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及罗贯中的贡献

（一）《三国演义》作者及其创作

《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它的出现揭开了我国长篇章回小说的序幕。作者罗贯中，名本，字贯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说他：“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时遭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他大约生活在元顺帝脱欢帖木尔和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代，“时遭多故”正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明朝人说他曾“有志图王”，又和农民起义军张士诚有关系，也可见他的人生抱负和思想倾向了。可能他晚年去做“湖海散人”，专心致志于小说、词曲的创作吧。

罗贯中是一位卓越的通俗小说家，他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兼作词曲，所作杂剧今天知道的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忠正孝子连环谏》三种，曲词“极为清新”。

《三国演义》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这部书在史料方面是根据晋陈寿《三国志》和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并参考《后汉书》、《晋书》、《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史传、佚闻创作成功的，在思想倾向上，主要是在民间戏曲、平话的基础上加工、丰富、提高的。《三国演义》成书之前，三国故事已经广泛地在民间艺术中扮演流传，早在唐末李商隐《骄儿诗》就记载当时儿童观看参军戏的表演：“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张飞、邓艾已具有鲜明的形象。到了北宋时期，三国故事则发展成说话人的专题，并出现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东京梦华录》）。而且影戏也表演三国故事了，“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事物纪原》）。至于思想倾向，据苏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尊刘抑曹的倾向已经形成。元代三国故事流传更加广阔，现存七百三十多种元剧的剧目中，三国戏约占四十种之多。平话则有元至治新安虞氏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其内容始于桃园结义，终于孔明病殁，主要写蜀国的事例。文笔粗俗，词不达意，错字连篇，文学价值不高，但在小说发展史上却有重要地位。《三国演义》的基本轮廓已经具备了。三国故事就是如此经过民间艺人不断加工、丰富起来的，罗贯中就在这样优厚的群众艺术的基础上创作了《三国演义》。

罗贯中采取了戏曲、平话中的许多情节和思想倾向，但汰除了其中的鄙谬的文辞、荒诞的渲染，又考校国史，搜罗佚闻，扩大了三国故事的社会内容，把三国时代纷乱的历史按年代、事件、人物，有层次地组织起来，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全部面貌，表现了卓越的艺术天才。

罗贯中对《三国演义》创作的功绩不容抹杀，他把原来的民间艺术创作不知提高了多少倍！五百多年来流传的《三国演义》，为群众喜爱的《三国演义》，都是罗贯中的本子。其后虽然出现了几十种《三国演义》的刻本，也都是在罗本的基础上刊行的。即使像清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一番增删和修饰，与今天保存最早的接近罗贯中原本的弘治甲寅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比较，除了一些史实的重要辨证外，也不过如鲁迅所指出的：“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中国小说史略》）基本上保存了罗本的原貌。毛本后来的广泛流传，也应当看作是罗贯中创作的影响。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弘治本庸愚子序文）。事实证明，《三国演义》对群众产生深远的影响，群众热爱《三国演义》，通过阅读《三国演义》，熟识了历史，培育了自己的是非、爱憎观念。

（二）《三国演义》的倾向性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灵帝刘宏中平元年（184），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凡九十七年的历史。作者根据历史创作，在基本史实方面与历史是一致的，但个别细节、故事又与史实不符合，这是由艺术创作的特点决定的。艺术创作要求通过其特殊的功能反映和概括生活，把社会、历史生活集中起来加以提炼，使它更具典型性，更带普遍意义。所以，《三国演义》虽然取材于历史，但经过艺术创作却表现出比史传更鲜明的倾向性，更强烈的爱憎感情，它揭示了三国时代历史现象的本质、社会矛盾的特点和规律。

《三国演义》反映了一个错综复杂地矛盾着的时代。从阶级关系来说，它反映作为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矛盾，同时更主要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之间的互相渗透和转化。作者并没有把历史现象简单化，而是准确地概括出经过迂回曲折的矛盾而导致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

