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牡丹亭》及其他剧作：古代戏曲小说史略

（一）汤显祖的生平及思想

汤显祖（1550—1617），字义仍，号若士、海若，江西临川人。他少年好学，苦心钻研，博览群书，二十一岁中举；他意气激昂，风骨遒劲，不肯觍颜事权贵，大学士张居正、宰相张四维、申时行要招致门下，都被他拒绝了。传说张居正曾让他为自己的儿子陪考，并许诺让他高中鼎甲，他自称“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张四维、申时行令其子前来拉拢，他也敬谢不敏。由于他性格耿介，得罪了权贵，进士科考试屡次失败，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才考中。之后，他去了南京，曾做南京太常寺博士达五年之久，后升任南祠郎，在任期间常秉持公理议论天下大事，对少数人独揽大权的政治提出尖锐的批评，如其《论辅臣科臣疏》直接抨击首辅申时行等朝廷大员，并间接批评了褒贬失当的明神宗，引起申时行和神宗的恼怒，遂贬他到广东徐闻县做典吏，两年后又迁至浙江遂昌县做知县。任职期间他主要是依照自己的理想来推行安民息讼的政治措施，如缓征赋税，倡导教育，宽待服刑的囚徒，准其除夕、元宵回家和家人团聚和上街观灯，博得人民的爱戴。任遂昌知县五年，表现了汤显祖的政治才能。吏部考功主事顾宪成、右副都御史王汝训等予以荐举，但始终受阻抑。他有感于官场的腐败，便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毅然辞官，回临川隐居于玉茗堂，专心从事创作。

汤显祖辞官回家，过了二十年的闲居生活，境遇十分穷困，但他的创作精力却很充沛，《还魂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就是这时完成的。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痛苦、愤慨和不平都熔铸在这几部重要作品里。他在政治上和东林党的观点很接近，东林党的重要人物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李三才、顾允成等，与他的关系很密切，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都会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在思想上与李卓吾相似，把天下事看成天下人的公事，任何人都不得“窃而私之”，主张以“情”来反对宋儒所提倡的束缚人的“理”。在文学上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而主张抒写性灵，表现作品主题与人物的真情实感，不应过分受曲律的限制。他很重视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对自己家乡的戏曲曾作过一番细致的考查工作，著有《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又曾批点过《异梦记》、《焚香记》、《南北宋志传》、《残唐五代史志传》和董解元《西厢记》等书。他的著作有《玉茗堂全集》和《紫箫记》、《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传奇五种，后四种合称《临川四梦》，也叫《玉茗堂四梦》。其中以《还魂记》即《牡丹亭》成就最高，是他的代表作。

（二）《牡丹亭》的题材和创作意图

《牡丹亭》是一部浪漫主义杰作，其成就不仅在明代戏曲史上最高，即使在我国整个戏曲史上也可以与其他名作争辉。这是汤显祖倾尽心血之作，他曾“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王思任《牡丹亭叙》引）。也说明他自己对这部戏曲评价之高了。

《牡丹亭》所描述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对这一故事，第一出付末开场说：

〔蝶恋花〕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感梦书生折柳，竟为情伤。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三年上，有梦梅柳子，于此赴高堂。果尔回生定配，赴临安取试，寇起淮扬，正把杜公围困，小姐惊惶，教柳郎行探，反遭疑，激恼平章。风流况，施行正苦，报中状元郎。

对这样一个题材的来源，过去曾引起很多解说和考证。如清袁栋《书隐曲说》和俞樾的《茶香室丛钞》认为这一故事是取自宋郭彖的《暌车记》。《曲谈》的作者说它是合《暌车记》和宋周密的《齐东野语》中二事而成。清代焦循《剧说》认为除去上面两者外，“玉茗之《还魂记》亦本《碧桃花》、《倩女离魂》而为之者也”。近人蒋瑞藻在他的《小说考证》中把它归宗于清人褚人穫的《坚瓠集》。周贻白在他的《中国戏剧史》中又说：“如果要找和《牡丹亭》本事最为相近的记载，则莫如陶宗仪《辍耕录》所载‘鬼室’一则。”其实，像“还魂”和“鬼妻”这一类传说的产生，是有其共同背景的。那就是在不自由的条件下，人们对婚姻的一种假想。这是在封建社会中比较多见的。关于《牡丹亭》的题材，作者在题词中说：“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太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考谈生也。”可见汤显祖并不否认自己是采取了过去的传说，但他只是“仿佛”地吸取，是曾经“更而演之”的。这就是对原有题材的提炼和加工过程，是和作者自己所处的具体时代相联系的过程，是作者根据自己思想感情的创作。同一种题材被广泛地继承和运用，是我国古代文学一种突出现象，这是为历代文学体裁多样化的特点所规定的。《牡丹亭》正和其他一些故事题材一样，表现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和这种追求在封建社会不得实现的幻想。

