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则诚与《琵琶记》：戏曲小说史略成果

（一）作者与题材

《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名明，则诚是他的字，浙江温州府瑞安县人（王国维《曲录》），生于元大德九年（1305）左右，卒于明洪武元年（1368）以后（钱南扬《琵琶记作者高明传》）。他出身于一个诗文郁盛的家庭环境中，祖父、伯父、弟弟都是诗人。他“少辩慧，善属对”（《坚瓠集》）。他的老师是元代理学家黄溍。黄溍是一个才学渊博有正义感的人（见《元史》卷一八一本传），对高则诚的思想作风影响很大。高则诚即曾说：“人不明一经取第，虽博奚为？”于是发奋读《春秋》，“识圣人大义”（见《宋元学案·万姓统谱》）。他四十岁（元至正四年）左右中乡试，第二年又登进士第。在初任处州录事时，即曾旌表孝女：“具乌头双表之制，旌表其名。”（《宋学士集》）又在其《王节妇诗》中歌颂一个“溪水彼可竭，妾身不改节”的贞妇。并且他自己也“少小慕曾闵”（《诚意伯集》）。追慕古代孝子曾参和闵子骞的行迹。他这些节孝观念与《琵琶记》所表现的“子孝共妻贤”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高则诚也十分热衷于功名利禄，陈与时赠他的诗即说：“我怀老退居江左，尔爱飞腾近日边”（《瑞安诗徵》）。在他《送苏伯修参政之京兆尹任三首》诗中，勉励苏伯修说：“此行宣室须前席，剩有嘉谟为上陈。”劝他多接近皇帝，上陈好议谋。他的这些思想在《琵琶记》中也有所表现。

但是，高则诚的思想有严守封建伦理道德和追求功名利禄的方面，还有为官清正、爱民的方面。如他在处州任上，即“学道爱人，治教修具”，“监郡马僧家奴贪残为害，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任满之后，当地人民为他立碑以纪念之。在杭州任上，“儒生尚其才华，法吏推其练达。而明亦以名节自励，稽典册，定是非，酬应如流”。他性格耿直，“意所不可，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以上引文具见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诚归永嘉序》）。

元至正八年，方国珍领导农民在浙东起义，高则诚被调任平乱统帅府的都事，率领元兵南征方国珍。但是，他在浙东任上并不得意，因为与统帅朵儿只班“论事不合”，而“避不治文书”（赵汸《送高则诚归永嘉序》）。直到至正十二年方国珍被招抚，他才回到了杭州。他在统帅府中的三年生活，使他认识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奸诈、凶狠和腐朽，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灭绝了仕途功名的念头，决心回家重过隐居生活。后来虽然被迫不得已又出来做了几任官，不久就解职不干了。

高则诚大约只做了十年元朝的官，晚年“避世鄞（宁波）之栎社，以词曲自娱。见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明姚福《清溪暇笔》）。《琵琶记》正是此时开始写作的。高则诚把自己一生在坎坷仕途中对现实社会的理想、热衷、冷漠和愤懑集中表现在《琵琶记》这部剧作中。

《琵琶记》采用的故事情节和题材，在高则诚以前即广泛地流行于民间，高则诚即吸取了这些民间素材进行创作。据陆放翁《舍舟步归》四绝之一云：“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又《南词叙录》在列举《宋元旧编》的《赵贞女蔡二郎》一剧下注云：“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可见“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南宋时已经流传。到了元朝进而作为民间典故在戏曲中被引用，如杂剧《吕洞宾度铁拐李岳》第二折云：“你学那守三贞赵贞女，罗裙包土将坟茔建。”这些片断的记载，显示了原来的故事蔡伯喈最后是被暴雷击死的，赵五娘确是一个贞节孝妇。高则诚选取了这个题材，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点、看法和亲身的生活体验进行创作，把原来的悲剧结局，改编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大团圆场面。