《三国演义》开篇即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矛盾，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昏庸、贪佞造成的社会的总危机。在他们的统治下，人民生活无着，生命涂炭，如云：“是年蝗虫忽起，食尽禾稻。关东一境……人民相食。”（十二回）又云：“是岁大荒，百姓皆食枣菜，饿殍遍野。”（十三回）这类描写何止一处！“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一回）。暴发了以张角为首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伴随着农民起义出现的则是军阀割据、群雄逐鹿，以及他们对广大农民的杀戮与镇压。董卓就曾引兵出城，见“村民社赛，男女皆集”，便“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四回）。他将“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八回）。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之凶残和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这虽然不是《三国演义》主要的思想倾向，却是封建社会最基本最本质的现象。

《三国演义》的倾向性最突出地表现在三分鼎立之势的形成，也即是“尊刘抑曹”、“帝蜀寇魏”，对东吴则肯定其联蜀反魏和保持中立的立场，批判其联魏反蜀和对蜀采取旁观的态度。作品虽然写的是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斗争，但从斗争的对立面看，主要是魏与蜀。魏与蜀代表两个绝然不同的政治势力，在政策路线上也鲜明的对立着，刘备曾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六十回）就是对曹、刘政策路线的概括说明。作者明显的于刘备集团中渗透了自己的经历和爱好，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把曹操集团作为残暴的代表，体现了对封建社会凶恶、诡诈势力的批判。

《三国演义》反映了长期混乱社会中人民希望统一的愿望。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虽然是错误地以循环论解释历史变化，但也说明作者对纷乱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精神。作者分析历史之“治”“乱”现象说：“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但是，人民都想“斡旋天地，补缀乾坤”（三十七回），刘备到处寻访贤者，“求安邦定国之策”，正反映了这种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久乱思治的思想情绪。所以，刘备集团不仅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抱负，也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政治希望。人民希望实行仁政，并把这种希望寄托于圣君贤相，希望圣君贤相以仁政、美政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如曹操等推行的暴政、恶政。他们反对压迫、剥削，可是拥护仁义之君。这是历史事实。所以，《三国演义》中的许多英雄人物如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虽然都属于统治阶级，他们的作为却是广大人民现实斗争要求的反映。

《三国演义》的中心内容是歌颂英雄人物，歌颂这些人物的勇敢、谋略和智慧，描写他们出现于汉末政治黑暗、农民起义蜂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广大人民要求变革现实的历史潮流中。这些人物尽管名义上或者帝室之胄，或是将门之后，实际上都出身微贱。他们都有雄心壮志，都企图完成一番宏伟的事业。刘备幼年曾立在房前一株冠如车盖的大树下，戏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一回）曹操幼年曾被人称赞之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一回）我们不禁联想起古代许多英雄豪杰的行迹，刘邦尝于咸阳看见秦始皇，喟然太息：“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项羽见到秦始皇则说：“彼可取而代之！”（《史记·项羽本纪》）陈涉初起事号召群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曹操当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反驳袁术以贵贱论赏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五回）这种豪迈的英雄气概，在我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它激励着人们改变现实的心愿和要求。《三国演义》歌颂的英雄人物不仅限于西蜀一方，对吴、魏两方的一些英雄将相也各予以不同的赞扬，如对孙权、周瑜、鲁肃、陆逊和张辽、徐晃、邓艾、司马懿等的才智、仁勇的描写。作者这样描写并不抹杀“尊刘抑曹”的倾向性，恰巧说明在动乱的历史时代中，社会斗争经验培育了他们，使他们应时运而形成群雄逐鹿的政治局面。

《三国演义》歌颂英雄人物的同时，表现了浓厚的正统观念。这种历史观念，当然属于封建主义范畴，属于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但是，我们不应当只看表面现象，而要看这种思想形式所体现的具体内容。很明显《三国演义》所拥护的不是昏庸的桓帝和灵帝，也不是“汉室宗亲”刘表和刘璋，而是织草鞋出身的“皇叔”刘备，推车出身的关羽，卖肉出身的张飞、村野耕夫诸葛亮等，赞美他们正直、仁爱的性格，宽厚爱民的政治措施。他们以正统自居，这是历代统治王朝惯用的巩固自己政权的手段。历代王朝都以自己为正统来号召群众，以求定一尊于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往往从历史上加以论证，三国之后，长期以来帝魏寇蜀和帝蜀寇魏的争论，便是这一问题的反映。

