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仁孺《东郭记》、王玉峰《焚香记》
《东郭记》是孙仁孺所作。孙仁孺，别号峨嵋子，又号白雪楼主人，明代戏曲家。生平事迹不详，大约生活在明万历、天启年间。《东郭记》的题材是以《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为主干，并综合《滕文公》下“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和《梁惠王》下“齐人伐燕，取之”诸章的只言片语敷衍而成。主要是嘲笑当时社会极端败坏的道德风尚，和官场的腐朽黑暗。作品重点写了三个人物，即齐人、淳于髡、王。他们卑鄙无耻，偷鸡扒狗，装做乞丐，到处钻营，并互相约定：苟富贵勿相忘。他们不择手段地追求富贵利禄，王以纳贿献媚被举为大夫，淳于髡以滑稽博得齐王的宠爱，齐人也得淳于髡的推荐列为大夫。这些无赖之徒得到官职之后便互相倾轧，为垄断私利而争斗。王为报私仇举荐齐人北去伐燕，齐人得齐将章子之力而取胜，加封亚卿之职。这些现象都说明封建官吏制度的腐朽，做官不需要真才实学，只要善于阿谀奉应、趋炎附势就行，加官封爵也不依据功劳业绩，只凭朋辈举荐和偶然幸运即可。全部封建官僚机构充满了这些蝇营狗苟者辈、卑鄙无耻之徒。作者咒骂道：
〔北寄生草〕（一）第一笑，书生辈，那行藏难挂牙，贱王良惯出奚奴胯，恶蒙逢会反师门下，老冯生喜就趋迎驾，不由其道一穿窬，非吾徒也真堪骂。
（二）第二笑，官人辈，但为宦只顾家，牛羊儿刍牧谁曾话，老羸每沟壑由他罢，城野间尸骨何须诧，知其罪者复何人，今之民贼真堪骂。
（三）第三笑，朝臣辈，又何曾一个佳，谏垣每数月开谈怕，相臣每礼币空酬答，诸曹每供御惭无暇，不才早已弃君王，立朝可耻真堪骂。
（四）第四笑，乡闾辈，更谁将古道夸，盼东墙处子搂来嫁，尽邻家鸡鹜偷将腊，便亲兄股臂拳堪压，豺狼禽兽却相当，由今之俗真堪骂。
齐人的富贵利达是全剧的中心内容，他的发迹过程体现了封建社会无耻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他投机取巧、招摇撞骗，赚得了一妻一妾，为了自己的尊严利益，任何卑劣的事都能干。他以乞丐的形态向墦间乞祭余，餍酒而归，骄傲地对妻子说什么与富贵者来往。当被妻子揭穿真相之后，又假说“玩世之意”。他受尽了朋友的奚落，感受到世情的冷暖，但始终不悟。一旦被举荐为大夫，一升再升，显赫起来，从前侮辱过他的旧友王也来向他献媚，王公大人请他宴会、赏花等，应接不暇。木匠、泥水匠、裁缝、厨师都来供他使用。高门甲第，衣紫腰金，赫赫然今非昔比，所谓“劝君不必笑齐人，今日齐人意气新”。这些描写多么像《儒林外史》！揭露了当时知识分子卑劣丑恶的灵魂，也揭露了官僚阶级的共同本质：“当今仕途中，那一个不做这花脸勾当乎！”同时也揭露了封建社会“风景不殊，而人情变矣”的人情世态。
《东郭记》没有描写一个正面人物，即便如隐者陈仲子也不完全是正面形象。他讥讽别人贪不义之财，而自己却吃了赃官王送给他哥哥田戴的鹅肉，被别人耻笑后，不得不呕吐出来。这正是对他的批判。在作者看来，封建社会似乎没有值得肯定的，所以他让齐人最后带领妻子隐居起来，表现了对这个社会毫无留恋之意。
《东郭记》是一本讽刺喜剧，戏剧情节比较严密，全剧以齐人的活动为中心线索，中间穿插着淳于髡、王、陈仲子等人的事件，波澜起伏，有戏剧性。曲辞有的比较清新自然，有的则采用古文，陈腐枯涩。剧情极具讽刺意义，但有些则近于调笑，如齐人做官之后重新表演一番旧时乞求的情景，完全是取笑逗趣，毫无意义。
