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南移与郑光祖等人及其剧作

以上所论述的作家，大都是元代初期的人，钟嗣成《录鬼簿》把他们列在“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中，他们都是北人，他们的作品多产生于北方，这是杂剧最发达的时期。但是，从元代中叶开始，随着蒙古统治者政治势力向南伸展，杂剧也由北而南，杂剧创作的中心由大都转移到杭州，杂剧作者也一反初期之多为北人，而多为南人或由北来南的久寓南方的人了。如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等都是北籍而寄寓江南者。至杨梓、萧德祥、金仁杰、曾瑞、陆登善、鲍吉甫、范康等则都是浙江人了。这些作家在《录鬼簿》中被列入“已亡名公才人”和“方今才人”两类。元杂剧发展到此时已经趋向富丽典雅，逐渐脱离了一般群众，而令统治阶级发生兴趣，从而产生了许多现实性不强的案头剧。同时，作为以演唱杂剧谋取生活资料的城市艺人，为了钻营逐利随着北方官兵南下也到南方来了。他们与在南方的作家结合，也创作出一些有价值的舞台剧本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即郑光祖、乔吉和宫天挺。

（一）郑光祖及其剧作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襄陵县）人。曾任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待人情厚，为他人所不及。死后，火葬于西湖灵芝寺。所作杂剧共十七种（《录鬼簿》），今天保存的有《迷青琐倩女离魂》、《醉思乡王粲登楼》、《㑇梅香骗翰林风月》、《辅成王周公摄政》、《虎牢关三战吕布》五种。他的剧作较多地描写男女对爱情生活的追求，语言典雅，文采华丽，是王实甫剧作风格的发展，《倩女离魂》、《㑇梅香》可以说是在《西厢记》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倩女离魂》是郑光祖根据唐代陈玄祐的传奇《离魂记》的再创作，但比《离魂记》具有更强烈的反封建意义，它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荣誉观念的不满和反抗。张夫人为了维护自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的门第尊严，便将女儿倩女与王文举已订好的婚约悔掉，让王文举先进京“但得一官半职，回来成此亲事”。从而把这对美满的情侣拆散了。倩女因此即陷入一愁莫展、终身遗恨的境地。折柳亭送别一折，写她由于被迫害而产生的离愁别恨最为深刻，如她自己所说“离恨天”“相思病”都聚齐了。这时她的情感极其复杂，一方面含泪送别，见“这渭城朝雨，洛阳残照”，“恰楚泽深，秦关杳，泰华高”，禁不住“叹人生离多会少”。一方面把“心间事对伊道”，劝“哥哥，你休有上梢没下梢”，“你身去休教心去了”。对这生死之别的刹那时间她是十分珍惜的，但是“全无那子母面情”的张夫人却令“梅香，看车儿，着小姐回去”。她的愁恨和恋情使她懒上车、迟登程，她说：

〔柳叶儿〕……我各剌剌坐车儿懒过溪桥，他圪蹬蹬马蹄儿倦上皇州道。我一望望伤怀抱，他一步步待回镳，早一程程水远山遥。

他们被迫离散了，但是封建家长只能迫使他们形体隔离，却不能切断他们精神上的联系。之后倩女的魂灵即奔向进京应试的王文举，这当然表现了她对王文举爱情的忠诚，同时也有自己的心思，她担心一旦王文举状元及第，被权贵招赘为婿：“那相府荣华锦绣堆压，你还想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她坚决奔向王文举。她与王文举相会时，作者以恬静的景色描写衬托他们炽烈的情感：

〔秃厮儿〕你觑远浦孤鹜落霞，枯藤老树昏鸦。听长笛一声何处发，歌欸乃，橹咿哑。

〔圣药王〕近蓼洼，缆钓槎，有折蒲衰柳老蒹葭。傍水凹，折藕芽，见烟笼寒水月笼沙，茅舍两三家。

她见到王文举，便要与王文举同赴京城。尽管王文举说：“有玷风化，”她却“凝睇不归家”。已经跳出封建牢笼的倩女“已主定心猿意马”，获得自由，当然不愿再回到牢笼中去。倩女爱王文举，因为他“内才外才相称”。当王文举问她，自己落第怎么办？她则说：“任粗粝淡薄生涯，遮莫戴荆钗、穿布麻。”更显示出她高尚的人品。

