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及《聊斋志异》：古代戏曲小说史略中的成果

（一）蒲松龄的生平及其创作思想

《聊斋志异》是我国历史上成就最高的短篇小说集，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家庭中，高祖、曾祖都是秀才，父亲蒲槃才是个童生。这样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的举业心，少年时代科场比较顺利，十九岁考上了秀才。以后则屡试不第，到七十一岁始被录取为贡生。他一生穷愁潦倒，三十一岁时为生活所迫，应同乡孙蕙之聘，到宝应县做幕宾。时间不久，第二年便回来了。这期间他体验到一些官场生活，写了《南游诗》集，其中不少篇章揭露了“达官显宦”的奢侈生活。回家之后，便到同县乡宦毕家做塾师，毕家藏书很多，给他以浏览古书秘籍的机会，对他的文学修养的提高有很大作用。这期间，他又几次去应乡试，皆未中，之后他便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中了。他在《自志》中谈到了自己创作的艰苦过程，说明了自己进行创作时的悲惨境遇和愤激心情，说明了自己搜集了多少材料，经过了多少思想斗争和辛勤劳动才完成这部艺术品的。同时也申述了他的艺术观点和所继承的艺术传统。他推崇屈原、庄子、刘义庆、干宝、李贺、苏东坡等，并以继承他们的精神为己志。屈原赋香草美人，李贺吟牛鬼蛇神，都是有所感而发的自然天籁之音。那么，他所写的狐、魅、花、妖，也是有感于社会的不平，“遄飞逸兴，狂固难辞”，始“成孤愤之书”的。

蒲松龄对封建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对人民的生活也有充分的认识。从现有材料看，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和广大人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为人民受灾，悲愤而上书（《救荒急策上布政司》）；为人民受压迫，恼怒而责斥孙给谏（《上孙给谏书》）；为人民被剥削，激昂而攻击官府（《放生池碑记》）；为修成一座桥梁而欢欣，为久旱降甘霖而高兴；为循吏薄税敛而喜悦。为了人民的需要，他还作了《农桑经》、《日用俗字》、《婚嫁全书》、《药崇书》等有益于人民日常生产、生活和教育的著作，而且都是“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药崇书序》）。他对生活的深入了解，对人民疾苦的深切体验，是促成他作品成功的基础。

蒲松龄是通过幻想的形式反映现实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特点去设想、安排天堂地狱并创造鬼、狐、花、妖的性格的，他笔下的阴曹地府和鬼、狐、花、妖都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复制。《于去恶》篇中即正面说明“盖阴之有诸神，犹阳之有守令也。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凤仙》篇也感叹说：“嗟乎！冷暖之态，仙凡固无殊哉！”他是以神奇的人物来概括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所以，其风格“颖发苕竖，诡恢魁垒”（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其义足以动天地，泣鬼神”（蒲立惪《书跋》），表现出卓越的艺术力量和思想深度。

（二）歌颂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和叛逆性格

《聊斋志异》最突出的内容是歌颂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并强化这种斗争，使被压迫者最后取得胜利。蒲松龄笔下许多被压迫被剥削被掠夺的人物，都不甘于自己的处境和遭遇，总是通过各种形式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不达到目的决不甘休，这种彻底的反抗精神是《聊斋志异》思想内容最鲜明的特色。

《聊斋志异》中创造了不少顽强、刚烈、有彻底反抗性的人物，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无论男女都肯赴汤蹈火、坚贞不屈，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席方平的父亲被羊姓富豪打死，他出生入死要替父亲报仇，从城隍、郡司一直告到冥王。然而这些地方都被羊某贿赂好了，不但不受理案件，反而用威胁诱骗的方法要席方平屈服。席方平受尽了械梏、杖责、炮烙、锯解等毒刑，冥王问他敢再讼否？他激愤地说：

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不言讼，是欺王也，必讼！

经受了各种严刑峻法，始终不屈。同样商三官的父亲被豪强打死，她到官府去告，官府弃置不理，她迫不得已，暗中投作戏优，到豪强家去陪筵，夜间伺隙将豪强杀死。再如：隐姓埋名三年最后斩下仇人首级的侠女、为丈夫报仇乘机手刃敌人的庚娘、忍辱含垢“卧薪尝胆”的冯生等，他们都是那样果敢智慧、英勇无畏，将大仇不报引为终身遗恨，直到把敌人消灭，才算泄了胸中不平之气。作者对他们这种反抗斗争精神和勇敢、侠义的性格倾注着满腔热情，尽情地歌颂：“千古烈丈夫中，岂多匹俦哉！”（《庚娘》）“愿天下闺中人买丝绣之”（《商三官》），以志纪念，并广其传。