《焚香记》作者王玉峰，江苏松江人，约生活在万历年间，生平事迹不详。《焚香记》是写王魁与敫桂英的故事。这一题材最早见于《南词叙录》宋元旧篇，题《王魁负桂英》。又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所引《异闻集》也记载着这段故事，叙述王魁及第后负桂英，为桂英鬼魂所勾。可见最初王魁和桂英的婚姻是以悲剧结束的，王魁是一个负心汉。但是，王玉峰的《焚香记》却改悲剧为喜剧，王魁演变成忠于爱情的正面人物，造成他们悲欢离合的不是王魁的负心，而是地主富豪金垒的欺骗掠夺和谢妈妈的嫌贫爱富、唯利是图。
作品集中歌颂了王魁和桂英坚贞不移的爱情，描写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并提出了自己的生活理想，为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而至死不屈。桂英出身于诗礼名门之家，父母双亡，不得已卖身在谢家当娼妓，让她送往迎来，她誓死不从，并对假母谢妈妈说：“若教桂英朝欢暮乐，送旧迎新，必不相从，若求门对户当，齐眉举案，这个只凭公公妈妈做主。”她和王魁成婚不久，王魁进京应试，金垒用金钱诱惑谢妈妈逼迫她为自己做妾，她坚决拒绝说：“若还苦逼分鸳侣，宁死在黄泉做怨鬼。”虽然受到谢妈妈的毒打，但始终不屈。她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黄河清有期”，王魁终将回来，美好的生活终将如愿以偿。金垒用套写家信的欺骗手段，诈称王魁中状元后停妻再娶。她一方面骂王魁负心，一方面仍不屈于金垒和谢妈妈的逼嫁，到海神庙对海神诉说情由，并请求代她报仇。桂英就是这样一个坚贞勇敢的人物，对地主阶级的迫害表示极大的愤怒，对王魁的爱情则无限忠诚。通过桂英遭受封建恶势力亦步亦趋的迫害，要动摇她生活的信心，摧残她的人格和意志，她始终不向恶势力低头，显示出这部戏的戏剧冲突，已经不是敫桂英的钟情与王魁忘恩负义的冲突，而是和封建恶势力的冲突，因而其社会意义更广阔了。
王魁是落第的封建士大夫，因为功名未遂，流寓莱阳，结识了桂英，而情意相投。但因贫穷，受尽了谢妈妈的凌辱，曾和桂英到海神庙焚香盟誓：“各守坚心，但愿白头似新。”中状元后，韩丞相要召他为婿，他坚决不从，始终不忘桂英。作者极力把他写成一个重恩义的人物。他与桂英都热望功名富贵，信赖星相占卜等迷信思想，崇尚一妇不更二夫的节烈观念，作者描写了他们坚贞爱情的思想基础。但是，在展示他们坚持坚贞的爱情，而与封建恶势力斗争时，情节过于冗长，戏剧冲突不集中。
这本戏影响于后代者，今天的越剧《情探》和川剧《焚香记》都采取同一题材加以改编，但都以王魁负心，桂英变成厉鬼，活捉王魁结束，把喜剧又复原为悲剧。
（二）高濂《玉簪记》、许自昌《水浒记》、无名氏《彩楼记》
《玉簪记》作者高濂，字深甫，号瑞南，浙江钱塘人，约生活在万历年间，作传奇《玉簪记》、《节孝记》两种，《雅尚斋诗草》初二集、《芳芷栖词》二卷。
《玉簪记》演述的故事本于《古今女史》，后来也是园藏元明杂剧中有《张于湖误宿女贞观》，也写这个故事，高濂即据此改编成《玉簪记》。内容是描写陈妙常与潘必正相爱以及如何冲破宗教的藩篱而求得理想婚姻的。
