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忱《水浒后传》、钱彩《说岳全传》、褚人获《隋唐演义》

清代小说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其表现是小说的形式比以前更加多样，有长篇巨制，有传奇式的短篇，还有连环的长篇。写作技巧更加成熟，它已经不像明代那样，无论长篇或短篇都是文人在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加工编撰而成的，而是作家独立创作的，在性格、环境和细节描写方面更加充分细致、更典型化了。它反映的社会生活更深刻更广泛，几乎接触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其中传奇式的短篇如《聊斋志异》是继承六朝志怪、唐宋传奇发展而来，结构紧严的长篇巨制如《红楼梦》是继承《金瓶梅》发展而来，连环式的短篇如《儒林外史》是继承《水浒传》结构形式发展而来。此外，《水浒后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都是《水浒传》创作精神的发展。

（一）蒲松龄的生平及其创作思想

《聊斋志异》是我国历史上成就最高的短篇小说集，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家庭中，高祖、曾祖都是秀才，父亲蒲槃才是个童生。这样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的举业心，少年时代科场比较顺利，十九岁考上了秀才。以后则屡试不第，到七十一岁始被录取为贡生。他一生穷愁潦倒，三十一岁时为生活所迫，应同乡孙蕙之聘，到宝应县做幕宾。时间不久，第二年便回来了。这期间他体验到一些官场生活，写了《南游诗》集，其中不少篇章揭露了“达官显宦”的奢侈生活。回家之后，便到同县乡宦毕家做塾师，毕家藏书很多，给他以浏览古书秘籍的机会，对他的文学修养的提高有很大作用。这期间，他又几次去应乡试，皆未中，之后他便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中了。他在《自志》中谈到了自己创作的艰苦过程，说明了自己进行创作时的悲惨境遇和愤激心情，说明了自己搜集了多少材料，经过了多少思想斗争和辛勤劳动才完成这部艺术品的。同时也申述了他的艺术观点和所继承的艺术传统。他推崇屈原、庄子、刘义庆、干宝、李贺、苏东坡等，并以继承他们的精神为己志。屈原赋香草美人，李贺吟牛鬼蛇神，都是有所感而发的自然天籁之音。那么，他所写的狐、魅、花、妖，也是有感于社会的不平，“遄飞逸兴，狂固难辞”，始“成孤愤之书”的。

蒲松龄对封建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对人民的生活也有充分的认识。从现有材料看，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和广大人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为人民受灾，悲愤而上书（《救荒急策上布政司》）；为人民受压迫，恼怒而责斥孙给谏（《上孙给谏书》）；为人民被剥削，激昂而攻击官府（《放生池碑记》）；为修成一座桥梁而欢欣，为久旱降甘霖而高兴；为循吏薄税敛而喜悦。为了人民的需要，他还作了《农桑经》、《日用俗字》、《婚嫁全书》、《药崇书》等有益于人民日常生产、生活和教育的著作，而且都是“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药崇书序》）。他对生活的深入了解，对人民疾苦的深切体验，是促成他作品成功的基础。

蒲松龄是通过幻想的形式反映现实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特点去设想、安排天堂地狱并创造鬼、狐、花、妖的性格的，他笔下的阴曹地府和鬼、狐、花、妖都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复制。《于去恶》篇中即正面说明“盖阴之有诸神，犹阳之有守令也。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凤仙》篇也感叹说：“嗟乎！冷暖之态，仙凡固无殊哉！”他是以神奇的人物来概括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所以，其风格“颖发苕竖，诡恢魁垒”（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其义足以动天地，泣鬼神”（蒲立惪《书跋》），表现出卓越的艺术力量和思想深度。

（二）歌颂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和叛逆性格

《聊斋志异》最突出的内容是歌颂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并强化这种斗争，使被压迫者最后取得胜利。蒲松龄笔下许多被压迫被剥削被掠夺的人物，都不甘于自己的处境和遭遇，总是通过各种形式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不达到目的决不甘休，这种彻底的反抗精神是《聊斋志异》思想内容最鲜明的特色。

《聊斋志异》中创造了不少顽强、刚烈、有彻底反抗性的人物，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无论男女都肯赴汤蹈火、坚贞不屈，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席方平的父亲被羊姓富豪打死，他出生入死要替父亲报仇，从城隍、郡司一直告到冥王。然而这些地方都被羊某贿赂好了，不但不受理案件，反而用威胁诱骗的方法要席方平屈服。席方平受尽了械梏、杖责、炮烙、锯解等毒刑，冥王问他敢再讼否？他激愤地说：

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不言讼，是欺王也，必讼！

经受了各种严刑峻法，始终不屈。同样商三官的父亲被豪强打死，她到官府去告，官府弃置不理，她迫不得已，暗中投作戏优，到豪强家去陪筵，夜间伺隙将豪强杀死。再如：隐姓埋名三年最后斩下仇人首级的侠女、为丈夫报仇乘机手刃敌人的庚娘、忍辱含垢“卧薪尝胆”的冯生等，他们都是那样果敢智慧、英勇无畏，将大仇不报引为终身遗恨，直到把敌人消灭，才算泄了胸中不平之气。作者对他们这种反抗斗争精神和勇敢、侠义的性格倾注着满腔热情，尽情地歌颂：“千古烈丈夫中，岂多匹俦哉！”（《庚娘》）“愿天下闺中人买丝绣之”（《商三官》），以志纪念，并广其传。

他们或者是由于自己被迫害而起来反抗，或者有感于被压迫者的负屈含冤，见义勇为而与压迫者展开生死斗争，其基本精神是对敌人的不屈服，被压迫者战胜压迫者，人民的力量战胜反动的力量。他们或者死后变成鬼魂雪了冤（《窦氏》），或者由聂政代替报了仇（《聂政》），或者化作巨龙在阴雨天里把豪强的头攫去（《博兴女》），有的化作猛虎龁吞了恶霸的头（《向杲》），有的由灌口二郎伸冤（《席方平》），有的由侠义之士雪恨（《红玉》），王鼎杀了狱卒，夺取伍秋月而出（《伍秋月》），周仓振臂击仆县令，使朱生冤情大白（《冤狱》），最后都使正义得到伸张。这些人都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英勇无畏的反抗精神，他们对自己的悲惨遭遇不是负屈含冤了事，而是坚决彻底的报仇，妥协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了解到“馁怯者鬼益侮弄之，刚肠者不敢犯也”（《章阿端》）。他们宁为玉碎不求瓦全。这一切促使他们成为具有浪漫主义的性格特征。这些人物的斗争都是为作者所理想化了的，它不拘泥于具体的实际生活，而且超出实际生活，甚至是逆着实际生活而出现的。实际生活中并未出现聂政死后替人报仇，以及周仓、灌口二郎和巨龙，而作者却创造了这些形象。这种逆着实际生活而行的人物，从其性格本质看，却是最能体现生活的特点和规律的，因为他们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意志和正义心。

蒲松龄所描写的被压迫者向压迫者的反抗斗争精神，甚至在他创作的一些寓言故事中的禽兽身上也体现出来。《禽侠》中的鹳鸟每次生幼雏都被巨蛇吃掉，后来有一只大鸟腾空飞来，“以爪击蛇，蛇首立堕”，为鹳鸟报了仇。《义鼠》篇中的一只老鼠，为了抢夺被毒蛇衔去的自己的同伴，和毒蛇展开了反复的斗争，直到蛇“吐死鼠于地上”，才肯罢休。这些寓言故事都以象征、比喻的方式来揭露现实的矛盾和斗争，具有深刻的意义。寓言在我国文学中有悠久的传统，从庄子、列子到唐朝的柳宗元、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以及宋末元初的邓牧等，源远而流长。不同的是庄子、列子多以寓言来说明一个哲学道理，而柳宗元以后的寓言小品主要是抨击现实、鞭挞现实。鲁迅用“几乎全部是抗争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来概括它的内容，就说明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蒲松龄便是直接继承柳宗元等这种寓言文学传统的。蒲松龄描写了被迫害被摧残者的反抗和斗争，写他们在与敌人作斗争中的英勇神态。他们的“神情一何可畏！”遇人不避，“而意凛如也”（《侠女》）。表现了他们临阵不惧、敌忾同仇的无畏精神。

蒲松龄笔下这些理想化的形象和情节，是建筑在他对现实社会深刻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目光的锐利和发掘的深广，同时从他的其他诗文中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认识。他在《放生池碑记》中说：“贪生杀，以是而司牧于上，举凡钱谷之输将，庸讵有念民膏而抚字者乎？刑名之出入，庸讵有得民情而哀矜者乎？工役之兴作，庸讵有惜民力而轸恤者乎？……鱼其有知，必且聚族而谋，相与大恐，使知有恐，而杀身之怨，始有专归矣。”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奴役，使遭杀身之怨的广大人民，必然将自己的愤怒怨恨集中于他们，和他们展开誓死的斗争。这正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特点和规律。蒲松龄所创造的许多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形象和情节，它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体现了这种特点和规律。

《聊斋志异》另外一项重要内容，是歌颂叛逆性格，赞美高尚品质，鞭挞庸俗和品德卑下的人。《聊斋志异》中写了不少人和鬼、狐、花、妖的爱情故事，奇特的是这些鬼、狐、花、妖都和人生活在一起，和人做朋友、结夫妻，鲁迅所谓“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者也。他们一般对封建社会都不是驯服的，有些是带叛逆性，大部分则具有高尚的品格。作者把人间和鬼域以及花神的境界结合起来，在人间得不到的东西，可以到鬼域去追求，也可以到花神方面去寻觅。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和友谊，往往成为与社会发生冲突的原因。《连城》就是极优秀的一篇，女子连城背叛了她父亲史孝廉把她许配给盐商的婚约，而自由地追求贫士乔生，盐商对她进行迫害，她悲愤而死，乔生去吊也痛悼气绝。在阴间相见，二人表现了一种凄惨、痛楚的情感：

见连城与一白衣女郎，泪睫惨黛，藉坐廊隅。见生至，骤起似喜，略问所来。生曰：“卿死，仆何敢生！”连城泣曰：“如此负义之人，尚不吐弃之，身殉何为？然已不能许君今生，愿矢来世耳！”

誓同生死，不折不挠，最后果然复生，二人结为夫妻。盐商又来威逼，她又以死来抵抗。他们为了争取自由理想，而反对封建门阀制度，蔑视权势。他们可以为理想而死，为理想而生，理想可以生死人、肉白骨。这一点在精神实质上是汤显祖《牡丹亭》的发展。同样具有叛逆的反封建性的人物很多，《封三娘》中的范十一娘被父母和邑宰所迫，许配给某绅士的儿子，她却矢志“非孟生，死不嫁”。果然当临妆出嫁时，为了忠于孟生的爱情，自刭而死。《青梅》中的婢女青梅见张生贤良，怂恿小姐阿喜嫁他。阿喜父亲嫌张生贫穷，不许。青梅愿自媒自嫁，求阿喜向主人说情，发誓“不济，则以死继之”。表现同样内容、具有同样性格特征的作品和人物，还有《阿宝》、《宫梦弼》、《宦娘》、《阿绣》、《陈锡九》、《薛慰娘》、《寄生》、《锦瑟》、《细侯》、《瑞云》等。这些人物形象的共同倾向，是反对封建门阀制度，蔑视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为了坚持理想不惜牺牲一切。他们都是富有智慧的青年，柔肠侠骨，多情尚义，坚贞不屈，敢于冲破封建制度的一切藩篱，誓为争取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到底。

《聊斋志异》描写内容的离奇，不单纯在于写了鬼、狐、花、妖的奇，更重要的在于写了不少人物的奇异品格。作者在《褚生》篇的赞语中说：“其志其行，可贯日月，岂以其鬼故奇之欤！”作者自己就是尚气节，“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他曾赋秦松云：“今祖龙已亡，山河屡易。扛鼎雄君，歌风赤帝，玉帐妖姬，铁衣猛士，七叶金貂，千年常砺，一皆草腐烟消，香埋珠碎，独有大夫（秦松）存昂藏之瘦骨，亘古今而不坠。”（《秦松》）这种对品格的崇高和自我修养，同样渗透在他的人物创造之中。《乔女》篇的乔女是受不平之遇的下层妇女，因貌丑故年长不能婚配，找个丈夫不幸又死去，立誓不再嫁。孟生妻死要续娶，感于乔女的贤德，欲娶她抚养孤子，乔女以貌丑，坚决不嫁。后来孟生死，孤儿啼哭于室中，乔女奋然愿代孟生抚养孤儿，她说：

妾以奇丑，为世不齿，独孟生能知我，前虽固拒之，然固已心许之矣。今身死子幼，自当有以报知己。

因而抚养孤子由读书、娶妻到入泮，才算了结平生之愿。她的急人之难、舍己为人的精神和孤介峭直的品格，显示了极其感人的力量。《香玉》中的牡丹花精和黄生结成生死之交，不料，游人将其移植家中，它便“日就萎悴”。花神为他们的至诚所感，令其复生，花大如盘。无奈道士砍其连株，它又“憔悴寻死”。它坚贞不屈，任何事故和手段都不能改变其节操，动摇其意志。蒲松龄赞美这些人的高尚品格，尚气节，重仁义，特别强调了知己之情、生死之交等，这在那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封建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聊斋志异》中创造了许多高洁的人物，我们称许的不只是他们的高洁，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对理想表现了大胆的坚持。

和这种倾向相对立，《聊斋志异》还进行了对封建社会一切庸俗、丑恶、黑暗、市侩小人的批判，对自私自利、守财奴、吝啬鬼的讽刺，对轻薄儿、贪婪者、品德卑下人的嘲谑等。《崂山道士》中一个世家子弟到崂山学道，心志不诚，不肯吃苦，反而要学得道术，请求道士传他入墙钻壁之法：

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以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骤入，勿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资斧遣之归。抵家自诩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

这是对那些居心不善者的鞭挞，对心志不诚而想窃得利益的市侩作风的讥讽，正像作者所说“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蒲松龄笔下这种庸俗、贪婪的市侩，充斥于整个封建社会。朱孝廉见到僧寺墙壁上的散花天女便想入非非（《画壁》）。滨州秀才知道自己的朋友狐仙善幻术，便要求他帮助自己生财（《雨钱》）。他们卑鄙自私、损人利己，视财如命，当牛瘟盛行的时候，却将医牛瘟病的方子秘而不传（《牛瘟》）。当风浪大作，船将倾覆的当儿，恐怕载重易沉，遂将同伴推上另一只船（《孙必振》）。他们要求道士教给自己骗人的把戏，好去骗人（《单道士》），自己吝啬成性，“一毛所不肯拔”（《募缘》），以至于“非儿女婚嫁，坐无宾，厨无肉”（《霍女》），把积累下来的钱都藏在佛像脑后，临死之前还“登佛坐，抱佛头而笑”（《死僧》）。他们好色贪鄙，品德败坏，见年轻妇女便尾缀不辍（《瞳人语》），或装作自缢以逗少妇一笑（《戏缢》），或见异思迁，毫无真情可言，为了获得新欢，不惜把前妻驱逐出门（《阿霞》）。对这一切丑恶、肮脏、污秽、卑下的社会现象，作者都给以无情的揭露、讥讽、鞭笞和批判。写他们的咎由自取，给他们以应得的惩罚。贪欲好色者，最后落得妻妾两空。刻薄吝啬者，被别人将财产挥霍殆尽。欲嫁祸于人者，反而自被其祸。欲损人，反而害己。或受天谴，或被人惩，要之，都归于“赏善罚淫”（唐梦赉《序》），表现了人民的爱憎、人民的善恶观念和人民对这些黑暗腐朽卑鄙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的情感。

（三）愤慨社会的不平和官吏的腐败

《聊斋志异》对封建社会一切不平现象进行了指责、抨击和控诉，其愤慨激烈的情绪甚至发展到怀疑、质问和否定天道的地步。这种愤慨是由于蒲松龄一生的不平遭遇所引起的，它像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冲击着封建社会。蒲松龄是个一生不得意的人，从十九岁“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如棘闱，辄见斥”（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成为贡生。在《责白髭文》中借对白髭的指责，发泄自己的愤慨说：“我方抱苦业，对寒灯，望北阙，志南溟。尔乃今年一本，明年一茎，其来滚滚，其出营营，如褦襶之客，别去复来，荒芜之草，刬尽犹生，抑何颜之厚而不一也。”“其生平之侘傺失志，获落郁塞，俯仰时事，悲愤感慨，又有以激发其志气”（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在《自志》中他描写自己凄楚、孤愤的心情道：“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蒲松龄基于对封建社会的愤懑和不平，在自己的作品中就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的指责、控诉和反抗精神。《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却终生困于场屋。丁乘鹤看见他的文章大为激赏，为他游扬于学使，结果仍然落第。他因此立意把平生所学全部教给丁乘鹤的儿子，一则以报知己，一则“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司文郎》里登州宋姓，生时颇负才名，但屡试不中，死后郁愤不减，找到王平子，“极力为他山之攻”。王入试不料又被黜，他竟号啕大哭，悲痛不能自止。《于去恶》篇的于去恶死后，到阴间因科场失意，忽而抚掌大笑，忽而泫然流涕。从这些人物的实际遭遇中体现了作者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有才学者终沉草莽，目不睹坟典者却得高中。他自己也激动地说：“嗟乎！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首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苦之人，卞和唯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散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叶生》）这是他自身的不平，同时也是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作者控诉了封建社会贤愚颠倒、曲直混淆的现实，也批判、指斥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精神上的奴役、麻痹，使人们精神失常、肢体残废。王子安由于日夜盼望中高科，以至于醉梦中都听道报子连报他中了举人、进士，做了翰林等。屡呼长班不应，顿足斥骂，倾跌在地上，口里还大喊：“长班可恶，我故惩之。”多么可笑可悲。杨大洪听说报考优等的报子来了，心想必有自己，正在吃饭，急出追问，知道落第之后，便嗒然沮丧，咽食入鬲，遂成病块。此外，像《司文郎》、《贾奉雉》等篇都描写了这些人被科举制度弄得神魂颠倒，疯疯癫癫。他们为什么这样热衷科举呢？作者在《胡四娘》中揭示得很清楚，胡四娘的丈夫程孝思是胡家四个女婿中最贫的一个，在胡家受尽了讥讽揶揄，甚至嘲笑他称之为“贵人”。四娘也因之大受冷遇。后来程孝思得中高科，形势立刻变了：

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

谜底揭穿了，所谓“贫贱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就是封建社会的风尚，封建社会的道德、人情。