他们或者是由于自己被迫害而起来反抗，或者有感于被压迫者的负屈含冤，见义勇为而与压迫者展开生死斗争，其基本精神是对敌人的不屈服，被压迫者战胜压迫者，人民的力量战胜反动的力量。他们或者死后变成鬼魂雪了冤（《窦氏》），或者由聂政代替报了仇（《聂政》），或者化作巨龙在阴雨天里把豪强的头攫去（《博兴女》），有的化作猛虎龁吞了恶霸的头（《向杲》），有的由灌口二郎伸冤（《席方平》），有的由侠义之士雪恨（《红玉》），王鼎杀了狱卒，夺取伍秋月而出（《伍秋月》），周仓振臂击仆县令，使朱生冤情大白（《冤狱》），最后都使正义得到伸张。这些人都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英勇无畏的反抗精神，他们对自己的悲惨遭遇不是负屈含冤了事，而是坚决彻底的报仇，妥协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了解到“馁怯者鬼益侮弄之，刚肠者不敢犯也”（《章阿端》）。他们宁为玉碎不求瓦全。这一切促使他们成为具有浪漫主义的性格特征。这些人物的斗争都是为作者所理想化了的，它不拘泥于具体的实际生活，而且超出实际生活，甚至是逆着实际生活而出现的。实际生活中并未出现聂政死后替人报仇，以及周仓、灌口二郎和巨龙，而作者却创造了这些形象。这种逆着实际生活而行的人物，从其性格本质看，却是最能体现生活的特点和规律的，因为他们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意志和正义心。

蒲松龄所描写的被压迫者向压迫者的反抗斗争精神，甚至在他创作的一些寓言故事中的禽兽身上也体现出来。《禽侠》中的鹳鸟每次生幼雏都被巨蛇吃掉，后来有一只大鸟腾空飞来，“以爪击蛇，蛇首立堕”，为鹳鸟报了仇。《义鼠》篇中的一只老鼠，为了抢夺被毒蛇衔去的自己的同伴，和毒蛇展开了反复的斗争，直到蛇“吐死鼠于地上”，才肯罢休。这些寓言故事都以象征、比喻的方式来揭露现实的矛盾和斗争，具有深刻的意义。寓言在我国文学中有悠久的传统，从庄子、列子到唐朝的柳宗元、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以及宋末元初的邓牧等，源远而流长。不同的是庄子、列子多以寓言来说明一个哲学道理，而柳宗元以后的寓言小品主要是抨击现实、鞭挞现实。鲁迅用“几乎全部是抗争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来概括它的内容，就说明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蒲松龄便是直接继承柳宗元等这种寓言文学传统的。蒲松龄描写了被迫害被摧残者的反抗和斗争，写他们在与敌人作斗争中的英勇神态。他们的“神情一何可畏！”遇人不避，“而意凛如也”（《侠女》）。表现了他们临阵不惧、敌忾同仇的无畏精神。

蒲松龄笔下这些理想化的形象和情节，是建筑在他对现实社会深刻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目光的锐利和发掘的深广，同时从他的其他诗文中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认识。他在《放生池碑记》中说：“贪生杀，以是而司牧于上，举凡钱谷之输将，庸讵有念民膏而抚字者乎？刑名之出入，庸讵有得民情而哀矜者乎？工役之兴作，庸讵有惜民力而轸恤者乎？……鱼其有知，必且聚族而谋，相与大恐，使知有恐，而杀身之怨，始有专归矣。”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奴役，使遭杀身之怨的广大人民，必然将自己的愤怒怨恨集中于他们，和他们展开誓死的斗争。这正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特点和规律。蒲松龄所创造的许多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形象和情节，它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体现了这种特点和规律。

《聊斋志异》另外一项重要内容，是歌颂叛逆性格，赞美高尚品质，鞭挞庸俗和品德卑下的人。《聊斋志异》中写了不少人和鬼、狐、花、妖的爱情故事，奇特的是这些鬼、狐、花、妖都和人生活在一起，和人做朋友、结夫妻，鲁迅所谓“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者也。他们一般对封建社会都不是驯服的，有些是带叛逆性，大部分则具有高尚的品格。作者把人间和鬼域以及花神的境界结合起来，在人间得不到的东西，可以到鬼域去追求，也可以到花神方面去寻觅。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和友谊，往往成为与社会发生冲突的原因。《连城》就是极优秀的一篇，女子连城背叛了她父亲史孝廉把她许配给盐商的婚约，而自由地追求贫士乔生，盐商对她进行迫害，她悲愤而死，乔生去吊也痛悼气绝。在阴间相见，二人表现了一种凄惨、痛楚的情感：

见连城与一白衣女郎，泪睫惨黛，藉坐廊隅。见生至，骤起似喜，略问所来。生曰：“卿死，仆何敢生！”连城泣曰：“如此负义之人，尚不吐弃之，身殉何为？然已不能许君今生，愿矢来世耳！”