陈妙常原是开封丞的女儿，因避靖康之难到女贞观出家。出家之后，她一方面是“芳心冰洁”，“怪胭脂把人耽误”，好像绝了尘俗之念，一方面却“身如黄叶舞，逐流波，老去流年竟如何？”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可见她内心是矛盾的，她并没有忘情于现实生活，而是考虑如何生活。但她这种心理活动是内在的，随着现实生活的影响，这种内心的活动便激烈起来。她见到潘必正，请潘必正清谈，并安慰他不要以落第为念，表现了爱慕之情，但表面却极其严肃不露声色。“寄弄”一出，当潘必正真正以言相挑时，她立刻恼怒，潘必正走时，她又以善语安慰，她表面是“肯把心肠铁样坚”，而内心则“岂无春意恋尘凡”。她要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她的思想水平限制了她，她陷入极端矛盾痛苦之中。她说：“我也心里聪明，脸儿假狠，口儿里装做硬，待要应承，这羞惭怎应他那一声。我见了他假惺惺，别了他常挂心。”（〔朝元歌〕）她就是这样矛盾着的人物。促成她思想矛盾的原因，主观上是她娇羞和好面子，客观上是封建宗教戒律的压力，她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冲破宗教的戒律。“词媾”一出，她内心的火焰燃烧起来了，她写了一首词，表达自己的情感要求，被潘必正窃去，回报之以真情实意，她又暴怒起来。她这种内心矛盾正反映了她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宗教戒律的矛盾。最后她终于突破了宗教戒律，与潘必正结合了。从此她坚强起来，“追别”一出，最突出地表现出她大胆勇敢的反抗精神，她不顾观主的阻拦，亲自雇船渡江追赶潘必正。这是一出十分精彩的场面，陈妙常来到江边，要和潘必正话别，忽然看到观主在江楼上，她不得已躲在别人的竹院里，忍心地看着潘必正的船先走，自己才雇船去赶。凑巧艄公从中作梗，反复拖延时间，陈妙常的急躁心情毕现，然后上船去追赶。千里秋江，船驶如飞，人物形象活生生地跳动着。
陈妙常向往现实生活，对生活的善恶有明确的选择，她坚决拒绝了建康太守张于湖对她的调戏，无情地回击了溧阳无赖王公子的诈骗，而选择了潘必正，在黑暗势力面前威武不屈。
潘必正是个封建士大夫形象，由于应试落第，愧见父母，暂居于姑姑住持的女贞观中。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在于他破坏了宗教的清规，对陈妙常表现出真挚的情感，面对姑姑的压力，始终不动摇。
这本戏还表现了某种保卫国家的思想，如“破虏”一出，描写征讨侵边金人的豪情壮志：“亲征战，亲征战，不降胡誓不生还！”(www.xing528.com)
《玉簪记》对文学境界的描写比较好，如艄公所唱的一支吴歌：
风打船头雨欲来，漫天雪浪，那行叫我把船开。白云阵阵催黄叶，唯有江上芙蓉独自开。
把秋天的江景，如晴天、雪浪、白云、黄叶、风雨欲来的景象全部描绘出来。
《玉簪记》的缺点是语言典雅，枯涩无味，如祁彪佳所说：“摘其字句，可以唾玉生香，而意不能贯词。”（《远山堂曲品·能品》）关目显得冗长，剧情不集中，如潘必正应试后诸出的描写，与主题无关，乃拖沓之笔。
《玉簪记》受《西厢记》的影响很深，像陈妙常的矛盾性格、题诗传情、以琴挑情以及最后的“追别”极像“长亭送别”，都显示出作者有意识地学习《西厢记》。《玉簪记》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今天的川剧《秋江》和其他剧种的《琴挑》，都是《玉簪记》中的精彩出目。
《水浒记》作者许自昌，字玄祐，江苏吴县人。陈眉公在给他作的《梅花墅记》中说：“吾友秘书许玄祐所居”，可见他与陈眉公同时，都是万历年间人。他的作品有《水浒记》、《橘浦记》、《报主记》三种，而以《水浒记》成就最高。
