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红楼梦》：古代戏曲小说史略中的杰作

（一）曹雪芹的家世和他的性格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最伟大的作品。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河北省丰润县人，清兵入关之后，入正白旗内务府籍。他的家庭从他曾祖父到他父亲三代都任职江宁织造，其炫赫气派可以想见。他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曹寅生子曹颙，颙死，又过继曹，曹雪芹当是曹颙的遗腹子（见《故宫周刊》八十四期，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他曾随祖父在江宁织造衙门，经历过一段豪华生活。不料雍正六年（1728）不知曹为何被抄家丢官，全家北返，曹雪芹也来到北京，这时他大约十四岁左右，生活的冲击，使他思想感情发生了许多波动和变化。但是，在北京时的具体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只知道他中年景况极其穷困，住在西山一带，“举家食粥”（敦诚语），有一个儿子，也不幸夭折。他死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除夕（见甲戌本第一回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生年不确切，但根据他的好友敦诚《挽曹雪芹》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和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年未五十而卒”，可能他是四十多岁死的。假定他活了四十七八岁，从他死年往上推算，约当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左右。他自己曾说创作《红楼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十年当在他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之间，若再早些恐怕不能完成在思想、艺术上如此成熟的伟大作品。

曹雪芹生活在极富于文学气息的家庭环境之中，祖父曹寅工诗词，善书法，著有《楝亭诗钞》五卷、《词钞》一卷、传奇两本，并刻古书十馀种，世称曹楝亭本。在这样环境陶冶下，形成了他优厚的文学教养和素质。

曹雪芹的思想、性格，我们从别人的诗文集中能窥见一些轮廓。裕瑞《枣窗闲笔》说他“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他的朋友常把他比作阮籍、淳于髡、刘伶，如敦诚即说他“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说他“相逢况是淳于辈”（《佩刀质酒歌》），说他“鹿车荷锸葬刘伶”（《挽曹雪芹》）。这说明他的思想性格和这些人有许多相同之处，他是一个愤世嫉俗，佯狂不羁、高谈纵酒、傲骨嶙嶙的人物。他工诗画，但却不以之去讨好贵族帝王。他的诗风追求新奇，很像李贺，敦诚即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寄怀曹雪芹》）。今天，他只有两句诗保存在敦诚《四松堂集》之《鹪鹩庵笔尘》中，兹抄录如下：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也可以看出其诗风的奇气横溢。

曹雪芹潦倒一生的经历，他优厚的文学修养，他愤世嫉俗、狂放不羁、“燕市哭歌”（敦敏语）的思想、性格，都是促成《红楼梦》高度文学成就的重要因素。

但是，曹雪芹并未彻底完成这部巨著，他只写了八十回，张问陶《船山诗草》中之《赠兰墅鹗同年》诗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高鹗，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其具体生卒年代不详，约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从他为《红楼梦》作的序有云“闲且惫矣”，以及写贾宝玉中乡魁看，他有明显的功利思想。但是，不能抹杀他续《红楼梦》的功绩。他体会了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并根据现实生活的逻辑，保持了原作的思想倾向，使情节和结构也细腻完整，长期在群众中流传。他的著作除《红楼梦》外，还有《高兰墅集》、《兰墅诗钞》、《吏治辑要》等。但是，他的文学成就，还要“数《石头记》”（薛玉堂《兰墅十艺题词》）。

（二）《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

《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是很高的，人们称它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有密切关系。据《红楼梦》本身所表明的，曹雪芹创作这部作品时，曾经历过长期的艰巨苦痛的过程，吸收了前人的创作经验，确定了自己的美学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创作主张。在第一回里，他借石头和空空道人的谈话，宣布创作《红楼梦》的意旨云：

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也可以喷饭供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创作宣言，在这篇宣言中，他批判了历史上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提出“新鲜别致”的有独创性的创作思想。这种思想是在他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充分深刻的认识、并具有丰富优厚的艺术修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思想促成《红楼梦》巨大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红楼梦》是以贾府为描写中心，而揭开整个封建社会生活面的。它描写了贾府由鼎盛到衰败的趋势，并触及到贾府的亲戚史、薛、林、王等贵族之家的没落景况。这些家族的命运，可以概括整个贵族集团的命运，也可以概括两千年来古老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的命运，它是这个古老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灭亡的历史道路的反映。清代康、雍、乾三朝在经济上之一度繁荣，正是封建社会崩溃前的“回光返照”，表面上极煊赫，内部却极空虚，并且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红楼梦》中所谓“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二回）。或者是“外头体面里头苦”（五十三回）。便说明这一社会现实。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主要是封建贵族阶级骄奢淫逸的结果。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许多豪华的宴会，他们修建大观园，他们生日、殡丧排场之阔绰，他们仆人婢女之众多等等。正如作品所表明的：“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二回）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完全是建立在对农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是榨取农民的血汗而来的。《红楼梦》中曾不只一次地提到地租问题，从乌进孝年终交地租的单子上，就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严重，贾珍还对乌进孝说：“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五十三回）贾琏在最艰难的时刻向鸳鸯求助说：“这两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都使了。几处房租、地租，统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七十二回）王夫人在一次吃饭时说：“这一二年旱涝不定，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七十五回）这一切都说明贵族地主阶级的锦衣玉食，都是农民血汗的结晶。在他们残酷的剥削下，农民的生活正像刘姥姥所说“连吃的没有”（六回），以至于“都要饿死了”（一百十三回），不得已则“盗贼蜂起”（一回）。农民贫困的结果，使社会上的寄生阶级失去了生活凭借从而逐渐衰落下去，这就是《红楼梦》所反映的。因此，我们认为《红楼梦》所反映的，不仅是贾府和其他贵族集团的没落，而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其衰败的特点，是从内部开始的，正如探春说的，是“自杀自灭”，所以才“一败涂地呢！”（七十四回）