倩女的魂灵脱离了封建牢笼之后，她的形体便长期处于病态之中，心神颠倒，精神恍惚，并且“为数归期则那竹院里刻遍琅玕翠”。直到后来王文举状元及第回来，她的魂灵与形体相合，便和王文举结成美满夫妻。戏剧冲突的结尾说明，胜利者不是封建家长及其荣誉观念，而是青年男女对美好婚姻不屈不挠地追求。

从文学题材看，郑光祖是取自陈玄祐的《离魂记》，并保存着许多原有的情节。但是作为戏剧来看，从内容、情节到语言都受王实甫剧作的影响很深。如与《西厢记》内容相同，《倩女离魂》也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理想爱情生活的追求。对戏剧矛盾、冲突的处理《倩女离魂》也有意识地学习《西厢记》，如“离魂”一折极像《西厢记》中的“惊梦”，“折柳亭送别”一折又极像《西厢记》中的“长亭送别”，并且此折语言上的抒情意味与《西厢记》也极相似。可见郑光祖是在王实甫的直接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但是，郑光祖也有不同于《西厢记》的独特创作，即把倩女写成敢于跟王文举私奔的妇女形象。这应该说是莺莺性格的发展，由张倩女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倩女离魂》是元杂剧中有价值的篇章，以至于使作者“名闻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录鬼簿》）。

此外，表现同样主题的剧作是《㑇梅香》。这部作品无论思想内容和戏剧情节都是对《西厢记》的摹拟。语言晦涩，篇幅冗长，文学价值不高。

除了描写闺阁小姐生活的剧作外，郑光祖还比较成功地创作了反映封建士大夫苦闷的作品，如《王粲登楼》。《王粲登楼》是依据王粲的《登楼赋》所作，内容是写王粲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如刘表所说，他“知天文，晓地理，观气色，辨风云，何所不通，何所不晓！”为当时的文武将相所景仰。但有一项坏习性，即矜骄傲慢看不起别人，他怀抱“一片心扶持社稷，两只手经纶天地”的宏伟志愿，由于他的轻慢、疏狂，以至于“半生流落”，连半点功名都未混到，后来竟将在刘表处获得的荆襄九郡兵马大元帅官职也失掉了。如此更造成他极端的孤立和苦闷。他登溪山风月楼，“望中原，思故里”，百感交集，“气呵，做了江风淅淅，愁呵，做了江声沥沥，泪呵，弹做了江雨霏霏”。他从所有人群中孤立出来，又找不到出路，悲伤、痛苦之极，以至于要坠楼自杀。生活经验历炼着他，他有所悔改，后来竟做了天下兵马大元帅。这部剧作的重要意义即对封建士大夫倨傲自大思想作风的批判。

此外，《周公摄政》、《三战吕布》两篇历史剧，内容贫乏，艺术平凡，故从略。

从总体上看，郑光祖剧作的内容多反映闺阁小姐追求理想婚姻生活的愿望，语言华丽典雅，有比较高的成就，“惜乎所作贪于俳谐，未免多于斧凿”（《录鬼簿》），甚至连宾白都用文言典故。前人将他与关汉卿、马致远、白仁甫并列，称关、马、郑、白，其实他的成就不逮诸公远矣。

（二）乔吉及其剧作

乔吉，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人（《录鬼簿》、《尧山堂外纪》），后来由太原迁至杭州，博学多才，善长词章。他早年生活放荡，曾驰逐于秦楼楚馆之中，交纳歌妓，写了许多与歌妓赠答的散曲。其中最多的是赠李芝仪（又作李楚仪），可见他与李芝仪交往之深。他为人标榜杜牧，要学“文章杜牧风流……老我江湖，少年谈笑，薄幸名留”（〔折桂令〕）。他有如此的生活体验，才能创作出《杜牧之诗酒扬州梦》、《玉箫女两世姻缘》和《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等士子文人与歌妓恋爱的戏剧。中年之后，他的生活比较严肃，“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录鬼簿》）。他流浪江湖四十年，至正五年（1345）病卒。共作杂剧十一种，今仅存上述三种。

在乔吉现存的三本杂剧中，《两世姻缘》比较有意义。这本戏是写韦皋和名妓韩玉箫爱恋的故事。韦皋和名妓韩玉箫相约白头到老，后来被韩母逼迫离散。韦皋至京师应试状元及第，并奉命征西夏十八年，玉箫与韦皋分别后，染成重病，因病而死，转投生于驸马张延赏家，时亦十八年。巧逢韦皋凯旋归来，张延赏设宴招待，席间见玉箫，二人相认，奏呈朝廷，敕赐二人重结姻缘。此戏的主要内容是写歌妓玉萧的衷情，希望嫁给韦皋以跳出人间苦海。作者描写他们在张延赏家相认时一段情节十分真切自然：