《三国演义》的作者当然不能摆脱这类传统观念，问题在于他在传统观念之中有改变现实的要求，即藉旧的思想形式来赞美新的斗争，藉理想人物来鞭挞现实，批判黑暗政治。

《三国演义》用很多笔墨描写“义”、歌颂“义”。“桃园结义”自然是歌颂“义”的集中表现，但还不止于此，《三国演义》把“义”扩大到刘备整个政治集团，在某种意义上讲，“义”成为这个集团的组织原则。这种“义”的特点即“情同手足，恩若兄弟”，是人与人之间倾诚知己、平等相待的关系。其内容即“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一回）。人们是为这一共同目的所组织起来的。这种结义方式在当时农民和城市市民中流传极为广泛，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有《大宋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话本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杂剧等。罗贯中摄取了民间创作题材，概括了生活的真实，反映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理想的君臣关系和他们纯朴的民主思想。他们有共同的结义目的，当其中有人违背了这一目的，就会受到人们的批判。关羽被东吴杀后，刘备、张飞舍伐魏的国仇，改报东吴的私仇，赵云、孔明、秦宓极力劝谏。赵云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孔明说：“陛下初登宝位，若欲讨汉贼，以伸大义于天下，方可亲统六师。”秦宓说：“陛下舍万乘之躯，而徇小义，古人所不取也。”（八十一回）刘备终不采纳，而一意孤行，结果惨败。显然，作者怀着沉痛的心情对舍公就私者予以深刻的批判。

《三国演义》是一部伟大的历史悲剧，它描写了三国时代将近一个世纪政治、军事斗争，通过许多正面英雄人物寄托了广大人民的希望和理想。结果这班英雄人物关羽、张飞、刘备、孔明都相继死亡了，人民的理想也因之破灭。作者对这般人物的死寄予极大悲悼和哀伤，终究也不能挽回这一历史的命运。人民希望行仁政的西蜀统一中国，现实与他们的希望相反，统一中国的恰恰是行暴政的西晋司马炎，广大人民又归于残暴的统治之下，这是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

（三）《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人物

《三国演义》中的许多人物几百年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深远影响，他们性格的某些特征已经在群众生活土壤中扎根。人民习惯称粗莽者为张飞，称智勇双全者为黄忠，称富有智慧者为诸葛亮，称奸诈者为曹操，称昏庸无能者为阿斗，称浑身是胆者为赵子龙……这都说明《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的高度概括性和充分典型化。

《三国演义》中被人们谈论最多的莫过于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三结义”是人们最喜闻乐道的故事，也是《三国演义》一书的起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

刘备是西蜀的领袖，被称为天下枭雄，足智多谋，人们把他与《水浒传》中的宋江相比。其实，我们若不从字面上看，而从作品艺术形象表现看，他虽有一定的智谋，但才略并不高，而比较平庸，如其说像《水浒传》中的宋江，倒不如说与《西游记》中的玄奘更接近。这可能是出乎作者主观意料之外的，但作品的客观表现确是如此。他比较宽仁爱民，有悲天悯人的心肠，是一位仁义之君，“携民渡江”一回集中描写这一方面。刘备自新野败退，曹兵追急，诸葛亮劝他弃樊城而去，他则说：“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众百姓也齐声大呼：“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于是扶老携幼，号泣而行，将男带女，哭声连天。刘备望见大恸：“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但是怎样挽救人民的苦难？他却毫无办法，只能节节败退。他很重义气，陶谦因年迈，再三要把徐州让给他，他坚决不受，唯恐“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人矣！”（十一回）博望坡火烧曹军之后，料定曹军必来报仇，诸葛亮劝他趁刘表病危，取荆州安身，他则说：“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四十回）他入西川，庞统劝他杀刘璋而代之，他认为此乃“上天不容，下民弃怨”（六十回）。这些正当他处于势孤力弱、却又没有办法和策略应付危难困境时的表现，更显示出他笃守仁义的精神。他深通军事，但却打了一辈子败仗。猇亭一战，被陆逊火烧营寨七百里，大伤元气。刘备就是这样一位既重恩信又极平庸的仁义之君。他一生的事业，完全赖于诸葛亮的辅助，不然则将一事无成。