《红楼梦》描写了贵族地主阶级的奢侈淫逸生活和农民的苦难遭遇的因果关系，反映了他们的对立和矛盾，但是，更主要的是描写作为封建社会诸关系集中表现的贾府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错综复杂，然而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两种思想、两种观点，一个以贾宝玉、林黛玉、晴雯为代表，一个以贾政、王夫人、薛宝钗、袭人为代表。两个阵营营垒分明，以如何对待封建制度的态度区别开来。前者是反封建、反迫害，追求美好生活的，后者是卫护封建道德和封建秩序的。这两个阵营矛盾斗争的严酷程度，有时竟达到坚壁清野的地步。王夫人喝令凤姐、王善保家的等抄检大观园，便是很好的例证。这是一种生与死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贾宝玉即曾经屡次表示“也就顾不得死活！”（三十二回）“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三十四回）。林黛玉也由于不屈服于封建制度的迫害而染成一身重病，并终于死亡。他们都宁为玉碎不做瓦全。此外，如探春的反抄检，鸳鸯的反掠夺，晴雯的反迫害，尤三姐的反淫乱等，都是十分壮烈的斗争场面。其结果，有的惨叫而亡，有的投井而死，有的吞金丧命，有的被逐被卖、被凌辱被鞭笞，整个贾府是大变迭起，死亡相继，稍不留意，便死无葬身之地。贾府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细想起来，都令人怵目惊心。但是，作者在处理或表现这些斗争时，并没有丝毫简单化的倾向，在对待丰富多样的生活方面，作者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真实地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也揭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宝玉、黛玉原来是极憎恶宝钗、袭人的，但有时又很接近他们，宝玉接近他们正表明了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黛玉把宝钗的计谋错认作好心好意，做了她的俘虏，正反映了黛玉的天真纯洁。他们与贾母、王夫人基于自己的爱好对这班人的赞扬、鉴赏有本质的区别。又如玩弄人命的凤姐，封建卫道者宝钗，作者也没有把她们谑化，她们的结局也是悲剧的，因为这是封建社会把她们撮弄的结果。曹雪芹塑造了众多的少女形象，她们的美不仅表现在容貌上，更主要的蕴含在她们性格之中。她们都具有纯洁高尚的品质，具有感人的崇高道德力量。但是，她们都是被迫害者，她们的下场都是悲惨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她们都是封建制度下不幸的牺牲者。

《红楼梦》还描写了贵族阶级生活的荒淫无耻和道德的败坏。如贾赦年已过半百，还要强娶鸳鸯，贾珍则淫乱自己的儿媳，贾琏贾蓉更到处偷鸡戏狗，这便是为什么宝玉“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二回）的原因。他们对自己的丑言秽行不但不以为羞，反而视为当然。对贾琏的淫乱行为，贾母即曾说：“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的住呢？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四十四回）贾蓉也恬不知耻地说：“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种人家！谁家没有风流事？”（六十三回）对这些，作者通过焦大的口大骂一场。可卑的是，他们这种行为是在卫护封建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他们标榜“贞操”，而暗中干的却是“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七回）。他们提倡“孝行”，贾敬死了，贾珍却不顾大孝在身，去与尤氏姊妹厮混。这就深刻地揭露封建道德的虚伪，揭露了这班人灵魂的卑鄙龌龊。

《红楼梦》表现了各种各样的斗争，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村夫走卒，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物都在作者笔下显现出来，其间有宫廷与王府之间的矛盾，各郡王之间的矛盾，家族之间的倾轧，骨肉之间的陷害，豪强之间的掠夺，僧侣村夫之间的诱骗等。这些斗争都是通过人物性格表现的，因此更显示出其尖锐化和多面化，以至于消融在每一个细节之中。《红楼梦》就是从描写现实生活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揭露封建社会政治制度、道德风尚、文化教育等的腐朽、堕落和衰败的。对这个社会中一切阴毒、黑暗、丑恶、愚昧的现象，都通过贾宝玉的思想、行为、言论和认识作了深刻的批判。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其他一些纯洁善良有高尚品质的人物，他们的结局都是悲惨的，他们好像失败了，但是，他们的思想、行为却宣判了封建社会从经济结构到它的政治、思想、宗教、道德、教育等全部上层建筑的大崩溃！

