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古代小说创作的新蹊径

《金瓶梅》的产生，为我国古代小说的编撰和创作开辟了新的蹊径。在撰写方面，它与以前的长篇小说都是在群众艺人创作的基础上，最后由某一作者编撰成书不同，而是由一个作家独立创作的。在表现内容方面，它与以前的小说多写英雄传奇、神怪故事不同，而是描写广阔的现实社会、家庭日常生活和世俗人情等。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金瓶梅》的成书与作者

《金瓶梅》成书于何时？据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说明万历年间《金瓶梅》已经有抄本流传，袁宏道向董其昌借阅传抄。又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在其《游居杮录》中回忆董其昌也曾对他说：“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其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述云：“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万历）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廷白承禧家有全本。……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此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得。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未几时，吴中悬之国门矣。”这都说明《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前期，其先都是抄录，其后才刊刻行世。

《金瓶梅》作者是谁？据《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序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即今天山东峄县，又江苏武进县，也称兰陵，何者为是，难于确定。但作品中更多地采用山东的方言、习俗，则作者是山东峄县的可能性大。至于笑笑生，显然是化名，究竟是谁？或谓“嘉靖间大名士”，或谓“绍兴老儒”，或谓“金吾戚里门客”，或谓王世贞、李开先等，不可确考。

《金瓶梅》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有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系统，另一个是崇祯年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又称《原本金瓶梅》系统。两种版本的不同处，在回目方面，前者多参差不齐，后者对仗工整；在回目前的入话韵文方面，前者多是词，后者多是诗。说明词话本更接近原作。又清康熙年间，徐州人张竹坡以崇祯本为底本，改正个别文字，并取法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而评点《金瓶梅》，成《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这部书是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发展而成的，把原来的三回书，扩大为一百回，变成以描写西门庆罪恶的一生及其家庭的兴衰史为中心，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凶险。

（二）《金瓶梅》所暴露的社会现实

《金瓶梅》是一部暴露性的小说。其写作意图，据弄珠客《金瓶梅序》云：“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作品卷首之《四贪词》，即对贪图酒、色、财、气者的告诫。然其实际描写的现实生活面却更加广阔。作者假托宋代，实写明朝。全书的内容是写市井恶棍西门庆游手好闲，终日与一些帮闲者辈在一起淫乐。自己已有一妻二妾，见了潘金莲仍图谋通奸，毒害了她的丈夫武大；武松报仇，错杀了李外传，被刺配去孟州，他便趁机娶了潘金莲。之后他又奸骗了有夫之妇李瓶儿，并收了潘金莲的婢女春梅。《金瓶梅》即这三个妇女名字的合称。他又攀附权贵，贿赂蔡京，谋得山东理刑副千户之职，成为“西门大官人”。从此更勾结官府，贪赃枉法，霸占妇女，淫逸无度。他与李瓶儿因为淫逸过度，相继死去。死后，他的正妻吴月娘因潘金莲、春梅和女婿陈经济通奸，把她们卖了，结果潘金莲被武松杀死，春梅做了周守备的妾，以淫乱被杀。这时天下大乱，金兵南侵，月娘带儿子孝哥逃往济南，经普净和尚点破，知孝哥是西门庆托生，便令其出家。作品以西门庆的家庭为描写中心，这个家庭上通文武百官，下连贩夫走卒，是这个社会矛盾的缩影，通过它暴露了明代社会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腐朽、道德风尚的堕落和伦理关系的败坏等，犹如鲁迅所说：“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