关羽这个人物，程昱评论说：“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这是对他思想性格准确的概括。他一出现就自我介绍说：“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一回）就显示出他性格的光彩。他毫无奴颜媚骨，气节高尚，即使在兵败穷途时，也傲骨磷磷，坚贞不屈。人们经常责备他曾投降曹操，其实，他是为了不负兄弟之盟，不负皇叔之托，不负共扶汉室之誓，才这样做的，他确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当他听到刘备的消息后，便不顾曹操对他多厚的礼遇，挂印封金而去，这恰恰表现了他的大义。联系到他败走麦城时的情况，孙权令诸葛瑾劝其投降，他则说：“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七十六回）也可以见其高尚的气节。

关羽讲信义、明恩怨，受人之恩必报的观念，属于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但比封建社会那般忘恩负义者的行为，总是好的。所以，作者对他的恩义行为热烈地赞扬，甚至对他在华荣道把曹操放了，也没有微辞，并且令人感到乃是他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作者把这个英雄人物理想化了，鲁迅说：“唯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中国小说史略》）作品中几个场面，如“温酒斩华雄”、“诛文丑斩颜良”、“挂印封金”、“过关斩将”、“单刀会”、“刮骨疗毒”等，描写了这一人物的英勇气概，其威武形象栩栩如生。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三国演义》不但对关羽予以热烈的歌颂，而且对他也有所批判，批判他思想行为的某些缺点。他高傲而不甘居人下，刚愎自用。刘备领益州牧，封马超为征西将军，他立刻令关平送信去云：“知马超武艺过人，要入川来与之比试高低。”（六十五回）又当刘备进汉中王位，封黄忠为“五虎大将”，他大怒曰：“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七十三回）作者未正面表态，只是客观地叙述，而严峻的批判精神即寓其中。此即《三国演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威力。

张飞是李逵类型的人物，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典型。他粗爽、朴直而勇敢，在他身上嗅不到一点点虚伪和诡诈的气味，一切都是那样纯真和朴实。他有强烈的疾恶如仇的精神，但并非由于对问题自觉的认识，而完全是出于农民本能的直觉。如他想杀押解卢植的军人，想杀董卓，怒鞭督邮，都出于一种正义感，好像与封建社会一切不平的现象势不两立，看他怒鞭督邮一段的神态：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

这种行为正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反抗的火焰。可是，张飞的反抗斗争往往表现出盲目性，不分析具体情况，一味横冲直闯，对待自己部下也极粗暴。如在徐州时，他不顾后果抢了吕布的马，引起了吕布围攻小沛，使兄弟三人无立锥之地。他为兄长报仇，喝令部下三天内制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有要求宽限者，他则“叱武士缚于树上，各鞭背五十”。结果反被两员将领害了自己性命。这种盲目性，缘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生产方式，限制了他的认识，不可能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不过，无论如何张飞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粗莽往往表现了他的纯真。刘备不辞劳苦地三请孔明，他却说：“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今番不须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三十八回）他也善用计谋策略，那恰足以表现他的朴实。新野败后，曹兵追急，刘备等踉跄而逃，他见桥东有一带树木，立生一计：“教所从二十余骑，都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在树林内往来驰骋，冲起尘土，以为疑兵。”（四十一回）真是快人快事，果然生效，吓退敌兵。有名的大闹长坂桥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是对张飞这个人物的真实写照。