（三）贾宝玉的典型意义

贾宝玉和林黛玉是《红楼梦》中两个中心人物，全部《红楼梦》即是以这两个人物的恋爱悲剧展开18世纪社会生活的。怎样评价这两个人物呢？我们认为他们二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儿，他们出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18世纪60年代。他们出生时，清初那些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反封建反理学的民族民主运动已成过去，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未起来，整个社会正处在表面平静状态中。但其内部却蕴孕着新的变化，已经危机四伏，阶级关系又在分化，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历史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在这封建社会的子夜诞生的。他们是这一时期从没落贵族阶级分化出来的人物，是贵族阶级的“逆子”，代表这个阶级的叛逆意识。他们是当时不满现实制度，要求改变现状，具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典型。他们不同于以前的顾、黄、王诸大家，也不同于以后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面貌具有它那个时代的、阶级的特点。

贾宝玉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父母双全，兄妹众多，并有祖母的娇宠，更重要的他是荣国府祖业唯一的直接继承人，这就是为什么贾母叫他“命根子”的原因。唯其如此，贾政对他特别关心，因为他的贤与“不肖”关系贾府的命运，关系封建道统的继承问题。贾政对他期望很大，希望把他教育成贵族阶级的忠臣孝子，把他教育成封建伦理的接班人。当宝玉出生不久，他就“试他将来的志向”，宝玉“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他“因此不甚爱惜”（二回）。这并非说宝玉在襁褓中即懂得反封建，只能说明他的幼稚、纯真，一个无意识的举动，便引起封建卫道者的冷眼相待。

贾宝玉的反抗意识产生得比较早，他预感到那个时代的腐朽和贵族阶级的没落，经常表现出一些与世俗不同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惹起人们对他的贬责，说他“行为偏僻性乖张”（三回），说他疯、狂、痴、傻等，其实，这些正是他不屈服于封建伦理的精神特征。他以这种精神对待社会人生，对待人伦道德，以这种精神反抗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这是宝玉思想性格的总倾向。

贾宝玉和封建社会的冲突、和封建礼制的冲突，尖锐地表现在受教育的问题上。贾政屡次命令宝玉上学，宝玉则屡次借故“逃学”这一事件构成《红楼梦》中一条鲜明的线索。围绕这条线索，还有贾母、王夫人、宝钗、袭人及黛玉、晴雯等。宝钗、袭人等经常劝诫他好好读书，黛玉、晴雯则对他表示深切的同情，并设法代他解除因不爱读文章而形成的精神上的痛苦。因为他不爱读文章，贾政曾不止一次地大发脾气，喝令他“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学习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八十一回）。贾政要宝玉读书的目的，就希望他“学个成人的举业，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八十一回）。贾政企图把宝玉培养成贵族阶级的肖子贤孙，宝玉却不肯就范，偏偏爱作些诗词以抒写胸怀、陶冶性情，认为那些八股文章“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饵名钓誉之阶”，乃“平素深恶”（七十三回）。他骂那些猎取功名富贵的人为“国贼禄鬼”、“须眉浊物”（三十六回）。即使他的友好史湘云劝他“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他也大觉逆耳，以言相讥。他诅咒那些“文死谏”、“武死战”的臣子，“只顾他邀名”、“图汗马之功”（三十六回），而误君误国。他不愿为国君而死，而愿于被压迫的女儿的眼泪汇成的长河中漂泊而死，认为这才“死的好！”这就表现了贾宝玉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贾宝玉后来虽然中了举，但始终未做贵族阶级的忠臣肖子，封建教育制度在他面前丧失了约束力。

作为一个贵族阶级的“逆子”、封建社会的背叛者，贾宝玉在婚姻问题上，也与封建的婚姻理念相对立，而要求一种平等的自由结合的婚姻，这鲜明地体现在他与黛玉恋爱的过程中。他和黛玉的爱情完全建立在互相尊重、谅解、友爱和对现实生活共同认识的基础之上。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愿望和美的理想选择伴侣的。这正和贵族阶级的权力、要求和意志相矛盾，这一矛盾便是《红楼梦》悲剧的重心。在宝玉和黛玉对美好的爱情追求中，始终伴随着一个阴影，即“金玉良缘”。由此，便引起了他们之间的许多波折。元妃在端午节派人送来许多礼物，其中宝玉和宝钗是一样的，黛玉和探春、迎春、惜春是一样的。宝玉见了很诧异，深怕黛玉生疑，便将自己的也送给黛玉，任她选择，黛玉则说：“我没这么大福气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哪‘玉’的！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人儿罢了！”又当黛玉听到宝玉赞扬自己从来不谈“仕途经济”的混账话时，她无限感慨：“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个宝钗呢？”（三十二回）宝玉在梦中也禁不住叫骂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良缘’！”（三十六回）可见贵族阶级对他们的命运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薛姨妈也曾对黛玉说“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五十七回），正是宣传婚姻问题上的宿命论，其实质也是坚持“金玉良缘”。这种观念是贵族阶级权力、意志的体现，宝玉和黛玉在爱情上为这种思想所拨弄以及和这种思想的斗争，都是和贵族阶级的权力、意志的矛盾和斗争。