（二）《琵琶记》的客观意义

高则诚在《琵琶记》开篇即提出自己的创作主张说：“……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水调歌头〕）他是主张文学要具有“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社会作用的，具体地讲，即以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来教育人们，并在其创作中努力地实践这一主张。因此，《琵琶记》全书都笼罩着浓厚的封建伦理的说教气氛。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高则诚受现实生活的影响，对封建社会有清醒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自己的封建思想体系，描绘出真实的社会生活面貌来。加之文学艺术以形象反映生活的特点，使他的作品的客观意义广阔于他的主观意图，或者与他的主观意图相反。从《琵琶记》的总倾向看，作者主观宣传的忠、孝、节、义等封建教义都是比较概念化的，而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却是活生生的，所描写的人民的灾难、痛苦是生动感人的。

高则诚笔下的蔡伯喈是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作者的主观意图是要把他写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封建士大夫，把他犯下的“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三不孝的大罪洗掉，改写成他不肯赴选，父亲不从，要辞官，皇帝不从，要辞婚，牛相不从，“这是三不从把他厮禁害，三不孝亦非其罪”的全忠全孝的人物。“孝”在蔡伯喈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出场即表现出急切飞黄腾达的愿望，所谓“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但当想到孝敬父母的人伦大事，便立刻打消了自己的愿望：“沉吟一和，怎离双亲膝下？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瑞鹤仙〕）他对年迈的父母说：“亲年老，光阴有几，行孝正当今日。”当他迫不得已去赴试时，又感叹道：“天那！我这衷肠，一点孝心对谁语？”总之，他时刻都在宣传《孝经》、《曲礼》，什么“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什么“父母在不远游，出不易方，复不过时”等，并且身体力行之。但是，蔡伯喈还有其生动感人之处，那就是他体现了封建社会一般士子遵从礼教、为礼教束缚而不自觉、为仕途羁累而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和痛苦。这明显表现在“官媒议婚”“丹陛陈情”“再报佳期”“强就鸾凤”“琴诉荷池”“宦邸忧思”“中秋赏月”等出之中。当蔡伯喈新婚不久，得中状元，对新妇的情感犹新。官媒来提亲，自然要坚决拒绝：“差迭，须知少年自有人爱了，漫劳你嫦娥提挈，满皇都豪家无数，岂必卑末。”（〔前腔〕）但是，作为一个曾经抱有“骅骝欲骋，鱼龙将化”理想的封建士大夫，对富贵利禄是不能不动心的。所以，当他辞官，辞婚不从之后，又自己埋怨道：“鸾拘凤束，甚日得到家。我也休怨他，这其间只是我不合来长安看花。”（〔三换头〕）后来在“强就鸾凤”时，又自然流露出一种喜悦的心情：“攀桂步蟾宫，岂料丝罗在乔木，喜书中今朝有女如玉，堪观处丝幕牵红，恰正是荷衣穿绿。”（〔画眉序〕）蔡伯喈的内心就是这样矛盾着，作者对他这种矛盾不断加以充实、发展，到定居豪华的相府时，他对牛氏也产生了一定的情意，因此思想感情也随之转变：“旧弦已断，新弦不惯，旧弦再上不能，待撇了新弦难拼。”（〔桂枝香〕）此后，他精神上的矛盾继续深化：“俺这里欢娱夜宿芙蓉帐，他那里寂寞偏嫌更漏长”，“追省，丹桂曾攀，嫦娥相爱，故人千里谩追情”（〔前腔〕）。

作者对蔡伯喈的心理描写，是相当真实、深刻的，从他对功名利禄的热衷、冷漠、欢愉和愤慨的情绪中也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身影，并且就封建社会某一类知识分子说，也是有典型意义的。此即高则诚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就的表现。但是，应该指出对蔡伯喈这一形象的描写，也有许多细节上的缺点，如蔡伯喈上表辞婚为什么不提家中已有妻室？辞官回家孝敬双亲既不得从，为什么不派人将双亲迎接到京城来？为什么中了状元，距离京城很近的家乡竟一点不知道？等等。这些细节上的漏洞，无疑削弱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