诸葛亮和曹操是《三国演义》中着笔最多、描写最成功、最中心的两个人物。《三国演义》中所写两个政治集团——魏与蜀——的斗争，主要是通过诸葛亮和曹操体现的。而诸葛亮则是更核心的人物，全部《三国演义》所写的政治斗争都贯彻着诸葛亮的政治路线。虽然诸葛亮三十七回才出现，一百零四回即死去，但在他出现之前对他已经有所烘托。司马徽说刘备“左右不得其人”，“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三十五回）。便引出徐庶，徐庶被曹操诈以母亲书信相召，远去许昌，即另荐贤者。这都是对诸葛亮出现的烘托。诸葛亮死后，传兵法给姜维，姜维“深得孔明之法”，九伐中原。写姜维也是写诸葛亮。诸葛亮是贯穿全书的人物，说《三国演义》的核心是写诸葛亮，并不为过。

诸葛亮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自比管仲、乐毅，深通经济、韬略，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虽隐居山林，对天下大势却了若指掌，隆中决策，奠定了三分鼎立之势，明确了自己一生的政治路线。

诸葛亮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并具有超人的聪明和才智，头脑冷静，善于观察、分析问题。每次作战，他都根据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分析制定自己的战略计划。隆中决策一段精辟的议论不必说，赤壁之战以前，过江说服孙权抗曹，纵谈时势，分析情况，提出孙、刘联合共同抗曹的主张，唇枪舌剑，气势磅礴，显示了高度的雄辩才能。他极其反对那些高谈阔论不务实际的人物，“舌战群儒”一节集中批判了那些满腹经纶而无一实策的人物：

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

他在施政方面也表现了非凡的政绩，他立法有度，信赏必罚，所治之区，风化肃然，民乐为之用。入蜀之后，针对刘璋的暗弱，定出施政方针：“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六十五回）使西蜀人民忻乐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军事上，他水战、陆战都很擅长，特别惯用火攻，如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等，都以火攻战胜了敌人。他始终根据具体的对象确定战术，如对西南的孟获采取攻心，对陕甘的司马懿则采用攻城，向来不用永久不变的战略战术。

诸葛亮这一形象的总特点，即长于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应付问题、利用矛盾、解决矛盾。司马懿称其“一生唯谨慎”，就是说他不做未经过分析的冒险工作，不做没有把握的事。诸葛亮这个典型概括了我国人民长期的丰富斗争经验，概括了我国人民的才情和智慧。在他身上虽然沾染了不少神仙巫术色彩，以至于“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个人物最生动最深刻的艺术表现却不是神仙境界中的魔术师，而是现实生活的人，是一个实践家。(www.xing528.com)

与刘备这一宽仁爱民的仁义之君相反，曹操则是一个诡诈、多疑、机变、凶狠的封建统治者。他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与董卓之一味凶暴、袁绍袁术之“虚有其表”不同，而是雄才大略，有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才干，他集中了历代统治者统治经验之大成，是这个阶级的权术、欺诈、残忍最深刻最丰富的典型。

作为一个被批判的反面人物，曹操在《三国演义》中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在他“移驾幸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到三分鼎立之时，随着“尊刘抑曹”倾向的明确化，他的反面人物形象更鲜明了。在此之前，他还主要是一个被赞扬的人物，如他刺董卓，并发檄文号召天下十七镇诸侯共讨董卓，以及发兵攻打挟持献帝、荼毒百姓的李傕、郭汜等，无疑都是正义行为。但是，当他掌握政权之后，却蹈袭了以前统治者的覆辙，因此受到尖锐、深刻的批判。

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四回）。他的一生作为都贯彻着这一原则。他幼年时因为要摆脱叔父的管束，诈称有病，在父亲面前出卖了叔父。他杀董卓未成功，逃难至吕伯奢家，吕伯奢待他很好，他却心怀疑忌，将吕伯奢全家杀光。他与袁术作战，军粮将尽，为了稳定军心，却杀仓官王垕，并说：“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兵必变矣。”（十七回）他就是这样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杀尽天下人。

他诡诈、机变，使人莫测高深。官渡之战时，与袁绍相持日久，粮食已竭，正当紧急之间，袁绍谋士许攸投诚而来，欲献策共破袁绍。曹操“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大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许攸扶起问丞相曰：“何谦恭如此？”他则说：“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这种卑躬屈膝的神态，也许会令人相信他真是诚恳待人。但当共议破袁绍时，他便露出自己的本相：

