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温和的尼采-精神界战士文学运动

第二节　“精神界之战士”的文学运动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谈及“改造国民性”的目标：“立人”和建“人国”。⁽²⁸⁾要建“人国”则面对三个障碍：反对天才的文化传统、庸俗的物质主义潮流及满清的奴役和统治（以及因此造成的列强胁迫）。鲁迅在支持种族革命的同时，向国人呼吁“任个人”，让天才得以发展成长；要“张灵明”，反对物质主义，让人的精神得到发扬。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针对不同的读者，即跟他意见相同的知识分子，向他们提出发起一个由“精神界之战士”为主导的文学运动，以克服那些障碍。

鲁迅当时认为，文学尤其是诗歌能激起人们的情感，所以能改变人的灵魂，实行精神革命，亦可鼓动政治革命。⁽²⁹⁾他列举了一批所谓“摩罗”诗人：

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凡是群人……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其中包括拜伦和山陀尔·裴多菲（Sándor Petöfi，1823—1849），他们都是些社会的反叛者，并热心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³⁰⁾鲁迅相信他们的作品能够引起革命，并称他们为“精神界之战士”、为“性解”即天才，在鲁迅的词汇中，“性解”或天才也就是尼采的“超人”。其中的拜伦和裴多菲也是尼采钟爱的诗人。⁽³¹⁾据贝格曼认为，尼采“理想化了”年轻反抗的诗人：“他发现拜伦和裴多菲，从古典天才转到诗人的政治造反者，然后将艺术天才的概念转移到政治”⁽³²⁾，跟鲁迅的思路差不多，虽然贝格曼把尼采的“政治”解读得太直接，已见前述。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诗人都属于所谓积极浪漫主义运动，而积极浪漫主义也代表了“文化现代性”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³³⁾更重要的是，北冈正子在其《〈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中，细致地追溯挖掘了几乎所有《摩罗诗力说》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唯独对尼采的部分却找不到来源。⁽³⁴⁾换言之，尼采的部分是鲁迅按照自己的意见添加上去的，也就是说，鲁迅有意识地把尼采的因素添加在“摩罗”诗人身上，虽然那些尼采因素很可能也是来自间接的日文材料。⁽³⁵⁾

尽管存在着尼采的影响，鲁迅选择“战士”也有其他的原因，其中包括他的个人倾向。这些“精神界的战士”是诗人也是革命者，比起《文化偏至论》中的个人主义者和天才，具有更强的政治色彩和战斗精神。这些特征的来源，与鲁迅写作当时的社会历史氛围也有关系，就诗歌而言，之前在1898年已有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并有黄遵宪（1848—1905）的创作实践；另一方面，当时要慷慨激昂，要叫喊复仇反抗，才“容易惹起感应”。⁽³⁶⁾以战斗的诗人为“精神界之战士”，还因为年轻的鲁迅就有尚武的倾向，而且感情敏锐。例如，他有一个印章“戎马书生”，自署过“戛剑生”。还有一次在南京可能故意骑马过旗营，以表达他对满人的反抗。⁽³⁷⁾鲁迅很可能是光复会成员，⁽³⁸⁾具有相近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有，鲁迅当时也热爱诗歌。这三个因素促使鲁迅的“精神界之战士”，亦即他的尼采“超人”，以摩罗诗人的姿态出现。

然而，“精神界之战士”中的革命战士与浪漫诗人等特征，只是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环境，也就是说，是暂时的。鲁迅曾向许广平坦白过：“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³⁹⁾参加光复会后，有人要鲁迅执行刺杀任务，但鲁迅担心母亲可能没人照顾，犹豫起来。⁽⁴⁰⁾他一度考虑去当军医，似乎也是这种顾虑跟参与现实斗争愿望冲突的结果。⁽⁴¹⁾鲁迅终于了解到自己并非一个“实际行动者”。⁽⁴²⁾在“五四”时期他甚至劝说学生不要参加游行示威，因为他不再赞成虚耗战士、挺身而出的斗争手法。⁽⁴³⁾不过，也必须指出，所谓“精神界之战士”中的革命战士特征，是指政治革命而言。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投身到“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战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精神界之战士”。

至于诗歌，情况则比较复杂。鲁迅喜爱诗歌是他本人年轻的善感、时代的革命豪情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等几种影响因素集合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都有所消退。他后来声称自己不喜欢写诗，甚至说自己不懂诗，很难有诗人朋友。⁽⁴⁴⁾这些话似乎是针对现代诗，虽然他也声称自己不喜欢写旧诗，但实际上却写出好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按照陈顺妍的分析，鲁迅为了新文化革命和未来的社会革命而牺牲了自己的诗歌创作。⁽⁴⁵⁾换言之，诗歌作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手段，这种想法只是暂时的，尽管鲁迅后期明显对诗仍保持兴趣。⁽⁴⁶⁾如果把浪漫主义诗人和革命活动家的影响减除之后，那么“精神界之战士”的特征便剩下尼采的“超人”。(www.xing528.com)