誓同生死，不折不挠，最后果然复生，二人结为夫妻。盐商又来威逼，她又以死来抵抗。他们为了争取自由理想，而反对封建门阀制度，蔑视权势。他们可以为理想而死，为理想而生，理想可以生死人、肉白骨。这一点在精神实质上是汤显祖《牡丹亭》的发展。同样具有叛逆的反封建性的人物很多，《封三娘》中的范十一娘被父母和邑宰所迫，许配给某绅士的儿子，她却矢志“非孟生，死不嫁”。果然当临妆出嫁时，为了忠于孟生的爱情，自刭而死。《青梅》中的婢女青梅见张生贤良，怂恿小姐阿喜嫁他。阿喜父亲嫌张生贫穷，不许。青梅愿自媒自嫁，求阿喜向主人说情，发誓“不济，则以死继之”。表现同样内容、具有同样性格特征的作品和人物，还有《阿宝》、《宫梦弼》、《宦娘》、《阿绣》、《陈锡九》、《薛慰娘》、《寄生》、《锦瑟》、《细侯》、《瑞云》等。这些人物形象的共同倾向，是反对封建门阀制度，蔑视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为了坚持理想不惜牺牲一切。他们都是富有智慧的青年，柔肠侠骨，多情尚义，坚贞不屈，敢于冲破封建制度的一切藩篱，誓为争取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到底。

《聊斋志异》描写内容的离奇，不单纯在于写了鬼、狐、花、妖的奇，更重要的在于写了不少人物的奇异品格。作者在《褚生》篇的赞语中说：“其志其行，可贯日月，岂以其鬼故奇之欤！”作者自己就是尚气节，“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他曾赋秦松云：“今祖龙已亡，山河屡易。扛鼎雄君，歌风赤帝，玉帐妖姬，铁衣猛士，七叶金貂，千年常砺，一皆草腐烟消，香埋珠碎，独有大夫（秦松）存昂藏之瘦骨，亘古今而不坠。”（《秦松》）这种对品格的崇高和自我修养，同样渗透在他的人物创造之中。《乔女》篇的乔女是受不平之遇的下层妇女，因貌丑故年长不能婚配，找个丈夫不幸又死去，立誓不再嫁。孟生妻死要续娶，感于乔女的贤德，欲娶她抚养孤子，乔女以貌丑，坚决不嫁。后来孟生死，孤儿啼哭于室中，乔女奋然愿代孟生抚养孤儿，她说：

妾以奇丑，为世不齿，独孟生能知我，前虽固拒之，然固已心许之矣。今身死子幼，自当有以报知己。

因而抚养孤子由读书、娶妻到入泮，才算了结平生之愿。她的急人之难、舍己为人的精神和孤介峭直的品格，显示了极其感人的力量。《香玉》中的牡丹花精和黄生结成生死之交，不料，游人将其移植家中，它便“日就萎悴”。花神为他们的至诚所感，令其复生，花大如盘。无奈道士砍其连株，它又“憔悴寻死”。它坚贞不屈，任何事故和手段都不能改变其节操，动摇其意志。蒲松龄赞美这些人的高尚品格，尚气节，重仁义，特别强调了知己之情、生死之交等，这在那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封建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聊斋志异》中创造了许多高洁的人物，我们称许的不只是他们的高洁，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对理想表现了大胆的坚持。

和这种倾向相对立，《聊斋志异》还进行了对封建社会一切庸俗、丑恶、黑暗、市侩小人的批判，对自私自利、守财奴、吝啬鬼的讽刺，对轻薄儿、贪婪者、品德卑下人的嘲谑等。《崂山道士》中一个世家子弟到崂山学道，心志不诚，不肯吃苦，反而要学得道术，请求道士传他入墙钻壁之法：

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以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骤入，勿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资斧遣之归。抵家自诩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

这是对那些居心不善者的鞭挞，对心志不诚而想窃得利益的市侩作风的讥讽，正像作者所说“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蒲松龄笔下这种庸俗、贪婪的市侩，充斥于整个封建社会。朱孝廉见到僧寺墙壁上的散花天女便想入非非（《画壁》）。滨州秀才知道自己的朋友狐仙善幻术，便要求他帮助自己生财（《雨钱》）。他们卑鄙自私、损人利己，视财如命，当牛瘟盛行的时候，却将医牛瘟病的方子秘而不传（《牛瘟》）。当风浪大作，船将倾覆的当儿，恐怕载重易沉，遂将同伴推上另一只船（《孙必振》）。他们要求道士教给自己骗人的把戏，好去骗人（《单道士》），自己吝啬成性，“一毛所不肯拔”（《募缘》），以至于“非儿女婚嫁，坐无宾，厨无肉”（《霍女》），把积累下来的钱都藏在佛像脑后，临死之前还“登佛坐，抱佛头而笑”（《死僧》）。他们好色贪鄙，品德败坏，见年轻妇女便尾缀不辍（《瞳人语》），或装作自缢以逗少妇一笑（《戏缢》），或见异思迁，毫无真情可言，为了获得新欢，不惜把前妻驱逐出门（《阿霞》）。对这一切丑恶、肮脏、污秽、卑下的社会现象，作者都给以无情的揭露、讥讽、鞭笞和批判。写他们的咎由自取，给他们以应得的惩罚。贪欲好色者，最后落得妻妾两空。刻薄吝啬者，被别人将财产挥霍殆尽。欲嫁祸于人者，反而自被其祸。欲损人，反而害己。或受天谴，或被人惩，要之，都归于“赏善罚淫”（唐梦赉《序》），表现了人民的爱憎、人民的善恶观念和人民对这些黑暗腐朽卑鄙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的情感。