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

对他追一句，答一句，一句真话没有，最后才说出“止有此月之粮”，可以相信了吧！其实还是诈，许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曹操愕然：“何以知之？”许攸拿出被袁绍兵截获的他的告急信，他才恳求相助。这对曹操狡猾、奸诈的性格刻画得何其尖锐和深刻！

曹操的欺骗、诡诈手段随时施展。他下令军队凡经过之处不得践踏麦田，违者处斩，自己的马踏坏了庄稼，却以“断发”代首。他镇压了耿纪主持的讨伐自己的暴动，又欲灭其余党，便用立红旗、白旗的骗术，屈杀了许多好人。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典型，它最深的意义还不在此，而在于他的骗术最怕人们揭穿，怕别人窥见自己内心的秘密。杨修戳穿了他在梦中杀死近侍说：“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七十二回）又点破了他传“鸡肋”令的用意，他便将杨修杀死。这就更深刻地揭示了他性格的阴毒本质。

曹操这个典型概括了封建统治者一切本质的特征，他的典型化的深度，在于他概括了长期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认识，反映了广大人民对这个暴君的憎恶、鞭斥和批判！作者塑造曹操这个人物，与塑造其他正面人物都具有理想化的倾向不同，而完全是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进行刻画，没有什么夸张，显示出高度的现实主义艺术光芒！

《三国演义》还创造了其他一些人物，像周瑜的才智多谋，鲁肃的忠厚诚朴等。他们虽然也有缺点，像周瑜的心胸狭窄、嫉贤妒能，但从总的倾向看，作者对他们是赞颂的，周瑜不愧是三国时代的英雄。

（四）《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及其历史意义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生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描写了这些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和紧张性。《三国演义》取材于历史，因此不像《红楼梦》那样多成功的生活细节的描写，而是集中写一个时代的政治斗争。虽然其中也写了一些筵会、婚姻等日常生活，但莫不与政治有关。《三国演义》中的一切事件、人物、情节都卷入政治斗争的漩窝，表现一个巨大的社会历史冲突，其声势波澜壮阔，动人心弦，震人魂魄。如著名的“孟德献刀”一段描写，曹操携刀入董卓卧室：

卓肥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卧，转面向内。操又思曰：“此贼当休矣！”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时吕布已牵马至阁下，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

寥寥数行书，描绘出一个极其紧张惊险的场面。“群英会蒋干中计”一段，写蒋干奉曹操之命，来说周瑜投降。周瑜预知蒋干来意，便召集江左英杰与蒋干相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挟持蒋干：

瑜告众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虽从江北到此，却不是曹家说客，公等勿疑。”遂解佩剑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剑作监酒；今日宴饮，但叙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者，即斩之！”太史慈应诺，按剑坐于席上。蒋干惊愕，不敢多言。……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与子翼同学业时，不曾望有今日。”干曰：“以吾兄高才，实不为过。”瑜执干手曰：“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生，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言罢大笑，蒋干面如土色。

同样描写出一幅动人心弦的惊险场面。《三国演义》提炼、强化矛盾冲突，总是一个连着一个，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曹操败走华容道，孔明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都波澜壮阔，起伏升降，最终汇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面。

《三国演义》中的矛盾冲突，都是通过各类人物表现的，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涌现了众多人物。据统计《三国演义》共描写了四百多个人物，几乎和《红楼梦》相等，其描写人物的方法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善于通过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来表现人物，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孙权，当曹操发檄文要进取江东时，引起东吴和、战两派的斗争，他自己内心也陷入激烈的矛盾之中，究竟是和，还是战？只是“沉吟不语”、“低头不语”，其剧烈的矛盾心情是可以想见的。“须臾，权起更衣，鲁肃随于权后，权知肃意，乃执肃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肃曰：‘恰才众人所言，深误将军。’”即以可战不可降的道理劝孙权，孙权才长叹曰：“诸人议论，大失孤望。子敬开说大计，正与孤见相同。”但是孙权的战策并未决定，孔明恰来以言相激，他“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经鲁肃劝解，又“回嗔作喜”，出来再与孔明叙话，听了孔明的言论，高兴地说：“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商议起兵，共灭曹操。”但是，经过主降派张昭等的一番议论，他又狐疑了，因此叫鲁肃“且暂退，容我三思”，并“寝食不安，犹豫未决”。最后周瑜来了，力排众议，分析敌情，愿与曹操“决一血战，万死不辞”。他才坚定下来，下了决心，遂拔所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诸官将有再言降曹者，与此案同！”这段描写篇幅不长，却深刻细微地揭露了孙权在国难当头时犹豫不决的矛盾心境，揭露了他迂回曲折的精神世界，使他的思想形象生动逼真地跃然纸上。