关于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动机、意图，也曾经有许多附会之说，人们认为作者“颇多牢骚不平之气，所作传奇，往往托时事以刺贵要”（蒋瑞藻《小说考证》引《山楼丛录》）。因而引起过多的猜测。如明徐树丕等主张《牡丹亭》是讽刺昙阳子的，另外也有说是讽陈眉公或郑洛的。当然，我们认为作家的讽刺常是有所用心的，但是把他的创作意图说成是刺某件事，讽某个人，在客观上就削弱了《牡丹亭》深广的社会意义。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是典型塑造的成功，一个成功的典型必须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那么人们就必然会从其典型人物身上找到酷似某人的特点，其中的某些情节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汤显祖所同情的人物，一向是封建社会中的被压迫者，他所讽刺的不是与自己最有关系的某个人、某件事，而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牡丹亭》才能深切感人、长久流传了。

又从汤显祖的《牡丹亭》题词中可以看出，他特别用意于表现“情”。这种“情”也就是李卓吾所主张的“自然之性乃自然真道学也，岂讲学者所能学也”（《初潭集》）。这种“情”反映到具体作品中，并不是超越人的阶级、脱离客观景物而存在的。“情”就是人的真正思想感情，它包含对爱情的追求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但在封建社会中，诚挚的爱情被统治关系所代替，真正的美为虚伪的道学所掩盖。既然恋爱和欣赏美都是受拘束的，那么，为了争取这些，就必须向封建礼教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即具体地体现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杜丽娘的思想、性格中。

（三）《牡丹亭》的思想意义

《牡丹亭》的思想意义，主要是通过作者所创造的一些人物形象体现的，特别是杜丽娘是戏曲的中心，是全本戏曲艺术生命力所在。因此，集中分析杜丽娘这个人物形象，有助于阐释《牡丹亭》的思想意义。

杜丽娘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向往理想生活、反对封建礼教的形象。她的父亲杜宝是“紫袍金带”的南安太守，母亲甄夫人是“魏朝甄皇后的嫡派”，而丽娘就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在她的人生途径上，还不曾经历过任何坎坷，父母把她娇养得犹如“掌上明珠”，对她最大的指望是“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她父亲要求她在女红之余读些诗书，其出发点如杜宝所说：“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第三出“训女”）并不是要给她以独立的人格，不外乎是培养她成为男子可心的奴隶而已。当她父亲和塾师陈最良为她安排读书的内容时，她父亲说：

《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她是个女儿。（第五出“延师”）

很明显，她父亲要用“后妃之德”封建礼教培育她。对这一点杜丽娘并未意识到，她处处标榜“儒门旧家数”，正像她对春香讲的那样：“那贤达女，都是些古镜模，你便略知书也做好奴仆。”她对读书的看法，也和春香所说的一样：“女郎行那里应文科判衙，止不过识字儿书涂嫩鸦。”（第七出“闺塾”）这是封建社会妇女一贯的命运留给人们的生活认识，也是一个过惯娇生惯养生活的小姐所能有的想法。但是，杜丽娘是有着青年一代爱自由、爱美的心理的，封建礼教对她的制约，使她精神上所受的压抑却是相当沉重的，尊贵小姐的身份，决定她表面上不得不循规蹈矩。可是礼教并不能完全拘束住她的灵魂，在古代优美诗歌的启示下，她有了一种朦胧的觉醒。她开始意识到青春值得珍惜，希望探索到生活的意义。侍女春香也同样是封建统治者刀俎下的鱼肉，因此，她们是彼此关怀并互相支持的。作为替统治者宣传礼教的老师，教给她们一套奴隶道德，要他们安于妇女卑下的社会地位，要她们驯顺地接受封建教义。对于这些，丽娘和春香都进行了反抗。“闺塾”一出就集中地表现这种反抗性格，她们公然说：“昔氏贤文，把人禁煞，恁时节则好教鹦哥唤茶。”（〔绕池游〕）对师父的假道学也极端鄙视，她们说：“年光到处皆堪赏，说与痴翁总不知。”可见她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和老一代人生活态度的不同。师父叫去取文房四宝，她们拿来的是画眉用的细笔和螺子黛、薛涛笺和鸳鸯砚，作者以一种轻松的笔调对虚伪的道学先生进行了尖锐的嘲谑。