西门庆是作品的核心人物，他是个豪商、赃官、恶霸的典型，剥削、欺诈、贪婪、狠毒，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牺牲一切人的利益。明代社会一切黑暗、腐败、罪恶的现象，都通过他与各类人的关系显现出来。所谓“酒、色、财、气”四贪，他更贪财与色。在他看来钱能通神，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因此他通过各种渠道敛取钱财，如开设典当铺、生药铺、缎子铺、绒线铺等，以奸巧的手段牟取暴利。又骗娶孟玉楼、李瓶儿，趁机获得两份重要财产。女婿陈经济避难带着箱笼细软投奔他家，并送他白银五百两，他“都收拾月娘上房来”（十七回）。苗青杀主，罪该论死，他受贿一千七百两，使其得到解脱。盐商王四峰被监押在狱中，许以二千两，请求他向蔡太师说情释放。此外，在各处放高利贷等。总之，他巧夺豪取，聚敛钱财。他临死时向妻子吴月娘说明他的家产及外人的借贷的数字多达白银九万多两。诚可谓贪之极矣。

西门庆一方面想方设法敛取钱财，另一方面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随着钱财的增多，他的淫逸生活更加糜烂。他有六房妻妾，纵淫无度，又奸污丫环春梅、如意儿，霸占仆妇宋惠莲，嫖玩妓女，包占王六儿，以至于私通贵家大户的林太太。凡可以满足自己的兽欲者，他绝不放过，一切人伦道德都丧尽了。他曾经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五十七回）金钱万能，色欲横流，“财”与“色”在西门庆这个恶棍身上是交互作用。

此外，西门庆有了钱，还用来贿通权要，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有钱和求官是相辅相成的。小说中所谓“功名全仗邓通成”，邓通为汉文帝吮痈得宠，文帝赐以蜀严道铜山，可以自己铸钱，因之邓氏钱满天下。西门庆想求官，并未采取“吮痈”的方式，而是径直用钱，即邓通。他以贵重的礼物贿赂蔡太师，希望有所选拔，第三十回写他派遣来保、吴主管献礼之事如：

来保、吴主管各抬献礼物。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纻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盒；如何不喜！……太师又向来保说道：“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札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

一边交钱，一边许官，光天化日之下，买卖交易，毫无掩饰。西门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断提升官职的。

西门庆有钱有势，更贪赃枉法，心狠手辣，无恶不作。苗青杀主一案，他受贿让其回家，又侵夺其主人家产，霸占主人的妻妾，罪孽深重。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上奏弹劾，其同伙夏提刑急切地问他如何对策？他从容回答：“常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事到其间，道在人为，少不得你我打点礼物，早差人上东京，央及老爷那里去。”果然老爷蔡京、翟谦竟把揭发他罪行的参本压下，撤了御史曾孝序的职，让蔡京儿子的妇兄宋盘接任。如此则西门庆安然无恙地免于刑法的制裁。他心狠手辣，无恶不作，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干出来。他图谋奸淫潘金莲，便毒杀了武大郎，他勾引李瓶儿，气死了其丈夫花子虚，李瓶儿又招赘蒋竹山为婿，他憎恨之余，即痛打蒋竹山，并致之死地而后快。他霸占了宋惠莲，又陷害了她丈夫来旺，令其横遭充军之罪，迫使惠莲自缢。惠莲的父亲宋仁喊冤，他毒打宋仁二十大板，宋仁痛极生病身亡。他的所作所为，宋惠莲尖锐地指斥说：“你原来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了！害死人，还要看出殡的！”（二十六回）深刻地揭露出西门庆阴险、狠毒的本质。

西门庆的一生是罪恶的一生，他的发家史是一部罪恶的历史，他上通朝臣权要，钻刺买官，下结地痞无赖，称霸四方，他的所作所为暴露了明代社会政治的黑暗腐朽、人伦道德的堕落沦丧，而这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的特点，西门庆这一恶棍形象的意义正在于体现了这些特点。总之，《金瓶梅》以西门庆为中心描写了明代丑恶、腐朽的社会生活史。

（三）《金瓶梅》的艺术成就

《金瓶梅》在我国长篇小说发展过程中是最早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它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之写朴刀杆棒、发迹变态之事，也不同于《西游记》之写神魔故事，而是朴朴实实地描写家庭日常生活和世态人情。这一描写题材为后代小说创作开拓了新的蹊径。与题材之新颖相适应，在艺术描写上也呈现出与以前的作品鲜明不同的特点来，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生活情节的描绘。(www.xing528.com)