作者所理想化的，成为其真正说教工具的人物是牛氏。牛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在她思想言行中体现了封建主义的烙印，对自然景物的任何变化都无动于衷：“休休，妇人家不出闺门，怎去寻花穿柳。我花貌，谁肯因春消瘦。”（〔祝英台序〕）婚后，她知道了蔡伯喈家中已有妻室，不但不嫉妒，反而很宽厚：“情愿让他，居他下。”和自己的父亲争论，要随蔡伯喈回家尽媳妇之道，并终于达到了目的。作者企图以这个人物立所谓“后妃之德”之类封建伦理规范，但作品的客观效果，却是概念化、缺乏真实的艺术生命力。对牛丞相这个人物，作者是要把他写成封建王朝中的一个富贵正直的臣子，但他给人们的直观，这却是一副假相，实际上是一个凶暴不仁的封建统治者，是赵五娘、蔡伯喈悲剧的制造者。张广才是个仁义的化身，肯于舍己为人，富有正义感。他对赵五娘屡次帮助以及对蔡伯喈许久不归的责备，都是真实动人的。但他有些行为是不真实的，为什么他那样有办法，只要赵五娘有困难，他一出来就能解决？灾荒年月他也请官粮，好像不太富裕，然而又似乎很有钱。这些不真实的行动损害了这个人物的艺术效果。

高则诚企图把《琵琶记》中的人物，都写成正面形象，把封建伦理道德写得完美无缺，以至于把封建社会写成升平世界。但是作品的实际表现，却显示了对每个人物爱憎态度；揭穿了封建伦理的百孔千疮，不能自圆其说；揭开了封建社会在饥荒岁月里，里正社长的自私凶恶相。高则诚想把《琵琶记》写成“子孝共妻贤”的大团圆结局，而作品传授给人们的，这个结局并不团圆。戏剧煞尾时，赵五娘和牛氏都很欢乐，唯独蔡伯喈则含悲饮恨说：“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仍然具有悲剧的性质。

高则诚按照自己狭隘的观点进行创作，但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修正、突破了这种观点，使他写出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来，他所谓“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水调歌头〕）。《琵琶记》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它反映了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

（三）赵五娘的典型意义

赵五娘是《琵琶记》中的主要人物，是《琵琶记》的艺术生命所在。五六百年来《琵琶记》在群众中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关键在高则诚创造了赵五娘这个典型人物。

赵五娘是封建社会受苦受难又顽强不屈的妇女的典型，她勤劳、善良、淳朴、勇敢，肯于承担一切困难，同时她灵魂深处又具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念。要认识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必须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考察。赵五娘出现的时代，从她在民间流传时算起，应当是宋朝。当时正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极其发展的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特别强调传统的“三纲五常”，主张严格的父权、夫权和君权，要在社会上树立父亲对儿子、丈夫对妻子的封建家族专制的风气，其目的即要巩固皇帝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因此，他们不但提倡“忠”，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宣传“孝”和“节烈”。宋代程颐即曾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元代吴澄也曾称赞封建纲纪说：“君为臣纲，其有分者义也；父为子纲，其有亲者仁也；夫为妻纲，其有别者智也。”（《草庐精语》）高则诚是元代理学家黄溍的学生，他的思想自然受其影响。同时，作为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必然对当时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发生作用。因此，我们就不难了解赵五娘对公婆那样孝，对丈夫那样尊重的原因了。在饥荒岁月，她典卖了自己的首饰买粮米奉养公婆；当最艰难的时刻，竟肯自己吃糠而供给公婆吃饭；婆婆死后，无钱发丧，自己则“祝发买葬”。这一切，她自然都是根据传统的封建孝道去做的，但是，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人民养孤抚老的愿望，所以才能产生巨大的感人力量。在“糟糠自厌”一出中，她呕肝沥血地唱道：(www.xing528.com)