在反封建礼教这一倾向上，杜丽娘和春香是一致的，但不同的身份、教养和性格决定了她们不同的表现方式。如春香在书房听到外面卖花声，不由地说：“小姐，你听一声声卖花，把读书声差！”（〔掉角儿〕）而杜丽娘虽然也向往花园的景致，但当向春香问清之后，却只是说：“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且回衙去。”在这里，人物不满于现实所加给她们的束缚，要求冲出这狭小天地的心理是一致的，但一个是天真奔放的呼喊，一个却是拘谨含蓄的追寻，态度判然不同。

杜丽娘向往美和自由的性格。从“闺塾”一出以后就开始明显化了。她向往那花红柳绿的花园，要窥探一下自己闺房以外的自然世界。她这种要求，是在和自己周围的封建统治势力，以及自己已经初步建立了的礼教观念的斗争下才达到的。到了“游园”的场面，作者以抒情诗的笔法表现出青年女子在春天里那种喜悦、惊奇、迷惘和忧郁的复杂心理状况。杜丽娘正面表达了自己对自然景物的喜爱，她说：“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是一种勇敢坦率的自白，她爱好一切真实的美，反对掩饰一切真实事物的虚伪礼教。所以当她看到园林景物时，禁不住以一种欢腾、新奇的心情来欣赏这和自己的生活毫不相称的春天：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但是，景物的美丽又何尝能弥补她内心的缺欠？相反在美丽的自然景物的衬托下，更显现出现实的丑恶。她埋怨父母不会欣赏园林风景，慨叹“锦屏人”的庸俗，以致空辜负了这大好时光。她更具体地表现出了对现实的不满，所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种联想和她的身世结合起来看，是不难理解的。最后在尖锐的矛盾面前，她感到有些茫然了，但这不是逃避，而是表现出一种愤恨，她说：

〔隔尾〕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倒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

杜丽娘这种情感是有它的基础的，即是说她有自己的心事，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贵族妇女，她的时代和身份妨碍她爽直地表达出来。她在无人处曾经暗中沉吟过：

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长叹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可见她内心苦闷的深重。父母要把她培养成一个“老成持重”墨守礼教的人，而她所追求的则是从礼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现实生活中她感到最大的苦闷是对自己婚姻前途的忧虑，是恋爱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杜丽娘在她的环境中，不幻想封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方式能为她择配理想的伴侣，而希望通过违背礼教的行为取得爱情。这是多么大胆的叛逆性的要求！这种对自己命运不满情绪的深化，也就更加重了她性格上阴郁的色彩。她说：

〔山坡羊〕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的睡情难见，则索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迁延，这衷肠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

这是对她那有“难言之隐”的心情的突出表达。当时道学家极力鼓吹宋代理学所主张的“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朱熹《大学章句》），企图以封建统治的“天理”来杜绝“人欲”。而杜丽娘偏要放纵自己的欲望，要在生活中找寻感情的寄托，其反封建礼教的意义极其鲜明。

尽管在现实中杜丽娘的希望不能实现，对自由婚姻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但作者却以一种巧妙的、合乎生活逻辑的方法，解决了她所提出的问题，即用一个幸福的梦体现了这种美好的理想。杜丽娘在梦境中和柳梦梅相爱，这是她在现实环境中得不到的，因而她极其珍惜和留恋这个梦。“寻梦”一出就生动、细致地表现了进一步发展的杜丽娘顽强的性格。她执拗地追寻那理想、美丽的梦境，不愿再度触犯封建礼教的禁例和违背母亲的训诫，一个人跑到花园来追寻梦中的景物、回忆梦中的情境。但是，再度去花园只是加重她内心的痛苦而已，她说：

〔懒画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绊介）哎！睡荼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这一湾流水呵！

〔前腔〕为甚呵，玉真重遡武陵源，也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题红怨，咳！孤负了春三二月天。