（旦做打认科唱）

〔调笑令〕这生我那里也曾见他，莫不是我眼睛花，手抵着牙儿是记咱。（带云）好作怪也，（唱）不由我心儿里相牵挂，莫不是五百年欢喜冤家。何处绿杨曾系马，莫不是梦儿中云雨巫峡。

（张延赏云）孩儿，好生与你叔父满把一杯。（旦把盏末低首偷叫科云）玉箫！（正旦低应科云）有。（张延赏见科云）你不好生把酒，说些甚的。（正旦慌科唱）(https://www.xing528.com)

〔小桃红〕玉箫吹彻碧桃花，端的是一刻千金价。（末偷视科）（正旦唱）他背影里斜将眼稍抹，唬的我脸烘霞。（张延赏云）再满斟酒者。（旦把盏科唱）俺主人酒杯嫌杀春风凹。（末低云）小娘子多大年纪，曾许配与谁？（正旦低唱）俺新年十八，未曾招嫁。（末云）小娘子是他亲生女儿么？（正旦唱）俺主人培养出牡丹芽。

这样的戏剧情节，自然激起了张延赏与韦皋的正面矛盾，激起了轩然大波，展开了剧烈的戏剧冲突。

这本戏的许多情节与《琵琶记》相似，如玉箫患病将亡，自己画像写真，很像《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描容。王小二带丹青画去京城寻找韦皋，后来韩母又持像乞讨等，很像赵五娘乞丐寻夫。这应当是在《琵琶记》成书之前，元朝流行的“赵贞女包土筑坟台”（《金钱记》）的民间戏剧影响的结果。

《金钱记》写韩翊与王府尹的女儿王柳眉的恋爱故事。韩翊是一位有才华又沉湎酒色的封建士大夫。他听说九龙池上杨家设宴会，诸将百官、军民百姓的妻女都去赏杨家一捻红，他也偷去玩赏。在途中遇见了王柳眉，柳眉遗下金钱一枚，被他拾得，作为印记。后来官府对他加官赐赏，经李太白撮合，才与柳眉结为美满夫妻。作品内容意义不大，只是写才子风流。

《扬州梦》是写杜牧与歌妓张好好的热恋过程，杜牧为了娶张好好为夫人，曾长期、热情地等待着，以至于将仕宦之途都鄙弃了。作者笔下杜牧那种酒病诗魔的放荡思想行为，体现了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堕落的生活侧面。

乔吉的杂剧多数是写封建士大夫与小姐或妓女的恋爱故事。思想性不高，情节比较自然，语言更趋向华瞻典丽，与郑光祖相似。其总体风格更近于王实甫的创作。

（三）宫天挺及其剧作

宫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人。历任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曾为权豪所诬陷，事情辨别清楚后，仍不见用，后来死在常州（《录鬼簿》）。所作杂剧共六种，今天仅存《死生交范张鸡黍》一种。

《范张鸡黍》的内容是歌颂中世纪我国封建社会士人们的淳朴友情，同时也揭露了元代官场的黑暗、士大夫阶层的苦闷、无出路等。范巨卿和张元伯是以“信”与“义”为生活信念的廉洁之士，由于当时“豺狼当道”，才“托故还乡，不肯求进”。他们的志趣、情操和见解是一致的，这便是他们“信”“义”的基础。他们分别时，张元伯曾约范巨卿两年后的九月十五日以鸡黍相待。到了日期范巨卿果然不辞千里跋涉之苦而来。之后，张元伯病卒，托梦给范巨卿，范巨卿立即来探望，见张家正在出殡，众人拽不动张元伯的灵车。范巨卿到后，上了祭，读了祭文，痛哭了一场，伸手拽灵车，灵车才行动，到坟院中下了葬。这种对信、义的坚守，与封建社会人们背信弃义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反差，作者也有意识地以王仲略混赖了朋友孔仲仙的万言长策而得官的不信不义行为来作衬托。在当时的社会里，为官宦不是凭才能，而是凭阿谀、谄佞的本领和裙带关系。如剧作中所表述的“国子监里助教的尚书是他故人，秘书监里著作的参政是他丈人，翰林院应举的是左丞相的舍人”。他们“则《春秋》不知怎的发，《周礼》不知如何论，制诏诰是怎的行文”。这般裙带佞臣“三座衙门把得水泄不通”，“便有那汉相如献赋难求进，贾长沙痛哭谁偢问，董仲舒对策无公论。便有那公孙弘撞不开昭文馆内虎牢关，司马迁打不破编修院里长蛇阵。”他们都是“欺瞒帝子王孙”，“害军民聚敛之臣”。这便是当时豺狼当路的现象，范巨卿、张元伯不肯与豺狼为伍，不肯做不信不义的人，所以才回乡隐居，他引孔圣人的话为依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这种“卷而怀之”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当时无道的社会现实的批判。

