部加起来也只有123票。投票人的投票率达到82.2%，林肯赢得了北方自由州的大力支持。其他地区的投票情况如下：道格拉斯赢得了密苏里，和林肯平分新泽西。贝尔赢得了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而布里肯里基赢得了余下的南方各州。在纽约、新泽西和罗德岛的所有林肯反对者联合起来组成了一张联合票，但是即使把各州反对林肯的票数都联合起来，林肯在总统选举团中仍然拥有多数票。

林肯虽然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但是南方极端主义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开始紧锣密鼓地着手分裂活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林肯向南方承诺不废除奴隶制，但是他警告那些主张南方脱离联邦的政客们：他是不会允许任何分裂联邦的行为的。当南卡罗来纳于1861年4月12日炮轰驻扎在查尔斯敦·萨姆特尔要塞的联邦军队时，林肯发出号召，征集自愿者7.5万人帮助平息南方叛乱。美国内战形势日益紧张，非裔美国人在捍卫联邦的事业中承担起越来越多的重任。战争爆发后，非裔美国人迫切希望林肯总统把联邦制止国家分裂的目标与废除奴隶制的事业联系起来。南部邦联的士兵不少是黑人，为了击溃其军心，林肯于1862年夏天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在叛乱各州的所有奴隶获得自由。这时，美国北方的黑人才感受到，他们的国家终于下定决心着手废除奴隶制了。此前，黑人一直被禁止加入联邦军队。1862年夏天，林肯下令把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刚解放地区的自由黑人组建成团。当两个南卡罗来纳黑人团于1863年3月攻占了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时候，林肯才真正意识到非裔美国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征募非裔士兵。截止到战争结束，共有18.6万黑人服役于炮兵、骑兵、工程兵、步兵和海军。林肯领导的北方军队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捷报频传。南部邦联的军队于1865年4月9日被迫在弗吉尼亚的阿坡马托克斯正式投降。至此，美国内战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在战争期间，黑人士兵虽然领到的工资比白人士兵低，但在战斗中表现出色，战功显赫。3.8万多名非裔士兵为制止国家分裂、赢得国家统一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865年12月6日，《美国宪法第十三个修正案》[10]被新的美国联邦政府批准。美国境内的所有黑人奴隶获得解放，全体美国黑人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

2.南北战争前的白人种族主义

白人至上论[11]在南北战争前比美国革命时期更为泛滥。白人至上论者认为白人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种族，把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视为种族之间的优劣评判依据。在制度化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里，处于强势地位的种族剥夺了处于弱势地位的种族的正当权利和合法权益，获得不合理的特惠待遇。种族主义者总是把自己种族的优点或强项与其他种族的缺点或弱项作比较，以突出自己的优势，贬低其他种族。在19世纪上半叶，北美殖民地的白人种族主义有以下六种表现形式：

第一，白人种族主义者打着“殖民”的幌子，企图把黑人逐出美国。“殖民地化”政治主张的拥护者希望把非裔美国人遣送回非洲或把他们移民到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海地或其他任何地方，旨在把非裔美国人永久性逐出美国。早在18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这个想法。美国殖民协会策划的第一次移民运动开始于1816年。当时的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如约翰·兰多尔弗（John Randolph）、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弗兰西斯·司各特·基弗兰西斯·司各特·基（Francis Scott Key,1779—1843），美国律师、美国国歌《星条旗》的歌词作者。等，都非常支持该运动。美国殖民协会发展很快，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特别是1822年西非的利比里亚殖民地建立以后，支持者又增加了不少。起初，这个协会吸引了一些本意良好的人士，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真正的人道主义，但是到1831年时，许多废奴主义者察觉到这项移民措施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绝大多数自由黑人，特别是在美国北方的黑人，从一开始就看穿了这个移民计划的本质。殖民协会成立还不到一个月，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和詹姆斯·弗尔敦(James Forten)就带领三千多黑人在费城游行示威，强烈抗议这个协会及其主张。他们认为殖民化的主要受益者是奴隶主，奴隶主企图借此消除可能由自由黑人引起的经济竞争和政治压力。