花枝挂住裙子，她想到“花似人心好处牵”，看到“残红满地”和“粉画垣”就联想到《题红记》和《西厢记》的故事，因而感伤自己“孤负了春三二月天”。作者写人物内心的波动和客观的景物密切相衔，达到了卓异的戏剧效果。残酷的现实唤醒了杜丽娘的痴想，于是她忧愁幽思以致害病，并且最后终于在愤愤不平中死去。“写真”一出中的杜丽娘就更加坚强起来了，她把自己的心事告诉春香，而且“写真留记”，表示自己对幸福婚姻的向往。尤其“闹殇”一出，更表现出充沛的人的情感，作者写出来杜丽娘对生命的留恋，她要在“小坟边立断肠碑一统”，要把肖像藏在墓边等待着柳生到来。她对自己的死亡感到愤恨、不甘心。但她斗争的胜利却正是她生命的终结。杜丽娘的死显然是封建礼教摧残和折磨的结果。

杜丽娘死后，作者以浪漫的、丰富的想象，赋予她以充足的生命力，那就是在假设的形式下鬼魂的出现，杜丽娘的鬼魂是艺术中的生活真实。作者写她并不是宣传因果报应等迷信观念，而是作为完整典型的一部分。她和生前的性格是一致的，甚至有所发展。她对待人生抱有积极的态度，对自己的理想更加热爱，对自己的遭遇更加不满，她所表现的反抗性更强烈了。例如，她虽然死掉，见到判官还在追问自己：“怎生有此伤感之事？”这是汤显祖所提出的关心妇女命运问题的疑问。同时他更以丰富的人间情感刻画了这个坚贞的灵魂，在“幽媾”、“懵挠”、“冥誓”诸出中，让杜丽娘热烈地向往和追求她的情人。正如谑庵居士所说：

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暝，獠牙判发可狎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清晖阁本《牡丹亭》序）

因而当她在梅花庵遇到柳梦梅时，就敢于不顾“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礼记·坊记》）的规则，诚挚率真地表白自己的爱情。杜丽娘并没有丝毫考虑到柳梦梅是一个潦倒的秀才，他们之间的爱情完全是平等的关系，这与以妇女作为附庸的封建夫妇关系绝然不同。不仅如此，杜丽娘还敢于摈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手续，自己作主答应了柳梦梅提出的婚姻要求。但她并不隐匿自己由于有“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传统观念而产生的迟疑。结果，他们共同盟誓，取得了彼此的信任。就是这种坚贞赤诚的“情”，使杜丽娘复生了，他们得到了喜剧性的结局。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美满婚姻的成就也便要遇到多重的阻碍。表现最尖锐的是最后“圆驾”一出，写杜丽娘的因情而死，因情而生，被视为怪诞不经之事。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便以此为凭，要拆散他们“自媒自婚”的关系。而杜丽娘就敢于大胆地到最高统治者面前去折证。如：

〔黄钟北醉花阴〕平铺着金殿琉璃鸳鸯瓦，响鸣梢半天儿刮剌。（净丑喝介）甚的妇人冲上御道？拿下。（旦惊介）似这般狰狞汉叫喳喳，在阎浮殿见了些青面獠牙，也不似今番怕。

这时的杜丽娘是更加勇敢坚强了，她父亲逼她离开了柳梦梅，她表示：“叫俺回杜家，赸了柳衙，便作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在她的斗争下终于达成了美满的婚姻。在这样的描写上，作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杜丽娘这一光辉的形象，就正是作者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进行创造的巨大成果。(www.xing528.com)

在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这一主题上，作者也适当地歌颂了柳梦梅。这个穷愁潦倒的书生，依靠老园公培树卖果子养活自己。他也和其他文人一样，殷切地盼望自己满腹经纶策略“有朝货与帝王家”，如他追踪高官以“活宝”自献，因考试误期跑去痛哭流涕地“告遗才”。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到一个逼真的软弱书生的形象。但在婚姻问题上，他却不失为一个坚强的斗士。他和杜丽娘初逢是在画像上，然而他的爱情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当他拾到杜丽娘的画像时惊喜欲狂地欣赏赞叹道：