〔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那，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飏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前腔〕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飏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寻处，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这里，她情感的内容已经冲破了封建孝道的限制，而完全是一个受苦受难者的沉痛自白。她想摆脱苦难的遭遇，希望丈夫能早日回来，但事与愿违，蔡伯喈却杳无音信。她找不到出路，也看不到苦难的尽头，因此思量着：“我生无益，死又值甚的，不如忍饥死了为怨鬼。”但是，“只一件，公婆老年纪，靠奴家相依倚”（〔前腔〕）。又转到博大的正义心方面来，增强了她生活的意志。然而她毕竟不能不担心自己未来的命运，她想：“这糠尚兀自有人吃，奴家的骨头知他埋在何处？”（〔前腔〕）赵五娘经常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当她走投无路时，便想到活着不如死了好，所以要投井。当她悔悟到赡养公婆的责任时，则又要顽强地生活下去。她的生命正像她自己剪下的头发一样不绝如缕。

赵五娘所处的环境是极其艰苦的，但她却能肩负着一切困难。她像封建社会许多妇女一样地尊从丈夫，现实生活教育了她，妇女要依靠丈夫生活，失去丈夫，就等于丧失了自己的生命。特别像她这样人物，公婆双亡，丈夫又远出不归，自己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单独生存的。或是流言中伤，或有黑暗势力逼迫。蔡公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临终时留下遗嘱叫她改嫁。但对她这个受有“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的封建伦理影响很深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她又不肯轻易自杀，结果还是坚持背起琵琶远去寻夫。这表现了她不屈服于恶劣环境而诚挚地追求生活的顽强意志。

赵五娘对蔡伯喈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对她这个受封建家族制影响的妇女来说，其表现方式不是正面的，而是内在曲折的。“临妆感叹”一出中，她流露了自己的心情：“朱颜非故，绿云懒去梳。奈画眉人远，傅粉郎去。镜鸾羞自舞，把归期暗数……”（〔前腔〕）但是，她把丈夫对自己的感情看作是一种“恩情”，为了感恩知遇，就要对公婆孝敬。所以丈夫不在家，她一方面要尽为妇之道，一方面要尽为子之道，借以感激丈夫的恩德，这也是对丈夫感情的表现。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祝发买葬”一出，不但写的是对公婆的孝，同时也写的是对蔡伯喈的情。原来为结美满夫妻而束起来的头发，现在却剪下来，卖了钱来葬送公公，就说明了她对公公的孝包含着对丈夫的情。她是帮助丈夫奉养爹妈的。她剪发时充满了怨和恨的复杂感情：

〔前腔〕思量薄幸人，辜奴此身。欲剪未剪，教我先泪零。我当初早披剃入空门，也做个尼姑去，今日免艰辛。咳，只有我的头发恁般苦，少甚么佳人的珠围翠拥兰麝熏。呀，似这般狼狈呵，我的身死兀自无埋处，说什么剪头发愚妇人。堪怜愚妇人，单身又贫。头发，我待不剪你呵，开口告人羞怎忍。我待剪你呵，金刀下处应心疼也。却将堆鸦髻、舞鸾鬓，与乌鸟报答鹤发亲。教人道雾鬓云鬟女，断送霜鬟雪鬓人。

她痛苦、怨恨、咀咒、悲泣，想到了丈夫的负情，想到了做尼姑的清静，想到了生活的艰难，也想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她不得不剪发，而又怜惜自己的头发。她对头发说：“是我担阁你度青春”，最后还是“怨只怨结发薄幸人！”

赵五娘是封建社会受苦受难的妇女，她勤劳、善良、诚朴、孝顺，勇于承担一切困难的精神，她被折磨遗弃而不屈服的顽强意志，对封建家族制影响下的媳妇来说，都是有典型意义的。这，我们只要联系与其产生于同时的《王魁负桂英》、《秦香莲》等剧中的女主人公来看，便可以清楚地理解。它们都表现同一类故事内容，创造了同样精神面貌的妇女形象。与宋以前的《孔雀东南飞》、《莺莺传》等作品中所写的人物相比，便显示出鲜明的特色。这完全是时代赋予的。赵五娘确是概括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家族制度下媳妇的全部命运，因而长期以来能产生生动、诱人的艺术力量。