《金瓶梅》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上自王公臣僚，下至市井细民，三教九流，不仅生动鲜明，亦且有丰富的内涵。西门庆已如上叙。潘金莲、李瓶儿也是两个极成功的形象。如作品所写，潘金莲年幼丧父，家境贫寒，九岁被卖给王招宣府，后又以三十两银子卖给张大户为使女，她喜好打扮，会弹琵琶、月琴，不爱劳动。十八岁被年过六十的张大户“收用”，张大户的大夫人嫉妒之，把她白白地嫁给矮丑的武大。这就是潘金莲被侮辱被损害的过程，也是她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说：

吾不知作者之心，有何千万愤懑而于潘金莲发之，不但杀之割之，而并其出身之处，教习之人，皆欲致之死地而方畅也。何则？王招宣府内，固金莲旧时卖入学歌学舞之处也。今看其一腔机诈，丧廉寡耻……吾知其二三岁时，未必便如此淫荡也。使当日王招宣家，男敦礼义，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淫色不见于目，金莲虽淫荡，亦必化为贞女。奈何堂堂招宣，不为天子招服远人，宣扬威德，而一裁缝家九岁女孩至其家，即费许多闲情教其描眉画眼，弄粉涂朱，且教其做张做致，乔模乔样，其待小使女如此，则其仪型妻子可知矣。

张竹坡认为潘金莲之所以“如此淫荡”、乖巧狡猾，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她在一个“一腔机诈，丧廉寡耻”的环境中被“教习”而形成的。张竹坡的认识，是从《金瓶梅》具体的描写中得出来的。实际上潘金莲的精明乖巧、刁钻刻薄，凶狠毒辣、谄媚恭顺、嫉妒自私等等，莫不与她和各类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联系看，在各类具体复杂的环境中形成并表现出来。她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为了一己之私欲，利用各种手段勾引武松，奸合西门庆，以至于胆大包天，谋害了武大。后来被西门庆娶到家中，更放纵淫荡，争宠斗俏，害死无辜，终于走向毁灭。她的生活经历和悲惨结局，都是罪恶的封建社会环境促成的，所以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形成于罪恶的封建社会，同时又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李瓶儿是西门庆第六房妾，她与潘金莲有相近之处，即贪淫，也有不同的地方，即不像潘金莲那样狠毒，而比较柔顺、怯懦。她的贪淫达到狂热的程度，如她与西门庆之间，其初是她先勾引了西门庆，当花子虚在外宿娼时，她即爬墙过去与西门庆幽会。把花子虚气死后不久，借请蒋竹山看病的机会，又勾引了蒋竹山，并很快拜堂成亲。后来她以蒋竹山不能满足自己的性要求，便把蒋竹山驱逐出门。又托人去找西门庆，要求西门庆娶她。可谓淫荡极矣！她嫁到西门庆家中之后，在西门庆降服之下，变得柔顺，在潘金莲的打击之下，变得怯懦了，对仆婢们也和颜悦色，博得仁义人之名。或谓作者描写李瓶儿的性格前后不统一，其初气死花子虚，逼走蒋竹山，何其凶恶！而嫁给西门庆之后，则变得柔顺、善良又能忍耐。其实这正是生活的真实，李瓶儿的性格是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随着其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发展变化，李瓶儿的性格也在发展变化，这是符合生活逻辑的。