小娘子画似崔徽，诗如苏蕙，行书逼真魏夫人，小生虽则典雅，怎到得这小娘子！

可见他爱杜丽娘的不只是美貌，并且对她的文艺才能也表示深深地钦佩。这种真挚的爱慕，恰足以说明他对妇女人格的尊重。他是个“饱学名儒”，但作为青年一代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也是有的，这是作者赋予他的可贵性格。只有具有这样品质的人，才能在爱情上表现出真诚的态度。如杜丽娘要求他掘坟相救时，他毫不迟疑地应承了。这种行为是和假道学的面目无共通之处的。并且掘人家坟如石道姑所说：“大明律，开棺见尸，不分首从皆斩哩！”这是一种冒着生命危险的行为。这正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赋予他无限的勇气与力量。又如他不避奔波劳苦，为了解脱杜丽娘的悬念而为她去探寻其父母的消息，同样是他们真诚爱情的具体表现。

但是，柳梦梅过于天真地估计了作为高层统治者的岳父，当他找到杜宝衙门前，听说文武官员正在吃“太平宴”，他考虑：“则怕进见之时，考一首太平宴诗，或是军中凯歌，或是淮清颂，急切怎好？且在这班房里等着打想一篇，正是有备无患。”他毫没有想到自己“破衣、破帽、破褡袱、破雨伞，手里拿一幅破画儿”的装束，决当不了杜宝“门当户对”的快婿，反被当作“盗墓贼”逮捕起来了。后来杜宝抵死不认亲，激恼了他，到皇帝面前对证，抛开了封建伦理观念，以讥嘲的态度故意冒犯权贵岳父的威严。这正是柳梦梅性格的进一步发展，是其性格所蕴藏着的反抗性的表露。

总之，杜丽娘、柳梦梅和春香等人物，敢于和封建礼教相对抗，对自己的命运、对人生抱着积极的不妥协的态度，具有独立的人格，希望以自由美好的生活来代替已被注定了的一切。这是继《西厢记》之后一部杰出的剧作。作者提出了密切关系青年一代教育、婚姻的社会问题，强有力地宣扬了要舒展个性的思想。这主要是由于汤显祖的时代，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启蒙思想，这种思想影响了作者，也就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人物形象之中。因而《牡丹亭》中人物所体现的意识比张生、莺莺更觉醒，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斗志也更坚强与激烈。这正是当时的社会关系、人们的思想、心理所决定的。

《牡丹亭》中对杜宝这个人物的描写是极其曲折复杂的。从作品的主题看，作者是同情杜丽娘争取婚姻自主，歌颂他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因而也就批判和仇视作为封建专制制度和道德教义的体现者、维护者的杜宝以及愚顽的陈最良。但作者又通过杜宝体现出另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副主题，即借以反映出一种政治理想和为国献身的精神。

杜宝是封建统治思想根深蒂固的人物，被封建传统思想有力地支配着，恪守着几千年来古老的礼教。他没有儿子，只有杜丽娘一个女儿，由于存在着宗法制度下男尊女卑的观念，这使他引为终生的遗憾，他说：

〔玉山颓〕吾家杜甫，为漂零老愧妻孥。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

因此，他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唯一的女儿杜丽娘身上。他指望为女儿招得个“好女婿”，来继承他的统治功业。他也要把女儿训冶成封建礼教规范的体现者，对女儿性格的形成他是煞费苦心的，如他知道杜丽娘去游园的消息后，便责备老妻说：“我请陈斋长教书，要他拘束身心，你为母亲的到纵他闲游。”他反对女儿欣赏美和追求理想生活，要她成为墨守礼教的人。其实，甄夫人也是以相同的方式教导女儿的，她训诫女儿说：

〔征胡兵〕女孩儿只合香闺坐，拈花翦朵，问绣窗针指如何，逗工夫一线多，更昼长闲不过，琴书外自好腾那，去花园怎么？

《礼记·内则》有云：“女子十年不出，母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蚕，织纴组，学女事以共衣服。”甄氏就是按照这种封建信条对女儿进行教育的。她对女儿的管束比《西厢记》中的崔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崔母“怕女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所以阻止莺莺自由行动。而杜母“怪他裙袂上，花鸟绣双双”，为了“拘束身心”，不但不许她出“香闺”，连衣服上的花样也要加以限制。但在“悼殇”一出里，一双老人为爱女的夭折而伤心痛哭，却又是极真切动人的。他们实际上是扼杀了杜丽娘的青春和生命。