作者对这种腐朽堕落的社会习尚表示极大的不满，对封建制度所造成的人们精神上的失常状态给以辛辣的讥讽和嘲笑，同时对他们也充满了同情和悲悯，所谓“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甚焉”（《王子安》）。作者在其《大江东去·寄王如水》的词中，也表现了同样的感情：“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病鲤暴腮，飞鸿铩羽，同吊寒江水。见时相对，将从何处说起？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糊眼冬烘鬼梦时，憎命文章难恃。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未能免俗，亦云聊复尔尔。”他的郁郁不平之气，他的痛苦、辛酸、怨恨、懊丧全都发泄出来了。当然他这种不平之鸣，不只是表现在科举仕进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像《考弊司》中的闻人生大呼：“惨惨如此，成何世界！”就是对残暴刑法的控诉。《公孙九娘》中写于七起义被屠杀，九娘“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并口占两绝，其中有云：“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其凄婉悲痛的情绪，也是对清朝统治者屠杀政策的控诉。《林四娘》中的四娘那种悲凉凄恻的故国之思，她的《伊凉词》的哀婉之音，追忆当时宫中的情况“谈及式微之际，则哽咽不能成语”。她的诗所表现的那种激荡人心的感情，都是对造成她死难的那个社会的愤慨和不平。此外，对其他方面题材的描写，也表现了同样的思想倾向。但是，为了更实际地说明问题，所以采用与他切身经历有密切关系的部分来论述。

蒲松龄由于个人不得志及一生的不平遭遇，从而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更清楚了，“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壁，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书》）。这就是他的愤激之言。社会的不平激起他更强烈的反抗精神。他对封建的神权和天道发生了怀疑，对它提出了正面的指责和质问。他为徐公做官廉正爱民，结果却被暴雷击死的事而感叹：“天公之愦愦，不已多乎！”（《龙戏珠》）由于宗子美的终日取乐，最后招致应得的祸患而从反面提出“世之长困而不一亨者，又何以为解哉？”（《嫦娥》）他为张济于家降临福神魁星，结果却终身潦倒、家破人亡而质问道：“彼魁星者，何以不为福而为祸也？”（段刻本《聊斋志异拾遗》）又在《祭蜚虫文》中说：“神如正直，当不如此！”并作《问天词》对历史上一切黑白颠倒、曲直混淆、贤愚不辨的现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些都是对封建的神权、天道的怀疑、指责和否定。在封建社会里所谓天道、神权，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权力意志的体现，否定天道、神权，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我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曾对封建的神权和天道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质问和抗议，屈原的《天问》、司马迁的《伯夷列传》、陶渊明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关汉卿的《窦娥冤》，都基于社会的不平，对封建社会、历史，对天、神发出了反抗的呼声。蒲松龄就继承了他们这种反抗和斗争精神。

《聊斋志异》对贪官污吏进行了鞭挞和批判，批判他们的虎狼本性。对清官廉吏也予以赞扬，赞扬他们为民伸冤的精神。蒲松龄对贪官污史的揭露和讥笑，随时流于笔端，笔之所到，意即寓焉。《纪灾后编》有这样一则：“某邑诸生告灾于令，呈蚄。令咄之，谓是什么物？何足称灾！又呈豆螟，始骇，始诘名。一生答曰：‘此所谓糊突虫也。’闻者皆匿笑。”这个所谓父母官，不过同样是个荼毒人民的糊涂虫而已。《聊斋志异》中的《梦狼》就是写这类糊涂官荼毒人民的罪恶。他们在任时只顾逢迎上司，毫不爱抚人民，因为他们认识到做官的关窍在取悦于上司，“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复令上台喜也！”因此他们便不顾百姓的死活，专去敲剥、纳赂、蚕食民命。衙署里蠹役满堂，群狼当道，白骨如山，造成民冤四伏的局势。作者揭露他们都“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藉于庭”。或者“官虽小，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矣”（《潞令》），或者媚上取宠，“疏告九重，谓民乐输”，敲扑农民，“比追乐输”谷款（《韩方》）。湖南巡抚“位极人臣，赇赂贪婪，不可悉数”（《王者》）。王县令听讼时，按罪的轻重，罚良民交纳蝴蝶自赎，在“堂上千百齐放，如风飘碎锦，王乃拍案大笑”（《放蝶》）。宫廷中喜欢促织之戏，每年向人民征敛，逼得人民家破人亡（《促织》）。这些昏官暴吏，以民命取乐，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作者感叹道：“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则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聊斋志异》手稿）这里不但批判了一般昏官暴吏，也攻击了最高统治者，指出了从皇帝、公卿到一般官吏都是人民苦难的制造者，“官宰半强寇，有不操矛弧者耶”（《成仙》）？可是，作者的主旨还不只是批判这些，而在于批判当时的残暴的政治制度，作者引用孔子的话说：“苛政猛于虎也。”

《聊斋志异》一方面对贪官污吏和黑暗政治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歌颂人民反对贪官污吏和残暴统治的斗争。湖南巡抚把贪污的赃款派人押送京师，半路却被侠义之士盗劫而去（《王者》）。白翁之子在还乡途中，被受冤的人民将头割掉（《梦狼》）。这种斗争反映了被压迫人民要求报仇的希望和心愿，所谓“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

《聊斋志异》不但揭露了“昔之民社官，皆为势家役”（《王大》）的官府的阶级实质，而且也赞扬了极其个别的廉洁官吏，写他们爱护人民，断案贤明。《王十》篇的附则中写邑宰张石年的清廉作风：

肆中得二负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执至官。公问：“贩者二人其一焉往？”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股病不能奔耶？”曰：“能奔。”“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试奔，验汝能否？”其人奔数步欲止。公曰：“大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门而去。

贩私盐本来是违犯封建国法的，但张石年鉴于他们为生活所迫，竭锱铢之本，求升斗之息，竟把他们放了，其爱民作风令人敬佩。张石年离开淄川的时候，作者曾赋悲喜十三谣赠别，其中也写到当地人民对他的爱戴和尊敬。这些官员为百姓的苦难担忧，竟至于感动蝗神，使他所管辖的地区免受灾害（《柳秀才》）。另一部分官员理案断狱十分明哲，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所以能解除民冤。如《胭脂》篇中写施公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将一个复杂案子廓清。他仔细审查，并反复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因此“移案再鞠”。他从追逼、叱诈、对证、分析中查出凶手毛大，从而推翻了经太守吴公判断过的如山铁案。周元亮根据一柄诗扇，便把杀害范小山妻子的真正凶手调查出来（《诗谳》）。于中丞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发现路上抬死人的一伙是强盗（《于中丞》）。此外，像《老龙船户》中的朱徽荫、《太原狱》中的孙公，都以丰富的经验智慧理清了冤状。这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况钟和海瑞的形象，他们明哲、智慧和神奇，善于处理头绪纷繁的案件，使民冤得伸。作者怀着一种喜悦的心情对他们加以赞扬，为他们写传记，“以补循吏传之所不及者”（《邵临淄》），希望对后来的昏官庸吏有所劝诫，“志之，以风有位者”（《新郑狱》），作者用心之苦可谓良深。但是，这类官吏在当时是极少见的，一郡之中“其实可称为官者……一人而已”（《一员官》），这又是对封建社会的极大讽刺。

（四）揭露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章是揭露封建社会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的。这部分作品虽然形式上写的是家庭问题，实际上却联系着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兄弟之间争夺财产，悍妇凌辱丈夫，翁姑虐待儿媳，继母迫害子女，家庭衰落引起豪强的欺凌等等。

《仇大娘》篇写仇仲被强寇掳去，强豪欲夺其妻邵氏做妾，邵氏矢志不屈。流氓无赖魏名者，又挑拨仇仲之子仇福、仇禄的关系，怂恿仇福与弟析产而居。仇福听信他的话，结果自己的财产全被骗走了，又将妻子卖给恶霸赵阎罗。其妻不从，即“拔笄刺其喉”，以示反抗。魏陷害了仇福夫妻，又设计谋害仇禄，诬告仇禄通盗，被流徙远方。其内容重点地揭露了统治阶级怎样千方百计地迫害无辜良民，揭露了他们的阴险本性。他们犯了法，应该鞭楚，但“隶相顾，无敢用刑”，可是他们对人民却用毒刑笞楚。作品描写了仇氏一家母子、夫妻、兄弟之间的仇恨，同时揭示了这种仇恨是当时社会造成的。《曾友于》中写曾家有七个儿子，嫡妻所生的儿子被强寇掳去，其余六个儿子，孝、忠、信是继室所生，悌、仁、义是妾所生。孝等以悌、仁、义出身卑贱，鄙弃不齿。仁、义等因而忿怒，各结党相仇。及至仁、义母死，孝等不期服，并不准合厝。仁、义极为愤怒，欲去逼问。经兄悌宽解之，才作罢。不久孝妻卒，仁、义鼓且吹。孝大怒，纠合诸弟，前去殴打，声震里党，因此仇恨益深。仁、义年幼，动辄被敲扑，力不能敌，行路之间，怀揣利刃，以图暗杀。正当此时，长兄归来，也分得财产，为仁、义雪恨，“批挞诸弟，而于孝等尤甚”。曾氏全家都处在这种互相殴打、互相仇视的敌对的关系中，这正是封建社会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典型写照。作者揭露了封建伦理的虚伪本质，表面上是孝、悌、忠、信，实质上则是尔虞我诈。此外，如青州民娶了继室，两个儿子唯恐继母生子，分去自己的财产，当父亲酣醉的时刻，竟下毒手将其睾丸割去（《单父宰》）。段瑞环老年无子，大受诸侄的欺凌，侄子乞贷，一句话不相应，便怒呈声色，“欲嗣一侄，则群侄阻挠之”。当他死时，“诸侄集柩前，议析遗产”。其妻连氏悲痛不能自禁，希望留沃野一所，以赡养老稚都不可能（《段氏》）。封建宗法制度就是这样腐朽、矛盾百出，它所规定的那些伦理关系，并不能真正维持住私有制的社会生活。有人预料到老年的悲剧，当自己不能生育时，便爽利为丈夫娶妾（《林氏》）。这在老无所终，鳏寡孤独皆无所养的社会中，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蒲松龄笔下这些兄弟之间的争夺，往往是十分愚蠢可笑的，宋氏兄弟为了看风水择墓地而争执不决，结果将父亲的灵柩委于路侧，长期不葬（《堪舆》）。大商听从妻子的言语，竟仇恨自己的弟弟二商（《二商》）。作者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仇恨关系表示深恶痛绝，对封建伦理也进行了批判，而对那些有道德的人如曾友于、二商则给以尽情的赞扬。

《聊斋志异》中还揭露了封建家庭中妯娌之间的矛盾，揭露了在那个社会里妯娌之间地位的高低，决定于丈夫的社会经济地位。《镜听》中写郑氏兄弟二人都是文学士，同去应试，回来以后在家庭中有这样一段变化：

时暑气犹盛，两妇在厨下炊饭饷耕，其热正苦。忽有报骑登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曰：“大男中式矣！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

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庭中那种世俗利害关系，谴责了婆母以功名利禄逐高低的卑下思想。在《珊瑚》中进一步创造了一个悍谬不仁的婆母典型，她虐待自己的媳妇珊瑚，珊瑚每日早晨靓妆去问安，她谓“其诲淫，诟责之”，珊瑚毁妆而进，她“益怒，投颡自挝”。珊瑚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她则“触物类而骂之，意皆在珊瑚”。珊瑚被逐出门，为婶母王氏收留，她仍气汹汹去追逼。逼得珊瑚走投无路。她把媳妇当作奴隶对待，与媳妇的关系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作者鞭挞了她的凶悍残暴，所以令其幼子娶妻，骄悍戾沓尤过于她，驱使其婆母若娼婢，作为对她的惩罚。

《聊斋志异》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悍暴、凶残的妇女典型，她们虐待自己的丈夫、公婆、兄弟等，特别是对丈夫极尽敲扑、诟骂、奴役之能事。《马介甫》篇中的尹氏对丈夫杨万石“少迕之，辄以鞭挞从事”。杨万石因为无子，娶妾王氏，却“旦夕不敢通一语”。王氏怀孕，她竟褫衣惨掠，并命令“万石跪受巾帼，操鞭逐出”。她对公公、弟弟也同样悍暴，不让公公吃饱穿暖，弟弟也不敢有任何不满的表示。在他们之间除了互相仇恨之外，并没有真正夫妻和兄嫂之情。《江城》中高番的妻子樊氏也如此，她视高番如寇仇，常挞逐出户，高则“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颜色，枕席之上，亦震慑不能为人”。人们婚嫁本来是为了更美满的生活，但在封建社会婚嫁却结成血海深仇，所谓“百年鸳偶，竟成附骨之疽，五两鹿皮，或买剥床之痛”者也。作者自己也不禁感叹道：“故饮酒阳城，一堂中唯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余并无室家。古人为此，有隐痛矣！”（《马介甫》）这些泼妇悍谬绝伦，她们依靠娘家的官势，痛殴丈夫，毒打前妻的孤子（《吕无病》）；她们也恃仗娘家的豪富，和自己兄弟一道，来凌辱夫婿（《锦瑟》）；她们对自己的子女十分溺爱，对前妻之子则酷虐备至（《张诚》）；她们虐待妾所生之子，逼迫丈夫逃亡远方（《大男》）；或者当妾盘肠生产时，暗中把针刺入肠中，以陷害之（《阎王》）；或者用奸诈的手段逼迫媵妾自刭而死（《邵女》），作者并不能认识“妒妇”是产生于封建伦理和一夫多妻制，只是对她们恨之入骨，希望能有像邵公那样的邑宰杖责她们，使她们改过自新，能做到“邑有贤宰，里无悍妇”（《邵临淄》）的境地。

《聊斋志异》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社会家庭中之互相倾轧和仇恨的关系，并且深刻揭示了产生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的根源，是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形势，因而也就从这几方面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抨击。

（五）创造劳动人民的形象

《聊斋志异》中创造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形象，描写他们由于社会的黑暗与不平激起的为受难者报仇雪恨的重然诺、轻生死、舍己为人的品格。《田七郎》篇中的田七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猎户，性格耿介，任侠而尚义，不妄与人交，也不无故受人馈赠。他的妻子病卒，殡葬时将朋友武承休托他购买虎皮的钱花光，他便日夜思念所以报之，竟为争猎山豹，殴伤人命，下在死囚牢中。武承休贿赂邑宰，把他救了出来，温言慰藉。他并不称谢，只唯唯应承而已。何其冷淡！然而这正是他的恩义观念更深沉的表现。当武承休受无辜之难时，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含冤的朋友报仇，宰割了敌人。在自己奄奄一息的时刻，还手操利刃，决了赃官污吏的头。和田七郎相近的人物是《崔猛》篇中的崔猛，他刚强、爽直，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他的性格像烈火，一切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不平都能引起他强烈的燃烧。他耳闻邻妇虐待婆母，便跳墙将该妇女剖剥而死。他待母极孝，母亲怕他闯祸，曾痛加杖械。以后仍然“一见不平，若不自禁”。他随母亲去吊丧，路上遇见强豪掠夺李甲的妻子，便“气涌如山，鞭马向前，意将用武”。母亲呼道：“唶，又欲尔耶？”他才被迫停止下来。但是对一个忠于被压迫者的人物，怎能抑制住自己的思想感情呢！因此他的内心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既吊而归，不语亦不食，兀坐直视，若有所瞋。妻诘之，不答。至夜，合衣卧榻上，辗转达旦。次夜复然，启户出，辄又还卧，如此三四。妻不敢诘，惟慴以听之。既而迟久乃反，掩扉熟寝矣。是夜有人杀某甲于床上，刳腹流肠。

直至真正杀了豪强才能安眠。对这样正直博大的人物作者是尽情歌颂的，把希望寄托于他们，希望他们为受难者伸冤报仇，削尽天下之不平：“使荆轲能尔，则千载无遗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田七郎》）

此外，《聊斋志异》中创造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还有肯于把未经山怪吃掉的旅客送出山外的刚毅勇敢的猎户女郎（《大人》），为人民消除狐狸之害的旷大仁厚的农人（《农人》），疾恶如仇、慷慨豪侠的农妇（《农妇》），为父报仇、连杀三狼的机智孝义的耕者（《耕者》），奋不顾身从巨蟒嘴里救出兄长来的勇敢的樵夫（《斫蟒》）等等。这些人物都是作者从同情和赞扬的思想感情出发创造的，因此能真实正确地概括出劳动人民的某些优良品质。

这里附带谈谈蒲松龄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问题。蒲松龄是反对农民起义的，他在一些无论正面或侧面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里，都称农民起义为“盗”和“贼”，甚至像在《白莲教》、《小二》里那样，说他们“左道惑众”，劝诫已经加入起义军的人，改邪归正。这些都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是他的阶级偏见的体现。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未忽略去描写这些农民军的女子之高尚道义行为：“会山左大饥，人相食。女乃出菜、杂粟赡饥者，近村赖以全活，无逃亡焉。”（《小二》）并且赞叹说：“乃盗也有是女耶？培无松柏，此鄙人论耳。”（《柳生》）何况有的篇章还正确地反映出农民起义的威力：“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盗户》）当时“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盗户》）。嘲笑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和对农民起义军的畏惧，甚至狐狸也以“盗户”的名义来威胁他们。不但如此，《聊斋志异》还反映出农民起义的历史悲剧，对农民起义的死难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像《公孙九娘》、《宅妖》篇中所表现的那样。《公孙九娘》取材于山东栖霞的于七起义，写于七起义之被镇压和清统治者屠杀之惨，其中除莱阳生之外所有人物都是被难者。他们虽被戮为鬼，但冤魂不散，追述往事，哽咽不能成语。公孙九娘告诉莱阳生自己所居之处是“莱霞里，里中多两处新鬼，因此为名”。这说明人民对这件事所怀之遗恨，用死难者的乡里来命名，以永志不忘。莱阳生对他们的遭遇表示深沉的感慨、悲悼和同情，这实际上是作者思想情绪的流露。在《宅妖》里，同样描写了谢迁领导的农民军被杀戮的悲惨状况：“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燐飞，墙角鬼哭”。这些冤鬼并大声疾呼：“我死得苦！”“因而满庭皆哭”。笔墨之间也显示了作者对他们的同情和对杀戮者的批判态度。《野狗》篇虽然未表现这种鲜明的态度，但也反映出那些刽子手的凶残。

蒲松龄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同时对农民起义的死难者却寄予深切的同情，并揭示出他们的反抗威力及其历史悲剧。他的这种态度和他对人民的关怀、爱护，对劳动者的英勇斗争精神的赞扬是一致的。

总之，《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可以总括为以下几方面：歌颂被压迫者勇敢、侠义的性格和刚毅彻底的反抗精神，赞美叛逆者坚贞不屈的斗争意志和高洁孤介的品格，鞭挞庸俗、丑恶和道德卑下的人，控诉封建社会各种黑暗和不平，大胆地怀疑和否定封建的神权和天道观念，批判滥官污吏和残暴的政治制度，赞扬为人民伸冤的清官廉吏，揭露封建私有制家庭的内部矛盾，塑造劳动人民的高尚品格等等。其意义在强固人们的生活意志，唤醒人们对现实一切黑暗、腐朽现象的反抗心。

但是，《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是复杂的，除了精华之外，还有不少糟粕。作者宣传了一些果报思想和宿命观念，宣传了某些忍耐和不抵抗主义。当然，并非他所有描写因果报应内容的作品都毫无意义，例如，显贵者由于不仁，而减寿早亡（《禄数》），其中包含着对达官贵人的憎恨。但这种思想体系却是封建主义的。像人们所熟悉的《邵女》篇，写邵女甘心受大妇的鞭笞，自己毫无反抗不满的表示，并且说：“亦自顾命薄，聊以泄造化之怒耳。”作者对她这种屈辱的忍受还大加赞赏。此外在其他篇目中，甚至在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作品中，也不同程度的流露出这种宿命论和果报观念。《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庸俗的描写，如关于色情或妻子如何博得丈夫的欢心等。有些篇章，作者确是单纯追求情节的离奇，缺乏社会生活内容。这都是作者世界观落后而造成的。