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并不是一开始即很专一，起初他还常常动摇于宝钗和黛玉之间。他虽然鄙视宝钗的思想观点，但对其姿色之美却怀有羡慕之心，故常接近她，引起黛玉许多猜忌。经过许多矛盾、波折和生活历练之后，他对黛玉的爱情才逐渐坚贞净化起来。他曾对黛玉发誓说：“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五十七回）宝玉和黛玉誓同生死爱情的重要特征，就在于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生活理想，并且在长期中形成的感情，绝不同于历代一见钟情的恋爱故事，也不同于那些史传小说之把爱情理想寄托于蟾宫折桂。这也是他们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比较深刻、彻底的表现。

贾宝玉对他出身的那个阶级表现了无限的憎恶和鄙弃，而对被压迫人民的不幸遭遇则表示深切的关怀和同情，特别是对女子的关怀和同情。他初次见到秦可卿的弟弟秦钟时，即自思道：“我虽比他尊贵，但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便是对他自己阶级的鄙弃。相反，他对出身贫寒、职位卑贱的人则表示由衷的尊重和敬慕，如对“一贫如洗”的柳湘莲的友情，对被愚弄的艺人蒋玉菡的景仰等。更突出的是他对女孩子的同情和敬重，他认为“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二十回）。认为女子最纯洁最高尚，并得出结论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二回）当然，女儿并不是一个阶级，但在封建社会她们一般都是不幸者和被压迫者，因此，对她们的同情和尊重，也就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尊重。至于他所接触的贾府那些男子，如贾珍、贾琏、贾蓉等荒淫无耻，恣意妄为，倒真是“浊臭逼人”！这实质上也是嗅到了自己阶级的浊臭和腐朽。

他见了香菱，便暗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有父母，连自己的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给这个霸王！”（六十二回）当平儿因贾琏和凤姐的争斗，无辜被打之后，他心想：“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儿还遭荼毒，也就薄命的很了！”（四十四回）此外，他常代丫环们开脱罪过，包揽过错等，都是对这些被压迫者、不幸者的同情，他好像要把这些女儿的一切苦难都担荷起来，表现了一种博大的爱心。他要把“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六十回），使丫环春燕听了喜欢的不得了。他为这些被压迫者、不幸者鸣不平，质问道：“晴雯犯了什么迷天大罪！”“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个好带累了！”（七十七回）他向封建社会控诉，《芙蓉诔》就是一篇庄严、激烈、情感沉郁的控诉书：

……岂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汝南斑斑泪血，洒向西风；梓泽默默余衷，诉凭冷月；呜呼！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毁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

……

这不单是为晴雯的悲惨遭遇控诉，也是为一切被迫害女儿的血泪控诉。

宝玉对待女子的爱，不是色欲的追求，而是出于一种尊重和同情心，他见了平儿，便惋惜：“贾琏唯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四十四回）即表现尊重女子的意思。他之所以讨厌老太婆，也并非因为老太婆生得不美，而如春燕所说：“怨不得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珠宝，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这话虽是混账话，想起来真不错。别人不知道，只说我妈和姨妈，他老姐儿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真了！”（五十九回）这就是说女人越老越沾染许多世俗观念、习气，已失去本来纯真的面目，因此宝玉才厌恶她们。

在封建伦理关系上，据说他“只有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二十回）。但在实际行动中宝玉是经常违忤的，他认为这都是些俗套，乃生平最怕。他在贾环面前从来不以兄长自居，又曾告诉秦钟“以后不必论叔侄，只论弟兄朋友就是了”（九回）。至于对贾政、王夫人等始终恭谨敬之，也不能说明他赞成这种伦常关系。他受过父亲的毒打，母亲的训斥，体验到封建伦常关系的冷酷，他不敢违忤，正说明他精神上的深刻矛盾。

贾宝玉正是这样一个反对封建伦理，主张平等相待；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要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教育制度，希望做一个不受封建礼法拘束的人。他憎恶贵族阶级，对被压迫者特别是对女子寄以深切的同情，并探求他们的出路。他有所反对，有所追求。但是，由于他处在那样的时代，出身于那样的阶级，时代传统的惰力和加于他的压力，家庭环境给予他的影响，使他的追求充满了无穷的痛苦。为了解除这种痛苦，他常常吞食宗教的麻醉剂，以求取精神上的解脱。这一切，正是18世纪由贵族阶级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在精神面貌上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最后，他出走了，他的行为宣布了他与封建社会和贵族阶级的彻底决裂！