（三）愤慨社会的不平和官吏的腐败

《聊斋志异》对封建社会一切不平现象进行了指责、抨击和控诉，其愤慨激烈的情绪甚至发展到怀疑、质问和否定天道的地步。这种愤慨是由于蒲松龄一生的不平遭遇所引起的，它像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冲击着封建社会。蒲松龄是个一生不得意的人，从十九岁“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如棘闱，辄见斥”（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成为贡生。在《责白髭文》中借对白髭的指责，发泄自己的愤慨说：“我方抱苦业，对寒灯，望北阙，志南溟。尔乃今年一本，明年一茎，其来滚滚，其出营营，如褦襶之客，别去复来，荒芜之草，刬尽犹生，抑何颜之厚而不一也。”“其生平之侘傺失志，获落郁塞，俯仰时事，悲愤感慨，又有以激发其志气”（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在《自志》中他描写自己凄楚、孤愤的心情道：“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蒲松龄基于对封建社会的愤懑和不平，在自己的作品中就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的指责、控诉和反抗精神。《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却终生困于场屋。丁乘鹤看见他的文章大为激赏，为他游扬于学使，结果仍然落第。他因此立意把平生所学全部教给丁乘鹤的儿子，一则以报知己，一则“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司文郎》里登州宋姓，生时颇负才名，但屡试不中，死后郁愤不减，找到王平子，“极力为他山之攻”。王入试不料又被黜，他竟号啕大哭，悲痛不能自止。《于去恶》篇的于去恶死后，到阴间因科场失意，忽而抚掌大笑，忽而泫然流涕。从这些人物的实际遭遇中体现了作者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有才学者终沉草莽，目不睹坟典者却得高中。他自己也激动地说：“嗟乎！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首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苦之人，卞和唯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散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叶生》）这是他自身的不平，同时也是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作者控诉了封建社会贤愚颠倒、曲直混淆的现实，也批判、指斥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精神上的奴役、麻痹，使人们精神失常、肢体残废。王子安由于日夜盼望中高科，以至于醉梦中都听道报子连报他中了举人、进士，做了翰林等。屡呼长班不应，顿足斥骂，倾跌在地上，口里还大喊：“长班可恶，我故惩之。”多么可笑可悲。杨大洪听说报考优等的报子来了，心想必有自己，正在吃饭，急出追问，知道落第之后，便嗒然沮丧，咽食入鬲，遂成病块。此外，像《司文郎》、《贾奉雉》等篇都描写了这些人被科举制度弄得神魂颠倒，疯疯癫癫。他们为什么这样热衷科举呢？作者在《胡四娘》中揭示得很清楚，胡四娘的丈夫程孝思是胡家四个女婿中最贫的一个，在胡家受尽了讥讽揶揄，甚至嘲笑他称之为“贵人”。四娘也因之大受冷遇。后来程孝思得中高科，形势立刻变了：

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

谜底揭穿了，所谓“贫贱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就是封建社会的风尚，封建社会的道德、人情。

作者对这种腐朽堕落的社会习尚表示极大的不满，对封建制度所造成的人们精神上的失常状态给以辛辣的讥讽和嘲笑，同时对他们也充满了同情和悲悯，所谓“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甚焉”（《王子安》）。作者在其《大江东去·寄王如水》的词中，也表现了同样的感情：“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病鲤暴腮，飞鸿铩羽，同吊寒江水。见时相对，将从何处说起？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糊眼冬烘鬼梦时，憎命文章难恃。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未能免俗，亦云聊复尔尔。”他的郁郁不平之气，他的痛苦、辛酸、怨恨、懊丧全都发泄出来了。当然他这种不平之鸣，不只是表现在科举仕进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像《考弊司》中的闻人生大呼：“惨惨如此，成何世界！”就是对残暴刑法的控诉。《公孙九娘》中写于七起义被屠杀，九娘“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并口占两绝，其中有云：“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其凄婉悲痛的情绪，也是对清朝统治者屠杀政策的控诉。《林四娘》中的四娘那种悲凉凄恻的故国之思，她的《伊凉词》的哀婉之音，追忆当时宫中的情况“谈及式微之际，则哽咽不能成语”。她的诗所表现的那种激荡人心的感情，都是对造成她死难的那个社会的愤慨和不平。此外，对其他方面题材的描写，也表现了同样的思想倾向。但是，为了更实际地说明问题，所以采用与他切身经历有密切关系的部分来论述。(www.xing528.com)

