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古史：所罗门之学者智慧

《列王记上》（4：32）称所罗门“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希腊文圣经》则将“诗歌一千零五首”改写为“诗歌五千首”（ᾠδαὶ αὐτοῦ πεντακισχί λιαι）。《历代志下》保留了所罗门请求上帝赐予智慧这个细节，但却省略了要求上帝赐予智慧的具体内容。根据《历代志》整部作品的主题判断，在作者心目中所罗门最大的智慧莫过于修建所罗门圣殿，与此相比，其他任何智慧都是微不足道的。^[14]事实上，在古代东方史话中，尽管所谓的智慧君王形象比比皆是，但理性评价他们的智慧并赋予智慧具体内容的并不多见。相反，将君王的智力理性化却是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一大特点，如前文提到的约公元前2世纪时期的犹太学者亚里斯托布勒斯的残篇就是一例。此外，阐释所罗门的学者智慧对约瑟夫斯来说显然比对200多年前LXX的翻译者们更加重要。约瑟夫斯告诉我们，所罗门王著有“一千零五部颂歌集，三千部寓言”（βιβλία περὶ ᾠδῶν καὶ μελῶν πέντε πρὸς τοῖς χιλίοις καὶ παραβολῶν καὶ εἰκόνων βίβλους τρισχιλίας）。他还告诉我们，不仅如此，上帝还赋予所罗门念驱魔咒语（ἐπῳδάς）和行巫术（ἐξορκώσεων）的本事。^[15]根据LXX的相关资料分析，约瑟夫斯夸大所罗门的文学才能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新旧约时期的圣经文献在相关问题阐释上的共同之处，但将所罗门的文学才能夸张到如此地步，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资料来源。

约瑟夫斯强调所罗门的文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二圣殿时期或稍后一段时期圣经文献的特点，这与所罗门是犹太传统中智慧的象征这一点分不开。这个时期问世的许多犹太智慧文学都明确托名所罗门，如《箴言》、《雅歌》、《传道书》和《诗篇》（72，127），其他一些著作如《所罗门智训》、《所罗门诗篇》（Psalms of Solomon）、^[16]《所罗门之歌》（Odes of Solomon）^[17]等也都在书中暗示其作者为所罗门本人。公元1世纪之后的拉比文学中托名所罗门的作品其素材无疑也来自早些时期的口传文学。一些写于约瑟夫斯之后的作品，如《所罗门遗训》（Testament of Solomon）等^[18]所用的素材多是源自希腊化时期的犹太“密德拉什”传统。从第二圣殿时期及以后的犹太智慧文学普遍夸大所罗门的文学才干的情况看，《希腊文圣经》所提到的所罗门作诗5000首似乎也不是笔误，而极有可能是译者有意所为。稍后的拉比文学在解释所罗门著书之丰时这样“理性”解释说，所罗门“在完成第一部诗集时尚年幼，因此这卷书尤为年轻人所喜爱。写《箴言》时，所罗门已成年，对人生的认识已成熟。而当他写《传道书》时，年事已高，所以讨论的重点已转向人生欲望和享乐的虚无问题”。这段话旨在说明，所罗门之所以能留下如此众多的著作，因为他整个一生都笔耕不已。有趣的是与约瑟夫斯一样，拉比文学也提到所罗门曾写过关于驱魔赶鬼的书籍。^[19]

约瑟夫斯将文学才能描述为犹太伟人的一大德行并非仅限于所罗门。他说，摩西不仅写犹太律法，而且为颂扬上帝和感恩曾作“六步格诗”（ἐνἑξαμέτρῳ）！^[20]还称大卫“曾作各种韵步的诗歌来颂扬上帝——有三音步诗，也有五音步诗（…τοὺς μὲν γὰρ τριμέτρους，τοὺς δὲ πενταμέτρους）”。^[21]在同时期其他犹太文学对犹太伟人的描写中，我们发现同样的倾向。20世纪中叶出土的库兰文集中发现的经外《诗篇》（91）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圣经改写作品，我们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文字：

耶西的儿子大卫像太阳光一般明亮。（他）是一名犹太法学家（scribe），在上帝和人类面前，他一切都充满智慧、完美无瑕。耶和华赋予了他睿智的心灵。他曾作364首祭祀诗篇，供人们一年中每日在祭坛前颂唱；作52首诗篇为礼拜祭祀使用，还为新月节、斋日和赎罪日作歌30首。他一共作歌446首，并作4首配乐诗驱逐（被邪魔）附体之人。所作诗篇总共4050首。(www.xing528.com)

对于诗中提到的大卫所作诗篇的数目，库兰文集的编注者弗默斯（Vermes）认为，其中所用的数目52（周）和364（日）表明，这首诗的作者参照的是库兰社团的历书（阳历）。^[22]弗默斯认为4050这个数目是针对《希伯来圣经》中所罗门文学创作产出的标准而言（《列上》4：32）的。^[23]

当然，约瑟夫斯强调所罗门具有惊人的文学创作成就并非仅仅出于文化原因，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原因。《希伯来圣经》对所罗门文学才能的描写无疑与所罗门的“和平之王”的名声分不开（《列上》4：25）。而在约瑟夫斯的所罗门传中，犹太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一点是作者要向非犹太世界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之一。所罗门时期为犹太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这一特征被约瑟夫斯再三强调，尤其有趣的是，他将《圣经》记载的所罗门40年的统治时期翻了一番，改为80年！^[24]约瑟夫斯在他的大卫传中提及大卫的文学创作时曾这样解释道，“现在已不再有战争和危险，（大卫）从此享有彻底的和平”，此后他开始写歌作赋。描述所罗门统治时，他更加强调文学活动与和平的关系，或者“学者”身份与和平环境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便西拉曾说过，对于学者来说，最需要的就是闲暇。有闲暇是一个人成为智者的前提之一（《便西拉智训》38：24-34）。约瑟夫斯笔下的所罗门正是享有这样特权的人，约瑟夫斯强调正因为所罗门享有许多“和平”（τῆς εἰρήνης），所以有大量“闲暇”（εὐσχολῶν）来从事写作活动。^[25]对于所罗门追求知识和智慧这一点，约瑟夫斯不吝褒扬之辞。他称所罗门有着巨大的“学习热情”（ἐπιθυμία），还牵强附会地解释说，所罗门与推罗王希罗之间“最重要的友谊纽带”（μάλιστα δὲ αὐτοὺς εἰς φιλίαν ... συνῆγεν）就是对学问的共同追求。^[26]这一系列的描述将“和平”、“大学问”和巨大的文学成就联系到一起。尽管约瑟夫斯与《圣经》原文一样，反复强调所罗门的智慧来自上帝的恩赐，但与此同时，他也念念不忘用希腊人的思维模式，将所罗门不可思议的文学产出理性化。^[27]从约瑟夫斯对所罗门文学创作才能的极度夸张，以及他赋予其他犹太领袖相同的德行可以看出，对约瑟夫斯来说，文学才能是伟大的领袖人物的重要标志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约瑟夫斯作品所固有的犹太高级知识阶层的情感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