婚姻问题上的“门阀”观念，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有力支柱。当柳梦梅衣衫褴褛来拜见岳父时，杜宝却以事涉怪诞为名抵死不认。后来知道柳梦梅是新科状元时，他还对女儿说：“怕没门当户对？看上柳梦梅甚么来！”可见只本身显贵没有荣耀的家世，在条件上还差着一半。他要挟女儿说：“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在主要方面，他是个反面形象，他束缚和摧残杜丽娘的个性，拒绝和破坏杜丽娘的婚姻，他是作为整个封建制度迫害青年一代的执刑人而出现的。

但另一方面，作者又通过杜宝这一人物，正面表达出自己的理想。如“劝农”一出作者凭借百姓的口歌颂清官能吏说：“恭喜本府杜太爷，管治三年，慈祥端正，弊绝风清，凡各村乡约保甲，义仓社学，无不举行，极是地方有福。”作品中极力描写了杜太守的安民息讼，务农宣化。这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提出，作者自己就曾为这一政治理想的实现付出相当大的力量。他认为国家是天下人的公事，任何人不得“窃而私之”（《玉茗堂尺牍》之二《与顾泾阳》），所以他在任遂昌县令时，布政施令常是“因百姓所欲去留”（《玉茗堂尺牍》之二《答吴四明》）。在对杜宝这个人物的刻画上，无疑渗透着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理想。

作者还描写了杜宝在抗敌斗争时所表现出的崇高气节。如正当杜丽娘死时，传来了“朝报”，命令杜宝“镇守淮扬，即日起程，不得违误”。这个白发斑斑的老将压抑下失掉爱女的悲痛，把抵御敌人的事放在第一位，匆匆上路。作者用相当多的笔墨描写杜宝的抗金行为，如在“缮备”一出中，写杜宝加筑罗城，动员盐商支援军粮，以积极的措施取得优势。“折寇”一出有这样一段描写：

〔玉桂枝〕问天何意，有三光不辨华夷，把腥膻吹换人间，这望中原做了黄沙片地。（恼介）猛冲冠怒起，猛冲冠怒起，是谁弄的，江山如是？（叹介）中原已矣！关河困，心事违，也则愿保扬州，济淮水……

这充分表现出一个忠于封建国家的老将对敌人的愤恨和取得胜利的信心。这一果敢、豪迈的形象在精神上可以感召广大群众。清代冰丝馆重刊《牡丹亭》，为了避讳即曾把“虏谍”一出删掉，并节减了“围释”一出，这也能够说明它的思想意义。

杜宝这个人物一方面是个封建家长，另一方面是个能臣，实际上在这一艺术形象中二者是统一的，它正是作者自己思想矛盾的反映。从汤显祖的思想面貌来说，他是背叛了维护封建礼教立场的士大夫，但由于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还在萌芽状态中，他只能从主张自由的启蒙者的思想出发，批判封建制度和一切依存于它的婚姻、教育等，可是他又企图把复古改制等理想放在改良现有情况的条件下去体现，因此他总是通过他的人物批判些什么，宣扬些什么。如对柳梦梅即曾以犀利的笔嘲笑了他热衷功名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正面的肯定和歌颂。杜宝这一人物也体现了这种处理办法，而且更突出的表现出这一特点。

《牡丹亭》里对其他人物的描写也都性格鲜明。像陈最良是一个迂腐、虚伪、庸俗、寒酸的道学先生，作者为突出这些特点，写他“自幼习儒，十二岁进学”，曾“观场一十五次”，但到末尾却因“考居劣等停廪”，成为一个贫病交加的老儒医和塾师。虽然他也感到“儒冠误人”，但却没有力量使自己苏醒过来。他向年轻人夸耀说：“你师父靠天也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院。”他只知道“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连画眉笔都说没有见过，鞋样子还要引经书上的典故。这里都是作者巧妙地选择了具有深长意味的典型细节，精致地描写。这样对假道学面目的幽默揭露，使人不禁为之发笑，因而产生了一种教育效果。这正因为作者是以对虚伪礼教的憎恶作为这喜剧性讽刺的基础的。

此外，作者对贪婪的金王和无耻的叛臣则作了严厉的讽刺和嘲骂，如李全和他妻子的形象是多么丑恶。虽然作者不恰当地利用了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李全”的名字，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并不能和一个历史人物等同起来。作者否定他的是背叛国家觍颜事敌的一面，而不再是一个农民起义军。作者写道“汉儿学得胡儿语，又替胡儿骂汉人”，这中间含有多么强烈的义愤！汤显祖对于一些反面人物的否定和讽刺，是为了表现他的理想。而且是和他肯定的人物作了突出的对比，所以他的否定和讽刺就更加准确与深刻，成为生动而有诗意的艺术形象了。