蒲松龄由于个人不得志及一生的不平遭遇，从而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更清楚了，“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壁，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书》）。这就是他的愤激之言。社会的不平激起他更强烈的反抗精神。他对封建的神权和天道发生了怀疑，对它提出了正面的指责和质问。他为徐公做官廉正爱民，结果却被暴雷击死的事而感叹：“天公之愦愦，不已多乎！”（《龙戏珠》）由于宗子美的终日取乐，最后招致应得的祸患而从反面提出“世之长困而不一亨者，又何以为解哉？”（《嫦娥》）他为张济于家降临福神魁星，结果却终身潦倒、家破人亡而质问道：“彼魁星者，何以不为福而为祸也？”（段刻本《聊斋志异拾遗》）又在《祭蜚虫文》中说：“神如正直，当不如此！”并作《问天词》对历史上一切黑白颠倒、曲直混淆、贤愚不辨的现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些都是对封建的神权、天道的怀疑、指责和否定。在封建社会里所谓天道、神权，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权力意志的体现，否定天道、神权，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我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曾对封建的神权和天道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质问和抗议，屈原的《天问》、司马迁的《伯夷列传》、陶渊明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关汉卿的《窦娥冤》，都基于社会的不平，对封建社会、历史，对天、神发出了反抗的呼声。蒲松龄就继承了他们这种反抗和斗争精神。

《聊斋志异》对贪官污吏进行了鞭挞和批判，批判他们的虎狼本性。对清官廉吏也予以赞扬，赞扬他们为民伸冤的精神。蒲松龄对贪官污史的揭露和讥笑，随时流于笔端，笔之所到，意即寓焉。《纪灾后编》有这样一则：“某邑诸生告灾于令，呈蚄。令咄之，谓是什么物？何足称灾！又呈豆螟，始骇，始诘名。一生答曰：‘此所谓糊突虫也。’闻者皆匿笑。”这个所谓父母官，不过同样是个荼毒人民的糊涂虫而已。《聊斋志异》中的《梦狼》就是写这类糊涂官荼毒人民的罪恶。他们在任时只顾逢迎上司，毫不爱抚人民，因为他们认识到做官的关窍在取悦于上司，“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复令上台喜也！”因此他们便不顾百姓的死活，专去敲剥、纳赂、蚕食民命。衙署里蠹役满堂，群狼当道，白骨如山，造成民冤四伏的局势。作者揭露他们都“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藉于庭”。或者“官虽小，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矣”（《潞令》），或者媚上取宠，“疏告九重，谓民乐输”，敲扑农民，“比追乐输”谷款（《韩方》）。湖南巡抚“位极人臣，赇赂贪婪，不可悉数”（《王者》）。王县令听讼时，按罪的轻重，罚良民交纳蝴蝶自赎，在“堂上千百齐放，如风飘碎锦，王乃拍案大笑”（《放蝶》）。宫廷中喜欢促织之戏，每年向人民征敛，逼得人民家破人亡（《促织》）。这些昏官暴吏，以民命取乐，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作者感叹道：“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则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聊斋志异》手稿）这里不但批判了一般昏官暴吏，也攻击了最高统治者，指出了从皇帝、公卿到一般官吏都是人民苦难的制造者，“官宰半强寇，有不操矛弧者耶”（《成仙》）？可是，作者的主旨还不只是批判这些，而在于批判当时的残暴的政治制度，作者引用孔子的话说：“苛政猛于虎也。”

《聊斋志异》一方面对贪官污吏和黑暗政治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歌颂人民反对贪官污吏和残暴统治的斗争。湖南巡抚把贪污的赃款派人押送京师，半路却被侠义之士盗劫而去（《王者》）。白翁之子在还乡途中，被受冤的人民将头割掉（《梦狼》）。这种斗争反映了被压迫人民要求报仇的希望和心愿，所谓“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

《聊斋志异》不但揭露了“昔之民社官，皆为势家役”（《王大》）的官府的阶级实质，而且也赞扬了极其个别的廉洁官吏，写他们爱护人民，断案贤明。《王十》篇的附则中写邑宰张石年的清廉作风：

肆中得二负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执至官。公问：“贩者二人其一焉往？”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股病不能奔耶？”曰：“能奔。”“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试奔，验汝能否？”其人奔数步欲止。公曰：“大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门而去。