（四）林黛玉及其他人物典型

林黛玉是封建社会、贵族阶级的叛逆少女，她所处的环境与贾宝玉有很大不同。她出生于支庶不盛的书香门第或“清贵之家”，幼年丧母，父亲为减轻内顾之忧，把她寄养于荣国府。后来父亲也不幸死亡，她便成为一个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孤儿了。她在荣国府表面被尊为贵宾，实际则是一个寄食者。这些经历就形成了她见花落泪、对月伤怀的情绪。她经常自叹身世，见了双文便默想：“双文虽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我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三十五回）正像宝玉对宝琴所说：“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七十回）

黛玉进入荣国府，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这里的封建礼法很严，对封建道德的要求也很高，她母亲曾对她说：“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其理由就在这里。在家里娇养惯了的黛玉来到荣国府，自然存着戒心，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三回）。可见封建道德给予这个少女精神上多么沉重的压力。所幸，最初她还受到贾母的溺爱，因而也得到人们的宠敬。后来贾母对她的感情逐渐冷淡起来，她在人们眼中的地位也就衰退下去，以至于连丫头袭人也敢大胆地诽薄了。凤姐带领众人抄检大观园，因为宝钗是亲戚，不准去动，而黛玉却不以亲戚论，冷暖之态不是判然若揭了吗！具有高度敏感性的黛玉对此并非不知道，“病潇湘痴魂惊噩梦”便是变化中的现实在她头脑中的反映。这时期贾母及其同伙对黛玉不但没有溺爱和娇宠，而且是冷酷无情了，以至于在黛玉奄奄一息的当儿，贾府全家都去料理宝玉的婚事，竟连一个来探顾的也没有，紫鹃禁不住愤恨道：“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九十七回）黛玉死后，贾母反说：“这丫头也忒傻气！”（九十八回）封建伦理关系就是如此冷酷！

林黛玉处在这样的环境里，环境的因素作用于她的思想、性格，对她的思想、性格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她思想、性格的特征又反映和揭示了这个环境。黛玉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是她坚强的反封建性和要求婚姻自由的精神。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压迫和自己贵族阶级思想的限制，她的反抗和要求是以迂回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黛玉对宝玉爱情的追求，经历着一段曲折痛苦的过程，她屡次试探宝玉对自己的心意，当宝玉真正表示自己纯洁爱的心灵时，她又立刻以一副严正的面孔怒目相视。宝玉也是如此。正如作者在旁注里所说：“原来宝玉……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黛玉……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我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都只用假意试探。”“两个人原是一个心，如此看来，却都是多生了枝叶，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二十九回）。结果引发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其原因即在于“所存私心，难以备述”（二十九回）。在严酷的封建势力压迫下，黛玉不敢坦露自己的心理，往往表里不一致。“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一回中紫鹃探得宝玉的真心，夜间告诉了黛玉。黛玉听后心里本来很高兴，但表面上却板着面孔说：你“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蛆”！当紫鹃再往下说时，她更嗔怒道：

这丫头今日可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五十七回）(www.xing528.com)

黛玉精神上的这种矛盾，正说明了她反对封建制度、追求婚姻自由过程的曲折性。

和宝玉的自卑相反，黛玉性格的另一特征是自尊。这种自尊，就她处在寄人篱下的屈辱地位而言，是有其不甘于被侮辱被蔑视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是对自己阶级尊严的坚持。王夫人即曾借对晴雯的谴责，以轻蔑的口吻讥讽她是“水蛇腰，削肩膀儿”（七十四回）。她意识到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时刻警惕着，因此一听到湘云说她像“小旦”，她便立刻恼怒起来。在封建统治者面前，她没有任何奴颜婢膝，始终是那样威严崇高。通过她的自尊自爱，便把封建社会对由贵族阶级分化出来的不幸者的被侮辱蔑视的社会现实和她的阶级性格揭示出来。

黛玉性格的另一特征是高度的敏感性，这种高度的敏感性，正反映了黛玉在那种环境中所遭受的不平和痛苦。贾母特地为宝钗做生日，对黛玉的生日却置之不顾；周瑞家的给姑娘们送花，把人家挑剩下的给了她。这些她都敏锐地表示不满，并给以尖刻的讥讽。有一次，黛玉在病中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嚷道：“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黛玉听了大叫一声：“这里住不得了！”立刻肝肠崩裂，哭的死了过去（八十三回）。原来，窗外一个老婆婆骂她外孙女，黛玉怀疑到自己身上来了。通过她的高度敏感性，反映了她被歧视被遗弃的社会地位和精神世界。

黛玉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也是始终不懈地坚持反抗和追求希望的一生，她的痛苦和希望集中地表现在《葬花词》里。她看到了落花，就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同时也联想到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所经历的历练折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最后表示自己的愿望说：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二十七回）

《葬花词》剖露了黛玉的痛苦、遭遇和希望，同时也概括了封建社会女子的思想和命运。通过林黛玉的思想、性格，把封建社会对青年女子的各种压迫深刻地反映出来，把她们的悲痛、感伤、反抗和希望反映出来。这就是黛玉形象动人的原因。