全面评价《聊斋志异》，它不愧为一部伟大的作品。蒲松龄挥动着艺术的魔杖，驰骋于幻想的天地之中，创造了许多丰富瑰丽的人物和形象，“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目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把满腔愤激情绪寓于幽冥之境，“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自序）！

《聊斋志异》成书之后，对后代小说创作影响很大，出现了许多《聊斋志异》体的笔记小说，主要有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沈起凤的《谐铎》等，但都不如《聊斋志异》文学成就高。

（一）曹雪芹的家世和他的性格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最伟大的作品。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河北省丰润县人，清兵入关之后，入正白旗内务府籍。他的家庭从他曾祖父到他父亲三代都任职江宁织造，其炫赫气派可以想见。他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曹寅生子曹颙，颙死，又过继曹，曹雪芹当是曹颙的遗腹子（见《故宫周刊》八十四期，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他曾随祖父在江宁织造衙门，经历过一段豪华生活。不料雍正六年（1728）不知曹为何被抄家丢官，全家北返，曹雪芹也来到北京，这时他大约十四岁左右，生活的冲击，使他思想感情发生了许多波动和变化。但是，在北京时的具体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只知道他中年景况极其穷困，住在西山一带，“举家食粥”（敦诚语），有一个儿子，也不幸夭折。他死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除夕（见甲戌本第一回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生年不确切，但根据他的好友敦诚《挽曹雪芹》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和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年未五十而卒”，可能他是四十多岁死的。假定他活了四十七八岁，从他死年往上推算，约当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左右。他自己曾说创作《红楼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十年当在他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之间，若再早些恐怕不能完成在思想、艺术上如此成熟的伟大作品。

曹雪芹生活在极富于文学气息的家庭环境之中，祖父曹寅工诗词，善书法，著有《楝亭诗钞》五卷、《词钞》一卷、传奇两本，并刻古书十馀种，世称曹楝亭本。在这样环境陶冶下，形成了他优厚的文学教养和素质。

曹雪芹的思想、性格，我们从别人的诗文集中能窥见一些轮廓。裕瑞《枣窗闲笔》说他“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他的朋友常把他比作阮籍、淳于髡、刘伶，如敦诚即说他“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说他“相逢况是淳于辈”（《佩刀质酒歌》），说他“鹿车荷锸葬刘伶”（《挽曹雪芹》）。这说明他的思想性格和这些人有许多相同之处，他是一个愤世嫉俗，佯狂不羁、高谈纵酒、傲骨嶙嶙的人物。他工诗画，但却不以之去讨好贵族帝王。他的诗风追求新奇，很像李贺，敦诚即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寄怀曹雪芹》）。今天，他只有两句诗保存在敦诚《四松堂集》之《鹪鹩庵笔尘》中，兹抄录如下：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也可以看出其诗风的奇气横溢。

曹雪芹潦倒一生的经历，他优厚的文学修养，他愤世嫉俗、狂放不羁、“燕市哭歌”（敦敏语）的思想、性格，都是促成《红楼梦》高度文学成就的重要因素。

但是，曹雪芹并未彻底完成这部巨著，他只写了八十回，张问陶《船山诗草》中之《赠兰墅鹗同年》诗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高鹗，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其具体生卒年代不详，约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从他为《红楼梦》作的序有云“闲且惫矣”，以及写贾宝玉中乡魁看，他有明显的功利思想。但是，不能抹杀他续《红楼梦》的功绩。他体会了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并根据现实生活的逻辑，保持了原作的思想倾向，使情节和结构也细腻完整，长期在群众中流传。他的著作除《红楼梦》外，还有《高兰墅集》、《兰墅诗钞》、《吏治辑要》等。但是，他的文学成就，还要“数《石头记》”（薛玉堂《兰墅十艺题词》）。

（二）《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

《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是很高的，人们称它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有密切关系。据《红楼梦》本身所表明的，曹雪芹创作这部作品时，曾经历过长期的艰巨苦痛的过程，吸收了前人的创作经验，确定了自己的美学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创作主张。在第一回里，他借石头和空空道人的谈话，宣布创作《红楼梦》的意旨云：

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也可以喷饭供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创作宣言，在这篇宣言中，他批判了历史上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提出“新鲜别致”的有独创性的创作思想。这种思想是在他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充分深刻的认识、并具有丰富优厚的艺术修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思想促成《红楼梦》巨大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红楼梦》是以贾府为描写中心，而揭开整个封建社会生活面的。它描写了贾府由鼎盛到衰败的趋势，并触及到贾府的亲戚史、薛、林、王等贵族之家的没落景况。这些家族的命运，可以概括整个贵族集团的命运，也可以概括两千年来古老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的命运，它是这个古老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灭亡的历史道路的反映。清代康、雍、乾三朝在经济上之一度繁荣，正是封建社会崩溃前的“回光返照”，表面上极煊赫，内部却极空虚，并且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红楼梦》中所谓“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二回）。或者是“外头体面里头苦”（五十三回）。便说明这一社会现实。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主要是封建贵族阶级骄奢淫逸的结果。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许多豪华的宴会，他们修建大观园，他们生日、殡丧排场之阔绰，他们仆人婢女之众多等等。正如作品所表明的：“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二回）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完全是建立在对农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是榨取农民的血汗而来的。《红楼梦》中曾不只一次地提到地租问题，从乌进孝年终交地租的单子上，就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严重，贾珍还对乌进孝说：“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五十三回）贾琏在最艰难的时刻向鸳鸯求助说：“这两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都使了。几处房租、地租，统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七十二回）王夫人在一次吃饭时说：“这一二年旱涝不定，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七十五回）这一切都说明贵族地主阶级的锦衣玉食，都是农民血汗的结晶。在他们残酷的剥削下，农民的生活正像刘姥姥所说“连吃的没有”（六回），以至于“都要饿死了”（一百十三回），不得已则“盗贼蜂起”（一回）。农民贫困的结果，使社会上的寄生阶级失去了生活凭借从而逐渐衰落下去，这就是《红楼梦》所反映的。因此，我们认为《红楼梦》所反映的，不仅是贾府和其他贵族集团的没落，而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其衰败的特点，是从内部开始的，正如探春说的，是“自杀自灭”，所以才“一败涂地呢！”（七十四回）

《红楼梦》描写了贵族地主阶级的奢侈淫逸生活和农民的苦难遭遇的因果关系，反映了他们的对立和矛盾，但是，更主要的是描写作为封建社会诸关系集中表现的贾府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错综复杂，然而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两种思想、两种观点，一个以贾宝玉、林黛玉、晴雯为代表，一个以贾政、王夫人、薛宝钗、袭人为代表。两个阵营营垒分明，以如何对待封建制度的态度区别开来。前者是反封建、反迫害，追求美好生活的，后者是卫护封建道德和封建秩序的。这两个阵营矛盾斗争的严酷程度，有时竟达到坚壁清野的地步。王夫人喝令凤姐、王善保家的等抄检大观园，便是很好的例证。这是一种生与死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贾宝玉即曾经屡次表示“也就顾不得死活！”（三十二回）“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三十四回）。林黛玉也由于不屈服于封建制度的迫害而染成一身重病，并终于死亡。他们都宁为玉碎不做瓦全。此外，如探春的反抄检，鸳鸯的反掠夺，晴雯的反迫害，尤三姐的反淫乱等，都是十分壮烈的斗争场面。其结果，有的惨叫而亡，有的投井而死，有的吞金丧命，有的被逐被卖、被凌辱被鞭笞，整个贾府是大变迭起，死亡相继，稍不留意，便死无葬身之地。贾府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细想起来，都令人怵目惊心。但是，作者在处理或表现这些斗争时，并没有丝毫简单化的倾向，在对待丰富多样的生活方面，作者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真实地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也揭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宝玉、黛玉原来是极憎恶宝钗、袭人的，但有时又很接近他们，宝玉接近他们正表明了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黛玉把宝钗的计谋错认作好心好意，做了她的俘虏，正反映了黛玉的天真纯洁。他们与贾母、王夫人基于自己的爱好对这班人的赞扬、鉴赏有本质的区别。又如玩弄人命的凤姐，封建卫道者宝钗，作者也没有把她们谑化，她们的结局也是悲剧的，因为这是封建社会把她们撮弄的结果。曹雪芹塑造了众多的少女形象，她们的美不仅表现在容貌上，更主要的蕴含在她们性格之中。她们都具有纯洁高尚的品质，具有感人的崇高道德力量。但是，她们都是被迫害者，她们的下场都是悲惨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她们都是封建制度下不幸的牺牲者。

《红楼梦》还描写了贵族阶级生活的荒淫无耻和道德的败坏。如贾赦年已过半百，还要强娶鸳鸯，贾珍则淫乱自己的儿媳，贾琏贾蓉更到处偷鸡戏狗，这便是为什么宝玉“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二回）的原因。他们对自己的丑言秽行不但不以为羞，反而视为当然。对贾琏的淫乱行为，贾母即曾说：“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的住呢？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四十四回）贾蓉也恬不知耻地说：“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种人家！谁家没有风流事？”（六十三回）对这些，作者通过焦大的口大骂一场。可卑的是，他们这种行为是在卫护封建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他们标榜“贞操”，而暗中干的却是“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七回）。他们提倡“孝行”，贾敬死了，贾珍却不顾大孝在身，去与尤氏姊妹厮混。这就深刻地揭露封建道德的虚伪，揭露了这班人灵魂的卑鄙龌龊。

《红楼梦》表现了各种各样的斗争，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村夫走卒，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物都在作者笔下显现出来，其间有宫廷与王府之间的矛盾，各郡王之间的矛盾，家族之间的倾轧，骨肉之间的陷害，豪强之间的掠夺，僧侣村夫之间的诱骗等。这些斗争都是通过人物性格表现的，因此更显示出其尖锐化和多面化，以至于消融在每一个细节之中。《红楼梦》就是从描写现实生活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揭露封建社会政治制度、道德风尚、文化教育等的腐朽、堕落和衰败的。对这个社会中一切阴毒、黑暗、丑恶、愚昧的现象，都通过贾宝玉的思想、行为、言论和认识作了深刻的批判。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其他一些纯洁善良有高尚品质的人物，他们的结局都是悲惨的，他们好像失败了，但是，他们的思想、行为却宣判了封建社会从经济结构到它的政治、思想、宗教、道德、教育等全部上层建筑的大崩溃！

（三）贾宝玉的典型意义

贾宝玉和林黛玉是《红楼梦》中两个中心人物，全部《红楼梦》即是以这两个人物的恋爱悲剧展开18世纪社会生活的。怎样评价这两个人物呢？我们认为他们二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儿，他们出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18世纪60年代。他们出生时，清初那些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反封建反理学的民族民主运动已成过去，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未起来，整个社会正处在表面平静状态中。但其内部却蕴孕着新的变化，已经危机四伏，阶级关系又在分化，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历史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在这封建社会的子夜诞生的。他们是这一时期从没落贵族阶级分化出来的人物，是贵族阶级的“逆子”，代表这个阶级的叛逆意识。他们是当时不满现实制度，要求改变现状，具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典型。他们不同于以前的顾、黄、王诸大家，也不同于以后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面貌具有它那个时代的、阶级的特点。

贾宝玉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父母双全，兄妹众多，并有祖母的娇宠，更重要的他是荣国府祖业唯一的直接继承人，这就是为什么贾母叫他“命根子”的原因。唯其如此，贾政对他特别关心，因为他的贤与“不肖”关系贾府的命运，关系封建道统的继承问题。贾政对他期望很大，希望把他教育成贵族阶级的忠臣孝子，把他教育成封建伦理的接班人。当宝玉出生不久，他就“试他将来的志向”，宝玉“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他“因此不甚爱惜”（二回）。这并非说宝玉在襁褓中即懂得反封建，只能说明他的幼稚、纯真，一个无意识的举动，便引起封建卫道者的冷眼相待。

贾宝玉的反抗意识产生得比较早，他预感到那个时代的腐朽和贵族阶级的没落，经常表现出一些与世俗不同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惹起人们对他的贬责，说他“行为偏僻性乖张”（三回），说他疯、狂、痴、傻等，其实，这些正是他不屈服于封建伦理的精神特征。他以这种精神对待社会人生，对待人伦道德，以这种精神反抗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这是宝玉思想性格的总倾向。

贾宝玉和封建社会的冲突、和封建礼制的冲突，尖锐地表现在受教育的问题上。贾政屡次命令宝玉上学，宝玉则屡次借故“逃学”这一事件构成《红楼梦》中一条鲜明的线索。围绕这条线索，还有贾母、王夫人、宝钗、袭人及黛玉、晴雯等。宝钗、袭人等经常劝诫他好好读书，黛玉、晴雯则对他表示深切的同情，并设法代他解除因不爱读文章而形成的精神上的痛苦。因为他不爱读文章，贾政曾不止一次地大发脾气，喝令他“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学习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八十一回）。贾政要宝玉读书的目的，就希望他“学个成人的举业，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八十一回）。贾政企图把宝玉培养成贵族阶级的肖子贤孙，宝玉却不肯就范，偏偏爱作些诗词以抒写胸怀、陶冶性情，认为那些八股文章“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饵名钓誉之阶”，乃“平素深恶”（七十三回）。他骂那些猎取功名富贵的人为“国贼禄鬼”、“须眉浊物”（三十六回）。即使他的友好史湘云劝他“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他也大觉逆耳，以言相讥。他诅咒那些“文死谏”、“武死战”的臣子，“只顾他邀名”、“图汗马之功”（三十六回），而误君误国。他不愿为国君而死，而愿于被压迫的女儿的眼泪汇成的长河中漂泊而死，认为这才“死的好！”这就表现了贾宝玉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贾宝玉后来虽然中了举，但始终未做贵族阶级的忠臣肖子，封建教育制度在他面前丧失了约束力。

作为一个贵族阶级的“逆子”、封建社会的背叛者，贾宝玉在婚姻问题上，也与封建的婚姻理念相对立，而要求一种平等的自由结合的婚姻，这鲜明地体现在他与黛玉恋爱的过程中。他和黛玉的爱情完全建立在互相尊重、谅解、友爱和对现实生活共同认识的基础之上。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愿望和美的理想选择伴侣的。这正和贵族阶级的权力、要求和意志相矛盾，这一矛盾便是《红楼梦》悲剧的重心。在宝玉和黛玉对美好的爱情追求中，始终伴随着一个阴影，即“金玉良缘”。由此，便引起了他们之间的许多波折。元妃在端午节派人送来许多礼物，其中宝玉和宝钗是一样的，黛玉和探春、迎春、惜春是一样的。宝玉见了很诧异，深怕黛玉生疑，便将自己的也送给黛玉，任她选择，黛玉则说：“我没这么大福气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哪‘玉’的！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人儿罢了！”又当黛玉听到宝玉赞扬自己从来不谈“仕途经济”的混账话时，她无限感慨：“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个宝钗呢？”（三十二回）宝玉在梦中也禁不住叫骂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良缘’！”（三十六回）可见贵族阶级对他们的命运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薛姨妈也曾对黛玉说“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五十七回），正是宣传婚姻问题上的宿命论，其实质也是坚持“金玉良缘”。这种观念是贵族阶级权力、意志的体现，宝玉和黛玉在爱情上为这种思想所拨弄以及和这种思想的斗争，都是和贵族阶级的权力、意志的矛盾和斗争。

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并不是一开始即很专一，起初他还常常动摇于宝钗和黛玉之间。他虽然鄙视宝钗的思想观点，但对其姿色之美却怀有羡慕之心，故常接近她，引起黛玉许多猜忌。经过许多矛盾、波折和生活历练之后，他对黛玉的爱情才逐渐坚贞净化起来。他曾对黛玉发誓说：“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五十七回）宝玉和黛玉誓同生死爱情的重要特征，就在于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生活理想，并且在长期中形成的感情，绝不同于历代一见钟情的恋爱故事，也不同于那些史传小说之把爱情理想寄托于蟾宫折桂。这也是他们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比较深刻、彻底的表现。

贾宝玉对他出身的那个阶级表现了无限的憎恶和鄙弃，而对被压迫人民的不幸遭遇则表示深切的关怀和同情，特别是对女子的关怀和同情。他初次见到秦可卿的弟弟秦钟时，即自思道：“我虽比他尊贵，但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便是对他自己阶级的鄙弃。相反，他对出身贫寒、职位卑贱的人则表示由衷的尊重和敬慕，如对“一贫如洗”的柳湘莲的友情，对被愚弄的艺人蒋玉菡的景仰等。更突出的是他对女孩子的同情和敬重，他认为“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二十回）。认为女子最纯洁最高尚，并得出结论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二回）当然，女儿并不是一个阶级，但在封建社会她们一般都是不幸者和被压迫者，因此，对她们的同情和尊重，也就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尊重。至于他所接触的贾府那些男子，如贾珍、贾琏、贾蓉等荒淫无耻，恣意妄为，倒真是“浊臭逼人”！这实质上也是嗅到了自己阶级的浊臭和腐朽。

他见了香菱，便暗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有父母，连自己的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给这个霸王！”（六十二回）当平儿因贾琏和凤姐的争斗，无辜被打之后，他心想：“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儿还遭荼毒，也就薄命的很了！”（四十四回）此外，他常代丫环们开脱罪过，包揽过错等，都是对这些被压迫者、不幸者的同情，他好像要把这些女儿的一切苦难都担荷起来，表现了一种博大的爱心。他要把“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六十回），使丫环春燕听了喜欢的不得了。他为这些被压迫者、不幸者鸣不平，质问道：“晴雯犯了什么迷天大罪！”“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个好带累了！”（七十七回）他向封建社会控诉，《芙蓉诔》就是一篇庄严、激烈、情感沉郁的控诉书：

……岂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汝南斑斑泪血，洒向西风；梓泽默默余衷，诉凭冷月；呜呼！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毁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

……

这不单是为晴雯的悲惨遭遇控诉，也是为一切被迫害女儿的血泪控诉。

宝玉对待女子的爱，不是色欲的追求，而是出于一种尊重和同情心，他见了平儿，便惋惜：“贾琏唯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四十四回）即表现尊重女子的意思。他之所以讨厌老太婆，也并非因为老太婆生得不美，而如春燕所说：“怨不得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珠宝，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这话虽是混账话，想起来真不错。别人不知道，只说我妈和姨妈，他老姐儿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真了！”（五十九回）这就是说女人越老越沾染许多世俗观念、习气，已失去本来纯真的面目，因此宝玉才厌恶她们。

在封建伦理关系上，据说他“只有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二十回）。但在实际行动中宝玉是经常违忤的，他认为这都是些俗套，乃生平最怕。他在贾环面前从来不以兄长自居，又曾告诉秦钟“以后不必论叔侄，只论弟兄朋友就是了”（九回）。至于对贾政、王夫人等始终恭谨敬之，也不能说明他赞成这种伦常关系。他受过父亲的毒打，母亲的训斥，体验到封建伦常关系的冷酷，他不敢违忤，正说明他精神上的深刻矛盾。