贩私盐本来是违犯封建国法的，但张石年鉴于他们为生活所迫，竭锱铢之本，求升斗之息，竟把他们放了，其爱民作风令人敬佩。张石年离开淄川的时候，作者曾赋悲喜十三谣赠别，其中也写到当地人民对他的爱戴和尊敬。这些官员为百姓的苦难担忧，竟至于感动蝗神，使他所管辖的地区免受灾害（《柳秀才》）。另一部分官员理案断狱十分明哲，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所以能解除民冤。如《胭脂》篇中写施公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将一个复杂案子廓清。他仔细审查，并反复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因此“移案再鞠”。他从追逼、叱诈、对证、分析中查出凶手毛大，从而推翻了经太守吴公判断过的如山铁案。周元亮根据一柄诗扇，便把杀害范小山妻子的真正凶手调查出来（《诗谳》）。于中丞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发现路上抬死人的一伙是强盗（《于中丞》）。此外，像《老龙船户》中的朱徽荫、《太原狱》中的孙公，都以丰富的经验智慧理清了冤状。这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况钟和海瑞的形象，他们明哲、智慧和神奇，善于处理头绪纷繁的案件，使民冤得伸。作者怀着一种喜悦的心情对他们加以赞扬，为他们写传记，“以补循吏传之所不及者”（《邵临淄》），希望对后来的昏官庸吏有所劝诫，“志之，以风有位者”（《新郑狱》），作者用心之苦可谓良深。但是，这类官吏在当时是极少见的，一郡之中“其实可称为官者……一人而已”（《一员官》），这又是对封建社会的极大讽刺。

（四）揭露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章是揭露封建社会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的。这部分作品虽然形式上写的是家庭问题，实际上却联系着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兄弟之间争夺财产，悍妇凌辱丈夫，翁姑虐待儿媳，继母迫害子女，家庭衰落引起豪强的欺凌等等。

《仇大娘》篇写仇仲被强寇掳去，强豪欲夺其妻邵氏做妾，邵氏矢志不屈。流氓无赖魏名者，又挑拨仇仲之子仇福、仇禄的关系，怂恿仇福与弟析产而居。仇福听信他的话，结果自己的财产全被骗走了，又将妻子卖给恶霸赵阎罗。其妻不从，即“拔笄刺其喉”，以示反抗。魏陷害了仇福夫妻，又设计谋害仇禄，诬告仇禄通盗，被流徙远方。其内容重点地揭露了统治阶级怎样千方百计地迫害无辜良民，揭露了他们的阴险本性。他们犯了法，应该鞭楚，但“隶相顾，无敢用刑”，可是他们对人民却用毒刑笞楚。作品描写了仇氏一家母子、夫妻、兄弟之间的仇恨，同时揭示了这种仇恨是当时社会造成的。《曾友于》中写曾家有七个儿子，嫡妻所生的儿子被强寇掳去，其余六个儿子，孝、忠、信是继室所生，悌、仁、义是妾所生。孝等以悌、仁、义出身卑贱，鄙弃不齿。仁、义等因而忿怒，各结党相仇。及至仁、义母死，孝等不期服，并不准合厝。仁、义极为愤怒，欲去逼问。经兄悌宽解之，才作罢。不久孝妻卒，仁、义鼓且吹。孝大怒，纠合诸弟，前去殴打，声震里党，因此仇恨益深。仁、义年幼，动辄被敲扑，力不能敌，行路之间，怀揣利刃，以图暗杀。正当此时，长兄归来，也分得财产，为仁、义雪恨，“批挞诸弟，而于孝等尤甚”。曾氏全家都处在这种互相殴打、互相仇视的敌对的关系中，这正是封建社会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典型写照。作者揭露了封建伦理的虚伪本质，表面上是孝、悌、忠、信，实质上则是尔虞我诈。此外，如青州民娶了继室，两个儿子唯恐继母生子，分去自己的财产，当父亲酣醉的时刻，竟下毒手将其睾丸割去（《单父宰》）。段瑞环老年无子，大受诸侄的欺凌，侄子乞贷，一句话不相应，便怒呈声色，“欲嗣一侄，则群侄阻挠之”。当他死时，“诸侄集柩前，议析遗产”。其妻连氏悲痛不能自禁，希望留沃野一所，以赡养老稚都不可能（《段氏》）。封建宗法制度就是这样腐朽、矛盾百出，它所规定的那些伦理关系，并不能真正维持住私有制的社会生活。有人预料到老年的悲剧，当自己不能生育时，便爽利为丈夫娶妾（《林氏》）。这在老无所终，鳏寡孤独皆无所养的社会中，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蒲松龄笔下这些兄弟之间的争夺，往往是十分愚蠢可笑的，宋氏兄弟为了看风水择墓地而争执不决，结果将父亲的灵柩委于路侧，长期不葬（《堪舆》）。大商听从妻子的言语，竟仇恨自己的弟弟二商（《二商》）。作者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仇恨关系表示深恶痛绝，对封建伦理也进行了批判，而对那些有道德的人如曾友于、二商则给以尽情的赞扬。

《聊斋志异》中还揭露了封建家庭中妯娌之间的矛盾，揭露了在那个社会里妯娌之间地位的高低，决定于丈夫的社会经济地位。《镜听》中写郑氏兄弟二人都是文学士，同去应试，回来以后在家庭中有这样一段变化：

时暑气犹盛，两妇在厨下炊饭饷耕，其热正苦。忽有报骑登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曰：“大男中式矣！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