对李瓶儿的描写，作者于笔墨之间流露了同情，如玳安曾说：“若说起六娘的性格儿，一家子都不如他，又谦让，又和气，见了人只是一面儿笑。自来也不曾呵俺每一呵，并没失口骂俺每一句‘奴才’。……这一家子，那个不借他银使，只有借出来，没有个还进去的。还也罢，不还也罢。”（六十四回）这种仁厚的性格，博得仆婢的好感，西门庆也说她“好性儿”，她死后为之悲痛号哭，并为之大出丧。这些描写应该都含有作者的怜悯之情。但从总的倾向看，作者对李瓶儿是批判的，批判她贪淫至于狂热程度，正如张竹坡所说：“亦去金莲不远。……但瓶儿弱而金莲狠，故写瓶儿之淫，略较金莲可些，而亦早自丧命于试药之时。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吁，可畏哉！”他指出李瓶儿与潘金莲都贪淫而性格不同，然皆以贪淫丧命，亦所以为世戒也。道出了作者的写作意旨。

其他各种类型、各种身份的人物，在作者笔下也多性格鲜明，各具特色，千姿百态，具有丰富的内涵。

《金瓶梅》中描写了许多生活情节，整部《金瓶梅》可以说是由无数生活情节交织构成的，这些情节真实而意义深刻，并韵味无穷。如写西门庆宴请蔡御史，畅饮一日之后，于掌灯时分，让蔡御史后边更衣，于是至翡翠轩，关上角门，并令董娇儿、韩金钏儿盛妆打扮，立于阶下：

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舍。便说道：“四泉，你如此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恍若刘阮之入天台。（四十九回）

他一边说“恐使不得”，一边携着两个妓女的手，恍然犹如刘阮之上天台。于朴实的叙述中，而情伪毕露。又如写韩道国对人夸耀自己为人端正及如何受西门庆重用：

与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账！言听计从，祸福共知。……就是背地他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学生先一个行止端正，立心不苟。……不是我自己夸奖，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三十三回）

他得意洋洋“刚说到热闹处，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走向前……拉到僻静处告他说：‘你家中如此这般，大嫂和二哥被街坊众人撮弄了，拴到铺里，明早要解县见官去。’”原来他妻子与他弟弟通奸，被人捉住，拴在铺里要解县见官。可笑的是他听后大惊失色，立刻就走，人们问道：“韩老兄，你话还未尽，如何就去了？”他则举手答道：“大官人有要紧事，寻我商议，不及奉陪。”在紧急时刻，仍不忘炫耀自己。所谓“行止端庄，立心不苟”，原来如此！全是一副假相，无耻之极矣！文笔于委婉的叙述中寓辛辣的讽刺。《金瓶梅》中的情节描写大都如此。诚如鲁迅所说：“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中国小说史略》）者也。

《金瓶梅》在语言方面的特点，即多采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简洁明快，生动传神。如潘金莲发现西门庆与来旺媳妇宋惠莲有奸情时大发雷霆一段描写：

妇人（潘金莲）道：“怪奴才！可可儿的想起一件事来，我要说，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只鞋来与他瞧。”“你认的这鞋是谁的鞋？”西门庆道：“我不知是谁的鞋。”妇人道：“你看他还打张鸡儿哩！瞒着我，黄猫黑尾，你干的好茧儿！来旺儿媳妇子的一只臭蹄子，宝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坞雪洞儿里拜帖匣子内，搅着些字纸和香儿一处放着。甚么罕稀物件，也不当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贼淫妇死了，堕阿鼻地狱！”……

潘金莲从家中得到来旺媳妇一只鞋，证明西门庆与其有奸情，因而大发作。语言生动明快，传达出她那种泼辣嫉妒的神态和西门庆窘迫的处境。

《金瓶梅》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描写上确有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成就，但也有其不容忽视的缺点。即作者对所描写的社会现象缺乏鲜明的爱憎感情，对被剥削被压迫者很少表示同情，对压迫者凌辱者也很少表示憎恨，而且对受苦难的劳动人民，特别是横被作践的妇女，时常加以嘲弄。对所描写的生活侧面缺乏提炼和典型化，主要是客观地暴露，甚至对所写的丑恶现象抱着欣赏的态度。这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庸俗和低级趣味。但是，这部作品在通过对一个家庭的描写反映封建社会的生活面上，对《红楼梦》影响很大，同时这类题材在我国小说史上也是一项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