和黛玉的思想、观点、脾性、爱好完全相反的人物是宝钗。宝钗是贵族家庭中正派小姐的典型，她端庄、威严、多谋，又含蓄、沉穆，“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她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封建道德的规范。宝玉最厌恶功名利禄，她却劝宝玉去应科中举。黛玉偶然看了一次《西厢记》和《牡丹亭》，她就规诫说：女子“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不应该读书，既认得了字，就应该“拣那正经书看”，不要“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四十二回）。她思想气质上具有封建阶级冷酷的特征，对被压迫者、不幸者毫无同情之心。金钏投井自杀，她认为“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劝王夫人：“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她听到柳湘莲、尤三姐死的消息，也毫不动声色，认为是“前生命定”。可见她多么冷酷！她内心藏奸，嫁祸于人，用尽心机排斥黛玉，企图夺取宝二奶奶的地位。如她送衣服给金钏是一件事，让小红、坠儿怀疑自己的私情被黛玉听去又是一件事，还有对贾母、王夫人、凤姐等的奉承不计其数。她主张以朱子之学持家，曾指责探春“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五十六回）。她的言行举止都以封建道德为标准，她是封建道德的执行者，也是封建道德的牺牲者。被认为是宝钗影子的袭人，在思想倾向上，和宝钗是一致的。但她的行为仪表不像宝钗那样风姿高贵，而近于庸俗；奸诈多谋不像宝钗那样含蓄，而比较外露。这正适合她的丫环的身份和地位。她之所谓至贤至善，恰巧符合封建阶级的要求，从而得到王夫人的好评。对宝玉她费尽了心思，千方百计拢络宝玉，目的不外乎要争取一个妾的地位。向王夫人献策，让宝玉搬出大观园，最后竟将晴雯害死。她就是这样阴险狠毒，一副封建阶级的奴才相。

凤姐是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的人物来塑造的，她的思想作风集中了封建统治者的许多特点。用兴儿的话说，就是“心里歹毒，口里尖快”，遇见好事，先“抓尖儿”，遇见坏事，就“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六十五回）。此外，她还积压着丫环的月例钱不发，拿去放高利贷；为了三千两银子，陷害了两条人命；用伪善的手段，逼死了尤二姐。她身上沾满了斑斑血迹。凶恶、奸诈、狡猾、刻薄她都占齐了。她的言行、作为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

史湘云是一个天真爽直、性格开朗的少女，虽然也沾染了一些世俗观念，劝宝玉谈“仕途经济”，但与宝钗之坚决维护封建道德有本质的不同，而完全出于一种纯真和幼稚。她有高人雅士的作风，诗情酒兴都十分特出，风流跌宕，挥洒自如，是她那一阶层中的女子英豪。

《红楼梦》中对一些下层人物的描写也是很成功的，他们一般都具有勇敢不屈的反抗精神，与封建势力作誓死斗争的意志，他们思想性格中孕育着一种美的道德力量。晴雯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她憨直、粗犷、泼辣、倔强，身为奴才，却毫无奴才相，相反地敢于蔑视一切。怡红院被抄检的时候，她正病着，却不顾病弱的身体，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把自己的箱子掀开，两手提着箱底，往地下一倒，全部东西都倒出来。王善保家的回话说，自己是太太打发来的，将来要回太太去。她即指着王善保家的脸说：“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七十四回）唇枪舌剑，所向无敌，表现了顽强的斗争精神。但是，反抗性越强，遭遇就越悲惨。以一片诚心对待宝玉的晴雯，结果被诬蔑为“狐狸精”，而赶出去，负屈含冤而死。同样，鸳鸯在贾赦的淫威面前，也英勇果敢而不屈。她对贾母发誓说：“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四十六回）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用剪子把头发铰掉。后来贾母死了，她自虑逃不脱魔掌，便以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光明磊落的反抗性格。此外，尤三姐、紫鹃等也都具有鲜明的反抗性，都以反封建反迫害的精神挑动着广大读者的心弦。

《红楼梦》中创造了各个阶层的人物，其数量多达四百人以上。这些人物大部分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我们若读些清朝的野史笔记，更多地了解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尚，就会认识到这些人物中相当多的部分具有典型性和历史真实性，从而也可以看出曹雪芹惊人的创作才能和艺术概括生活的能力。