贾宝玉正是这样一个反对封建伦理，主张平等相待；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要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教育制度，希望做一个不受封建礼法拘束的人。他憎恶贵族阶级，对被压迫者特别是对女子寄以深切的同情，并探求他们的出路。他有所反对，有所追求。但是，由于他处在那样的时代，出身于那样的阶级，时代传统的惰力和加于他的压力，家庭环境给予他的影响，使他的追求充满了无穷的痛苦。为了解除这种痛苦，他常常吞食宗教的麻醉剂，以求取精神上的解脱。这一切，正是18世纪由贵族阶级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在精神面貌上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最后，他出走了，他的行为宣布了他与封建社会和贵族阶级的彻底决裂！

（四）林黛玉及其他人物典型

林黛玉是封建社会、贵族阶级的叛逆少女，她所处的环境与贾宝玉有很大不同。她出生于支庶不盛的书香门第或“清贵之家”，幼年丧母，父亲为减轻内顾之忧，把她寄养于荣国府。后来父亲也不幸死亡，她便成为一个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孤儿了。她在荣国府表面被尊为贵宾，实际则是一个寄食者。这些经历就形成了她见花落泪、对月伤怀的情绪。她经常自叹身世，见了双文便默想：“双文虽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我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三十五回）正像宝玉对宝琴所说：“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七十回）

黛玉进入荣国府，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这里的封建礼法很严，对封建道德的要求也很高，她母亲曾对她说：“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其理由就在这里。在家里娇养惯了的黛玉来到荣国府，自然存着戒心，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三回）。可见封建道德给予这个少女精神上多么沉重的压力。所幸，最初她还受到贾母的溺爱，因而也得到人们的宠敬。后来贾母对她的感情逐渐冷淡起来，她在人们眼中的地位也就衰退下去，以至于连丫头袭人也敢大胆地诽薄了。凤姐带领众人抄检大观园，因为宝钗是亲戚，不准去动，而黛玉却不以亲戚论，冷暖之态不是判然若揭了吗！具有高度敏感性的黛玉对此并非不知道，“病潇湘痴魂惊噩梦”便是变化中的现实在她头脑中的反映。这时期贾母及其同伙对黛玉不但没有溺爱和娇宠，而且是冷酷无情了，以至于在黛玉奄奄一息的当儿，贾府全家都去料理宝玉的婚事，竟连一个来探顾的也没有，紫鹃禁不住愤恨道：“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九十七回）黛玉死后，贾母反说：“这丫头也忒傻气！”（九十八回）封建伦理关系就是如此冷酷！

林黛玉处在这样的环境里，环境的因素作用于她的思想、性格，对她的思想、性格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她思想、性格的特征又反映和揭示了这个环境。黛玉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是她坚强的反封建性和要求婚姻自由的精神。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压迫和自己贵族阶级思想的限制，她的反抗和要求是以迂回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黛玉对宝玉爱情的追求，经历着一段曲折痛苦的过程，她屡次试探宝玉对自己的心意，当宝玉真正表示自己纯洁爱的心灵时，她又立刻以一副严正的面孔怒目相视。宝玉也是如此。正如作者在旁注里所说：“原来宝玉……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黛玉……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我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都只用假意试探。”“两个人原是一个心，如此看来，却都是多生了枝叶，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二十九回）。结果引发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其原因即在于“所存私心，难以备述”（二十九回）。在严酷的封建势力压迫下，黛玉不敢坦露自己的心理，往往表里不一致。“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一回中紫鹃探得宝玉的真心，夜间告诉了黛玉。黛玉听后心里本来很高兴，但表面上却板着面孔说：你“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蛆”！当紫鹃再往下说时，她更嗔怒道：

这丫头今日可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五十七回）

黛玉精神上的这种矛盾，正说明了她反对封建制度、追求婚姻自由过程的曲折性。

和宝玉的自卑相反，黛玉性格的另一特征是自尊。这种自尊，就她处在寄人篱下的屈辱地位而言，是有其不甘于被侮辱被蔑视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是对自己阶级尊严的坚持。王夫人即曾借对晴雯的谴责，以轻蔑的口吻讥讽她是“水蛇腰，削肩膀儿”（七十四回）。她意识到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时刻警惕着，因此一听到湘云说她像“小旦”，她便立刻恼怒起来。在封建统治者面前，她没有任何奴颜婢膝，始终是那样威严崇高。通过她的自尊自爱，便把封建社会对由贵族阶级分化出来的不幸者的被侮辱蔑视的社会现实和她的阶级性格揭示出来。

黛玉性格的另一特征是高度的敏感性，这种高度的敏感性，正反映了黛玉在那种环境中所遭受的不平和痛苦。贾母特地为宝钗做生日，对黛玉的生日却置之不顾；周瑞家的给姑娘们送花，把人家挑剩下的给了她。这些她都敏锐地表示不满，并给以尖刻的讥讽。有一次，黛玉在病中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嚷道：“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黛玉听了大叫一声：“这里住不得了！”立刻肝肠崩裂，哭的死了过去（八十三回）。原来，窗外一个老婆婆骂她外孙女，黛玉怀疑到自己身上来了。通过她的高度敏感性，反映了她被歧视被遗弃的社会地位和精神世界。

黛玉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也是始终不懈地坚持反抗和追求希望的一生，她的痛苦和希望集中地表现在《葬花词》里。她看到了落花，就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同时也联想到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所经历的历练折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最后表示自己的愿望说：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二十七回）

《葬花词》剖露了黛玉的痛苦、遭遇和希望，同时也概括了封建社会女子的思想和命运。通过林黛玉的思想、性格，把封建社会对青年女子的各种压迫深刻地反映出来，把她们的悲痛、感伤、反抗和希望反映出来。这就是黛玉形象动人的原因。

和黛玉的思想、观点、脾性、爱好完全相反的人物是宝钗。宝钗是贵族家庭中正派小姐的典型，她端庄、威严、多谋，又含蓄、沉穆，“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她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封建道德的规范。宝玉最厌恶功名利禄，她却劝宝玉去应科中举。黛玉偶然看了一次《西厢记》和《牡丹亭》，她就规诫说：女子“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不应该读书，既认得了字，就应该“拣那正经书看”，不要“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四十二回）。她思想气质上具有封建阶级冷酷的特征，对被压迫者、不幸者毫无同情之心。金钏投井自杀，她认为“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劝王夫人：“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她听到柳湘莲、尤三姐死的消息，也毫不动声色，认为是“前生命定”。可见她多么冷酷！她内心藏奸，嫁祸于人，用尽心机排斥黛玉，企图夺取宝二奶奶的地位。如她送衣服给金钏是一件事，让小红、坠儿怀疑自己的私情被黛玉听去又是一件事，还有对贾母、王夫人、凤姐等的奉承不计其数。她主张以朱子之学持家，曾指责探春“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五十六回）。她的言行举止都以封建道德为标准，她是封建道德的执行者，也是封建道德的牺牲者。被认为是宝钗影子的袭人，在思想倾向上，和宝钗是一致的。但她的行为仪表不像宝钗那样风姿高贵，而近于庸俗；奸诈多谋不像宝钗那样含蓄，而比较外露。这正适合她的丫环的身份和地位。她之所谓至贤至善，恰巧符合封建阶级的要求，从而得到王夫人的好评。对宝玉她费尽了心思，千方百计拢络宝玉，目的不外乎要争取一个妾的地位。向王夫人献策，让宝玉搬出大观园，最后竟将晴雯害死。她就是这样阴险狠毒，一副封建阶级的奴才相。

凤姐是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的人物来塑造的，她的思想作风集中了封建统治者的许多特点。用兴儿的话说，就是“心里歹毒，口里尖快”，遇见好事，先“抓尖儿”，遇见坏事，就“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六十五回）。此外，她还积压着丫环的月例钱不发，拿去放高利贷；为了三千两银子，陷害了两条人命；用伪善的手段，逼死了尤二姐。她身上沾满了斑斑血迹。凶恶、奸诈、狡猾、刻薄她都占齐了。她的言行、作为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

史湘云是一个天真爽直、性格开朗的少女，虽然也沾染了一些世俗观念，劝宝玉谈“仕途经济”，但与宝钗之坚决维护封建道德有本质的不同，而完全出于一种纯真和幼稚。她有高人雅士的作风，诗情酒兴都十分特出，风流跌宕，挥洒自如，是她那一阶层中的女子英豪。

《红楼梦》中对一些下层人物的描写也是很成功的，他们一般都具有勇敢不屈的反抗精神，与封建势力作誓死斗争的意志，他们思想性格中孕育着一种美的道德力量。晴雯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她憨直、粗犷、泼辣、倔强，身为奴才，却毫无奴才相，相反地敢于蔑视一切。怡红院被抄检的时候，她正病着，却不顾病弱的身体，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把自己的箱子掀开，两手提着箱底，往地下一倒，全部东西都倒出来。王善保家的回话说，自己是太太打发来的，将来要回太太去。她即指着王善保家的脸说：“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七十四回）唇枪舌剑，所向无敌，表现了顽强的斗争精神。但是，反抗性越强，遭遇就越悲惨。以一片诚心对待宝玉的晴雯，结果被诬蔑为“狐狸精”，而赶出去，负屈含冤而死。同样，鸳鸯在贾赦的淫威面前，也英勇果敢而不屈。她对贾母发誓说：“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四十六回）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用剪子把头发铰掉。后来贾母死了，她自虑逃不脱魔掌，便以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光明磊落的反抗性格。此外，尤三姐、紫鹃等也都具有鲜明的反抗性，都以反封建反迫害的精神挑动着广大读者的心弦。

《红楼梦》中创造了各个阶层的人物，其数量多达四百人以上。这些人物大部分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我们若读些清朝的野史笔记，更多地了解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尚，就会认识到这些人物中相当多的部分具有典型性和历史真实性，从而也可以看出曹雪芹惊人的创作才能和艺术概括生活的能力。

（五）作者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创作

《红楼梦》以丰富的艺术形象表现了贵族地主阶级灭亡的必然趋势，表现了封建社会政治、教育、伦理、道德的总崩溃，并肯定了社会生活中新的理想——不受礼教束缚的平等自由的生活理想。但是，与这种鲜明的思想倾向伴随着的则有一脉“人生如梦”的“色空”观念，对所揭示的社会生活，常常给以虚无主义或宿命论的解释，作者攻击和反对的，常常又是他同情和惋惜的。这种矛盾，实质上是作者世界观矛盾的反映。从现有的材料看，曹雪芹是经历过剧烈的阶级分化和生活突变的，同时历史传统的影响、时代社会的培育，便形成了他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曹雪芹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已经达到他那个时代极高的水平。这使他能忠于现实，描写出社会生活的真实，揭示出社会的本质和历史的规律性来。但是，曹雪芹是贵族地主阶级出身，又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阶级和时代的限制，使他的思想必然带有某些偏见，对所描写的生活不能作正确的解释，如〔飞鸟各投林〕曲子对封建社会崩溃的根源解释说：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曹雪芹以艺术形象具体、真实地揭示了封建制度瓦解的社会根源，但他的主观解释却是宿命论的。这种现象在创造的一些重要人物身上也留下明显的痕迹。他笔下许多清净纯洁女儿的悲剧，从作品的艺术表现看，都是和当时的社会制度密切联系着，是当时社会制度造成的，但作者的主观解释却是命该如此。在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副册上，对这些人物的概括说明，即流露了这种落后观点。即便如宝玉和黛玉这两个作品的中心人物，作者也以“绛珠仙草”向“神瑛侍者”还泪来解释他们的悲剧根源。当然，重要的还不在于作者对这些问题的一般解释上，而在于他塑造这些人物时，就注入对这些人物性格的宿命论观念。如宝玉一生是反封建的，同时他一生也是为虚无主义所俘虏的。曹雪芹对封建社会和他所出身的阶级，一方面给以猛烈的攻击和揭露，另一方面对其没落衰败又表现出无限惋惜、留恋的情绪。因此，他在批判、鞭挞凤姐持家严酷、尖刻、凶狠时，也流露了对她的同情。鸳鸯即曾对尤氏、李纨说：“罢哟！还提‘凤丫头’‘虎丫头’呢。他的为人，也可怜见儿的！虽然这几年没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个错缝儿，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总而言之，为人是难做的：若太老实了，没有个机变，公婆又嫌太老实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些机变，未免又‘治一经损一经’。”（七十一回）同样，他在批判探春对其生母赵姨娘背亲弃义的行为时，对她理家的才能也表示赞叹，并寄予挽回贾府衰败命运的希望。宝钗即曾称赞道：“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矣。”李纨也说：“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五十六回）这些都渗透着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说明作者并未彻底背叛他那个阶级、彻底否定封建社会，而对其充满了同情和惋惜。

曹雪芹极力歌颂贾宝玉的反抗精神，对他被打也挥洒了同情的热泪，但也流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对宝玉不谈“仕途经济”的作为，曹雪芹也尽情的歌颂，但却借警幻仙子的口规劝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五回），并以警幻来点化他醒悟。可见曹雪芹的世界观具有大胆的对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同时也有由阶级偏见所带来的消极成分，对他那个阶级在情感上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既憎恶那个社会，又留恋那个社会；既鞭挞他那个阶级，又同情他那个阶级；要“补天”，又没有力量；要挽回那些女儿的命运，又不可能；这便形成了他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开篇第一回便表现了作者思想、精神上这种矛盾和痛苦：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

作者思想上的矛盾和痛苦，同样反映到作品中来，他愤世嫉俗的方面，也即世界观进步的方面，指导他去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加之他生活经验丰富，体验社会深刻，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使他思想中的消极部分居于次要地位，而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规律是最突出、最吸引人和最有说服力的。因此，人们读了《红楼梦》，在内心引起的不是“色空”，而是关心现实生活，不是悲伤感叹，而是对生活的热烈追求。

（六）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影响

《红楼梦》在艺术上成就很高，它宏伟的艺术结构、复杂多面的人物性格、丰富深刻的细节描写、简洁细腻有极大生活容量的文学语言，都与以前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体现了艺术巨匠曹雪芹非凡的艺术天才。

《红楼梦》艺术上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它的艺术结构的天然浑成，其结构的自然纯真形态，犹如生活本身一样，好像未经过什么精雕细琢的工夫，完全是生气勃勃的生活的再现。其中描写了许多家庭生活细节、日常平凡事件，也写了一些波澜壮阔的大场面。千头万绪，但看起来却脉络分明，有条不紊。它的每一段描写，哪怕是极细微之处，也都是整个结构的组成部分，是时代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若从其中抽去任何一个细节，都会造成这部艺术品的很大漏洞，也会感到损害了生活的逻辑联系。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的结构之各成段落不同，它是一个高度的有机体。与《聊斋志异》之带斧凿痕迹的描写不同，它是那样的淳朴和自然。它的艺术结构毫不夸饰地体现了生活的特点和规律，它完全是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的。从第一回借甄士隐和贾雨村的谈话作楔子，到最末回又以“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为结束，又从开篇缘起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到末回又承缘起作诗云：“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也见出结构之完整和作者构思之精细与经营之苦心。这部作品结构之宏伟精细，确是超过它之前的文学作品，从“开辟鸿濛”始，至全书的结尾，是一部伟大完整的历史悲剧合奏曲。

《红楼梦》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也十分成功，它生动、逼真、丰富而摇曳多姿。作者笔下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在日常谈话和对事物的态度中即表现出来。有一次，湘云拾到一张当票，不能识别是什么，拿着到处嚷，宝钗看了知道是弟媳岫烟丢的，告诉她不要再嚷了，即将岫烟家境贫寒，无人照管，邢夫人对她又刻薄，她二姐迎春又照顾不了，以致典当衣服维持自己的费用等解说了一通。大家听了各有不同表态：

黛玉听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不免也要感叹起来了。湘云听了，却动了气，说道：“等我问着二姐姐去！我骂那起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出气，如何？”说着便要走出去，宝钗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发疯了，还不给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真真好笑！”湘云道：“既不叫问他去，明日索性把他接到咱们院里一处住去，岂不是好？”宝钗笑道：“明日再商量。”（五十七回）

如此简单的对话，黛玉、湘云、宝钗的声态并作，她们各自的性格都鲜明地表现出来。

作者在刻画人物性格时，更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来表现，使性格更尖锐、突出，使性格的内在意义揭示得更深刻。如“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一回，王夫人得到一个“绣春囊”，便喝令凤姐、王善保家的等向大观园发动总进攻，使一向极平静的大观园登时处于紧张状态。在这场剧烈的斗争中，许多人物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像狐假虎威的王善保家的，怕得罪人的假善人王熙凤，顽强有反抗性的晴雯，维护自己阶级尊严的探春，懦弱无能的惜春，言带讥讽的紫鹃，内里藏奸的袭人等，她们的精神面目深刻、逼真的被揭示出来。总之，《红楼梦》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精雕细琢的功夫是以前文学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红楼梦》的细节描写也是非凡的。和其前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红楼梦》中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尤其多。但是，我们读起来并不感到厌倦，反而为这些细节所吸引。因为这些细节并不是一般的生活琐事，而是经过作者典型化了的生活关系，它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意义。一次，宝玉和黛玉由于互相试探对方的情意，而发生猜忌、口角，以至于砸玉、铰玉穗子，弄得不可开交。事后二人都后悔，宝玉则亲自找黛玉去赔罪：

幸而屋里没人。黛玉两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的“嗳”了一声，说不出话来。见宝玉憋的脸上紫涨，便咬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上戳了一下子，“哼”了一声，说道：“你这个——”刚说了三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绢子来擦眼泪。（三十回）

这里表现了宝玉、黛玉由于不能正面表白自己的心意所受的折磨和痛苦，表现了黛玉的猜忌，表现了宝玉的赤诚，也表现了他们之间的爱和恨。这样简单的情节，概括了多么深刻的内容。《红楼梦》中许多细节像千丝万缕锦线一样交织成书，使这部作品犹如一幅美丽的织锦。《金瓶梅》也有许多细节描写，但近于琐碎、堆砌，未曾经过典型化，或典型化深度不够，远不能与《红楼梦》比。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它充分体现了曹雪芹丰富的生活经历和高度的驾驭文字的技巧。《红楼梦》的语言特色，不仅表现在对北京话的运用上，更表现在它丰富的生活容量和准确、简洁、具有雕塑性的表达力。人们公认《红楼梦》对生活描写之细腻，但并非用繁冗的语言，而是用简洁、明快几句话，即概括深刻的内容。如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临走时凤姐问她“有什么说的”？她始终不肯开口，周瑞家的给她递了个眼色，她怎样呢：

未语先红了脸，待要不说，今日为何而来？只得勉强说道：“论今日初次见，原不该说的；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少不得说了……”（六回）

寥寥数语把一个乡下贫苦之人，由于生活所迫跑到城里远亲家求助那种窘迫、羞涩、碍难开口的神态全部烘托出来。又如宝钗吩咐小螺去告诉湘云、香菱有个外国美人来了，并做得好诗，让她们来看：

