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尾声的尾声……
舒芜（方圭德，1922—2009），“胡风派”评论家，于1946年发表论文，认为鲁迅的道路是反抗“虚无”的道路(69)……
聂绀弩（1903—1986），杂文作家，拥护支持鲁迅和冯雪峰，主动检讨避过胡风事件。于1948年结合鲁迅杂文，仿《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写下了《德谟克拉西如是说》，翌年又有《一九四九年如是说》(70)……
贾植芳（1915—2008），胡风分子，有感于尼采“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它的优良的一面”，及“尼采的痛苦和克服功夫”，于1949年译了一本尼采传，(71)……
何满子，胡风分子，在1992年至1994年间拟鲁迅《无花的蔷薇》，写出了“讽世短札”《远年的蔷薇》(72)……
……？
【注释】
(1)《二·序言》、《二·“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南·祝中俄文字之交》，Ⅳ：190，210，461。
(2)见孙席珍和李何林在北平一次鲁迅座谈会上的发言，及王任叔（《鲁迅先生的“转变”》）跟雪苇（《导师的丧失》、《论鲁迅先生的“转变”》）的争论，《论著汇编》，Ⅱ：134—136，349—355，534，634—636。
(3)原载黎炎光编：《转变后的鲁迅》（1931），载《论著汇编》，Ⅰ：618—619。
(4)鲁座（李平心）：《思想家的鲁迅》（1938. 11. 10），《论著汇编》，Ⅱ：1041-1042。
(5)《关于鲁迅“转变论”的一点意见》（1980），《胡风全集》，Ⅶ：3—9。
(6)《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6），页377。
(7)《人与人间》，页377，379。
(8)萧耘、黄建中编：《萧军全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6），ⅩⅧ：631，639，651-652。
(9)王德芬另有一段回忆萧军的话，出处未详，但说得较清楚：是“‘发展’，不能说是‘转变’！‘转’者方向不同也，原来向北走，又转向南了或者转向东、向西了，越走越远了。‘变’者是质的不同，由反革命的变成革命的，或由革命的变成反革命的，是质的变化，鲁迅先生并不反动，所以只能说是‘发展’而不能说是‘转变’”（《萧军和胡乔木的交往》，载刘中海等编：《回忆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页240）。
(1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54。
(11)《记延安文艺座谈会》，载艾克思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74。据刘白羽回忆，朱德是在第二次座谈会上做上述的发言，见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12)《朱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原载《新华日报》（1946.11.30），见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1），Ⅳ：664—667。另有王纪一据何其芳、欧阳山尊、周立波等人回忆整理的《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插话》（1942年5月23日），《新文化史料》，1992：2（4月15日），页9。
(13)中国有影响的文学史对此只字不提，颇耐人寻味。刘绶松是唯一提到朱德发言的，但只引何其芳说发言精辟，不提“投降”（《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1，修订版，上册，页429）。刘白羽《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回忆朱德发言也不提“投降”。
(14)见其《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页233。
(15)《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Ⅲ：808，832。
(16)例如1948年胡绳批判胡风的鲁迅论，就强调“突变”，认为前期思想是“负累”，与胡乔木的观点和态度一脉相承，但题目仍然用“发展”（《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论著汇编》，Ⅳ：754-764） ；1959年唐弢虽然强调鲁迅思想后期的“飞跃”，但题目也是“发展”（《论鲁迅思想的发展》，《文评》，1959：2，页17—27）。
(17)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页98—99。
(18)例如，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和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页115—119。
(19)毛泽东的文章当时没有发表，现收入《毛泽东文集》，Ⅱ：394—398。据王实味称，“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但是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野百合花》，姜振昌编：《野百合花》，页85），则“引蛇出洞”简直可以说是一贯的策略。
(20)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思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6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55—56。 《“三八”节有感》原载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页110—114。这个会大概就是4月7日召开，因萧军当日听到“日间博古所谈军人方面不高兴文艺作家写部队黑暗方面的事”（《人与人间》，页368—369）。
(21)萧军与T（按：即丁玲）的关系原来很好，见萧军：《人与人间》，页334—335。
(22)《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解放日报》（1942.6.16），见朱鸿召编《王实味文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2），页200—204。
(23)原载《谷雨》第五期（1942.9.15），载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页175—180。
(24)《人与人间》，页374。
(25)原载《谷雨》，Ⅰ：4（1942.3.15），载姜振昌编：《野百合花》，页88—92。
(26)参考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载《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Ⅲ：608。
(27)《人与人间》，页377 。
(28)《我和萧军风雨50年》，页115—118；《人与人间》，页381—382，389—390。“ 鲁迅逝世纪念会”为18日，《我和萧军风雨50年》误为19日。王周生：《丁玲年谱》引述当时在场的陈明1990年的口头忆述，谓“那次会议由丁玲主持，因为萧军一支笔可以管两个党，引起激烈争论”（页 83）。刘白羽《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也记有萧军说过这句话。
(29)《人与人间》，页333—334。不过，他又说“鲁迅要用自己的能力、利益，帮助党，决不想借党的光，把自己‘伟大’起来，以遂自己自私自利的企图”。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因为他“想给那些卑俗的和机会主义的党员们一点警惕，当然为了‘人情’的关系我的形式是应该委婉些”。这些观点和态度，即对共产党政策及领导人物尊敬和仰慕但对下面多数党员厌恶和鄙视，实际已预示萧军未来的结局。
(30)《人与人间》，页410。
(31)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Ⅶ：332。
(32)这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引言的原话，正式发表时做了修改，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59。
(33)《人与人间》，页336，403。不过萧军也考虑过“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页343）。也想过“种两年地，积累一些路费好离开边区”（页412）。萧军终于没有离开，是否也有现实的原因：“为了老婆和孩子，我还要忍耐在这里”？（页434）。(www.xing528.com)
(34)参考“胡风集团”一些成员的反思，原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后收入《李辉文集》第二卷时删去谢韬的看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1，页490）。对照张梦阳《悟性与奴性》中完整的引述（页4—5）。
(35)《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相》，载《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Ⅵ：84。
(36)茅盾：《导言》，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1935.5），页4。
(37)参看Douwe Fokkema，“Lu Xun：The Impact of Russian Literature”，in Merle Goldman （ed.） ，Modern Chinese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p. 92.