除了激起民族革命之外，“精神界之战士”还有另外一个任务。正如黄颂康指出，那些“战士”通过他们煽动性的文字，唤醒人民的精神，“创造新的国民性”。⁽⁴⁷⁾但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由于不欲明言的原因，宁愿“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⁴⁸⁾因此译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也是“精神界之战士”以及鲁迅文学运动的使命之一。⁽⁴⁹⁾由于这些“战士”必然逆当时的文化潮流而进，而且“诗为人生评骘”，⁽⁵⁰⁾所以他们也必然要进行文化和社会批评。概括起来，鲁迅复兴中国的设想，是以尼采式的革命诗人为中坚，其计划分两部分：首要推翻奴役汉人的满清政府，若不把汉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国民性”只能是奴性，是无从改造的；其次则实际进行改造中国“国民性”。鲁迅认为文学运动，包括文化批评和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对上述复兴计划两部分的设想都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界之战士”一方面鼓动人心，引起革命，将人们从奴隶的现实生活中解放出来，创造有利于改造“国民性”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则通过文学和文化批判而达到启蒙的目的，将人们从奴隶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文学运动，革命才能唤起，“国民性”才能改造。换言之，鲁迅设想尼采式“超人”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化社会批评为中国带来“太平”。但按照鲁迅的设想，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并非终点。尼采式“超人”的创作与批评在革命后还必须继续下去，直到受异族和同族压迫而扭曲的“国民性”得到根本的恢复。

鲁迅不但热心宣扬尼采的思想，还热心付诸实践。鲁迅的学生孙席珍（1906—1984）回忆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告诉他自己曾想当“超人”，但后来放弃了。⁽⁵¹⁾鲁迅究竟什么时候想当“超人”呢？由于“超人”是鲁迅文学运动的主角，所以鲁迅想当“超人”应该是在发起文学运动的时候，而鲁迅在“五四”前，只有在留学日本期间曾有此计划。1907年鲁迅邀集了几个朋友，计划出版杂志《新生》。由于没有资金，计划只好取消。然而鲁迅为杂志准备了一些稿件，后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这些作品可以分成两类：文化批评论文及西方小说的编译。编译小说中如《斯巴达之魂》（1903），就如鲁迅后来所承认的，反映鲁迅鼓动革命的意图。⁽⁵²⁾而其余的，尤其是《域外小说集》（1909）所收，则属于“纯文学”。“纯文学”的提倡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转折点。在鲁迅之前，梁启超鼓吹文学有明确的实用主义目的，主要是要借助政治和军事小说诗歌来推行政治改革。鲁迅早期的文学观虽然明显受梁启超的影响，⁽⁵³⁾然而，用“纯文学”去改变人的精神却是鲁迅的发现。鲁迅这一发现，也标志了他跟章太炎的不同。章太炎对现代意义的文学并不了然，而鲁迅不同意他的观点。⁽⁵⁴⁾所以，章太炎虽然可能启发鲁迅“超人”中的民族革命因素，但鲁迅发起文学运动观点的形成，却并非章太炎影响的结果，而是鲁迅自己的想法。

鲁迅早期写过一些古诗，但差不多30年后，这些诗才正式发表。当时热情鼓吹“诗力”却不发表这些诗作，有点费解。这些诗不可能没有合适发表的地方。鲁迅是越社社员，越社是南社的一支，而南社原就是革命诗人的团体。⁽⁵⁵⁾不少南社社员为辛亥革命出力，甚至牺牲生命。不过鲁迅对南社不满，在1930年两次批评南社革命后不再执笔，⁽⁵⁶⁾似乎反映出鲁迅期望过南社诗人能够成为“精神界之战士”并形成有效的文学运动。当鲁迅绝望地责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⁵⁷⁾他是向同时代有同感的人发出号召，为革命而形成一个文学运动。然而，不单是南社令鲁迅失望，鲁迅自己的努力也得不到响应。《域外小说集》仅仅卖出了20套。这种处境对鲁迅有很深远的影响，使他更靠近尼采，更确切地说，是更靠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赞成“孤独”、赞颂“孤独”的书。⁽⁵⁸⁾

鲁迅在《呐喊·自序》（1923）回忆这段时期中的感受，觉得自己“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⁵⁹⁾

以文学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正是鲁迅设想发起文学运动的“精神界之战士”，也正好证明鲁迅曾想过当尼采式的“超人”。鲁迅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读出孤独，也把自己的孤独读进《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鲁迅对其中的《前言》印象特别深刻，并把它翻译了两次。显然，鲁迅从爱“人”，想教人们“超人”道理，但从市场上得不到一个听众的查拉图斯特拉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因此，鲁迅对尼采“超人”说的认识包含着两个方面：尼采爱“人”，但又绝望于同时代人。⁽⁶⁰⁾鲁迅认为尼采的“超人”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克服这种绝望，鲁迅后来称这种绝望为“虚无”。⁽⁶¹⁾鲁迅对尼采的这种理解在他一生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当他认识到自己无法推动文学运动的时候。

遭寂寞的“大毒蛇”缠住了差不多十年之后，鲁迅终于可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喘一口气。他并没有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