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中揭示中国解禁热潮

第二节　“文革”后解禁的热潮

“文革”结束后，中国学术界空前活跃，打破不少学术“禁区”，其中包括鲁迅与尼采的问题。鲁迅与尼采研究的发展甚为蓬勃，头绪纷繁，越到后来就越难梳理。为论述方便起见，本文初步把这个时期的研究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或部分：（1）解禁后的解读热潮（1977年至80年代中）； （2）文学、美学比较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 （3）学理的探讨与新的共识（20世纪90年代开始）。三者其实互有重叠，二与三说成两股潮流亦可；而解读热潮过后，解读也不是完全停止。但每一阶段大体仍以某一潮流为主。所以这个三分法以时段为主，又以类别为辅，这样分期虽然并非尽善，但多少能够反映出时代学术思想的脉络。至于国外的研究，则按时段加入论述。

第一阶段的热潮（1977年至80年代中），主要是解释和评价，侧重思想方面。

1977年和1978年至少出了三篇文章：李永寿的《如何看待鲁迅初期受尼采影响问题》、张华的《鲁迅与尼采》及陆耀东的《试谈鲁迅评尼采》。⁽⁴⁰⁾这三篇文章即使强调了尼采的反动和鲁迅的误解（也就是坚持“强横”的解读），在当时已是难得的突破。1980年继续出现好几篇文章，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⁴¹⁾，认为鲁迅并非整体地研究和接受尼采；虽不同意“托尼学说”的讲法，但认为“掊物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是以尼采思想为根据的。虽然鲁迅后期跟尼采彻底决裂，但不排除他仍运用尼采的一些表述方式。最重要的是，文章认为尼采对鲁迅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另一篇徐允明的《尼采哲学与鲁迅前期思想》也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例如认为鲁迅“不恶野人”是要以“野人”的劲头反帝反封建，其实正跟尼采的原意相差不是太远，虽然徐允明认为尼采是要恢复野蛮的奴隶制。文中关于唯意志论与辛亥革命、鲁迅“别立新宗”与“渺茫”等论述，以及“精神界之战士”与“超人”及章太炎的影响关系，也很有启发性。⁽⁴²⁾ 1980年10月19日瞿秋白平反之后，讨论就更开放而热烈。其中李育中的《鲁迅与尼采关系探究》和张正吾的《鲁迅早期尼采观探索》反驳了洛蚀文的论点，认为洛蚀文歪曲了瞿秋白的意思。⁽⁴³⁾

这段期间用力最勤的是武汉大学唐达晖和陆耀东。1978年陆耀东发表《试谈鲁迅评尼采》，1979年唐达晖写成《鲁迅前期思想与尼采》。⁽⁴⁴⁾这两篇较早的文章虽然认定尼采是法西斯主义的先驱，但不乏深刻的见解，例如唐达晖引述郭沫若谓鲁迅当时通过浪漫主义接近尼采，指出这跟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有联系，就抓住了当时的时代脉络，点中要害。1981年两人又分别为《鲁迅研究百题》撰写了《鲁迅是怎样对待尼采的》（陆耀东）和《关于〈苏鲁支语录〉》（唐达晖），⁽⁴⁵⁾又合作写成《论鲁迅与尼采》，详细列举了几乎所有鲁迅接受尼采以及两者相似的地方，包括思想、作品和文风。作品除《野草》还有《伤逝》（1925）、《孤独者》（1925）及一些杂文，思想则有进化论、反偶像和个人主义，等等，是一篇相当全面的力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尼采的评价有了弹性，虽然仍然定性反动，但认为尼采充满矛盾，可以让人各取所需；鲁迅与尼采思想主要倾向和体系毫不相近，但局部具体问题则“不无相近之处”。⁽⁴⁶⁾但在当时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论述得最细致、最有说服力的，首推社科院钱碧湘的《鲁迅与尼采哲学》，⁽⁴⁷⁾文章没有否定鲁迅早期受尼采影响，甚至1927年后还有影响的痕迹，但鲁迅后来发现了尼采消极的因素，终于克服了这些影响。总之，“中国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哲学影响的人是鲁迅；中国第一个从思想上真正对尼采哲学进行深刻批判的也是鲁迅”。