（五）作者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创作

《红楼梦》以丰富的艺术形象表现了贵族地主阶级灭亡的必然趋势，表现了封建社会政治、教育、伦理、道德的总崩溃，并肯定了社会生活中新的理想——不受礼教束缚的平等自由的生活理想。但是，与这种鲜明的思想倾向伴随着的则有一脉“人生如梦”的“色空”观念，对所揭示的社会生活，常常给以虚无主义或宿命论的解释，作者攻击和反对的，常常又是他同情和惋惜的。这种矛盾，实质上是作者世界观矛盾的反映。从现有的材料看，曹雪芹是经历过剧烈的阶级分化和生活突变的，同时历史传统的影响、时代社会的培育，便形成了他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曹雪芹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已经达到他那个时代极高的水平。这使他能忠于现实，描写出社会生活的真实，揭示出社会的本质和历史的规律性来。但是，曹雪芹是贵族地主阶级出身，又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阶级和时代的限制，使他的思想必然带有某些偏见，对所描写的生活不能作正确的解释，如〔飞鸟各投林〕曲子对封建社会崩溃的根源解释说：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曹雪芹以艺术形象具体、真实地揭示了封建制度瓦解的社会根源，但他的主观解释却是宿命论的。这种现象在创造的一些重要人物身上也留下明显的痕迹。他笔下许多清净纯洁女儿的悲剧，从作品的艺术表现看，都是和当时的社会制度密切联系着，是当时社会制度造成的，但作者的主观解释却是命该如此。在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副册上，对这些人物的概括说明，即流露了这种落后观点。即便如宝玉和黛玉这两个作品的中心人物，作者也以“绛珠仙草”向“神瑛侍者”还泪来解释他们的悲剧根源。当然，重要的还不在于作者对这些问题的一般解释上，而在于他塑造这些人物时，就注入对这些人物性格的宿命论观念。如宝玉一生是反封建的，同时他一生也是为虚无主义所俘虏的。曹雪芹对封建社会和他所出身的阶级，一方面给以猛烈的攻击和揭露，另一方面对其没落衰败又表现出无限惋惜、留恋的情绪。因此，他在批判、鞭挞凤姐持家严酷、尖刻、凶狠时，也流露了对她的同情。鸳鸯即曾对尤氏、李纨说：“罢哟！还提‘凤丫头’‘虎丫头’呢。他的为人，也可怜见儿的！虽然这几年没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个错缝儿，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总而言之，为人是难做的：若太老实了，没有个机变，公婆又嫌太老实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些机变，未免又‘治一经损一经’。”（七十一回）同样，他在批判探春对其生母赵姨娘背亲弃义的行为时，对她理家的才能也表示赞叹，并寄予挽回贾府衰败命运的希望。宝钗即曾称赞道：“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矣。”李纨也说：“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五十六回）这些都渗透着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说明作者并未彻底背叛他那个阶级、彻底否定封建社会，而对其充满了同情和惋惜。

曹雪芹极力歌颂贾宝玉的反抗精神，对他被打也挥洒了同情的热泪，但也流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对宝玉不谈“仕途经济”的作为，曹雪芹也尽情的歌颂，但却借警幻仙子的口规劝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五回），并以警幻来点化他醒悟。可见曹雪芹的世界观具有大胆的对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同时也有由阶级偏见所带来的消极成分，对他那个阶级在情感上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既憎恶那个社会，又留恋那个社会；既鞭挞他那个阶级，又同情他那个阶级；要“补天”，又没有力量；要挽回那些女儿的命运，又不可能；这便形成了他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开篇第一回便表现了作者思想、精神上这种矛盾和痛苦：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

作者思想上的矛盾和痛苦，同样反映到作品中来，他愤世嫉俗的方面，也即世界观进步的方面，指导他去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加之他生活经验丰富，体验社会深刻，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使他思想中的消极部分居于次要地位，而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规律是最突出、最吸引人和最有说服力的。因此，人们读了《红楼梦》，在内心引起的不是“色空”，而是关心现实生活，不是悲伤感叹，而是对生活的热烈追求。

（六）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影响

《红楼梦》在艺术上成就很高，它宏伟的艺术结构、复杂多面的人物性格、丰富深刻的细节描写、简洁细腻有极大生活容量的文学语言，都与以前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体现了艺术巨匠曹雪芹非凡的艺术天才。

《红楼梦》艺术上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它的艺术结构的天然浑成，其结构的自然纯真形态，犹如生活本身一样，好像未经过什么精雕细琢的工夫，完全是生气勃勃的生活的再现。其中描写了许多家庭生活细节、日常平凡事件，也写了一些波澜壮阔的大场面。千头万绪，但看起来却脉络分明，有条不紊。它的每一段描写，哪怕是极细微之处，也都是整个结构的组成部分，是时代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若从其中抽去任何一个细节，都会造成这部艺术品的很大漏洞，也会感到损害了生活的逻辑联系。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的结构之各成段落不同，它是一个高度的有机体。与《聊斋志异》之带斧凿痕迹的描写不同，它是那样的淳朴和自然。它的艺术结构毫不夸饰地体现了生活的特点和规律，它完全是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的。从第一回借甄士隐和贾雨村的谈话作楔子，到最末回又以“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为结束，又从开篇缘起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到末回又承缘起作诗云：“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也见出结构之完整和作者构思之精细与经营之苦心。这部作品结构之宏伟精细，确是超过它之前的文学作品，从“开辟鸿濛”始，至全书的结尾，是一部伟大完整的历史悲剧合奏曲。

《红楼梦》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也十分成功，它生动、逼真、丰富而摇曳多姿。作者笔下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在日常谈话和对事物的态度中即表现出来。有一次，湘云拾到一张当票，不能识别是什么，拿着到处嚷，宝钗看了知道是弟媳岫烟丢的，告诉她不要再嚷了，即将岫烟家境贫寒，无人照管，邢夫人对她又刻薄，她二姐迎春又照顾不了，以致典当衣服维持自己的费用等解说了一通。大家听了各有不同表态：

