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6-1799年美国历史背景

1.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

18世纪40年代以前，直接从非洲运到北美英属殖民地的黑奴很少。北美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是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共生关系，白人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18世纪40年代以后，大量非洲人被奴隶贩子通过大西洋的“中间通道”直接从非洲贩运到北美，他们的到来给北美英属殖民地造成很大的非洲文化影响。美国学者迪肯森·布鲁斯曾指出：“随着非洲黑奴的增多，美国黑奴中的文化自治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个愿望产生于他们与白人共处于欧洲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Bruce：6)北美英属殖民地从非洲进口黑奴的数量从18世纪末开始减少。“根据1790年第一次美国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全国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是非裔美国人。”(Painter：39)他们分布在刚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北部、西部和南部。1799年约70%的非裔美国人出生在美国。19世纪初，几乎整个美国的黑人都是在美国出生的，而且不少人的父母，甚至祖父母也是在美国出生的。在黑奴进口数量减少的同时，欧洲白人移居美国的数量却急剧增加。当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土生土长的黑人数量有超过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的趋势。正如内尔·埃文·佩恩特尔所言：“美国黑人是继土著印第安人之后最美国化的种族。”(Painter：37)

18世纪中期，奴隶制已成为美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种族问题并未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北美殖民地的民众和政治家正忙于从事争取北美13个殖民地获得独立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无暇顾及日益尖锐的种族矛盾。尽管如此，当时还是出现了反对奴隶贸易的抗议声，一些殖民地甚至采取对奴隶进口征收高额税收的办法来予以抑制；一些宗教团体，特别是贵格会，公开质疑一个人奴役另一个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随着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南方和北方对待黑奴制的态度逐渐产生差异：南方种植园从事劳动力密集型生产，需要大量使用黑奴，而北方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相比之下使用的黑奴并不多。但是，社会上尚未出现成熟的废奴思想和声势较大的废奴运动。殖民者的白人几乎不关心奴隶制问题，他们所关注的是殖民地与英国当局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如何取得独立的问题。针对当时主流社会漠视黑奴问题的社会状况，约翰·霍普·富兰克林指出：“如果非裔美国人既不合谋造反，也不帮助法国人或印第安人的话，根本就没有人会注意到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Franklin：126)也就是说，如果非裔美国人不斗争、不反抗，他们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的，指望白人大发慈悲也是不现实的。

18世纪中后期，随着种族冲突的不断激化，种族界限更加严格，对奴隶的管理体制也更加残酷。早在17世纪60年代，殖民地立法机关就通过了一些法规，把“非洲人”等同于“奴隶”，使美国奴隶制合法化。这些合法化措施渐渐发展成为独特的“奴隶法令”，授予奴隶主对奴隶的绝对控制权和处置权。他们不仅控制奴隶的一举一动，禁止奴隶聚会，而且还有权用酷刑处置逃亡奴隶。即使奴隶主野蛮虐待没有过错的奴隶，也不会受到任何法律追究。

在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下，总的来讲，奴隶在种植园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但在个别地区，奴隶可以享有一些自治的权利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这样的事例数量极少，但却是21世纪美国历史学界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有些奴隶主允许奴隶保留小块自留地，用来种植蔬菜或其他作物，获得的收成或卖了作物的钱归奴隶自己所有；在个别乡镇，善于经营的奴隶甚至垄断了当地的市场，并取得相当的经济独立地位。此外，在奴隶主的授权下，一些黑奴参与海上和陆上的运输业，对南卡罗来纳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这一地区经济繁荣程度可以与新英格兰地区媲美。这些奴隶商人和从事技术工作的奴隶积攒了足够的钱后，可以用钱购买自己的自由。购买自由这一机会的出现动摇了美国南部地区把奴隶与肤色画等号的习俗和惯例。这些黑奴商人和黑奴技术工人可以被看做是19世纪末黑人中产资产阶级和黑人工人阶级的先驱。

1763年“七年战争”[2]结束后，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的关系更加不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奴隶制的存留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黑奴之间相互传递殖民地政局不稳的信息，很多黑奴跃跃欲试，想利用这个时机解决自己的自由问题。美国学者迪肯森·布鲁斯指出：“18世纪60年代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时候，殖民地各地的奴隶自发起来反抗奴隶主的暴行。随着殖民地白人与英国当局的矛盾激化，奴隶们的反抗精神也增强了。”(Bruce：39)当时的革命思想启蒙了非裔美国人的政治觉悟，他们与白人在奴隶制问题和种族问题方面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在美国革命蓬勃发展之际，不少非裔美国作家提出了跨种族的人类平等理念。詹姆斯·欧铁斯（James Otis,1725—1783）在1746年的演讲《英国殖民地的权利》(“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中指出：“按自然之法，与所有人一样，包括白人和黑人，所有殖民地的居民都是生而自由的。”(qtd.Bruce：40)