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庭中那种世俗利害关系，谴责了婆母以功名利禄逐高低的卑下思想。在《珊瑚》中进一步创造了一个悍谬不仁的婆母典型，她虐待自己的媳妇珊瑚，珊瑚每日早晨靓妆去问安，她谓“其诲淫，诟责之”，珊瑚毁妆而进，她“益怒，投颡自挝”。珊瑚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她则“触物类而骂之，意皆在珊瑚”。珊瑚被逐出门，为婶母王氏收留，她仍气汹汹去追逼。逼得珊瑚走投无路。她把媳妇当作奴隶对待，与媳妇的关系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作者鞭挞了她的凶悍残暴，所以令其幼子娶妻，骄悍戾沓尤过于她，驱使其婆母若娼婢，作为对她的惩罚。

《聊斋志异》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悍暴、凶残的妇女典型，她们虐待自己的丈夫、公婆、兄弟等，特别是对丈夫极尽敲扑、诟骂、奴役之能事。《马介甫》篇中的尹氏对丈夫杨万石“少迕之，辄以鞭挞从事”。杨万石因为无子，娶妾王氏，却“旦夕不敢通一语”。王氏怀孕，她竟褫衣惨掠，并命令“万石跪受巾帼，操鞭逐出”。她对公公、弟弟也同样悍暴，不让公公吃饱穿暖，弟弟也不敢有任何不满的表示。在他们之间除了互相仇恨之外，并没有真正夫妻和兄嫂之情。《江城》中高番的妻子樊氏也如此，她视高番如寇仇，常挞逐出户，高则“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颜色，枕席之上，亦震慑不能为人”。人们婚嫁本来是为了更美满的生活，但在封建社会婚嫁却结成血海深仇，所谓“百年鸳偶，竟成附骨之疽，五两鹿皮，或买剥床之痛”者也。作者自己也不禁感叹道：“故饮酒阳城，一堂中唯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余并无室家。古人为此，有隐痛矣！”（《马介甫》）这些泼妇悍谬绝伦，她们依靠娘家的官势，痛殴丈夫，毒打前妻的孤子（《吕无病》）；她们也恃仗娘家的豪富，和自己兄弟一道，来凌辱夫婿（《锦瑟》）；她们对自己的子女十分溺爱，对前妻之子则酷虐备至（《张诚》）；她们虐待妾所生之子，逼迫丈夫逃亡远方（《大男》）；或者当妾盘肠生产时，暗中把针刺入肠中，以陷害之（《阎王》）；或者用奸诈的手段逼迫媵妾自刭而死（《邵女》），作者并不能认识“妒妇”是产生于封建伦理和一夫多妻制，只是对她们恨之入骨，希望能有像邵公那样的邑宰杖责她们，使她们改过自新，能做到“邑有贤宰，里无悍妇”（《邵临淄》）的境地。

《聊斋志异》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社会家庭中之互相倾轧和仇恨的关系，并且深刻揭示了产生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的根源，是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形势，因而也就从这几方面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抨击。

（五）创造劳动人民的形象

《聊斋志异》中创造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形象，描写他们由于社会的黑暗与不平激起的为受难者报仇雪恨的重然诺、轻生死、舍己为人的品格。《田七郎》篇中的田七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猎户，性格耿介，任侠而尚义，不妄与人交，也不无故受人馈赠。他的妻子病卒，殡葬时将朋友武承休托他购买虎皮的钱花光，他便日夜思念所以报之，竟为争猎山豹，殴伤人命，下在死囚牢中。武承休贿赂邑宰，把他救了出来，温言慰藉。他并不称谢，只唯唯应承而已。何其冷淡！然而这正是他的恩义观念更深沉的表现。当武承休受无辜之难时，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含冤的朋友报仇，宰割了敌人。在自己奄奄一息的时刻，还手操利刃，决了赃官污吏的头。和田七郎相近的人物是《崔猛》篇中的崔猛，他刚强、爽直，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他的性格像烈火，一切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不平都能引起他强烈的燃烧。他耳闻邻妇虐待婆母，便跳墙将该妇女剖剥而死。他待母极孝，母亲怕他闯祸，曾痛加杖械。以后仍然“一见不平，若不自禁”。他随母亲去吊丧，路上遇见强豪掠夺李甲的妻子，便“气涌如山，鞭马向前，意将用武”。母亲呼道：“唶，又欲尔耶？”他才被迫停止下来。但是对一个忠于被压迫者的人物，怎能抑制住自己的思想感情呢！因此他的内心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既吊而归，不语亦不食，兀坐直视，若有所瞋。妻诘之，不答。至夜，合衣卧榻上，辗转达旦。次夜复然，启户出，辄又还卧，如此三四。妻不敢诘，惟慴以听之。既而迟久乃反，掩扉熟寝矣。是夜有人杀某甲于床上，刳腹流肠。

直至真正杀了豪强才能安眠。对这样正直博大的人物作者是尽情歌颂的，把希望寄托于他们，希望他们为受难者伸冤报仇，削尽天下之不平：“使荆轲能尔，则千载无遗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田七郎》）