半日，只听湘云笑问：“那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一头说，一头走，和香菱来了。众人笑道：“人未见形，先已闻声”。（五十二回）

两句话即鲜明、准确地传达出湘云爽直开朗的性格。《红楼梦》的语言有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或文或白，或雅或俗，或粗或精，或俚或野，都赋予形象以立体感和生活的韵律感。《红楼梦》在语言方面的成就，为我国文学语言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楼梦》犹如一座宏伟的建筑物，线条结构是那样地和谐匀称，风格又是那样地纯朴自然统一，它是清代社会斗争和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鲁迅即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收获》创刊号：《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说明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由于《红楼梦》的非凡成就，它问世之后便引起广大群众的爱好，同治、光绪年间北京就流行着“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京师竹枝词》）的谚语。不但在北京，也流传到浙江，当时一些“士大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毛庆臻《一亭杂记》）。不但作为小说阅读，而且“串成戏出，演作弹词”，使“观者为之感叹欷歔，声泪俱下”（清梁恭辰《劝戒录四编》卷四）。人们对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悲剧寄予深切的同情，为他们的不幸愤慨、不平，认为他们不能美满的结合是天地间的恨事。因此，以后便出现了许多续作，如《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红楼梦影》、《增补红楼》、《鬼红楼》等，“大率承高鹗续书而更补其缺陷，结以团圆”（《中国小说史略》）。这些作品所写的仅凭作者主观想象，缺少生活基础，违背生活真实，又文笔拙劣，因而不能流传，以至湮没无闻。

（一）吴敬梓的生平和思想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字敏轩，晚年号文木，安徽全椒人，生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生于一个“名门望族”的官僚家庭中。其曾祖弟兄五人，除国器为布衣外，国鼎、国缙、国龙都是进士，曾祖父国对是探花。国对之子吴旦，即吴敬梓的祖父是监生。吴旦的弟弟是举人。国龙有两个儿子，一是进士，一是榜眼。明清之际“五十年中家门鼎盛”（程晋芳《吴敬梓传》）。《儒林外史》第三十回郭铁笔恭维杜慎卿说：“尊府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天下都散满了，督、抚、司、道，在外头做，不计其数。”这正是对吴家景况的真实写照。但是，他父亲霖起却只是个拔贡，做了几年江苏赣榆县的教谕，“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悌，劝农桑’的呆话”（《儒林外史》三十四回高老先生的话）。结果惹得上司生气，把官爵弄丢了。吴霖起为人耿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能“守子云之玄，安黔娄之贫”（《移家赋》），又有孝敬父母之心，早年曾因家中有高堂老母，而不去做官。他死后，家道更衰落了，吴敬梓在其《移家赋》中感叹道：“于是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吴敬梓就是在这样没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

吴敬梓受家庭环境、特别是他父亲的影响很深。由于母亲早卒，他十四岁就随父亲在赣榆任上，二十岁举秀才，二十三岁遭父丧。他父亲的思想品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始终怀念不忘。像《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每当有人提起和他父亲的关系时，他总是格外的招待和照顾。这正是吴敬梓自己情感的真实反映。他蔑视功名，放浪不羁，讲究孝悌和“文行出处”，都与家庭环境和他父亲为人处事对他的耳濡目染有密切关系。

他“性复豪上，遇贫即施”（程晋芳《吴敬梓传》），不久便把万贯家资挥霍干净，奴仆也相继逃散。宗族邻里都鄙视他，他不得不于三十三岁那年迁往南京居住。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征他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托病辞却。《儒林外史》大约就是在他三十六岁以后对举业完全绝了念头时写的。从此直到五十四岁在扬州逝世，他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主要依靠卖文和朋友周济勉强维持生活，有时竟至于断炊。在扬州时遇见曾经富贵后来贫困的程晋芳，他握着程的手痛哭说：“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吴敬梓传》）虽然如此，但他并不向艰难妥协，“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缘此，所遇益穷”（程晋芳《吴敬梓传》），始终表现出一种顽强的精神。

吴敬梓是憎恶当时社会的，憎恶当时社会的科举制度、功名利禄和腐败的道德风尚等。他的言行、著述、立说都与这个社会是对立的，他坚持“治经”，把“治经”作为“人生立命处”，也用来与这个腐败社会相对抗。他思想中有许多新的进步因素，如尊重下层人民、要求平等和企图突破封建秩序的羁绊等。但他的思想体系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他企图利用孔孟所谓的“名教”，来改变当时的社会，挽回这个社会灭亡的命运。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金兆燕在哭他诗中有句云：“丈夫抱经术，进退触藩羝。于世既不用，穷饿乃其宜。何堪伍群小，颠倒肆诋欺！”（《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正说明他的政治见解不能实现的矛盾和痛苦。

由此可见，吴敬梓一生经历了由富贵到贫贱的过程，也经历了一段严峻、痛苦的思想斗争。他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看过别人的嘴脸，受到过冷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经历了人情的冷暖。他的头脑更清醒、冷静起来，观察社会就更深入了。他不但看到那些无耻文人的卑鄙、堕落和官僚地主及其爪牙的腐朽、贪婪，而且还透过这些现象看到其与封建制度的联系。同时他对下层社会职业卑下的人们产生了感情，称许并赞扬了他们。这一切，正是《儒林外史》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

《儒林外史》之外，吴敬梓还著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文木山房集》有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本。《诗说》已失传，但从《儒林外史》中也可以看到他对《诗经》的一些见解。(www.xing528.com)

（二）《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的批判

《儒林外史》主要内容是什么？它主要批判了些什么？作者借闲斋老人写的序中说：

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例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

他简明清楚地说明《儒林外史》所写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儒林”，而中心内容则是批判这些知识分子的功名利禄观念，描写他们在追求功名利禄过程中的“性情”、“心术”、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其目的在于“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即有益于社会人心，所谓“经世致用”者也。

《儒林外史》以巨大的篇幅集中批判了科举考试和八股制艺。这是明代以后我国封建士大夫追求功名富贵的主要途径，所以作者首先从这里切入。八股制艺是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则登峰造极。当然，这绝非偶然，而与当时社会有密切联系。当时清朝的政权虽然已经巩固，但为了更强化其政权，进一步桎梏知识分子的思想，因此即极力提倡八股考试，并以功名利禄作诱饵，把一些毫无气节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撮弄得心魂颠倒、精神失常，他们只会鹦鹉学舌，剽窃古人只言片语，而不能独立思考，抒发己见。这就造成整个文化界思想的停滞、腐朽。章实斋在其《答沈枫墀论学书》中说：“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又成不可药之蛊矣。”在这种情况下，“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可见八股制艺对人民思想奴役的情况。由此也可以认识、了解《儒林外史》批判科举制度的重要意义。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前几回中，描写了两个科场中的人物，即周进和范进。他们都是淳厚又老实的人，但在科场上一直考到五六十岁也未考取个秀才，蹭蹬潦倒，生活无着。周进起初做私塾教师，尚勉强糊口，后来被辞掉，不得已和他姐丈金有余等商人一起做生意。到省城去，偶然见到贡院，便勾起心思，请求进去浏览一下，不料见了号板，即“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经别人救活后，又“放声大哭起来”，“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人们“见他真切”，便凑了些钱替他捐了个监生，他即感激不尽地说是“重生父母”，来世“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范进中举一段也写得深刻入微。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童生，后来好不容易考取个秀才，又要去考举人，为向岳父要盘费，被岳父骂得狗血喷头：“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但他终于偷着去考了一次，回家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自己抱了一只鸡，插着草标，到集上去卖。报子来报喜，有人来寻他，告诉他中了。他不信，不耐烦地说：“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只鸡去救命，为什么拿这话来混我？”当他回家真正看到报帖之后，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接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醒人事。”被人救活之后，他竟疯了，遍街乱跑。这两个人物的行为既可笑又可悲，科举制度对人们思想奴役如此之深，使一些知识分子丧魂失魄，忘乎所以，一生除了举业之外，别无所求。封建统治阶级的手段多么阴毒！

这些知识阶层为什么如此热衷举业呢？难道只为了追求一个秀才吗？所谓“苦读了几年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不是的，作者更深入地揭示了他们热衷举业的原因。如周进、范进中举之后，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有送细瓷杯盘的，还有破落户投身为仆的。范老太太起初并不了解他儿子为什么那样迷恋科举，当她知道细瓷杯盘和丫环使女都是自家的时候，才领会到其中的真义，随即一声大笑，昏迷不醒。周进最初多么尴尬卑下，后来做了广东学道，主考时看到范进在严冬季节，“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自己则“绯袍金带，何等辉煌”！作者并未正面表示意见，全是纯客观地描写，一“辉煌”，一“乞缩”，显示出功名利禄在他们思想观念中的重要地位。功名利禄使这些知识分子堕落无耻、迂妄无知，整天揣摩八股，把八股文奉为经典。马二先生即曾说，读书是为了应举，应举就是为了做官。并且说孔子生在现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十三回）。高翰林高谈龙虎榜时，认为“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四十九回）。鲁编修则认为天下知识学问尽在于八股文，“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十一回）。在他的教养下，鲁小姐也大读文章讲八股，“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遽公孙不善此道时，便“愁眉泪眼，长吁短叹”，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好好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子，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红楼梦》三十六回）这些人都是八股文虔诚的遵奉者和热烈的宣传者，一谈起八股制艺来，好像要先焚香沐浴似的那样郑重、严肃、认真。然而他们的灵魂却是那样空虚、无聊和龌龊，他们越严肃认真，越令人感到卑鄙可笑。这是吴敬梓讽刺艺术所达到的成功效果。

科举制度毒化了知识分子，腐蚀了思想界，对科举越热衷的人，头脑越冬烘，不学无术，道德败坏。张静斋、汤知县、范进在一起谈论历史人物，即暴露了他们的迂腐和无知：

张静斋道：“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汤知县道：“那个刘老先生？”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进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访普’的一般。”（四回）

刘基是元朝至元年间的进士，元亡后朱洪武曾聘他，他不来，后经总制孙炎请来，在南京建立一座礼贤馆让他住。朱洪武根本没有“私行到他家”的事。这些举人进士们却“口若悬河”，当作“本朝确切典故”来谈论，真是可笑极了。又范进被钦点为山东学道，竟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八股制艺把人们给荼毒了。

科举制度的实行，人们不但不追求知识，也不砥砺德行，令人们道德败坏，丧尽廉耻，到处招摇撞骗。如匡超人本来是一个朴厚愚孝的人，靠自己劳动维持贫苦的家庭生活，由于受社会风气的熏陶，也读起八股文来，并终于中了举。从此，他就变了，虚伪、奸诈、欺骗无所不用其极。他在李给谏面前扯谎，说家里没有妻子，骗娶了辛小姐；又向别人吹牛，说自己是“正途出身，考的是内廷教习，每日教的多是勋戚人家子弟”；又说自己的文名也够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五省读书人家里都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当别人指出，“先儒”是逝世之儒时，他也禁不住面色绯红。这些人就是如此卑鄙、无耻。他们的生活、阶级地位变了，思想感情、道德面貌也随之变化，可见他们的堕落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促成的。

此外，作者还批判了当时社会中一些假名士。他们连那些无知之辈通过科举求取功名的能力也没有，只得以扯谎骗人混饭吃。如古貌古心的杨执中，怪模怪样的权勿用，开头巾店的景兰江，盐务巡商支剑峰，骗子手牛浦等。他们标榜风雅，到处做偷鸡扒狗的勾当，疯疯癫癫丧尽廉耻。在这种社会风习影响下，俚俗风尚变了，人们都趋炎附势、利欲熏心。作者集中描写了五河县的败坏风俗：

五河的风俗，说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说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他就眉毛都会笑。问五河县有什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什么出产稀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还怕，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还有一件事，人也还亲热，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四十七回）

正如余大先生所说：“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作者对这些恶劣风尚深恶痛绝，给以尖锐的讽刺和批判。

在对清代社会的剖析批判中，作者对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也给以深刻地揭露和鞭挞。王德、王仁兄弟二人都是科场出身的所谓“廪膳生员”，他们口头上讲的都是礼义廉耻，说自己“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但行动上都丧尽廉耻，完全为了银子。他们接受了严监生的钱，便不顾骨肉之情，当自己的妹妹卧床不起时，就把严监生的姨太太立为正室（五回）。范进和荀玫正身穿重孝，一个到高要县去打秋风，装做尽孝，不用象牙筷子，却大吃其虾仁圆子。一个匿丧不报，偷着去求周司业、范通政保举。这些人就是如此利欲熏心，趋炎附势。作者通过他们自己的言行揭示出他们所尊奉的礼教的虚伪骗人。此外，封建礼教的确也毒害了一些心地纯良的人，他们本来很朴实，由于受礼教的荼毒，便一心一意要做封建社会的顺臣或“良民”，虔诚地崇拜封建道德信条，结果害了自己。王玉辉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女婿死后，女儿要殉节，他不但不阻拦，反而劝她这样做，他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呢！你竟是这样做罢。”他的妻子痛哭流涕地劝女儿，他却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当他女儿绝食殉夫的消息传来后，他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他却对妻子说：“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说着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当他女儿的神主入节孝祠那天，全县的官、绅、士子等名教人物都来入祭，“在明伦堂摆席，通学人要请了王先生来上坐，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他这时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其后“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便到外地去游玩排遣，“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来到苏州，“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这一段描写，深刻地揭露出礼教吃人的本质，揭露出礼教的野蛮和残酷。王玉辉毕竟是一个普通人，具有父亲对女儿的抚爱心肠，

这件事不能不引起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这正是冷酷的礼教与淳朴的人伦关系的深刻矛盾的反映。

吴敬梓在作品中还批判了清代吏治的腐败。这些官吏大都出身于科举考试，都昏庸、贪佞、凶狠、暴虐。他们不顾人民生活的艰苦，贪而无厌地盘剥。高要县的汤知县听张静斋的话，为了向上司表示“清廉”，指望来日“升迁”，当禁宰耕牛的时候，把向他行贿的五十斤牛肉枷在回民老师父的脖子上，牛肉生蛆，把老师父咬死了（四回）。王惠出任南昌太守，接任时先问：“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接任后立刻衙门里便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他可真做到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地步（八回）。彭泽县境内两只盐船被抢了，押船人到县里去告。县令怕损害自己的声名，便声严辞厉地说：“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那里有这等事！”遂责令“两边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拖翻，二十毛板，打得皮开肉绽”（四十三回）。看吧！这些表面似乎很清廉的父母官，其实是敲剥百姓的民贼。他还与地主勾结在一起，收租征税，无所不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于忍无可忍之时，或自杀，或为“盗”。虞博士在路途中见一农夫自杀，问其原因，他说：“替人家做着几块田，收些稻，被田主斛的去了。父亲得病，死在家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又如四川境内的木耐，山东道上的“响马”，长江边上抢盐船，都“因是冻饿不过，所以才做这样的事！”这便揭露了清代全盛时期的内在本质，说明这个表面威严炫赫的封建王朝，内部矛盾则一触即发。

《儒林外史》批判了封建社会腐朽、黑暗、丑恶等许多侧面，它对这许多侧面的批判，几乎都与科举制度相联系。这并非把这一制度的罪恶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相反地正说明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对当时社会腐败、衰亡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八股制艺毒化了人们的精神灵魂，毒化了思想界，毒化了整个社会，这正是作品集中批判的。

（三）《儒林外史》所反映的作者的社会理想

吴敬梓在对封建社会批判的同时即显示出他对社会的看法、观点和理想。但更主要是通过他塑造的正面人物表现出来。在第一回他就写了王冕这个嵚崎磊落的人物，回目云：“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那么，这一回即概括了全书的主旨和作者的社会理想。所谓“名流”，即文中所写的王冕。王冕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物，“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却不愿做官，也不愿见官，讲孝道，听母亲的话，认为“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他反对八股制艺，认为读书人有了这条荣身之路，便“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政治上反对“以兵力服人”，主张“以仁义服人”等。他的这些社会观、政治观、伦理观，同时也是吴敬梓社会理想的主要内容。吴敬梓就是按照这种理想来塑造正面人物的。

吴敬梓笔下的正面人物有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萧云仙和杜少卿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即品德纯良、有真才实学、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蔑视功名利禄，反对八股制艺。迟衡山便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的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因此，他建造了一所吴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习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三十三回）。其他人物虽然具体思想不尽相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萧云仙镇守青枫城所推行的开垦农田、兴修水利、教民识字、立先农坛、祭祀礼乐，就是这种理想的具体实施。虞育德被人称为“真儒”，有极高的封建道德修养。庄绍光则住在玄武湖边著书立说、议论礼乐。这些人的作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作者不满意封建社会，批判封建社会，并企图改变这个社会，但他用来代替这个社会的则是儒家的礼乐政治，即召唤过去的亡灵来为现实服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他自身的悲剧。

除了这几个人物外，吴敬梓的社会理想更集中地体现在杜少卿的思想品行中。杜少卿是作者以自己为模型进行塑造的。他“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是个“豪杰”。他轻视钱财，“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他挥霍、洒脱，蔑视功名富贵，憎恶府衙官员，不肯与他们来往。臧蓼斋说王知县很仰慕他，劝他去拜访，他愤恨地说：“他想着我！叫他把梦做醒些！”他反对科举制度，辞却统治者对他的征辟，认为“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要过逍遥自在看花饮酒的生活。当臧蓼斋向他表露自己的利禄观念时，他斥责道：“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他反对男尊女卑的婚姻，竟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携着娘子的手……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使路旁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这在当时确是不简单的事，是向封建伦理挑战。他对婚姻问题有明确的看法，认为娶妾最伤天理，要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这种看法虽然含有娶妻生子为传宗接代的封建观念，但是他尊重女性，反对一夫多妻制，在当时却是极其新颖的思想。他反对封建迷信，憎恨风水之说，也要为朝廷立法：“但凡人家要迁葬，叫他到有司衙门递个呈纸，风水具了甘结”，若把坟挖开看，风水说错了，便“一刀把这奴才的狗头斫下来。那要迁坟的，就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这种思想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他主张“治经”为“人生立命之处”，因此在解释《诗经》时即贯彻了这一主张。如他解《女曰鸡鸣》篇说：

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三十四回）

他又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此外，对《凯风》也作了新的解释。在程、朱理学弥漫的时期，人们都根据朱注解经，他却一反时代的思潮，独抒己见，向封建理学挑战。

杜少卿憎恶长官，轻视权威，反对迷信，蔑视功名，凡是封建社会束缚自己个性的事物，他都把它们撕破、扯毁并视如土芥。基于这种反抗精神，他赞扬沈琼枝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沈琼枝也说：“今天二位先生，既无狎玩我的意思，又无猜疑我的心肠。我平日听见家父说，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是个豪杰，这句话不错了。”（四十一回）这不能不说是他二人反封建精神的契合。