其次是善于抓住人物的某些特征来描写人物，把人物的特征集中突出出来，使人物的精神状态毕现。如关羽的忠义、张飞的粗莽、刘备的仁厚、孔明的智慧等，即使像阿斗在《三国演义》中不是主要人物，也勾勒出他区别于其他亡国之君的特点。如他投降西晋后：

亲诣司马昭府下拜谢。昭设宴款待，先以魏乐舞戏于前，蜀官感伤，独后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乐于前，蜀官尽皆坠泪，后主喜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乃问后主曰：“颇思蜀否？”后主曰：“此间乐，不思蜀也。”须臾，后主起身更衣，郤正跟至厢下曰：“陛下如何答应不思蜀也？倘彼再问，可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晋公必放陛下归蜀矣。’”后主牢记入席，酒将微醉，昭又问曰：“颇思蜀否？”后主如郤正之言以对，欲哭无泪，遂闭其目。昭曰：“何乃似郤正语耶？”后主开目惊视曰：“诚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一一九回）

作者未用多少雕饰的笔墨，而阿斗那副昏庸无耻的痴呆相则毕现。

其三是善于通过渲染环境来表现人物，写环境也即写人。“三顾茅庐”一节表现最突出。诸葛亮居住的卧龙冈，秋天山林秀雅、潭水澄清、猿鹤相亲、松篁交翠，冬天则“朔风凛凛，瑞雪霏霏”。诸葛亮厅堂的对联书写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其人未见，而其高洁、恬淡的形象已经出现了。又刘备去邀请诸葛亮，初见一个容貌轩昂、丰姿俊爽之人，疑是诸葛亮，问之，则诸葛亮之友崔州平。又见两个白面长须、清奇古貌之饮者，疑其中必有诸葛亮，问之，则也是诸葛亮之友石广元和孟公威。趋至堂上，见一少年拥炉抱膝，道貌岸然，又疑是诸葛亮，问之，乃诸葛亮之弟诸葛均。路上遇见一个煖帽遮头、狐裘蔽体之人，心想“此真卧龙矣！”滚鞍下马问之，则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诸葛亮其人未出现，他的思想、性格、志趣、爱好却全部被烘托出来了，他的高洁不凡令人仰慕，以至越想见到他，越不可能，更显现其人品之高。《三国演义》特别着力于对人物出场时环境气氛的描写，此外，像司马懿的出场、曹操的出场等，都是先声夺人。

《三国演义》描写人物的总特点，即在于能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能用简单几笔勾勒出人物的神态，状貌传神。

《三国演义》所写的历史事实，犹如鲁迅所说“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中国小说史略》）。作者能够把“宜于讲说”的历史题材条理化，线索分明。作品所写的是三个统治集团的斗争，因此即分三个大线索，体现三个线索的中心人物，前半部是诸葛亮、曹操和周瑜，后半部则是诸葛亮、司马懿和陆逊。三个线索发展的顶端即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内容的高潮，也是对魏、蜀、吴政治斗争最集中、最精彩的描写。毛宗岗本从四十三回到五十回都是描写这场尖锐斗争的。这一节描写了吴、蜀联合抗魏的主要线索，同时也穿插了吴、蜀矛盾的次要线索。其初，魏要发兵进取东吴，吴国将相战、和两派难决，诸葛亮舌战群儒，战败了东吴的投降派，使孙权、周瑜都决意抗魏。接着，周瑜在三江口偷看曹操水寨，设计先除掉曹操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蒋干盗书就中了他的计，曹操误把蔡瑁、张允斩首。情节进一步发展，诸葛亮草船借箭，黄盖用苦肉计，阚泽献诈降书，一系列对付曹操的欺骗战术。这还不彻底，又有庞统巧授连环计，使曹操用铁环把江面的船都锁起来。巨大矛盾即将暴发，紧急时刻，周瑜病倒了，诚乃“曹操之福，江东之祸也”。孰料诸葛亮知其病源，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欲借东风来助火焚烧曹船，周瑜听后病也好了，在紧要关头，还写了一段曹操夜晚观赏长江、横槊赋诗的场面，表现他踌躇满志、骄横自纵、势在必胜的神态。