第二，白人种族主义对非裔美国人实行政治歧视政策，剥夺他们应得的政治权利。非裔美国人仅在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等地能够得到与白人基本平等的政治选举权利，但是在那些地区非裔美国人所占的人口比例很低。罗德岛的非裔美国人于1842年获得选举权。可是，在其他州，情形完全是两样。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新泽西、马里兰、田纳西、北卡罗来纳和印第安纳等州都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选举权，尽管这些非裔美国人以前曾拥有过选举权。1842年纽约召开的制宪会议和后来的立法机构取消了对选举人的财产要求，但只适用于白人，非裔美国人被排除在外。如果非裔美国人要参与投票，他必须在那个州居住三年，并且拥有不得低于250美元的个人财产。在《美国宪法第十五个修正案》《美国宪法第十五个修正案》（Fifteen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870）是美国内战后通过的三个宪法修正案之一，它赋予所有肤色的人选举权。颁布以前，大多数州的非裔美国人从来没有过选举权。然而，尽管在非裔美国人拥有投票权的那些州，社区惯例、政治压力或选举诡计等经常阻止这个最基本民主权利的实现。

第三，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非裔美国人实施司法歧视，把他们视为美国社会的二等公民。如果非裔美国人想在法庭上申冤的话，困难重重，几乎没有白人法官愿意来受理。在南方所有的州和在北方的一些州里，黑人证词在涉及白人的案件中不会被采用。那些地方的法官也没有黑人担任。唯一例外的是，在内战爆发的前一年，在马萨诸塞的陪审团里出现过一名黑人陪审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种族主义“法官”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像“司各特诉桑德福德案”中的种族主义裁决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四，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非裔美国人实施教育歧视。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在南方，公办学校几乎没有，教授非裔美国人文化在法律上被认定为犯罪。西部各州有公立学校，但在1850年前，非裔美国人不准就读这些学校，黑人只能到专门为黑人开设的学校读书。在美国北方的部分地区，非裔美国人有上公立学校读书的机会，但在学校里，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是被隔离开来的。1860年之前，大多数地区自由黑人子女读书的学校不是被隔离，就是教学设施极为简陋，还有很多地方连种族隔离的学校也没有。唯一的例外是，1855年波士顿和新彼得福德这两个地方取消了种族歧视的教育体系。两所黑人大学——宾夕法尼亚的林肯学院和俄亥俄的韦伯弗尔特学院——在内战前十年建成。

第五，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非裔美国人实施就业歧视。从18世纪初至美国内战期间，美国自由黑人的经济生活呈两极分化。绝大多数黑人的生活状况越来越糟，只有少数黑人“精英”的境况得到了改善。在这个时期，非裔美国人主要从事低收入、没有劳动技能的工作，如：种地、零工、送货、船运或为白人干家务。“美国内战前夕，北方的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居住在城市，但是城市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收益。因为被禁止到车间或工厂工作，非裔美国人很少在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中受益。”(Berlin：359)自由黑人沉沦为北方社会的底层，陷入贫困，遭人蔑视，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最后，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环境实施种族隔离。自由黑人在交通工具和公共区域遭受种族隔离，不得不忍受社会的无情排斥，蒙受难以忍受的种族羞辱。在北方，几乎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娱乐场所、膳宿地等不是实施种族隔离，就是禁止非裔美国人进入或使用。在南方，自由黑人的处境更为艰难，几乎每项行动都受着限制。在南方各州，非裔美国人外出须持有通行证。在一些州，非裔美国人在获得白人的担保书后才有行动自由。在北卡罗来纳自由黑人外出最多只能走到相邻的县。在海湾地区，黑人水手不准上岸。黑人自由集会的权利在内战前25年就已取消。在美国南方，自由黑人随时有可能因与白人发生小冲突而被投入奴隶制。白人种族主义者常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使黑人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有时甚至聚众施暴，毒打黑人。“针对黑人的主要暴力事件于1829年发生在辛辛那提，1834年、1835年、1842年和1849年发生在费城，1834年发生在纽约城。针对黑人暴力事件的高潮是1863年在纽约爆发的征兵暴动，有数百名黑人在街上被杀害。”(Barksdale and Kinnamon：57)白人的暴行激起黑人的仇恨，同时也引起黑人对人身自由和社会正义更强烈的渴望。因此，自由黑人和黑奴都满怀热忱地参加美国内战，甚至宁愿为黑人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