《水浒记》完全是根据《水浒传》创作而成的。作者综合了《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坐楼杀惜”“宋江吟反诗”“劫法场”“梁山落草”等许多情节，从宋江、晁盖各抒己志，写到宋江上梁山为止，在主要关目上和《水浒传》是一致的。明显地写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历史事实，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正因为“奸臣弄主权，墨吏酿民怨”，才引起“田横倡义咸思变，陈涉凭陵遂揭竿”（“论心”）的后果，正是蔡京父子及其他封建官僚的奢侈腐败、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使人民不得不起来反抗：
〔北刮地风〕说起那权臣忒煞也势甚骄，惯纵着心腹贪饕。那生辰纲载珍和宝，逐件件是民间剥下脂膏。只见那搜刮价把财耗，又见那输运价把民力扰。那着处儿贾怨深激变嚣，俺呵满拚碎涂肝脑，入虎穴把虎子掏，料不为蝇头激动得英豪。
因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才“要把江翻海倒，岂止为利蝇头相溷扰”（“谋成”）。这说明了起义暴发的原因，也说明起义的正义性，不是为了个人的蝇头私利，而是为了“锄强诛暴”“扶危济困”（“聚义”）。
《水浒记》对宋江这一人物形象有新的创造，他一出现即与《水浒传》中那样安于刀笔吏的职守不同，而是愤世嫉俗，心怀壮志，他对妻子说：“你道我宋江果是做押司么？”他“心悬念，待扫清海甸”（“论心”），他是一个“不为一家愁绝，止因万姓心伤”（“约婚”）的英雄。在他走向起义的途程中，和《水浒传》中描写的一样充满了曲折和矛盾，浔阳楼吟反诗是他思想矛盾最激烈的时刻，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从此他真正要造反起义了。他饮酒、赏景，胸怀激烈：
〔雁来红〕我雄心耗，恨怎消，醉颜酡，气更豪，倘从牖下徒然老，腐朽同枯草。说什么雕鹗乘秋奋九霄，胸襟傲，托凌云彩毫，写生平摅怀抱。
他的豪情壮志刹时间都集中于笔端，写出那首有名的反诗来。他被捕受审，却以装疯作傻对封建社会进行揭露，对封建官僚予以抨击，骂他们是“牛马冠裳”。而审判他的蔡九知府却说当时是“民安市井，武偃疆场”，一片升平景象。表现了两种绝然对立的立场和观点。
《水浒记》中还创造了一个宋江妻子的形象，这是《水浒传》中所没有的。她是封建社会有政治见解的女子，关心国家社会，对自己的生活不太顾及。她憎恨当朝那些“只管肥家润身，不顾民害”（“论心”）的腰金衣紫的官僚，劝宋江：“暂艰贞蒙难，待他年纵横江海效齐桓”（“论心”）。她对张三郎的利诱表现了坚贞不屈的精神。此外剧中的刘唐比《水浒传》中的刘唐反抗性更强烈。
《水浒记》采用的语言，都是骈词俪藻，描写人物难于性格化，往往一个市井中人也操四六文道白，与人物的身份大相悖谬。
此外，作者所创作的《橘浦记》，演述柳毅和龙女的恋爱故事，取材于唐李朝威的《柳毅传》传奇。元尚仲贤有《柳毅传书》杂剧，应是此戏创作的借鉴。至清初李笠翁作《蜃中楼》，是这一题材的发展。
《彩楼记》不署作者姓字，具体年代不能确定，不过从它所采用的滚调来看，它属于弋阳腔系统，万历刻本《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选有《彩楼记》，那么，《彩楼记》在万历年间已经用青阳调、昆腔演出，以时代论，这应该就是由弋阳腔转化过来的，《彩楼记》的产生当在万历中叶。《彩楼记》所演述的是一个传统的戏曲题材，早在元朝王实甫就取这一题材写成杂剧《破窑记》，明中叶又出现了传奇《破窑记》。《彩楼记》可能是根据传奇《破窑记》改编的，把原有的二十九出，压缩为二十出，显得更精炼集中了。