黛玉听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不免也要感叹起来了。湘云听了，却动了气，说道：“等我问着二姐姐去！我骂那起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出气，如何？”说着便要走出去，宝钗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发疯了，还不给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真真好笑！”湘云道：“既不叫问他去，明日索性把他接到咱们院里一处住去，岂不是好？”宝钗笑道：“明日再商量。”（五十七回）

如此简单的对话，黛玉、湘云、宝钗的声态并作，她们各自的性格都鲜明地表现出来。

作者在刻画人物性格时，更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来表现，使性格更尖锐、突出，使性格的内在意义揭示得更深刻。如“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一回，王夫人得到一个“绣春囊”，便喝令凤姐、王善保家的等向大观园发动总进攻，使一向极平静的大观园登时处于紧张状态。在这场剧烈的斗争中，许多人物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像狐假虎威的王善保家的，怕得罪人的假善人王熙凤，顽强有反抗性的晴雯，维护自己阶级尊严的探春，懦弱无能的惜春，言带讥讽的紫鹃，内里藏奸的袭人等，她们的精神面目深刻、逼真的被揭示出来。总之，《红楼梦》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精雕细琢的功夫是以前文学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红楼梦》的细节描写也是非凡的。和其前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红楼梦》中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尤其多。但是，我们读起来并不感到厌倦，反而为这些细节所吸引。因为这些细节并不是一般的生活琐事，而是经过作者典型化了的生活关系，它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意义。一次，宝玉和黛玉由于互相试探对方的情意，而发生猜忌、口角，以至于砸玉、铰玉穗子，弄得不可开交。事后二人都后悔，宝玉则亲自找黛玉去赔罪：

幸而屋里没人。黛玉两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的“嗳”了一声，说不出话来。见宝玉憋的脸上紫涨，便咬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上戳了一下子，“哼”了一声，说道：“你这个——”刚说了三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绢子来擦眼泪。（三十回）

这里表现了宝玉、黛玉由于不能正面表白自己的心意所受的折磨和痛苦，表现了黛玉的猜忌，表现了宝玉的赤诚，也表现了他们之间的爱和恨。这样简单的情节，概括了多么深刻的内容。《红楼梦》中许多细节像千丝万缕锦线一样交织成书，使这部作品犹如一幅美丽的织锦。《金瓶梅》也有许多细节描写，但近于琐碎、堆砌，未曾经过典型化，或典型化深度不够，远不能与《红楼梦》比。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它充分体现了曹雪芹丰富的生活经历和高度的驾驭文字的技巧。《红楼梦》的语言特色，不仅表现在对北京话的运用上，更表现在它丰富的生活容量和准确、简洁、具有雕塑性的表达力。人们公认《红楼梦》对生活描写之细腻，但并非用繁冗的语言，而是用简洁、明快几句话，即概括深刻的内容。如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临走时凤姐问她“有什么说的”？她始终不肯开口，周瑞家的给她递了个眼色，她怎样呢：

未语先红了脸，待要不说，今日为何而来？只得勉强说道：“论今日初次见，原不该说的；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少不得说了……”（六回）

寥寥数语把一个乡下贫苦之人，由于生活所迫跑到城里远亲家求助那种窘迫、羞涩、碍难开口的神态全部烘托出来。又如宝钗吩咐小螺去告诉湘云、香菱有个外国美人来了，并做得好诗，让她们来看：

半日，只听湘云笑问：“那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一头说，一头走，和香菱来了。众人笑道：“人未见形，先已闻声”。（五十二回）

两句话即鲜明、准确地传达出湘云爽直开朗的性格。《红楼梦》的语言有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或文或白，或雅或俗，或粗或精，或俚或野，都赋予形象以立体感和生活的韵律感。《红楼梦》在语言方面的成就，为我国文学语言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楼梦》犹如一座宏伟的建筑物，线条结构是那样地和谐匀称，风格又是那样地纯朴自然统一，它是清代社会斗争和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鲁迅即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收获》创刊号：《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说明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由于《红楼梦》的非凡成就，它问世之后便引起广大群众的爱好，同治、光绪年间北京就流行着“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京师竹枝词》）的谚语。不但在北京，也流传到浙江，当时一些“士大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毛庆臻《一亭杂记》）。不但作为小说阅读，而且“串成戏出，演作弹词”，使“观者为之感叹欷歔，声泪俱下”（清梁恭辰《劝戒录四编》卷四）。人们对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悲剧寄予深切的同情，为他们的不幸愤慨、不平，认为他们不能美满的结合是天地间的恨事。因此，以后便出现了许多续作，如《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红楼梦影》、《增补红楼》、《鬼红楼》等，“大率承高鹗续书而更补其缺陷，结以团圆”（《中国小说史略》）。这些作品所写的仅凭作者主观想象，缺少生活基础，违背生活真实，又文笔拙劣，因而不能流传，以至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