此剧所批判的现实，自然是元代的社会，所表现的范巨卿与张元伯的思想情绪也是元代士大夫具有的。据历史记载，元代吏治极为混乱，其初仕宦并无俸禄，全靠掠夺维持其豪奢的生活，后来虽然俸禄制度成立，但也是徒有其名。并且仕宦之阶不由科举考试，多由亲族拉拢，因而入仕途的大抵为刀笔之吏。如本剧所揭示：

〔南吕·一枝花〕……秦灰犹未冷，汉道复衰绝，满目奸邪，天丧斯文也。今日个秀才每遭逢着末劫，有那等刀笔吏入省登台，屠沽子封侯建节。

这是元代仕宦制度的真实写照。元代文人士子无进身之阶，即使偶尔能做官，也要“为权豪所中，事获辨明，亦不见用”（《录鬼簿》宫天挺传）。这是我国古代文人士子的历史悲剧。作为有气节守信义的文人士子范巨卿和张元伯，他们的思想行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宫天挺自己的思想和情操。宫天挺赞扬这两个人物坚守信义和节操，认为应该为人们所传诵，所以杂剧收尾说：“才留的这鸡黍深盟与那后人讲！”

这本杂剧的语言，与马致远、郑光祖相同，往往引经据典。但就《范张鸡黍》的题材而言，他所用的语言与他描写的人物身份是极其符合的，并且具有较强的逻辑说服力。钟嗣成评云：“文章笔力人莫能及，乐章歌曲特余事耳。”（《录鬼簿》）宫天挺的乐章歌曲具有雄健的笔力，何尝不好，怎么能鄙之为余事呢！

元杂剧南下后的作家除上述三人之外，还有秦简夫、萧德祥、杨梓、金仁杰等人。

秦简夫居里不详，曾擅名都下，后居杭州（《录鬼簿》）。共作杂剧五种，今存《孝义士赵礼让肥》、《陶贤母剪发待宾》、《东堂老劝破家子弟》三种。《东堂老》是他的代表作，描写富商赵国器的不肖子扬州奴，终日狎妓饮酒，与无赖者为友。赵国器忧闷得病，便以一部分黄金托孤于东邻老友东堂老。赵国器死后，扬州奴更加放纵，家资因而荡尽。东堂老秘密收买他的财产，当他悔悟之后，又将财产还他，使他重过富裕生活。作者着重描写扬州奴的荒荡、无赖朋友的奸诈，东堂老的忠信等，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另一个侧面。

萧德祥字天瑞，号复斋，杭州人。以医为业，并能用古文作南曲，街市盛行，可惜未曾见到（《录鬼簿》）。现存杂剧《杨氏女杀狗劝夫》一种，演孙荣虐待弟弟孙华，他妻子杨氏以杀狗之计激发了他的骨肉之情，与弟弟重归于好。此剧可能是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到了元朝末年演变成传奇《杀狗记》了。

杨梓海盐人，至元年间从军征爪哇有功，后任杭州路总管。现存杂剧《霍光鬼谏》、《忠义士豫让吞炭》、《功臣宴敬德不伏老》三种。其中成就较高的是《豫让吞炭》，写豫让为智伯报仇的故事，场面极为壮烈。

金仁杰字志甫，杭州人。现存杂剧《萧何月夜追韩信》一种，此剧影响深远，今天京剧仍在演唱。

元杂剧南移之后，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如郑光祖等大作家，但从元剧发展的总趋势看，确是走向衰落了。此时的杂剧在内容上不如元初北方作品那样丰富、深广，艺术上也由原有的群众的俚俗形式，演变为典雅、富丽、文人化的境域了。从白仁甫、马致远到郑光祖、乔梦符清楚地显示出这一发展过程。这一时期的戏剧正酝酿着新的变化、新的文学形式的兴起，那就是传奇戏的正式形成，我国的戏剧文学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