（四）《牡丹亭》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牡丹亭》是通过离魂这种幻想的形式来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婚姻的，具有浪漫主义的特点。戏曲情节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张，即“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玉茗堂尺牍》之四《答吕姜山》）强调戏曲的文学性，即写意、谐趣、传神、绘色，以反对当时以沈璟为代表的声律派。王骥德也说：“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齚舌。”（《曲律》卷四《杂论》）实际上，汤显祖并非不通音律，姚士粦《见只编》曾说他“妙于音律”，他只是反对以音律害文意，意在扭转当时墨守音律、轻视文学的倾向，企图挽救明代中叶以后被逐渐扼杀着的戏曲文学的生命。《牡丹亭》的创作实践是“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谿径”（《曲律》卷四《杂论》）。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另辟一种境界。风格清丽，语汇丰富多彩，对景物和人的内心情感的描写极其精巧细致，并善于把人物的心情与客观景物结合起来描写。在人物塑造上具有浓厚的抒情诗的气息，可以说是一部抒情诗剧。

《牡丹亭》在艺术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和汤显祖的文学造诣有密切关系，他自幼酷爱诗词，又“妙于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箧中收藏多世所不常有，已至千种，有《太和正音谱》所不载，比问其各本佳处，一一能口诵之”（王国维《曲录》）。重刻清晖阁本《牡丹亭》凡例中云：“玉茗博极群书，微独经、史、子、集，奥衍闳深，即至梵筴丹经，稗官小说，无不贯穿洞彻。”他正是吸收前人创作精华而形成自己独具的艺术风格。

但是，《牡丹亭》也有缺点，如全剧运用比较多的篇幅写幽冥、鬼魂的场面，而且没有避免一些猥亵、淫秽和追逐噱头的描写。也有卖弄笔墨的毛病，如“道觋”一出，石道姑的说白用《千字文》连缀成章，达一千二百字之多。又如“冥判”中胡判官和鬼卒登场后的唱白与剧情关联很少，有损剧情的发展。

总之，《牡丹亭》的思想内容是深广的，汤显祖通过优美、精巧的艺术手法，表达出一种要求幸福婚姻生活，热爱自由的思想感情，其中的人物——杜丽娘代表着中国十七世纪初叶被封建礼教严峻统治着的青年一代，人物的命运也是和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整个明代社会紧密联系的。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牡丹亭》在我国文学史上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形成了包括后来阮大铖、吴炳等在内的玉茗堂派，一直影响到清朝的李渔、洪昇和蒋士铨。

（五）《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

《紫钗记》是汤显祖改编《紫箫记》而成的。《紫箫记》是他五本剧作中最早的作品。他改编的缘由，据其《紫钗记》题词说：“往者余与所游谢九芝、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为戏。未成，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以明与时无与。记初名《紫箫》，实未成。……南都多暇，更为润删讫，名《紫钗》，以中有紫玉钗之事也。”说明《紫箫记》创作之初，时人认为是讥讽宰相，议论蜂起，才完成其半而止，到南京太常博士寺任上，始删削润色，改写成《紫钗记》。

《紫箫记》写到三十四出即中辍，《紫钗记》凡五十三出，取材于唐人蒋防《霍小玉传》传奇而敷演之，写唐代李益流寓长安，于上元节之夜，观灯之际，拾得霍小玉遗落的玉钗，遂持玉钗，托媒求婚。婚成不久，李益要赴洛阳应试，小玉担心李益登科后，移情他人，凄然泪下。李益书写誓词相赠。李益得中状元，授翰林学士。卢太尉要招赘为婿，李益不从，卢太尉迫使他远赴边关，同时派人到小玉处诈传李益已入赘卢府。小玉自李益走后，变卖家财度日，所卖玉钗，却被卢太尉买去。小玉听说后，悔恨落泪。黄衫豪士路见不平，将李挟持到久病在床的小玉身边，使夫妻终得团圆。作品主要是写霍小玉和李益的爱情，但更多的是写霍小玉，写霍小玉慕李益之才，耽李益之情，把全部生命理想都倾注于李益身上。因此，她为李益去应试而忧心落泪，送李益至灞桥，肠断而别，为探寻李益消息需要费用，竟至于把玉钗都卖掉了。她为思念李益，受尽折磨，久病在床，当黄衫客把李益送到她家中时，她由人扶持，抱病相见，长叹数声，悲痛欲绝。这些都是她对李益真挚爱情的表现。