杜少卿是地主阶级的“逆子”，是封建社会的“背叛者”。因此，地主阶级教导子侄，“就以他为戒”，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后人也教导子女“莫效此儿形状”一样。杜少卿和贾宝玉在精神面貌上极其相似，不过少卿的思想没有宝玉那些虚无主义色彩，而沾染了不少理想化了的封建道德观念。他企图通过“敦孝悌，劝农桑”等古代道德来改变现实。他握手送别虞育德离别南京时曾说：“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表现了一种感伤绝望的情绪。虞育德在辞爵回家时，也对杜少卿说，要混些俸禄，“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四十六回）。萧云仙虽然按自己的理想治理了青枫城，后来也弄得赔了房产又折兵。庄绍光也声息渺然。他们的一套社会理想都幻灭了。他们想用儒家的礼乐兵农政治来改革这个社会，挽救这个社会的命运，但社会仍然沿着龌龊、腐朽、黑暗的方向而窳败下去，这是作者所最悲痛的。

吴敬梓的思想观念中，妇女问题占有重要位置。他特别为妇女的被侮辱被压迫鸣不平，前文谈到杜少卿的一些事例，即说明了这一问题。此外，他在作品中还创造了一个勇敢、果断、有反抗精神的妇女形象沈琼枝。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去做妾，她却设法逃出来，到南京以卖诗生活。宋为富勾结官府，派差役去南京捉捕，她毫无惊慌地问：“是都堂衙门的？是巡按衙门的？”然后喝令：“轿夫，你抬我到县里去！”威严镇定，声色俱厉。到了县衙门，知县升堂逼问，她义正辞严地说：

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我父亲和他涉了讼，他买嘱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况且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故此逃了出来。这是真的。（四十一回）

她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精神，诚然可敬。差役向她要钱，她回答：“我便不给你钱，你敢怎么样？”勇敢、果断地拒绝。她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性格。作者以一支倾注着感情的笔把她描绘成一个光彩夺目的形象。

吴敬梓憎恶那些假名士和靠剥削敲诈为生的无赖，而赞赏那些下层社会、职业卑下、“自食其力”的人物。艺人包文卿说：“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作者因此称赞他“颇多君子之行”。作者在作品的最后还描写了四个市井中的奇人，一个是写字的季遐年，一个是卖火纸筒的王太，一个是开茶馆的盖宽，一个是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以自己的劳动为生，博得作者的赞许。作者把这四个人物的出现安排在万历二十三年，当时南京的名士都逐渐销磨尽了，“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他们的出现，给那个空虚寂寞的时代增添了一丝微弱的生气。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挽救那个社会江河日下之势。所以，荆元席地弹琴，于老者听到细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

吴敬梓的社会理想有反封建的进步的一面，也有封建的保守的一面。他不满意当时的社会现实，想挽回世道人心。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推行儒教的礼、乐、兵、农的政策上，然而坚持这类儒教的文人学士都风流云散了，他的理想变为幻想，希望变为失望，最后沉痛地说：“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这是作者理想破灭后无奈何的慨叹！

（四）《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有卓越的成就。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讽刺是《儒林外史》最出色的成就。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那就是说，讽刺文学是建筑在忠于现实基础之上的。但是，讽刺毕竟与一般文学的表现方法不同，“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什么是讽刺》）。鲁迅对讽刺的见解，应该就是从《儒林外史》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表现，与鲁迅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

《儒林外史》的讽刺，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严格的褒贬基础之上的，也如鲁迅所说：“秉持公心，指摘时弊。”（《中国小说史略》）作者对所批判的社会现象采取十分冷静严格的态度，对否定的人物，自不必说给以深刻的讽刺，即使一些正面人物，思想行为上有可疵之处，也予以申斥。像杜少卿蔑视金钱、肯帮助别人，好交朋友。但他交友却无原则，有时竟与一些假名士、骗子等在一起，如娄老爹批评的，是“贤痞不明”。萧云仙治理青枫城失败后，拿着卷子到处求人题诗、撰文，记述自己的功劳，以垂不朽，也沾染了一般官吏的庸俗习气。虞育德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为了帮助汤相公，把家里的房子给了他，汤相公把房子拆卖、花光了，到南京又向他求助，他又给了他一些银子，并且说他拆卖房子是应该的。如此宽厚之人，未免超乎人情常理。又如凤四老爷是个侠义之人，他却帮助万里由一个假中书变成真中书。余大先生是个砥砺德行者，后来却到无为州去打秋风、受贿赂。对这些正面人物，作者并不因为偏爱，对他们思想性格的庸俗丑恶面予以迁就，而同样给以挖苦和讥讽。

相反对一些否定人物，若有可取之处，作者也不一笔抹杀。像辛东之、金寓刘、储信、伊昭、景本惠、臧荼等，都是庸俗、无聊、恶劣之辈，但他们都不是功名利禄中人，是当时的不得意者，因此作者让他们都参加祭泰伯祠大典。至于那些毫无肯定之处的人物，作者就无情地批判和讽刺。这都体现了《儒林外史》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

《儒林外史》的创作风格，也如鲁迅所说，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中国小说史略》）。作者对所描写的对象极尽讥讽嘲笑之能事，但在讥讽中又寄以深切的同情，使人们感到它的可笑、可悲和可憎，在对他们喜笑怒骂、可悲可悯中即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这便是这部作品风格高的原因。像严贡生那样的吝啬鬼，到处招摇撞骗，吹牛拍马，自己的次子与周府结亲，他准备大张罗一番，雇了吹手和彩轿执事等，但他过于刻薄，应该八钱银子一班的吹手，他只给二钱四分低银子，还扣二分戥头。所以迎亲那日，除了一乘轿子和几个红帽子外，别的都未来，吉时已到，不能再等，只得到周府去迎：

那周家敞厅甚大，虽然点着几盏灯烛，天井里却是不亮。这里又没有个吹打的，只得四个戴红黑帽子的，一递一声，在黑天井里喝道，喝个不了。来富看见，不好意思，叫他不要喝了。周家里面有人吩咐道：“拜上严老爷，有吹打的就发轿，没吹打的不发轿。”正吵闹着，四斗子领了两个吹手赶来，一个吹箫，一个打鼓，在厅上滴滴打打的，总不成个腔调。两边听的人笑个不住。周家闹了一会儿，没奈何，只得把新人轿发来了。（六回）

通过这一事件，把严贡生那卑劣、吝啬、滑稽、可笑的灵魂揭示出来，此即所谓“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讽刺更深刻、嘲笑更尖锐的是“方盐商大闹节孝祠”一节。五河县利欲熏心，人们都趋炎附势，特别是那些诗礼人家更丧尽廉耻。虞、余两家的举人进士不送自己的叔祖母、伯母、叔母入节孝祠，反而去送地方豪绅方老六的母亲入祠。无奈何，虞华轩和余大先生只有自己送来。在节孝祠门口，一边是虞、余两家奉神主的破亭子歪抬着，一边是方家奉老太太神主的旗罗伞盖的大亭子，吹打弹唱俱备，后面跟着一班是乡绅，一班是秀才。“余、虞两家的举人、进士、贡生、监生，共六七十位，都穿着纱帽圆领，恭恭敬敬跟着走”，“余、虞两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襕衫、头巾，慌慌张张，在后面赶着走”。作者写到这里，把笔锋一转说：“那余、虞两家到底是诗礼人家，也还厚道，走到祠前，看见本家的亭子在那里，竟有七八位走过来作一个揖，便大家簇拥着方老太太的亭子进祠去了。”这些都是余、虞诗礼人家所行之礼，但他们的作为恰足以揭露其所行诗礼之虚伪，是对这些利欲熏心之辈的深刻讽刺。他们卑鄙无耻，又可悲可怜。《儒林外史》许多细节描写，都委婉曲折而寓讥讽，同样具有耐人寻味的深刻意义。

吴敬梓描写人物，是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来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很少静止的心理描写，也不把事件的原委直接叙述出来，而是从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和倾向中推断出来，如对严监生死的描写：

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六回）

这节描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中国小说史略》）。严监生为什么生病以至于死亡呢？作者并未直接告诉我们，但我们可以从他思想性格的基本特征方面去推论。他有钱，但不舍得买人参吃，却必须拿大捧银子拢络一般无赖之徒，特别要应付他舅爷王德、王仁。他“每晚算账，直算到三更鼓”，赵氏劝他：“你心里不自在，这家务事就丢开了罢。”他始终不肯，结果卧床不起。在床上还“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在秋风飒飒、落叶萧萧的早晨，心里虚怯，长吁了一口气，把脸朝床里面睡下。如此，结论得出来了，严监生是被万贯家私累死的。

吴敬梓善于通过人物言行的矛盾来揭露人物思想灵魂的丑恶、卑鄙，用人物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言论。如严贡生向张静斋表白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说话之间有人来告诉他：“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四回）又如万里以秀才身份冒充中书，向高翰林、施御史、秦中书夸耀自己、吹嘘自己，忽然来了二十多个快手，把他揪住，锁套了去，将“众人吓的面面相觑”。巧妙在他们的话讲得那样津津有辞，他们的态度那样威严肃正，而揭穿他们假面具的事件又是这样突如其来，令人骇然、惊惧、似信又疑，从而更辛辣地讽刺了他们行为的卑劣，不知羞耻。

《儒林外史》的语言特点是刚劲、简练、丰富、犀利。描写人物用极简单的几句话就能传神，使所写的“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中国小说史略》）。能绘影描形，勾魂摄魄。如牛浦与牛玉圃联宗，称牛玉圃为叔祖，在牛玉圃面前装孙子，但在别人面前又自吹自擂，抬高自己，压制别人。他对子午宫的道士扯谎说：

那董老爷好不好客！记得我一初到他那里时候，才送了帖子进去，他就连忙叫两个差人出来请我的轿。我不曾坐轿，却骑的是个驴。我要下驴，差人不肯，两个人牵了我的驴头，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董老爷已是开了宅门，自己迎了出来，同我手搀着手，走了进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二十三回）

这段描写，语言多么洗练、生动、犀利，把一个市侩的精神世界生动深刻地勾勒出来。

《儒林外史》的结构与其他长篇小说不同，即“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没有一个主要人物贯穿全书，而是几个人物自成故事段落。当然，各段落之间并非没有联系，每段中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前一段中的主要人物，后一段便退居次要地位，段与段之间总是通过一两个人物联系起来，这样，全书又形成一条伏线贯通首尾。这是为作品的内容决定的。作者在结构上是费过一番心思的，如开篇用王冕故事“敷陈大义”、“隐括全文”，最后以四个市井奇人作结，余韵无穷，也可见出作者之匠心经营来。

《儒林外史》也有缺点，其中有些情节描写有重复之嫌，如范进中举后，由于过度欢喜竟“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醒人事”，又如荀玫举进士，王惠立刻前去拜访，赠送房产什物等一类的描写，作品中还有不少，类乎因袭。还有几回写得不够真实，如郭孝子寻亲、汤奏大战野羊塘，内容平庸，文笔拙劣，可谓全书之疵。

《儒林外史》受其前的文学影响很深，特别是受《水浒传》的影响极其显著，作者好像有意识地向《水浒传》学习。如结构上之各成段落，而又引针穿线地联系起来；又如令许多人物参加祭泰伯祠，极像《水浒传》中之许多英雄会合于梁山泊。不过《水浒传》描写许多英雄上梁山，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儒林外史》中众人之祭泰伯祠，则缺乏这种必然性。又如语言的简劲、犀利，写景犹如水墨画境，与《水浒传》也极相似。像娄家三、四公子自京城还乡路上一段景物的描写：

两公子坐着一只小船，萧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见两岸桑阴稠密，禽鸟飞鸣。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里边撑出船来，卖些菱、藕。两兄弟在船内道：“我们几年京华尘土中，那得见这样幽雅景致？宋人词说得好：‘算计只有归来是’。果然！果然！”（八回）

这与《水浒传》中对石碣村景致的描写何其相似！在人物描写上，胡屠户好像镇关西，郭孝子深山遇虎则好像武松打虎。可见《水浒传》对《儒林外史》影响之一斑。

此外，《儒林外史》受《聊斋志异》的影响也不少。它的讽刺手法应当是直接继承了《聊斋志异》的衣钵。它对科举制度的抨击和对热衷科举的封建文人精神面貌的刻画，在《聊斋志异》里都可以找到影像。像沈琼枝这样果敢、有反抗性、敢于蔑视敌人的妇女形象，在《聊斋志异》中也不乏其人。在反对风水迷信方面，《聊斋志异》中描写同样题材有《堪舆》。即就其结构而论，虽然受《水浒传》的影响很深，但从它自成段落，各自起迄看，也应当承受《聊斋志异》的遗泽。不过，《儒林外史》比《聊斋志异》晚五十年，社会向前发展了，康、雍、乾三朝的八股制艺更为登峰造极，社会道德风尚更加败坏，作者的思想观点也不同，从而决定了《儒林外史》的内容主要是讽刺科举制度和士大夫的功名利禄观念，在讽刺艺术上确是达到了空前卓异的境界。

吴敬梓的创作技巧和才能是纯熟、卓越的，他以一支犀利的笔，把封建社会利禄场中人物之卑鄙龌龊、吝啬自私、吹牛拍马、欺诈蒙骗、蝇营狗苟等的精神世界全部揭示出来，正如鲁迅所说：“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其对这些丑恶社会现象之讽刺和鞭斥，亦犹鲁迅所说：“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中国小说史略》）

《儒林外史》的文学成就，对后代文学影响也很大，晚清的《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是吸取它的经验而创作的。鲁迅的小说、杂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受着它的影响。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在精神面貌上与吴敬梓所写的有着明显的联系。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吴敬梓塑造的一些人物身上也存在着，牛浦就是这类人物。

《儒林外史》的成就是如此之高，可是在封建社会中，越有才能的作家，其遭遇越悲惨，吴敬梓若没有这部小说，必将湮没无闻。程晋芳即感叹道：“《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怀人诗》十八首之一）《儒林外史》在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吴敬梓的声名也因之永垂。

《镜花缘》的产生，比《红楼梦》晚半个世纪，并直接受着《红楼梦》的影响，作者李汝珍是正面学习、吸取《红楼梦》的经验而创作的。在题材上也写的是“不唯金玉其质，亦且冰雪其心”的众多女子形象，和许多“闺阁琐事，儿女闲情”（一回）等。在结构上也借虚幻的形式为开端，以解颐的形式作结束。《红楼梦》的影迹在其中随处可见，但其成就远不及《红楼梦》。

（一）李汝珍的生平

《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人，确切的生卒年代不详，约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于道光十年（1832），主要活动在乾隆、嘉庆期间。他一生“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李氏音鉴》余集序），因此未得过什么功名。二十岁左右曾到哥哥汝璜在江苏海州任职所，受业于凌廷堪，论文之暇，兼及音韵，受益很多。三十七八岁时曾在河南做过县丞，带领几十万民夫防御黄河决口。他为人“忨爽遇物，肝胆照人”（《李氏音鉴》石文煃序），不与统治阶级合作，以至穷愁潦倒，“耕无负廓田，老大仍驱饥”（孙吉昌《镜花缘题词》），平生所学极其广博，“工篆隶，猎图史，旁及星卜弈戏诸事，靡不触手成趣”（《李氏音鉴》石文煃序）。这些学问在《镜花缘》中都有反映。《镜花缘》是他晚年之作，是竭尽十余年的心血结晶。书末自云“镜中全影，且待后缘”，可见还有续书未完成。除了《镜花缘》之外，他还著有《李氏音鉴》、《受子谱》、《围棋谱》等书。

（二）《镜花缘》的内容

《镜花缘》写的是唐武则天当政后，诏令百花齐放，众花神被迫遵命，但获天谴，谪于人间的一百位女子的行迹。作者的创作宗旨在四十八回中唐闺臣寻找父亲，见泣红亭碑记后的总论说得很明确：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

他“穷探野史，尝有所见”的是什么呢？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是女子被轻视被摧残的事实，是妇女被压迫的历史。他经过一番探索，认识到“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于坤元”（四十二回）。因此，他描写了众多的聪明、智慧、文才、武略的闺阁女子，像极有文才的黑齿国学者黎红薇、卢紫萱，敢于和野兽搏斗的魏紫樱，侠客颜紫娟，数学家米兰芳，女王阴若花，辅臣枝兰香以及唐闺臣、廉锦枫、薛蘅香、姚芷馨、尹红萸、骆红渠等才女。对这些女子的赞扬和歌颂，实质上即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伦理的否定，即对女子长期被蔑视，被压迫历史的批判。

黎红薇、卢紫萱不过十四五岁，却深通音韵经史，并往往有新颖见解，把学问渊博的多九公问难得“只管发愣，无言可答”，汗流如雨，“满面青红，恨无缝可钻”（十八回）。唐敖惊叹道：“从未见过世上竟有这等渊博才女！而且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十八回）以至于使多九公后来到其他国家，当听说谈学问，仍心有余悸。

李汝珍不但赞扬女子的才华，而且还传达出她们在社会生活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平等要求。唐闺臣对她叔叔唐敏说：“今既开科考文，自然男有男科，女有女科了。不知我们女科几年一考？”同时她还想“当今既是女皇帝，自然该有女秀才、女丞相，以做女君辅弼”（七回）。这种男女平等的要求是书中的重要思想。武后开女科诏云：“惟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作者对武后开女科，给以热情地歌颂，认为是亘古未有之盛典，普天下的女子都对这次科试抱有强烈的愿望，并为她们中式感到荣幸。

为了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男女之不平等，作者集中创造了一个女儿国，写女子当政，男子治内事，一切风俗习惯皆反其道而行之。如林之洋偶然被选做该国的贵妃，受尽缠足、穿耳、毒打、倒吊等等凌辱，像“将脚面弯曲折作两段，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三十四回）。所受之残酷待遇，令人不寒而栗。作者借此以抒泄胸中之愤，同时也批判了封建社会对女子非人性的摧残。对男子纳妾，作者也极力反对，认为那都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违反忠恕之道。两面国大盗的妻子警告她丈夫：“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五十一回）也反映了被压迫妇女要求平等的呼声。

《镜花缘》除了反映、关注妇女问题之外，还揭露、讽刺了封建社会风俗的败坏和道德的堕落。多九公、唐敖、林之洋到海外各国，随处访问风俗习尚、社会世情，在某种程度上即乾、嘉时期丑恶社会面貌的写照，其中有对人情世态的讥讽，如翼民国人们因为“最喜奉承”、“爱戴高帽子”，“所以渐渐把头弄长了”（二十七回）。两面国以贵贱论人，见穿绸衫的人，便尽情恭维，见穿布衫的人，便“陡然变了样子，脸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二十五回）。富贵场中还流行着一种不以支系联宗，而以富贵联宗的风气，“久而久之，连他自己也辨不出是谁家子孙了”（三十九回）。阿谀奉承之风竟令人把自己的祖先都忘掉了。

有对贪吝自私者的诅咒和批判。如长臂国因为喜欢伸手贪便宜，“久而久之，徒然把臂弄的多长，倒像废人一般”（二十七回）。毛民国因生性吝啬，一毛不拔，“冥官投其所好，所以给他一身长毛”（十五回）。淑士国的吝啬鬼，喝完酒之后，还要把剩下的酒菜交给酒保，留待明日再吃。可谓吝啬极矣。