(38)许祖华：《在生命意识基点上建构的理论形态—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实践》，载文振庭、范际燕主编《胡风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页145—146。
(39)参考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雪峰文集》，Ⅱ：120—133；尚延龄：《胡风文艺思想新论》，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页5—9。
(40)参考支克坚：《胡风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6），页167—180。
(41)《译文》，Ⅱ：224，234，236，242。
(42)《南·〈自选集〉自序》、《南·我怎么做起小说来》，Ⅳ：455，512。
(43)《胡风全集》，Ⅲ：38。
(44)《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胡风全集》，Ⅲ：555—558。
(45)《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1945），《胡风全集》，Ⅲ：189。文中“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创伤”原误排为“创作”。
(46)《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胡风全集》，Ⅲ：557。对照《三·路》，Ⅳ：89。
(47)Kirk Denton，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tierature：Hu Feng and Lu Li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1998），p. 196 ff.
(48)《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1944），《胡风全集》，Ⅲ：175—178。参考曹菊平：《在历史与价值之间——胡风“主观战斗精神”漫议》，《胡风论集》，页139—140 。
(49)《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1943），《胡风全集》，Ⅲ：56。
(50)《而·革命时代的文学》，Ⅲ：418。
(51)《而·革命文学》，Ⅲ：544。
(52)《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1940），《胡风全集》，Ⅱ：612。
(53)《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道路》（1945），《胡风全集》，Ⅲ：237。
(54)《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1945），《胡风全集》，Ⅲ：188。
(55)《论“自我扩张”》，《胡风论集》，页128—129。
(56)《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1944），《胡风全集》，Ⅲ：180—182。
(57)《以〈狂人日记〉为起点》（1948），《胡风全集》，Ⅲ：425。
(58)李育中：《鲁迅和尼采关系探究》，载《我们心目中的鲁迅》，页136。
(59)参看G.H. R. Parkinson，Lukác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pp. 1-18。
(60)以下有关史实取自Arpad Kadarkay，Georg Lukács：Life，Thought，and Politics，Cambridge，Mass.：Basil Blackwell （1991），pp. 56-85，305 -307。另参考Mary Gluck，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pp. 145-150。
(61)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1987），p. 222.
(62)Arpad Kadarkay，Georg Lukács：Life，Thought，and Politics，pp. 305-307.
(63)《〈七月〉编校后记》（1940.12）及《〈胡风评论集〉后记》（1984），《胡风全集》，Ⅱ：695—696 ；Ⅲ：629 。
(64)尼采著作中仅提过施蒂夫特一次，盛赞他《迟来的春天》（Der Nachsommer，1857）的文笔（M，Ⅱ，2，109； HA（H），p. 336），另有四次则在遗稿中，而这四次中仅一次出现于通行本《权力意志》（WP，Ⅳ，1021，p. 529）。卢卡奇文章的英译谓施蒂夫特成名“多亏尼采”，似乎比中译的“宣传”符合实际。试比较《卢卡奇文学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7），Ⅰ：51； Georg Lukács，Writer and Critic and Other Essays，tr. Arthur Kahn，London：Merlin Press（1970），p. 131。另一方面，施蒂夫特自有其公认的成就和地位，不是尼采一个人就可以吹出来的，见Eda Sagarra，Tradition and Revolution：Germa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830-1890，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pp. 224-233。
(65)《卢卡奇文学论文集》，Ⅰ：61；Writer and Critic and Other Essays，p. 132。尼采的话见FaW，7； BWN：626。
(66)《若干更正和说明》，《胡风全集》，Ⅶ：41—43。
(67)Writer and Critic and Other Essays，p. 126.
(68)见艾晓明：《胡风与卢卡奇》，《文评》，1988：5，页51—65，109；张国安：《论胡风文艺思想和外国文学的关系》及《莫把形似当神似——胡风和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错位》，《胡风论集》，页245—275 。
(69)《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资料汇编》，Ⅳ：337-345。
(70)《聂绀弩全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2），Ⅱ：206—214；Ⅰ：457-461。
(71)《旧时代的回忆和告别——关于〈晨曦的儿子——尼采传〉》（1949.4），载孙乃修编：《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12），页9—13。
(7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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