然而，钱碧湘的结论是建立在尼采是个反动哲学家这个基础上的，如果这个基础动摇了，她的结论自然就要修订，而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李育中《鲁迅与尼采关系探究》一文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李育中不但否定洛蚀文以“强横”批评派的尼采观取代瞿秋白的说法，还通过自己阅读尼采的心得，质疑尼采与纳粹的关系，含蓄地为尼采平反。李育中称得上是建国后为尼采平反的第一人，比周国平还要早。可惜他的观点没有为别的论者所接纳。不过，跟李育中有近似想法的论者也不是没有。1983年郭志今发表《鲁迅早期对尼采学说的利用和改造》，⁽⁴⁸⁾在认真阅读徐诗荃译的《尼采自传》的基础上，指出鲁迅接受尼采的“进化论”，而尼采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并认为鲁迅的个人主义采用了尼采的“超人”学说，而尼采的“超人”学说是对人生采取积极态度，有理想，肯上进。郭志今认为，尽管尼采跟法西斯主义扯在一起，但他的哲学可以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这个新的方向中，郭志今比较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和鲁迅的“主观战斗精神”，跟李育中的看法不谋而合。同年还有许国璋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与西方文学的接触和他的哲学探索》，作者显然了解英语世界在第二次大战后对尼采的重新评价，认为纳粹用尼采为“神道设教”与鲁迅无关。作者知道英译“超人”从“superman”改成“overman，也应该知道这译文变化背后的解读变迁，所以没有把“超人”理解为法西斯主义先驱，而是理解为“思想上胜过现时代的人”，认为鲁迅喜欢尼采的“超人”是因为他“敢于争天抗俗”，给他一种静观，一种峭拔，一种哲学通脱。

张梦阳在《略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在文化巨人崛起过程中的心理作用》中表示对乐黛云、陆耀东、唐达晖、钱碧湘等力作，“首肯其主要论点之外，还有余意未尽之感，觉得关于尼采的超人哲学对鲁迅等文化巨人的积极影响似乎还应该正视得更胆大一些，肯定得更充分些”。甚至提出“应不应该提倡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的‘超人’学说”的问题。⁽⁴⁹⁾

对尼采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文章仍有不少。王富仁《尼采与鲁迅前期思想》对“任个人，排众数”的积极意义有深入的探讨，指出鲁迅用尼采“超人”只是先觉者的代名词，而马克思主义也不否定少数先觉者的作用。又认为“排众数”并非是排民众，但认为尼采学说实质是扼杀个性，摧残人性，鲁迅早期吸收了尼采的毒素。⁽⁵⁰⁾时萌的《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赵晓笛、赵晶晶的《尼采超人学说和鲁迅的进化论》和魏延年的《前期的鲁迅与尼采“超人”思想》都认为尼采“超人”与鲁迅的个性解放本质对立，⁽⁵¹⁾时萌认为鲁迅思想难以用“托尼学说”来概括；魏延年认为鲁迅“掊物质”、“任个人”是根据进化论和个性解放，并非尼采“超人”思想。同时也有文章坚持洛蚀文的观点。⁽⁵²⁾(www.xing528.com)

此外，彭定安探讨了摩罗诗人与尼采的超人。⁽⁵³⁾许怀中从文艺潮流的角度谈了鲁迅与尼采。⁽⁵⁴⁾还有赵家璧《鲁迅·梵澄·尼采》忆述鲁迅如何热情鼓励和帮助徐梵澄翻译尼采的著作。徐梵澄《星花旧影》回忆了鲁迅的帮助和对尼采的推许。⁽⁵⁵⁾

若要总结这个阶段的研究，至少有两点可以说明取得很大的进展。首先是打破禁区；其次是比较实事求是。尼采对鲁迅早期的影响，诸如早期的个人主义、“五四”的进化论、《狂人日记》及《野草》等等，已逐渐为主流意见所接受，虽然对尼采的理解仍以“强横”批评派为主，大多数仍强调鲁迅与尼采不同，但认为有积极影响的已不乏人，不过，也只能限于早期而已。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洛蚀文等人的观点不再是主流，也是重要的变化。不过1981年具权威性的《鲁迅全集》对尼采的注释，仍采纳洛蚀文等人的说法，把尼采当成反动哲学家，鲁迅误解了他，后来改变看法。⁽⁵⁶⁾

就在中国鲁研界对鲁迅尼采问题讨论高潮过后，文化思想界却开始了第四次“尼采热”，其热度足以为尼采平反。⁽⁵⁷⁾然而中国这次“尼采热”对鲁研界似乎影响不大，⁽⁵⁸⁾20世纪80年代末到底有一些文章比较“温和”，最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唐弢为汪晖《反抗绝望》写的序。⁽⁵⁹⁾这篇题为“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鲁迅”的序，大部分篇幅其实是就鲁迅尼采问题为自己“翻案”，指差不多50年前洛蚀文歪曲了他的原意。唐弢认为，鲁迅从尼采处摄取进化论至少当时是积极的；影响不等于全盘照搬；鲁迅主要将尼采当成诗人或文学家来介绍。又认为“鲁迅爱好尼采有许多客观条件，从个人气质说，从内在的心理状态说，我以为也同样存在着可以接受尼采某些思想的禀赋”。鲁迅思想的浪漫主义成分，自幼养成独立思考，不为现有成规所囿，所以在日本时喜欢尼采，是“不言而喻”的。唐弢还指出，不应无视鲁迅对尼采前后有变化，但“过分强调这种变化也可能背离事实”，鲁迅后期的杂文，文体风格上便仍有尼采的影子。虽然只是文体，但“作为像尼采或者鲁迅那样著名的文体家对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采取的形式，却仍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将鲁迅后期接受尼采的思想和形式的积极影响说得很婉转。由于唐弢大谈鲁迅与尼采，所以他提出“应该大写”，似乎可以理解为大写这个题目。