有对剥削者的揭露。如无肠国“因所吃之物，到了腹中随即通过，名虽是粪，但人腹内并不停留，尚未腐臭，所以仍将此粪好好收存，以备仆婢下顿之用。日日如此，再将各事极力刻薄，如何不富！”（十四回）多亏这些“富家不知土可当饭，他若晓得，只怕连地皮都要刮尽哩”（十六回）。对剥削阶级的剥削本质，揭露得何其深刻！

有对知识分子愚腐相的讽刺。如淑士国的驼背老者，坐在酒馆里，一边摇晃，一边吟哦“之乎者也”之类，当林之洋告诉酒保把酒拿错了时，他则摇手道：“吾兄既已饮矣，岂可言乎？你若言者，累及我也。我甚怕哉，故尔恳焉。兄耶，兄耶，切莫语之！”（二十三回）接着用几十个“之”字作对话。这种酸臭面目，是在“德行耆儒”、“通经孝廉”光明正大的匾额掩饰下出现的，因此更揭露了其腐朽的假象。

这些丑恶的社会相，虽然出现在遐方异域，但作者的着眼点却是乾、嘉时代的社会现实，通过对异国风光的描写来讽刺清代的社会，揭露清代社会的自私、吝啬、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等，显示出历史上所谓乾、嘉盛世不过如此！

李汝珍对清代社会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他批判了历史上妇女被蔑视被压迫的现象，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批判了吝啬、自私的社会世情，提出了“好让不争”的社会理想。君子国“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亦且“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市场交易则是卖者减价，买者增价。正是他理想的体现。此外，还批判了腐朽的学风，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如黑齿国女子对经史提出的新颖见解，即反映了他的观点。他反对八股制度，主张举行多科考试：“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辞赋，或以诗文，或以策略，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只要精通其一。”（二十四回）这种社会理想和学术观点，是乾、嘉时代文人士子进步思想的体现。

《镜花缘》也表现了不少封建落后思想。李汝珍虽然描写了许多女子的才华和智慧，但却是按照曹大家《女诫》所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封建伦理来写的。其中许多女子都具有节孝观念，如唐闺臣为了尽孝而海外寻父，还有不少才女，当丈夫讨伐武后而死后，自己为表示贞节，竟至于自杀。作者反对封建伦理，最终不能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

《镜花缘》还宣扬了果报思想，认为人生“不能容忍，既生烦恼，自然要堕轮回了”（四十四回）。并借《左传》之“吉凶由人”、《尚书》之“作善降之百祥，作恶降之百殃”（七十一回）来宣传因果报应。同时也宣传色空观念，所谓“镜花冢”、“水月村”，即说明现实总归虚幻，因此劝诫人们逃避现实：“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四十四回）又以奴役者的观点看待奴仆，认为“这万世为奴的，他们总是见钱眼红，从不记得主人衣食恩养，一见了钱，就把主人恩情撇在九霄云外”（二十九回）。表现了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

《镜花缘》是一部瑕瑜并见的作品，思想倾向主要是积极、进步的，但局限性也很大。

（三）《镜花缘》艺术上的优、缺点

和思想内容瑕瑜并见相同，《镜花缘》在艺术上也有优点和缺点。

《镜花缘》的结构可以分为前五十回和后五十回两部分。前五十回主要写多九公、唐敖、林之洋到海外经商游览所见异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景象，三十多个国家的几十个生活侧面，通过他们连贯起来，并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是《镜花缘》的精华所在。后五十回是叙述武后开女科取士，录取一百名才女，设“红文宴”，共同庆祝。在宴会上大家共同表演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以及猜谜、行酒令等游戏。作者是在炫耀才华，以艺术创作为游戏，没有什么意义。因此，《镜花缘》的结构庞杂松弛，情节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前后也不匀称，好像是一些社会现象的堆积。

《镜花缘》表现了丰富的想像力，作者创造了几十个类乎神话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名称和简单事迹都取自《山海经》，但其具体内容则采自清代的社会生活，因此，比原来的事迹情节丰富多了。如女儿国，据《大荒西经》记载：“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有女子之国。”《镜花缘》据此却创造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可见作者丰富的想像力并非源于古代神话，而产生于他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和他自己参加的现实斗争所具有的生活经验等。

《镜花缘》的基本格调是讽刺，作者随时以讽刺的笔锋抨击封建社会一切丑恶、腐朽的现象。如以长人国讽刺自高自大者说：“他只顾大了，那知上面有天，因此只好低头混了一世。”（二十回）又以结胸国讽刺好吃懒做者，以犬封国讽刺饮食过于奢侈者等。这种讽刺虽然不够深刻，不像《儒林外史》之辛辣犀利，但对揭露弊端、抨击现实仍有一定的作用。

《镜花缘》在艺术上有严重缺点，即作者没有创造出一个有个性有生命的人物，不少人物形象也不鲜明，使人看完之后不能留下一个明确的印象。即如多九公、林之洋、唐敖、唐闺臣是作者着笔比较多的人物，有各自的形象，如多九公之忠实淳朴、林之洋之钻营牟利、唐敖之落拓失意、唐闺臣之节孝贤能等，但是他们给人的感受又是那样淡薄！作者不是通过创造典型性格来概括生活、揭示生活的矛盾和规律的，而是通过人物的见闻来揭露现实；不是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体现在人物的性格和行动中，而是通过人物的口语来说明；这就显得特别薄弱而没有艺术力量。

《镜花缘》在揭露现实时，也有不严肃之处，即往往以玩笑的态度对待之。如三十一回写唐敖与其侄女婉如猜哑谜，竟说出“放屁”的笑话来。在翼民国时，林之洋、唐敖的谈话中，以戏曲艺人开玩笑，以演员小旦开心取乐。这不仅是不严肃，而且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去了。

李汝珍以游戏之笔写小说，过多地安排游戏场面，损害了作品的生活内容。

《水浒传》在我国文学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文学在它的直接影响下，产生了《水浒后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三部小说。这三部作品虽然所写的内容不同，但其基本倾向和人物塑造方面，与《水浒传》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它们是在吸取《水浒传》的创作经验和描写方法的基础上，并根据当时的社会斗争创作成功的。它们是《水浒传》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

（一）陈忱及其《水浒后传》

《水浒后传》作者陈忱，字遐心，号雁荡山樵，浙江乌程南寻镇人。其《九歌》诗云：“我生万历时”，他大约是明万历到清康熙时期的人。他身历明朝亡国之痛和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对封建王朝的昏庸腐朽和满族统治者的凶狠残暴，以及广大人民反抗斗争的力量，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他痛恨满族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摧残，如其《禽言诗》云：“红颜飘泊绿髩蓬，镶黄旗下兵官押”；悲痛国亡家破的现状，如《九歌》云：“三军恸哭王业锁，百事忽然如解瓦”；对草泽英雄寄以无限的敬意和希望，如《九歌》云：“抱膝长吟环堵中，草泽自有真英雄。”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物，经常与明代遗民顾炎武、归玄恭相往来，在震州（苏州）组织惊隐诗社，以血泪写成不少爱国诗篇并俚曲、小说。今天所知者有《续廿一史弹词》（明杨慎有《廿一史弹词》）和《痴世界曲本》。晚年“卖卜自给”，“穷饿以终”（《乌程县志》）。

陈忱是怀着终身遗恨来续《水浒传》的，所谓“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编”（一回）。恨什么呢？恨道君昏庸，奸臣误国，草泽英雄“一片忠心，策功建名，不得令终，负屈而死”。因此，他要为英雄们作后传，目的在于“许多肝胆义士，岂可不阐扬一番，为后世有志者劝！”（一回）

《水浒后传》以宋与金、辽的和战为背景，描写广大农民起义军在这个大历史环境中，与封建统治阶级和奸臣卖国贼的英勇斗争。随着宋与金、辽关系的变化，宋朝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在变化。宋亡之前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宋亡之后民族矛盾更突出了，农民起义斗争中即渗透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表现为与外族统治者和奸臣卖国贼的斗争。因此，《水浒后传》是表现了两方面的内容，即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表现了鲜明的阶级感情和民族意识。

《水浒后传》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与《水浒传》是一致的，即歌颂农民起义。水浒英雄为什么再反呢？从情节上看是起源于阮小七凭吊梁山泊，李俊反抗巴山蛇。但从作品的主导倾向看，却是起源于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起源于反动政权对梁山英雄的搜捕和斩尽杀绝，也是官逼民反。这正是《水浒传》的基本精神。

阮小七凭吊梁山忠义堂，被张干办看见，要把他逮捕起来，他在张干办面前表现了坚强的斗争精神，喝道：“那里钻出来这害民的赃贼，无事便来撩拨老爷！”（一回）结果把张干办杀了。阮小七泼辣、爽利、坚韧的性格，在《后传》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安道全和卢师越奉命到高丽国为其国王治病，归国途中路过登云山，孙立等留他们多住几天，卢师越心怀鬼胎要早回家，阮小七则怒言答道：“莫说这个不入流的小人，就是赵官家触犯了老爷，也吃我一顿拳头。”（十三回）他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甚至也不把封建帝王放在眼里。牛都监监押着黄信，阮小七及其同伴把黄信救了出来，并警告牛都监说：“莫说你这蠢牛，便是宋官家在此经过，也要脱下平天冠做当头！”他的反抗性就是如此坚强，在他性格上体现着被压迫者斗争的怒火。

李俊同样是被迫害者，他和几个兄弟在太湖以捕鱼为生。当地的地主恶霸丁自燮（绰号巴山蛇）与太守吕志球相勾结，霸占大半个太湖，不准乡民捕鱼。李俊则冲破禁令，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骂那些守港者“狗奴才，朝廷血脉，如何占得！”要把“那巴山蛇皮都剥了，与百姓除害！”吕太守把他逮捕之后，他痛骂吕太守：“那太湖是三州百姓的衣食饭碗！你为一郡之主，受朝廷大俸大禄，不爱惜百姓，反作权门鹰犬，禁作放生湖，平分鱼税。我等不过为百姓发公愤。”（九回）明显地表现了李俊性格的思想倾向。作者是把李俊当作宋江的继承人写的，写他深谋远虑、有策略、有计划，最终成为农民起义的总领袖。

此外，像乐和之机智勇敢，设计捉住吕太守、丁自燮的那种威武正义的反抗精神；穆春之杀死一伙僧侣恶霸，救出了蒋敬及无辜妇女，砍倒了焦面鬼，为人民除掉一害的彻底革命性；李应之火烧万庆寺等的反霸斗争，这都是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思想行为的基本倾向，与《水浒传》是一致的。这是《水浒后传》的中心内容。

《水浒后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发展了《水浒传》中的民族思想。《水浒传》在征辽的情节中，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思想，但不突出。《后传》在这方面表现得就很鲜明了。虽然作者并未写出农民起义军与辽、金直接正面的冲突，却描写了与卖国奸臣的尖锐斗争，这实际上是反对言和投降，是符合民族利益的斗争。作品描写出这些英雄人物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对民族敌人也是誓不两立的。呼延灼见奸贼汪豹引进金将斡离不，献了扬刘隘口，便大骂：“叛贼！怎勾引奸细，背叛本朝！”（二十回）决心和汪豹周旋到底。关胜由于奸臣刘豫降金，自己不愿在他幕下为官，乞归乡里，刘豫要杀他，他说：“生为大宋之臣，当南面受刑，怎肯向北而跪！”坚贞勇敢，誓死不屈。徽、钦二宗被俘之后，宋祚将终，李应等捉住蔡京、童贯、高俅、蔡攸四个奸贼来祭祀宋江及北狩二帝，也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感情：“臣李应等为国除奸，上报圣祖列宗，下消天下臣民积愤！”（二十七回）然后历数奸臣的罪恶，使奸臣贼子受到正义的审判！裴宣当场弹剑作歌曰：

皇天降福兮，地裂天崩。二帝远狩兮，凛凛寒冰。奸臣播弄兮，四海离心。今夕殄灭兮，浩气一伸！

最后用鸩酒把他们药死，使浩然正义之气得到伸张，这叫做“渡黄河叛臣显戮，赠鸩酒奸党凶终”，是一段极其精彩的文字。

《后传》不仅描写了水浒英雄与奸臣贼子的斗争，也描写了李纲、李若水、宗泽与这些民族败类的斗争。如金兵临近都城之后，朝廷内部展开和与战的争论，李纲激愤慷慨，力主死守，昏庸的钦宗却听从奸相李邦彦的意见要逃走，太学生陈东激昂陈辞，指责时弊：“太上皇帝任用群小，不理国事，渐至土崩瓦解。蔡京父子为宰相二十余年，妒贤嫉能，贪婪无厌，误国欺君；高俅、童贯皆一介小人，攀附蔡京，致身显爵，朋党弄权；王黼、杨戬扰乱朝纲，擅开边衅；梁师成结怨于北，朱贻祸于南。此数贼者，同流合污，败坏国政。”（二十二回）对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进行大胆地揭露和批判，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

当此之时，封建统治者完全为奸臣包围，真正为国死节者很少。侍郎李若水坚贞不屈，被金兵以刀割颈裂舌而死，金将斡离不不禁感叹道：“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这是多么沉痛的讽刺！

《后传》对最高封建统治者也给予揭露和批判，如批判徽宗尊崇道教，听林灵素一番玄妙讲说便飘然欲仙，同时加倍宠信蔡京、王黼、童贯及刘贵妃；揭露钦宗听信李邦彦、白时中之言对金人采取不抵抗的政策，以致国破家亡；讽刺高宗昏庸腐败，忘父兄之仇，偷安淫乐，不肯举兵北伐，收复疆土。

《后传》中所表现的这些强烈的爱国思想，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对《水浒传》中民族思想的发展，也是作者自己爱国思想的反映。作者在写这些农民起义英雄时，在不同程度上都赋予他们这种思想，并把恢复国土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到海外建立政权，正表明他们不屈服于外族统治的压力，要重整山河的愿望。

《后传》在内容上也有缺点，即宣传宿命论观点，用宿命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又渲染了不少神仙道化思想，如戴宗消极隐退，并为童贯传书递简，失掉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对宋统治者一方面进行批判，一方面又十分热衷，如燕青冒着生命的危险到金营去见徽宗，所谓“草野全忠”，并引为终生幸事。这都是作者落后思想的反映。

《后传》在艺术上也继承了《水浒传》的许多优良成分而又有自己的创造。在人物塑造上能把握住人物性格的阶级特征，不同阶级的人物表现不同的性格。在语言上则是简洁洗练，有极强的表达力，用之于写景，则明朗单纯，犹水墨画之生动有意境。结构是依据人物活动形成的，水浒英雄共建立了三个根据地，即以阮小七、孙立为骨干的登云山，以李应为首的饮马川和以李俊为首的金鳌岛，最后都会合于金鳌岛，开辟新的天地。这些人物起义斗争的不同阶段和形势，就决定了作品的结构特点：起初是个人反抗的线索，然后是三个根据地的线索，最后发展到高峰。作品结尾是大团圆结局，众英雄完婚。乃不免有狗尾续貂之嫌。

（二）钱彩及其《说岳全传》

《说岳全传》题为钱彩编次。钱彩其人，我们了解得很少，只知道他字锦文，仁和（杭州）人，大约生活在清康熙、雍正年间。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有强烈的民族思想。

钱彩编纂《说岳全传》，是综合了历史上所有关于岳飞故事的文学题材。清代以前岳飞抗金故事一直在群众中流传，为群众所喜爱，并通过各种群众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如杂剧《东窗事犯》、话本《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小说有嘉靖间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万历间余应鳌的《大宋中兴岳王传》和邹元标的《岳武穆王精忠传》、崇祯间于华玉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以及弹词、子弟书等。钱彩《新增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就是在这些民间艺术基础上综合加工而成的，保持了浓厚的民间艺术色彩。

《说岳全传》的增订者金丰在序言中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全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言，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这一创作主张具体说明了《说岳全传》所写既有史实根据，又有文学虚构。我国文学史上不少群众创作，其初都是掇取一部分有意义的历史事件为题材，经过不断创作，使这部分史实越来离历史越远，而与群众的斗争生活接近起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如此，《说岳全传》也如此。《说岳全传》描写了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岳飞反抗异族侵略的勇敢斗争精神、牛皋疾恶如仇英武坚贞的劳动人民性格，描写了统治阶级的腐朽荒淫、奸臣贼子的专权卖国的丑行，歌颂了爱国志士顽强不屈的崇高气节，寄托了广大人民征服侵略者的坚定信念和收复国土的雄心壮志。此即其所“动一时之听”者。

《说岳全传》与《水浒后传》相同，也以《水浒传》续集自居。《水浒传》对它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许多英雄人物都是水浒英雄的再现或他们的后代，如呼延灼、燕青、阮小二的儿子阮良、关胜的儿子关龄、韩滔的儿子韩起龙和韩起凤等。即便如岳飞和牛皋，与《水浒传》中的宋江和李逵在精神面貌上又何其相似！在一些场面和情节的描写上也有《水浒传》的影迹，如张邦昌之骗岳飞入分宫楼与林冲之被骗入白虎堂；岳飞被十二道金牌调回临安途中问津于道恍和尚与宋江征辽回来去参禅等，都极其相近。可见《说岳全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描写与《水浒传》的深刻联系。

《说岳全传》着重地描写了岳飞这个人物，且不管岳飞其人在历史上如何，只就作品表现的看，则是个极为复杂的形象。他一方面是反抗异族侵略、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另一方面却是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忠孝节义等封建道统的统治阶级的忠实信徒。他自幼即有“替国家办得事业，自己挣得功名”（四回）的思想，少年时枪挑了小梁王，被人们引为一时的美谈。他生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时代，时代精神培育了他，使他成为文才武略兼备的人物。他忠于宋朝，以恢复宋朝的江山为己任，发誓说：“我岳飞以身许国，志必恢复中原，虽死无恨！”（五十九回）因此，南征北战，粉碎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八盘山、青龙山、爱华山打败了金兀朮，在湖广定计五路进取中原，牛头山保住了康王，于汉江杀尽了金兵，为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敌人闻声丧胆，百姓尊崇敬爱，朱仙镇人民对他依恋难舍，扬子江边的艄公愿不要报酬把他渡过江去。他对手下将领都以手足称呼，平等相待，深受他们的尊敬。这些都是作为民族英雄的岳飞思想行为的进步方面。岳飞思想行为还存在落后甚至反动方面，那就是对农民起义的敌视，他曾进剿过鄱阳湖、太湖、爱华山的起义军，并且当结义兄弟牛皋等为生活所迫，要去打家劫舍时，他坚决与他画地绝交，认为这是背叛朝廷大逆不道的事。他极端推崇忠孝节义，并身体力行，对母亲的教育唯命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曹宁杀死了自己的汉奸父亲，投奔了他，他却不收，逼得曹宁自杀。岳云、张宪去狱中看他，他却把他们绑起来同去接赐死的圣旨，结果三人一同死在风波亭上。他对统治者的迫害逆来顺受，一丝反抗性也没有，唯圣旨是听。可见作者不但要把他写成一个民族英雄，而且要把他写成封建道德的化身，通过他宣传了爱国思想，也宣传了忠、孝、节、义。由于他的言行体现了浓厚的封建道德，令人感受的他只是一个为国效忠的神武形象，生动具体性不够，缺乏鲜明突出的个性。