此外，《聊斋志异》中创造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还有肯于把未经山怪吃掉的旅客送出山外的刚毅勇敢的猎户女郎（《大人》），为人民消除狐狸之害的旷大仁厚的农人（《农人》），疾恶如仇、慷慨豪侠的农妇（《农妇》），为父报仇、连杀三狼的机智孝义的耕者（《耕者》），奋不顾身从巨蟒嘴里救出兄长来的勇敢的樵夫（《斫蟒》）等等。这些人物都是作者从同情和赞扬的思想感情出发创造的，因此能真实正确地概括出劳动人民的某些优良品质。

这里附带谈谈蒲松龄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问题。蒲松龄是反对农民起义的，他在一些无论正面或侧面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里，都称农民起义为“盗”和“贼”，甚至像在《白莲教》、《小二》里那样，说他们“左道惑众”，劝诫已经加入起义军的人，改邪归正。这些都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是他的阶级偏见的体现。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未忽略去描写这些农民军的女子之高尚道义行为：“会山左大饥，人相食。女乃出菜、杂粟赡饥者，近村赖以全活，无逃亡焉。”（《小二》）并且赞叹说：“乃盗也有是女耶？培无松柏，此鄙人论耳。”（《柳生》）何况有的篇章还正确地反映出农民起义的威力：“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盗户》）当时“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盗户》）。嘲笑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和对农民起义军的畏惧，甚至狐狸也以“盗户”的名义来威胁他们。不但如此，《聊斋志异》还反映出农民起义的历史悲剧，对农民起义的死难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像《公孙九娘》、《宅妖》篇中所表现的那样。《公孙九娘》取材于山东栖霞的于七起义，写于七起义之被镇压和清统治者屠杀之惨，其中除莱阳生之外所有人物都是被难者。他们虽被戮为鬼，但冤魂不散，追述往事，哽咽不能成语。公孙九娘告诉莱阳生自己所居之处是“莱霞里，里中多两处新鬼，因此为名”。这说明人民对这件事所怀之遗恨，用死难者的乡里来命名，以永志不忘。莱阳生对他们的遭遇表示深沉的感慨、悲悼和同情，这实际上是作者思想情绪的流露。在《宅妖》里，同样描写了谢迁领导的农民军被杀戮的悲惨状况：“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燐飞，墙角鬼哭”。这些冤鬼并大声疾呼：“我死得苦！”“因而满庭皆哭”。笔墨之间也显示了作者对他们的同情和对杀戮者的批判态度。《野狗》篇虽然未表现这种鲜明的态度，但也反映出那些刽子手的凶残。

蒲松龄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同时对农民起义的死难者却寄予深切的同情，并揭示出他们的反抗威力及其历史悲剧。他的这种态度和他对人民的关怀、爱护，对劳动者的英勇斗争精神的赞扬是一致的。

总之，《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可以总括为以下几方面：歌颂被压迫者勇敢、侠义的性格和刚毅彻底的反抗精神，赞美叛逆者坚贞不屈的斗争意志和高洁孤介的品格，鞭挞庸俗、丑恶和道德卑下的人，控诉封建社会各种黑暗和不平，大胆地怀疑和否定封建的神权和天道观念，批判滥官污吏和残暴的政治制度，赞扬为人民伸冤的清官廉吏，揭露封建私有制家庭的内部矛盾，塑造劳动人民的高尚品格等等。其意义在强固人们的生活意志，唤醒人们对现实一切黑暗、腐朽现象的反抗心。

但是，《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是复杂的，除了精华之外，还有不少糟粕。作者宣传了一些果报思想和宿命观念，宣传了某些忍耐和不抵抗主义。当然，并非他所有描写因果报应内容的作品都毫无意义，例如，显贵者由于不仁，而减寿早亡（《禄数》），其中包含着对达官贵人的憎恨。但这种思想体系却是封建主义的。像人们所熟悉的《邵女》篇，写邵女甘心受大妇的鞭笞，自己毫无反抗不满的表示，并且说：“亦自顾命薄，聊以泄造化之怒耳。”作者对她这种屈辱的忍受还大加赞赏。此外在其他篇目中，甚至在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作品中，也不同程度的流露出这种宿命论和果报观念。《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庸俗的描写，如关于色情或妻子如何博得丈夫的欢心等。有些篇章，作者确是单纯追求情节的离奇，缺乏社会生活内容。这都是作者世界观落后而造成的。

全面评价《聊斋志异》，它不愧为一部伟大的作品。蒲松龄挥动着艺术的魔杖，驰骋于幻想的天地之中，创造了许多丰富瑰丽的人物和形象，“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目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把满腔愤激情绪寓于幽冥之境，“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自序）！

《聊斋志异》成书之后，对后代小说创作影响很大，出现了许多《聊斋志异》体的笔记小说，主要有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沈起凤的《谐铎》等，但都不如《聊斋志异》文学成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