《彩楼记》写宋朝丞相刘懋坚决不肯把自己的千金小姐嫁给生活贫苦、困于场屋的潦倒书生。他认为婚姻大事要“门户相当”，不然就“玷辱门墙”。但是他的女儿刘千金却要嫁给贫困的书生吕蒙正，她认为“从来将相本无种”（“谭府迎婿”），吕蒙正则认为“朱门生饿殍，宰相出寒门”。他们即抱着这种共同的信念和封建门阀婚姻关系作斗争。这是这部戏曲的基本冲突，也是它揭示的现实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品还表现出浪漫主义精神，即刘千金和吕蒙正被驱逐，迁入寒窑，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始终不屈服，并且以气节相激励，刘千金以“负其能而不谄于上”（“祭灶”）的“君子”之行勉励吕蒙正，吕蒙正则“宁可饿死，不吃嗟来食”（“辨踪泼粥”），刘千金是“人贫到底志量坚”，诚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辨踪泼粥”一出是戏中最精彩、最富喜剧性的场面，篇幅占全剧的五分之一，歌颂了吕蒙正和刘千金的坚贞爱情，描写了他们细腻的内心活动，嘲笑了吕蒙正的迂酸弱点，充分展开了他们的性格。吕蒙正是以穷秀才的身份和刘千金成婚的，他一方面很高兴获得刘千金的爱情，一方面担心在恶劣的环境下刘千金对自己的爱是否会坚持下去，因此当他雪地归来后，看到雪地上的脚印，便怀疑是岳家把妻子接走了。但他进门一看，出乎意料之外，妻子正睡觉。他疑惑了，开始怀疑妻子的节操问题。这里作者一步步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吕蒙正始终表现出对刘千金的感情，他一边心里嘀咕，一边感到抱愧。刘千金醒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她丈夫如此神态不正常，她猜测、疑忌、探索，但吕蒙正总不给她发问的机会。刘千金在矛盾中识破了吕蒙正内心的谜底，但不向他说明，而故意要“气他一气”，使矛盾进一步发展。作者极力描写她对丈夫的爱，取粥来受丈夫一番奚落，跟着就是冷言冷语对自己的讥讽、质问，后来不得不说出脚迹的来历：“我在此饥寒无所倚，冲寒蓦见梅香至”，未说完，吕蒙正立刻讥讽道：“饥寒无所倚，就去那个？”听到梅香的名，即说：“说得半日，没得推了，推在梅香身上去了。”又跟上一句：“再一会连院子都来了。”这种处理矛盾的手法简洁明快，语言也运用得十分准确、巧妙。在吕蒙正眼中那些看不见的“家私”，那当做铺盖的一堆乱草，那漫天大雪，那羊肠路和鸟道林，那大小不齐、疏密相间的脚迹，引起他多少不相干的神思！当他发现自己错误的猜疑后，又想尽办法引逗妻子乐，恳求妻子宽恕自己。但妻子却板起面孔不理，他特意说些呆话，卖弄些傻气，进一步引逗。作者驱使自己笔下的人物在其环境中恣意行动，直到揭示其性格至淋漓尽致的境地而止。
《彩楼记》也表现了一定的理想，但其理想却很迂腐，什么功名利禄、升官晋爵等，其浓烈的程度甚至使人误会是他们反抗斗争的基础。其中虽然描写了他们反封建斗争，但在某些方面又淡化了这一主题，如刘懋说他把吕蒙正赶出相府，意在督促他上进；刘千金抛彩球给吕蒙正，因为吕蒙正应了自己梦中的乌龙，将来必为卿相。结尾吕蒙正中状元后去见刘懋，竟然对自己曾受过的待遇没有什么表示，也与生活逻辑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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