《说岳全传》塑造的最成功、最可爱和最有生命力的人物是牛皋。他是农民的典型，曾以翦径为生，后来才与岳飞结为兄弟。他有农民阶级那种粗朴、勇敢、忠诚的品质，犹如李逵，曾劝众兄弟：“杀进城去，先把那奸臣杀了，夺了汴京，岳大哥就做了皇帝，我们四个都做了大将军，岂不是好！”（十二回）他对封建统治者最仇恨，他的生活经验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封建皇帝没有一个好东西，曾不止一次地辱骂道：“那个瘟皇帝，太平无事，不用我们；动起刀兵来，就来寻着我们替他去厮杀，他却在宫里快活。”（四十七回）并且揭露他们的反动本质：“大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义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骗，不受招安！”（七十三回）牛皋为人最真诚，从来不说谎，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虚假。他对待士卒“犹如赤子一般”，士卒都乐为其用。对异族入侵者，他更誓不两立，“醉破番兵”一回，他深蹈敌阵，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那种英勇果敢的精神，引人入胜。许多同辈英雄都牺牲了，唯牛皋独存。最后金兀朮被他压在身上气死了，他自己也因此而乐死。作者对这个人物结局的处理，是破除常规的，但却足以表现这个爽朗、忠直、疾恶如仇的英雄性格。

《说岳全传》还歌颂了爱国忠臣陆登、梁夫人、张叔夜在敌人面前的坚贞不屈和李纲、宗泽、李若水等坚决反对奸臣贼子而要恢复祖国山河的伟大精神，也批判了张邦昌、秦桧等奸臣贼子丧尽廉耻、认贼作父、假传圣旨、陷害忠良的民族败类。作者在批判和歌颂的过程中，对爱国忠臣被残害，民族败类却得善终之曲直颠倒的现实产生了疑问，指控：“天地有私，鬼神不公！”对所谓天道发出强烈的不满：“伤忠臣之被害，恨贼子以全终。天道可知，鬼神安在？俾奸回生于有幸，令贤哲死于无辜。侮鬼谤神，岂比滑稽之士？好贤恶佞，实非迂阔之儒。是皆至正之心，焉有偏私之意？”（七十二回）这是作者对封建社会的控诉，也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权力意志之体现的天道的控诉。之后，他又作了一篇判辞，对社会中的不平现象及乱臣贼子的罪恶作了正义的审判，数其罪状，究其愆尤，定其罪刑为“历万劫而无已”，这是正义的伸张，是人民正义心的体现。

《说岳全传》对封建皇帝同样给予讽刺。这些庸君，昏庸无能，荒淫无耻，苟且偷安，不敢抗击敌人，近谗佞而损忠良。张邦昌卖国求荣，钦宗还赞扬他“肯为国家出力，真是忠臣！”（十七回）金兵渡江，兵临金陵，高宗还在城中与妃子宴乐。作者对他们深怀痛恨，即使当徽、钦二帝被俘，受尽各种侮辱时，也毫无同情，并且诅咒：“是他们听信奸臣之语，贬黜忠良之报！”（十八回）燕青在海上遇见逃跑的高宗，并不去搭救，而喝令士卒“绑去砍了！”（三十六回）作品揭露了他们是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作品后二十回写岳飞、牛皋的后代岳云、牛通等继承父志，完成抗金扶宋的事业，直打黄龙府，降服了金朝。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敌复国的愿望。

《说岳全传》也宣传了一些因果报应思想和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观念，用因果报应解释社会现象，以封建道德培养统治阶级人才。全书八十回，后二十回还侈谈神怪，炫耀妖异，荒诞不经，缺少真实的生活内容。在描写人物时，往往把一些英雄写成有爱近女色、侮辱妇女等流氓作风，使英雄形象大为减色。人物场面的描写与前六十回重复之处不少，也是全书之瑕。

《说岳全传》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对戏曲的影响尤为突出，如《八大锤》、《挑滑车》、《王佐断臂》等，都取材于其中，成为脍炙人口的剧目。

（三）褚人获及其《隋唐演义》

《隋唐演义》是清康熙十四年（1675），褚人获根据《隋唐志传》改写而成的。而《隋唐志传》则是明正德三年（1508）由名叫林瀚者依罗贯中的原本编订的。现在罗氏原本早已失传，林氏改本也不多见。据四雪草堂本《隋唐演义》作者序说：《隋唐志传》“始于隋宫剪彩，则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观者犹有议焉”。可见《隋唐志传》对隋初和唐代的描写极其简陋。褚人获独表于今所藏《逸史》，深感其中记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此采取之作为总线索贯穿全书。还广泛地参阅了“正史及野乘所记隋、唐间奇事、快事、雅趣事”（鲁迅《小说旧闻钞》），从隋文帝伐陈，杨广阴谋夺嫡开始，直到唐明皇逝世为止，一百七十多年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都概括在这一百回的长篇巨著之中。褚人获的功绩，在于他改变了《隋唐志传》的“前多阙略”和后部“零星不联属”的缺点，而扩大和充实了唐代的事迹，依照历史顺序来安排，以人物活动贯串书中。尤其七十一回高宗朝以后，主要是他的创作，而前部则适当地保留着旧本的优长，进行了加工。他在第一回开始说：

从来极富、极贵、极畅适田地，说来也使人心快，听来也使人耳快，看来也使人眼快，只是一场冷落败坏根基都藏在里边，不做千古骂名，定是一番笑话……止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倒会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是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常存天地。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褚人获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和他创作的宗旨。他认为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是社会动乱的原因，只有“草泽英雄”才能推动历史、改变现实。因此，他以鄙视、嘲笑的态度揭露了统治阶级腐朽、奢侈、荒淫、残暴等罪恶，用赞扬的笔锋叙述起义英雄坚决的反抗意志和勇敢的斗争精神。他以鲜明的态度，从统治阶级和起义英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面，描写了隋、唐之间一系列的历史故事。

《隋唐演义》是一部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生活史。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夺权谋位的斗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重心。贵族之间、官僚之间的矛盾，也经常是围绕着这一重心而产生和发展的，《隋唐演义》的描写，使我们能具体认识到这一斗争的剧烈和残酷性。如隋文帝的两个儿子勇和广，都是独孤后所生，长子勇被立为太子，杨广则想：“我与太子一样弟兄，他却是个皇帝，我却是个臣子。日后他登了九五，我却要山呼万岁去朝他。这也还是小事，倘有毫厘失误，他就可以害得我性命。”这种皇帝的特权引诱着他，他决心谋夺东宫，和自己的哥哥残杀。他乘机“阳为孝谨，阴布腹心，说他过失，称己贤孝”骗得父母的欢心，并设法“总握兵权，还得结交外臣，以为羽翼”，又要贿通在朝僚属，收买后宫大小内侍，以扩充自己的势力。结果，他胜利了，被立为太子。他表面把自己装扮成孝顺、贤良、俭朴的人，暗中却暴虐、荒淫、奢侈无所不为。他父亲文帝生病时，他进宫问安，乘机调戏文帝的宠妃陈夫人，文帝知道后立即要下诏召回已废的太子。在紧急关头，杨广不惜下最凶狠的毒手，一面派人去杀死哥哥，一面使人带领武士进宫害死父亲。从此他取得皇帝的地位和权势，便可以恣意妄为，挥霍淫荡了。这正是封建统治者谋夺王位的最终目的。

和贵族之间残忍、凶暴的斗争相一致，官僚之间也结党营私进行尖锐的斗争。如宰相李林甫“奸狡异常，心虽甚忌杨国忠，外貌却与和好；又畏太子英明，常思与国忠潜谋倾陷；又能揣知安禄山之意，微词冷语，说着他的心事，使之心服惊佩，却又以好言抚慰之，使之欣感不忘，因而朋比为奸，迎合君心，以固其宠”。可见这些官僚之间的互相排斥与勾结，总是以维护个人权势而转移的。后来杨国忠和安禄山为了争权夺宠而互相倾轧，导致了天宝十四年一次激烈的民族冲突，使唐帝国的国势由此衰败下来。这正说明他们争权夺利是不顾国家的安危的，国家政治的黑暗、紊乱以致崩溃，便是这般人胡作非为的结果。这正是作品所显示的。

作品更深刻、尖锐地暴露了统治者的奢侈、昏庸和荒淫的生活，其中许多具体、生动的描写，在“正史”中是不容易见到的。如写隋炀帝登帝位之后，立即大选嫔妃，广设离宫别馆，到处搜索“嘉花瑞草，珍禽奇兽”，来充实自己的苑囿，每天笙歌宴饮，恣意狂荡、淫乐，充分表现了封建统治者生活的荒淫。一些贵戚、官僚也都依仗权势而骄奢淫逸。如宇文惠及就是“倚着门荫，少不得做了官，目不识丁，胸无点墨”的特权阶级。又杨氏兄妹，即凭藉着杨玉环在宫中得宠，都封官赐爵受到特殊的待遇。他们喜欢听别人的谄谀，接近嬖佞之臣，忠言逆耳，对那些忠耿、正直敢于批评朝政的官吏，往往加以杀害或斥逐。如唐时的秦国模、秦国桢兄弟即由于忠言直谏而被排挤、谴责的。

值得珍视的是作者对这些现象，并不是客观的描述，而是从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给人民带来的无限痛苦加以指责的。这使得《隋唐演义》的思想内容有更充分、更积极的意义。作者指出统治者生活中所用的物品，“哪一件不是民财买办？哪一件不是民力转输？且中间虚冒侵克，哪一节不在小民身上？”像隋炀帝开发运河，起动民夫四百多万，“那里管农忙之际，任你山根石脚都要凿开，坟墓民居尽皆发掘。那些丁夫，受苦万千。”这就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但赋税、劳役有增无减，人民只有破产流亡。作品揭露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农民起义一触即发。

《隋唐演义》描写了隋朝末年爆发的一系列的农民起义运动，像窦建德、李密等领导的就是当时声势浩大的起义队伍。他们都是具有不同性格和不同遭际的“草泽英雄”，对暴政酷吏表现了刻骨的仇恨，有着相同的奋斗目的，即誓共生死，劫富济贫。其中窦建德、单雄信、程咬金、罗士信以及秦琼等人物，都是经过作者精心刻画活现在人们面前的形象。他们都肝胆相照，有远见卓识，对现实有明确的看法，他们的反抗斗争贯彻着颠覆旧政权，建立新朝廷的目的。如足智多谋的徐懋功说：

主上摧刃父兄，大纲不正，即使修德仁仁，还是个逆取顺守。如今好大喜功，既建东京宫阙，又开河道，土木之工，自长安直至余杭，那一处不骚扰遍了。只看这些穷民，数千百里来做工，动经年月，回去故园已荒，就要耕种，资费已竭，那得不聚集山谷，化为盗贼？况主上荒淫日甚，今日自东京幸江都，明日自江都幸东京，还要修筑长城，巡行河北，车驾不停，转输供应，天下何堪？那干奸臣，还要朝夕哄弄，每事逢君之恶。

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对现实的认识下，他们便挺身而出施展作为。窦建德即曾击案愤恨地说：“国家这些赃狗少不得一个个在我们弟兄手里杀尽。”他们以一种积极干预现实，以平靖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活跃起来。罗士信得到贪官的资财，分发给饥苦的百姓。他们还拘捕奉钦差点选绣女和诈人财物的宦官，杀死凌辱掠夺民间妇女的势要权豪宇文公子。他们的行为和水浒英雄相同，是那么英勇、正义，能为百姓泄愤除害，所以作者说：“世上有义气的强盗原少不得。”

这些英雄的奋起反抗，为维护人民利益而斗争，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他们自己即是被迫害者。在那残暴的社会制度下，他们的命运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被恶势力逼迫走向反叛的道路。尽管他们中间有像单雄信、尤俊达是庄主员外，秦琼、李密是贵族将门之后，徐懋功、王伯当是知识分子，但这并未妨害他们与罗士信、程咬金这些穷人的联合。当然，他们走向反抗道路的经过是曲折的，他们各自通过不同的经历而成为农民起义重要一员，这一点也和《水浒传》描写的相同。其中写得最出色的是秦琼的一生。秦琼是齐国死节名将秦彝之后，由寡母抚养成人，最喜“拈枪拽棒”，而且“有勇仗义，又听母亲教诲”，经常“散财结交，济弱扶危”。他早年的生活理想，据他自己表述：“我累代将家，若得志，为国家提一支兵马，斩将搴旗，开疆展土，博得一个荣封父母，荫子封妻；若不得志，有这几亩薄田，几树梨枣，尽可以供养老母，抚育妻儿。”但母亲则希望他得到一个小差使，以立功图进。他于是遵从母命，做了自己不愿做的“捕盗都头”，希冀和祖父一样做出一番大事业来。但他又感叹道：“怎低头向这些赃官府下，听他指挥？……若要咱和同水密，反害良民，满他饭碗，咱心上也过不去。”秦琼的命运在刚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在那种官府中，只有丧心害民才能立住脚，而做那样“亏心事”，他又不甘心，所以只能处处被排挤、凌逼、陷害、几乎断送了性命，连累了老母妻儿。最后，他不再犹疑，放弃了为隋天子“干得些事出来”的念头，参加了起义队伍。此外，像窦建德、单雄信、贾润甫等人的起义，也各有不同的生动、曲折的过程。总之，作者通过对这些英雄人物活动的描写，揭示出“官逼民反”的过程。

《隋唐演义》所表现的历史观，与《三国演义》之“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尽相同，作者承认“天下治乱尝相承”，但认为“久治或可不至于乱，而乱极则必至于复治”。在这种对历史现象的解释下，作者描写了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队伍在推翻隋朝政权之后，展开了规模很大的统一战争。这些起义队伍各割据一方，互相杀戮，彼此争夺，企图扩充自己的势力，以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封建政权。但现实情况是要建立一个新政权，其政治措施、方针政策，必须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要求。作者在描写这个争夺建立统一政权的斗争时，即从这一角度着眼的。如其中对李密即予以严格的批判，因为他杀掉起义的伴侣翟让，以骄傲的态度对待共同起义的将士们，不能从善纳谏，最后终于失势以至灭亡。而窦建德所领导的割据政权是一支仁义之师，当李世民破了夏国时，百姓都不忍分散其积蓄，因为“夏主治国，节用爱人”。作者的赞颂态度极其鲜明。

作者还歌颂了英主如隋文帝、唐太宗、唐明皇初年的政治成就，赞扬了魏徵、狄仁杰、姚崇等能臣名相，认为历史上一定的阶段“有英主，即有一二持正不阿之元宰，遇事敢言之侍从，应运而兴，足以挽回天意，维持世道，其关系岂浅尠哉！”这也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观。

此外，作者在妇女和婚姻问题上也表现出卓越的见解。如红拂女对待自己的婚姻问题，在作品中描写的何等机智、刚毅和果敢！花木兰认为“难道忠臣孝子，偏是带头巾做得来？”所以满怀雄心地代父从军，要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只有十三岁的窦线娘，为了抗拒朝廷点选绣女，“尽将家产货卖，招集亡命，竟要与州吏差官对垒起来”。这些妇女都那么积极地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事业上不甘落后于“须眉男子”，每当一个朝代覆亡时，即有一些有气节、不甘屈顺敌人者自杀殉国或遁入空门以示反抗。作者以尊敬和赞颂的笔墨描写了这些耸然而立的形象。作者还描写了诗人李白的磊落、洒脱、高傲的人格，和其他一些有气节、耿直、正义的人物。相形之下，那畏死偷生的陈后主，荒淫奢侈的隋炀帝，随波逐流的隋萧后，残忍阴毒的唐韦后等，是多么丑恶、渺小而可卑！作者以丰富、突出的形象使读者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面目，并了解了“草泽英雄”的力量。

《隋唐演义》的艺术成就，在人物塑造方面，能够刻画出较具体独特的性格。如对程咬金之坦率、爽朗，在他的行动和语言中表现得那么逼真、生动！长叶林夺取皇银时，他不做“无名的好汉”，便和官军通了姓名。二十三回“酒筵供盗状”时，作者对他的性格给予极精细的描写。又如第六十回单雄信临刑前，弟兄们相陪饮酒的场面，不但突出了程咬金，也描写了单雄信、秦琼、徐懋功等人物。作者写单雄信觉察到自己死期已定，竟掀髯大笑，表现出“大丈夫视死如归”的气概。秦、徐二人由于无法挽救这一弟兄的生命而沮丧、绝望，又不忍让单雄信知道这个消息，所以竭力抑制自己辛酸、痛楚的感情以安慰这将死之人。程咬金的表现则不同，他感叹道：“反不如在山东时众兄弟时常相聚、欢呼畅饮，此身到可由得自主；如今弄得几个弟兄七零八落，动不动朝廷的法度，好和歹皇家的律令，岂不闷人！”这些人物在紧要关头的言行，各表现出鲜明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们的描写充满了感情。

《隋唐演义》的组织结构是非常宏伟的。全书凡一百回，七十多万字，纵的方面以历史时代为序，从隋朝写到唐代中叶；横的方面铺述极广，有隋宫盛事，有官僚间的倾轧，有草泽英雄起义，有隋末唐初的割据战争，最后集中在对唐朝内外矛盾冲突的描写上，中间还穿插了许多宫廷宴乐，文人事迹等。每个故事各有起迄，故事与故事之间又互相交错衔接，如窦建德奋身起义、最后遁入空门，李密以及秦琼等人的行径，隋萧后曲折复杂的经历等，来龙去脉都非常清楚。尤其前七十回，一方面写宫廷的腐败靡乱；一方面写草泽英雄的正义反抗，互相对比，使作品的中心思想更加鲜明。

《隋唐演义》的语言简练而又富有形象性，在一定程度上还保存着说唱文学的格调。但也有缺点，鲁迅即指出：“惟其文笔，乃纯如明季时风，浮艳在肤，沉著不足，罗氏轨范，殆已荡然，且好嘲戏，而精神反萧索矣。”（《中国小说史略》）而且中间插入诗词过多，显得累赘、琐碎，使叙述松散，影响文章的表达力。此外，《隋唐演义》的内容有较大的缺点，即作者感到《逸史》所载关于隋炀帝、朱贵儿和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姻缘的说法，很“新异可喜”。他认为“事虽荒唐，然亦非无因，安知冥冥之中不亦有账簿登记此类，以待销算也”。因此，他依照、继承《逸史》的精神，而大加渲染，用以作为全书的“始终关目”。并且写隋炀帝是大老鼠托生，武则天是李密的后身，因此也就不能摆脱吉凶征兆的传统观念和对因果报应的宣传。虽然如此，但其中所写隋、唐之间一系列历史故事，暴露统治阶级的奢侈、腐朽和残暴，歌颂整顿乾坤的农民起义的英雄，却是作品的中心内容，是最有意义的，所以二百多年来在广大群众中流传。

我国古代戏曲、小说发展到清代，各类文体都达到了高峰，传奇如《长生殿》、《桃花扇》，小说如长篇的《红楼梦》、短篇的《聊斋志异》、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儒林外史》，这些作品内容之丰富、深刻，艺术成就之高，是其以前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其后难乎为继的。它们既是古代戏曲、小说的高峰，又是其总结。此后数十年，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社会产生了重大变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