在主要线索之间，还交织着次要线索。战争策略虽然主要是周瑜所谋划，却都超不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往往在关键时刻又决定于诸葛亮的计谋。周瑜怀恨在心，认为“久必为江东之患”，屡次欲谋杀之而未得逞。其间又写曹操自以为得志，夜间见皎月初升，照耀江水，如万道金蛇，翻波戏浪，不禁大笑，又见黄盖果然带十二只船来，以为真降。两条线索便是如此参差错落、时紧时弛，交织在一起，最后形成一场巨大的波澜——火烧赤壁。

《三国演义》的情节即是如此错综曲折而又有条不紊，简洁明快而又丰富多彩，显现一种艺术美。

《三国演义》是用通俗的文言文写成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正是它的语言特点。作者罗贯中把所采集的三国史料原文加以提炼、通俗化，并简洁、健康和纯朴，富有表现力。衡量一部文学作品语言成就的高低，不在于文言或白话，而在于其概括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于其表现生活的能力。《三国演义》之后产生了不少历史通俗演义，大都用白话文写成，但不如《三国演义》之受群众欢迎，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语言之芜杂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国演义》的写成是我国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在它之前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说话人用的底本——话本，但其社会功能不在于让人们阅读，而是作为讲唱时的依据，严格讲还不能算作小说。真正意义的通俗小说应该从《三国演义》开始。《水浒传》一般认为是与《三国演义》同时之作，事实上比《三国演义》晚出，这从其中许多人物在精神面貌上对《三国演义》有所借荐可以为证。如吴用之于诸葛亮，朱仝之于关羽，李逵之于张飞，吴用又称吴加亮，朱仝又称美髯公，甚而刘、关、张桃园结义型的兄弟关系，也明显地给《水浒传》中的英雄以影响。《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通俗小说的正式形成，从它开始出现了大批长篇巨著，许多作者摹拟他写历史通俗演义，以致有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的产生。

《三国演义》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普及了历史，把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所垄断的“官书”“正史”，普及到群众中去。虽然其中所写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并曾遭到清人章实斋的指责：“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丙辰劄记》）其实这三分虚构正是作者的创造，是作者根据社会现实斗争的虚构，从文艺反映生活的角度着眼，在某种意义上它比原来的历史更真实，褒贬的尺度更严格，更有批判力，所谓“有什佰千万于春秋之所谓‘华衮’‘斧钺’者”（《小说小话》）。因此，人民群众不仅通过它丰富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

《三国演义》是一部兵书，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许多战略战术都符合战争发展的规律。《三国演义》也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其中大部分有关政治斗争，实质上都在斗智。历代人民从其中吸收了无穷的经验和智慧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代张格尔、洪秀全“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燕下乡脞录》卷十）。历代人民也从其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以充实自己的日常生活，《三国演义》是人民群众生活的教科书。

《三国演义》也有不可抹杀的缺点，即其对农民起义的敌视，诬蔑农民起义为“盗贼”。对作品中所描写的社会现象，往往用阴阳五行、方术符谶等迷信观念加以解释。每当战争冲突不能解决时，便借助神力。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作者取材的历史时代密切相关，汉末至三国正是神仙方术特别发达的时期，谶纬之说极其流行，对农民起义的诬蔑，历代史书都如此。显然，作者取材时承袭了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

无论如何，《三国演义》的成就是很高的，明高儒《百川书志》有一段公允的评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它确是一部具有深刻历史内容的长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