（四）《琵琶记》的成就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地位

《琵琶记》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是比较高的，这不仅因为它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也因为它的表现形式是根据生活逻辑安排的。比较突出的是结构上的特色，它以对比的方式处理戏剧冲突。把蔡家的穷苦遭遇与牛府的豪华享受相比，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生活对立起来，错杂相间，互相交辉，以揭示现实社会的矛盾。这，前人已有论述，明吕天成《曲品》卷下云：“其词之高绝处，在布景写情……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但是，也有缺点，即从赵五娘与牛氏会面，到以“一门旌奖”为结局，未免有画蛇添足之感。因此，明人有后数出为朱教谕所续的说法。王骥德《曲律》卷三云：“至后八折，真伧父语。或以为朱教谕所续。头巾之笔，当不诬也。”徐复祚《曲论》云：“扫松（即张公遇使）而后，粗鄙不足观。岂强弩之末力耶？抑真朱教谕所补耶？真狗尾矣。”这种说法纯属无稽，王世贞即驳斥云：“亦好奇之谈，非实录也。”其实，《琵琶记》最后数出之所以令人有蛇足之感，是由于作者封建伦理世界观的限制，是其封建说教思想对作品现实主义精神的损害。

《琵琶记》的戏曲语言，一般都与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性格相吻合，是这些人物真情的流露，特别生动感人。徐渭《南词叙录》云：“或言《琵琶记》高处，在‘庆寿’‘成婚’‘弹琴’‘赏月’诸大套，此犹有规模可寻。惟‘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严沧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如十八答（不知是何所指——笔者注）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又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卷一云：“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试举“食糠”中一支曲子为例：

〔山坡羊〕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烦的二亲；软怯怯，不济事的孤身体。苦，衣典尽，寸丝不挂体，几番拼死了奴身己，争奈没主公婆教谁看取。思之，虚飘飘命怎期。难捱，实丕丕灾共危。

赵五娘为环境所迫，生命危在旦夕，还顽强挣扎，她的精神痛苦，通过有感情的曲辞生动逼真地传达出来。当然，《琵琶记》的曲辞并非都如此，也有迂腐、呆板和不新鲜的语调，甚而有的道白与人物性格相矛盾，如蔡伯喈为父母祝寿时，竟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与他受封建伦理教养很深的孝子身份极不相称。

高则诚在《琵琶记》开场说：“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水调歌头〕）即说明《琵琶记》在韵调方面有缺欠。明臧晋叔《元曲选》序云：“高则诚《琵琶》，首为不寻宫数调之说，以掩覆其短。”明沈璟《曲品》下亦云：“至于调之不伦，韵之太杂，则彼已自言，不必寻数矣。”但沈璟在同书中又云：“妙处全在调中平上去声，用得变化，唱来和谐。”因此，作为文学作品来读，深感其声调铿锵、音节和谐之美。实际上高则诚并非不重视曲调，《剧说》卷二记载：“某寺有高明作曲时所用几案，击拍处，其痕深入寸许。”亦可见他在曲调研究方面用功之深了。

《琵琶记》的成就比较高，因此得到人民的喜爱，并产生许多有关高则诚创作时的传说。据说高则诚创作“时坐高楼，每夜点二枝绛烛于前，冀神助曲成”。又说他“作‘吃糠’一出，至‘糠和米本是两依一处飞’之句，双烛花交为一”（《剧说》卷二）。从总的方面看，《琵琶记》的成就不如后来的《长生殿》和《桃花扇》，但比明传奇《幽闺记》有过之而无不及，比今天仅存的最早的南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更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前人都以《琵琶记》为南戏中兴之祖。其实，《琵琶记》的出现是南北曲进一步汇合，形成所谓“南曲北调”的全国统一的戏曲，把我国戏曲推向历史的新阶段。后代剧作家的创作，多以它为范本，其影响于三百年后产生的《长生殿》、《桃花扇》等剧作中也可以见到它的影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