1783年北美13个殖民地在乔治·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成功摆脱了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非裔美国人虽然在国家层面上的废奴工作未能获得成功，但在局部地区争取自由的斗争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为了争取南方各州加入联邦，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在宪法中写进了保护奴隶制的几个条款，特别是臭名昭著的《五分之三妥协案》（“threefifths compromise”）。这个妥协案规定在计算选票时一个奴隶可以算做五分之三个人。然而，黑奴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这个妥协案只不过是南方白人奴隶主用奴隶人数捞选票、多占议会席位的诡计罢了。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废奴主义者，在北美最大的反对奴隶制的宗教团体贵格会的支持下，发出号召，要求各州渐渐废除奴隶制。其中以“道德说服”而著称的渐进方式在实践中获得了重大成功，改变了许多白人政治家和白人民众对奴隶制问题的看法。1777年弗蒙特宣布禁止奴隶制；1780年宾夕法尼亚通过了废奴法案；之后，罗德岛在1784年、康涅狄格在1784年和纽约在1799年相继宣布废除奴隶制。(Gates：131—132) 虽然法令获得通过，但是大量奴隶并未被释放，因为废奴法只是废除了奴隶血统论和奴隶身份继承法，只适用于奴隶的孩子，即奴隶子女不必世代为奴。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美国北方的废奴工作进展得不彻底，导致奴隶制苟延残喘至19世纪中期。

1783年《巴黎条约》[3]签订后，美国南方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萧条。烟草种植遭到土力耗尽和市场饱和的双重打击，稻谷和靛蓝的生产几乎无法为种植园主带来利润。种植园对奴隶的需求骤然缩减，市场上的奴隶价格持续下降，奴隶制似乎有寿终正寝的迹象。但奴隶主不愿束手待毙，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苦苦支撑，期盼转机。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使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转机。一位名叫伊莱·惠特尼[4]的北方大学生到南方种植园游玩时，碰巧看到猫把爪伸进篱笆抓鸡的情景。猫未抓住鸡，但却抓到一大把鸡毛。惠特尼由此而获得了采用铁栅栏似的工具从棉铃上剥离棉花的灵感，进而发明了轧棉机，这一发明解决了手工剥离棉铃的技术难题，极大地提高了棉铃处理和棉花生产的效率，刺激了棉花的种植园经济，使得棉花很快成为美国南方最重要的农产品，改变了美国南方的经济结构和美国南方的历史。轧棉机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引起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大，激活了快要倒闭的美国奴隶交易市场，导致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源源不断地从非洲被贩卖到北美为奴，垂死的奴隶制又复活了。美国学者约翰·霍普·富兰克林指出：“18世纪末美国进口奴隶的贸易市场重新焕发了生机。”(Franklin：149)南方奴隶人口从1790年的70万猛增至1799年的100余万。

2.美国革命对种族关系的重大影响及其局限性

美国高涨的革命精神与当时奴隶制的社会状况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革命领导人意识到黑人动产奴隶制与他们的革命主张不相容。他们反对英国乔治三世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国王支持国际奴隶贸易。托马斯·杰斐逊指责英国国王：“他［国王］发动了一场反人性的残酷战争，侵害了一个从未得罪过他的远方民族的最神圣的生命权和自由权，把他们捕掳，带到另一个半球做奴隶，在运输途中导致许多黑人悲惨死去。”(Darksdale and Kinnamon：3)杰斐逊猛烈抨击英国参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罪恶行径，认为这是对人的尊严的极大亵渎。

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反对奴隶制。他坚决弘扬约翰·伍尔曼[5]和安瑟尼·本尼日特[6]所倡导的人道主义传统，后来被推选为“美国废奴协会”的第一任会长。该协会于1775年在费城成立。富兰克林赞成废除奴隶制，积极参与救助奴隶制受害者的活动。1790年，年事已高的富兰克林仍然关心废奴事业，呼吁第一届美国国会应尽一切努力督促奴隶主减轻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让奴隶得到更多的人身自由。除了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之外，18世纪末的其他美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也大声疾呼，反对奴隶制。(www.xing528.com)

反对奴隶制的呼声在立法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北美13个殖民地都存在奴隶制问题。25年后，所有的州，包括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都立法废除了国际奴隶贸易。1787年大陆会议禁止在《西北法令》[7]适用地区实施奴隶制。在马里兰、特拉华和弗吉尼亚的梅森—迪克森分界线[8]以南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废除了奴隶制的地方。