对李益，则除了描写他拒绝入赘卢府之外，着笔不多，只不过是一个文弱书生而已。对黄衫客，虽然也着笔不多，但却生动地描写出他的豪侠行为，寄托了人民群众的希望和幻想。卢太尉是一个封建统治者的形象，作者通过李益、霍小玉的不幸遭际，揭露了他阴险、诡诈的行径，揭露了他的罪恶。对这本戏的人物描写，汤显祖“题词”中说：“霍小玉能作有情痴，黄衫客能作无名豪。余人微各有致。第如李生者，何足道哉！”信然。

《南柯记》取材于唐人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传奇。内容叙述淳于棼被免官后，终日无聊，以酒消愁。一日梦中为大槐安国使者迎接而去，被国王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其妻瑶芳公主娇艳美丽，檀萝国四公子欲夺之，派兵围困其居处瑶台。淳于棼率兵解围，救出公主，公主因事变受惊，发病而卒。淳于棼在南柯二十年，政绩显著，被召还，拜左丞相。淳于棼还朝后，苦于孤独，与国嫂、郡主、皇姑等在宫中花天酒地，淫乱无度。右丞相嫉妒之，君王疑忌之，最后以“非俺族类”，被遣送回人间。淳于棼梦醒之后，仔细辨认，所谓大槐安国不过是老槐树下的蚁穴。经老僧契玄点破，才大彻大悟，这一切都是情缘，于是参透情梦，遁入佛门。

作品所写唯南柯一梦，实际上是作者一生仕宦经历的反映。其中描写淳于棼任南柯太守时的政绩，如“征徭薄”、“行乡约”、“多风化”、“平税课”等，应即作者在任遂昌县令时所推行者。又如写淳于棼被逐出国云：“太行之路能推车，若比君心是坦途；黄河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其中也渗透着作者惹怒神宗，屡被迁谪，最后辞官回乡的感慨。至于最后大悟：“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则正面申明他所写的大槐安国，即是明代现实政治的真实写照。作者寓现实于梦幻，用心良苦。

《邯郸记》取材于唐人沈既济《枕中记》传奇。内容叙述仙人吕洞宾在邯郸道旅店，遇到了卢生。卢生对他叙说自己的抱负：“大丈夫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饶，然后可以言得意也。”吕翁听后，即赠他一只瓷枕，他遂沉睡入梦，梦中与崔氏成婚。崔氏以自家无白衣女婿，催促他应试说：“奴家所有金钱，尽你前途贿赂。”卢生进京应试，为试官宇文融所不取，因此遵妻子之嘱，用金钱广施贿赂，得被钦点为状元，入翰林。他初登朝廷，便利用职权为妻子封诰，宇文融予以弹劾，遂被贬为陕州知州，凿石开河有功，宇文融再排挤之，奏令他率军去天山御边，功成回朝，宇文融又诬陷他受吐蕃贿赂而卖国，被发配到崖州。其后，天子发现宇文融对卢生的行迹皆诬奏，遂问罪宇文融，令卢生回朝。卢生回朝做了二十年的宰相，封赵国公。四个儿子都得封官，富贵荣华之极。享年八十有余，临终呈谢恩表末称“人生到此足矣”，溘焉而逝。大梦醒后，一切皆空，唯店主煮黄粱饭尚未熟。经吕洞宾点破后，他幡然大悟，随吕洞宾仙游而去。

作品集中描写卢生一生的宦海升沉，写他为了追求“建功树名，出将入相”，经受政治上的排挤、打击，特别是宇文融对他的陷害，几番波折，并终于如愿以偿，但不过是一场梦幻而已。最后卢生大悟：“人生眷属，亦犹是耳，岂有真实相乎？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卢生所悟，即含有汤显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认识，所谓荣华富贵云云，都是幻境，顷刻间即逝，何必追求呢！

《邯郸记》和《南柯记》都是汤显祖辞官还乡后所作，《邯郸记》以道教为归宿，《南柯记》以佛理一以贯之，同悟人生为一梦，这是他晚年将凄凉冷静的心境托之于戏曲而发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