此外，还有夏志厚的《尼采对鲁迅的影响》，认为“鲁迅从来都没有全盘肯定或否定过尼采，前期的肯定中有怀疑，有否定；后期的否定中则依然有肯定，有借鉴”。“很难想象，抽去了尼采的影响，鲁迅将会以怎样一种面目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⁶⁰⁾广东社科院李莘的《同途殊归的鲁迅与尼采——鲁迅接受和扬弃尼采的原因探析》基本上接受了“平反”了的尼采，在这个基础上探讨鲁迅对尼采的扬弃的原因，他举出的例子是具体的爱国与抽象的爱人类、执著与脱离现实、谦逊与狂妄，等等。⁽⁶¹⁾

在这期间，国外也有一个小小鲁迅尼采研究热潮，不过基本上是“温和”尼采的解读，大部分都有中译。1980年德国苏珊·魏格琳（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的《鲁迅与希望原理：鲁迅对赫胥黎及尼采理论的接受》探讨了作为希望原理的鲁迅的进化论和尼采的理论。⁽⁶²⁾所谓希望原理，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的一个哲学命题，简而言之就是不满现状，不断要求改进，要求进步。在澳洲，则有陈顺妍（Mabel Lee）和戴凯利（David Kelly）。戴凯利在1981年澳洲国立大学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研讨会上提交了《鲁迅与尼采》的论文（但后来修改在学报上发表时，题目改成“尼采在中国”），⁽⁶³⁾谈及尼采和鲁迅都批评中国国民性，指出尼采之所以能够为鲁迅接受，是由于他的道德文化批判以及论述表达的方式跟中国传统有一致的地方。陈顺妍《从庄子到尼采：论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她比较系统地探讨鲁迅与尼采的文章，利用了西方比较庄子和尼采的研究成果，指出庄子对鲁迅与尼采的契合可能起到的作用。⁽⁶⁴⁾不过以上的文章都没有中译。笔者也发表了一篇《鲁迅与尼采：1927年后的影响和契合》。⁽⁶⁵⁾在日本，除伊藤虎丸的著述外也出现几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包括川上哲正（Kawakami Tetsumasa）的《鲁迅尼采初探》及中国何乃英的《鲁迅与尼采》，⁽⁶⁶⁾川上哲正的文章综述日本鲁迅尼采研究的情况，对为了排除鲁迅身上尼采影响而“丑化”尼采，或担心尼采危险性而扭曲鲁迅与尼采的关系的论说，提出批评。还有山口惠三（Yamaguchi Keizō）《鲁迅译查拉图斯特拉前言的过程》，认为鲁迅的白话译文主要参考生田长江（Ikuta Chōkō）的日译。⁽⁶⁷⁾ 1989年在瑞士的冯铁（Raoul D. Findeisen）也写了一篇涉及鲁迅尼采的文章。⁽⁶⁸⁾

这里应该专门介绍伊藤虎丸的研究。伊藤虎丸在1973年开始发表研究鲁迅与尼采的成果，第一篇为《关于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后出版两本研究鲁迅的专著《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1975）及《鲁迅与日本人——亚细亚之近代与“个”之思想》（1983） ，⁽⁶⁹⁾里面都有研究鲁迅尼采的章节，这些章节和一些散篇已收入《鲁迅、创造社与明治文学》一书，⁽⁷⁰⁾《鲁迅与日本人》全书更有中译，⁽⁷¹⁾其中的论述较以前清晰严谨。伊藤虎丸的主要贡献，是介绍了尼采在日本传播的情况，例如关于高山樗牛（Takayama Chogyū，1871—1902）和登张竹风（Tobari Chikufū，1873—1955）的观点，以及鲁迅接受尼采的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例如日本“政治青年”向“文学青年”的演变。伊藤虎丸特别探讨了鲁迅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回心”，认为鲁迅从尼采个人主义中得到强调人的精神的启示，“想通过彻底否定传统来求得民族精神的复兴”。伊藤虎丸的研究其实也是对日本现代文化的检讨，其实带有很强的现实使命感和自我反省。所以有些地方，如比较鲁迅与内村鉴三（Uchimura Kanzō，1861—1930），恐怕是因为内村鉴三从基督徒的角度看尼采，跟伊藤虎丸本人一样，但对于鲁迅与尼采的问题其实没有“事实联系”的关系。⁽⁷²⁾

笔者鲁迅与尼采研究的心路历程见附录，从略。这里只述事实。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有关的研究论文，后来结集成《尼采与鲁迅思想发展》一书在香港出版，⁽⁷³⁾其中《进化论与超人的矛盾——论“五四”时期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及《鲁迅与尼采：1927年后的影响和契合》曾在国内发表。⁽⁷⁴⁾这本小书主要是提供华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1921—1980）非纳粹的尼采，在这个基础上论述尼采对鲁迅各个思想阶段的积极影响，又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结合尼采学说的事例，说明曹聚仁所谓“马列尼采，兼收并容”，在历史上和理论上并非没有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