独立战争对黑奴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他们提供了挑战动产奴隶制的机会，有助于削弱按白人至上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美国革命“把种植园主分为爱国者和保皇者，但这些种植园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各地政府继续维护奴隶制。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转而反对奴隶主阶级”(Berlin：220)。除了当时的革命思想之外，基督教的福音传道遍布各个殖民地，宣传上帝关于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与革命的理想主义遥相呼应，向各地政府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在美国北方的殖民地，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给非裔美国人生存状态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巨大影响。美国革命打击了北方奴隶制的发展，北方奴隶制问题得以分步骤解决。北方先是重新定位奴隶制的合法性，然后默许一些奴隶在北方的存在，最后彻底废除奴隶制。独立战争期间，北方的英属殖民地都颁布了奴隶解放计划。美国学者依拉·贝宁指出：“北方自由黑人的数量从18世纪70年代的数百人猛升到18世纪90年代的4万人，奴隶的总人数急剧下降。再过一段时间，北方的许多州有望变成自由州。”(Berlin：228)

为什么独立战争后支持“奴隶制”的势力又开始猖獗了呢？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时的革命精神没能坚持下去，刚刚建立的“民主政体”还太年轻，无力解决复杂的种族问题和奴隶制问题。热衷于抽象正义的政治家们，废奴立场不够坚定，没能顶住蓄奴派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诱惑，见风使舵，在奴隶制问题上不断让步。由此看来，独立战争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次社会革命，因为在美国宪法会议的制宪审议中，代表大资产者利益的政治集团获胜，抑制了革命主张的实施，奴隶制问题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学者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讽刺道：“当出席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于1787年9月回到家中，反思三个月来采取的解决社会动荡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时，也许最成功的就是抑制了废奴运动的发展。”(Darksdale and Kinnamon：4)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非裔美国人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有奴隶和自由民之分；有城市非裔美国人与农村非裔美国人之分；有纯非洲血统的黑人与混血儿之分。随着北方黑人群体里新的分化因素不断出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和经济要求也呈现多元化。

3.《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对非裔美国人的巨大影响

《独立宣言》是1776年7月3日在北美第二次大陆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声明，宣布北美13个殖民地从即日起成为独立的联邦，与英国处于交战状态。《独立宣言》主要是由托马斯·杰斐逊等人执笔撰写的。这个宣言正式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革命战争爆发一年多后才于7月2日由大陆会议投票决定脱离英国，宣布独立。美国的国庆节，即独立日，设定在每年的7月4日，这一天是《独立宣言》被大陆会议批准的日子。该宣言阐释了独立的正义性，历数了英王乔治三世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掠夺和欺凌的种种罪行，宣称坚决维护人的自然权利，包括革命的权利。《独立宣言》是用于宣布独立的法律文件，但该宣言的第一个句子是人权的总宣言：“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53）这个句子被称为是“英语中最著名的句子之一”和“美国历史上最有力、最重要的词语”，代表美国为之而奋斗的价值观。社会边缘群体则用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个句子也极大影响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把《独立宣言》当做其政治主张的基石和解释美国宪法的纲领性文件。

北美的非洲黑人被系统性地从法律上剥夺了人权。17世纪颁布的《黑色法典》，禁止非裔美国人和白人通婚，宣扬白人至上论，实际上就是专门用来对付非裔美国人的。为了拉拢南方奴隶主加入美国的独立大业，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签署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立国的法律文件时，故意搁置了黑奴的人权问题，崇高的革命理想因此而蒙羞。

另一个对非裔美国人有着重大政治影响的是《美国宪法》。该法于1787年9月15日在制宪会议上通过，成为美国的根本大法，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89年3月4日，该宪法正式生效。《美国宪法》是美国公民的基本法律，也是美国政府运行的指导原则。美国的宪法建立在七个基本原则之上：人民主权、共和制、联邦制、三权分立、制约与均衡、有限政府和个人权利。但是，最初通过的《美国宪法》里有三项条款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人权和公民权：（1）对外奴隶贸易在宪法签署后20年内仍然有效；（2）在自由州拘捕的逃亡奴隶应交还给其原来的奴隶主；（3）在选票比例分配和纳税方面，非裔美国人按五分之三个人计算。非裔美国人仍然不是法律意义上完整的“人”，美国革命的崇高理想与美国独立后的政治状况严重背离。

独立战争胜利后，由于黑人政治权利被白人统治者剥夺，废奴运动遭到重创。不过，这场革命极大地启发了美国黑人的政治思想觉悟，他们认为《独立宣言》所揭示的真理不是白人政治家所能否认或曲解的，坚信自己在上帝面前与白人是平等的，确信“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不仅是白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美国人（包括非裔美国人）的合法权益。美国学者伯纳德·贝尔说：“尽管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许多奴隶仍然坚持向立法机构请愿，要求获得自由。”(Bell：8) 非裔美国人以《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关于人类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理念为思想武器，与白人种族主义者作斗争，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非裔美国人没能获得真正的平等权，但是这两个法律文件给非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带来了巨大的希望，成为黑人与白人种族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