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显之及其剧作
杨显之，大都人，生卒年代不详。与关汉卿为莫逆之交，凡有作品必与关汉卿商讨（《录鬼簿》），因此，他的剧作受关汉卿的影响很深。他大概也善于对别人的作品提意见，所以被称为“杨补丁”。他共作杂剧八种，今天仅存《临江驿潇湘秋夜雨》、《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两种。
《潇湘雨》是写崔通嫌贫爱富、停妻再娶的故事。从它的内容情节看，与《赵贞女蔡二郎》极相似，从它的人物性格看，翠鸾却极像《窦娥冤》中的窦娥。作为此剧的中心人物，翠鸾是我国封建社会被迫害被遗弃的妇女形象，少年时随父亲走马上任，渡河遇着风浪，父女因而相失。翠鸾被渔夫崔文远看见，把她认作自己的养女，她从此便陷入“一寸心怀千古恨，两条眉锁十分忧”的忧恨情绪中。不久崔文远把自己侄儿崔通介绍给她为婿，这是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欣喜和快慰，她自己说：“虽然俺心下有，我须是脸儿羞。”但是，好景不长，欢笑难再。果然，她遭到与赵贞女同样的命运，她利欲熏心的丈夫中了状元，与另外的宦家小姐结了婚，把她抛弃了。她在“洒红尘秋雨丝丝，透罗衣金风飕飕”的凄凉环境中，不畏艰险地去寻找丈夫，企图弥补他们的感情。但是，赤诚换来的却是笞楚。翠鸾未想到丈夫不但不承认她为妻子，反而诬蔑她是其家奴，因偷盗而逃走，今日捉到，要着实痛打。在丈夫面前，翠鸾毫无惧色，表现得勇敢而坚强，她质问崔通当日所立的誓言说：“你说道，不亏心，不亏心，把天地来指！”翠鸾的人格是光辉的，她的命运却是悲惨的，她被打得死去活来：
〔哭皇天〕则我这脊梁上如刀刺，打得来青间紫。飕飕的雨点下，烘烘的疼半时。怎当他无情无情的棍子，打得来连皮彻骨、夹脑通心、肉飞筋断、血溅魂消，一直我一疼来一疼来一个死。……
她“气噎声丝，诉不出一肚嗟咨”。结果，被崔通以逃奴的罪名刺配去沙门岛，并告诉解子：“一路上则要死的，不要活的。”这更显示了他的狠毒。翠鸾自己慨叹道：“哎哟天哪！但不知那塌儿里把我来磨勒死。”苦难翠鸾的悲惨遭遇在封建社会得不到任何同情和支持，她自己反复呼唤：“可着谁做主？”在被刺配的路途中，她受那“似走石吹沙”风的吹打，受那“似箭杆悬麻”雨的浇淋，挨那“精唇泼口”公人的诟骂，挨那“饥难分辩”的冻饿。她困顿、疲倦、痛苦、怨恨、不平，百感交集，她忍无可忍地诅咒道：
〔古水仙子〕他他他，忒狠毒，敢敢敢，昧己瞒心将我图。你你你，恶狠狠公隶监束，我我我，软揣揣罪人的苦楚。痛痛痛，嫩皮肤上棍棒数。冷冷冷，铁锁在项上拴住。可可可，乾支剌送的人活地狱。屈屈屈，这烦恼待向谁行诉。……
她“捱一夜似一年”，她“埋怨天”，她“哭干了眼泪”“叫破了喉咽”，但并不能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支持，翠鸾的悲剧性格在这里发展到了高峰。通过这一性格，揭露了封建社会“夫乃妇之天”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封建刑法的罪恶。翠鸾的性格与窦娥相同，是与全部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尖锐对立的。后来在路途中遇到了她官升为廉访使的父亲，有人为她做主，她便将自命为“妇之天”的崔通“揪将来似死狗牵”“伤心切齿，怒气冲天”地要报她的“宿世冤仇”。结果经义父崔文远的劝解才重做夫妻，将新娶的妻子降为侍婢。
翠鸾的遭遇和命运在封建社会有普遍意义，她的痛苦、仇恨、反抗和要求，也体现了长期被压迫妇女的痛苦、仇恨、反抗和要求。在对崔通的塑造方面，与《琵琶记》中的蔡伯喈、《荆钗记》中的王十朋、《秦香莲》中的陈世美都不同，而是一个嫌贫爱富、停妻再娶的另一类形象，这显现出我国戏曲创造人物性格的多样化。
《酷寒亭》是写郑嵩与妓女萧娥同居，其妻被气死，萧娥又与高成奸淫，郑嵩发现后，怒杀萧娥，而高成逃走。郑嵩到官府自首，被刺配沙门岛，由高成押解，途中为宋彬所救诸事。作者着重描写了妓女萧娥的刁泼、凶狠以及对前妻子女的暴虐行为，在她身上沾染着浓厚的剥削阶级习性，她是封建社会罪恶制度的产物，同时又死于封建制度。郑嵩是一个小官吏，是被迫害者，他与奸夫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阶级斗争，因为高成之押送郑嵩是罪恶刑法的一部分。和当时一切被押送的囚徒最终被山寨英雄解救一样，郑嵩也被他的好友宋彬救出，向山寨落草去了。作品也清楚地反映出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
杨显之的剧作在人物性格、故事内容、文学语言等方面，都与关汉卿的作品相似，即便如《潇湘雨》中关于雨的描写，人们都认为很像白朴《梧桐雨》中的雨的意味，其实我们看来，倒更像关汉卿《拜月亭》里王瑞兰和她母亲逃难的一段情景。这显然是他“凡有珠玉与公（关汉卿）较之”（《录鬼簿》），受关汉卿直接影响的结果。
（二）纪君祥及其剧作
纪君祥或作纪天祥，大都人，与李寿卿、郑廷玉同时（《录鬼簿》）。共作杂剧八种，今天保存的只有《赵氏孤儿大报仇》一种。
《赵氏孤儿》是元杂剧中著名的悲剧，内容是写晋灵公所信任的奸臣屠岸贾陷害忠臣赵盾，将赵家三百口诛尽杀绝，二十年后赵家的孤子大报仇的故事。这段史实见《新序·节士》和《说苑·复恩》之中，经过纪君祥的创作，对原来的史实加以扩大、丰富和加深，完成了在蒙古统治者统治下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主题，即赵家要报仇雪恨。从其所描写的这种仇恨联系方面之广，激起的政治波澜之阔，引起人们同情之深看，都不是一般个人或家庭的仇恨所能含盖得了的，而是具有赵宋报国仇的性质了。
屠岸贾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陷害忠良赵盾，他施展了最奸诈、专横和毒辣的手段，使尽了各种机谋，以至于长期训练猎犬，在宫廷中放犬追捕赵盾。结果把赵盾“三百口满门良贱，诛尽杀绝”，只剩下赵盾的儿子驸马赵朔和公主。他又诈传灵公之命，赐赵朔自尽，把公主囚禁在府中，断绝亲疏。后来公主生下个遗腹子，为了斩草除根，他又打算把婴儿杀掉，派人严守公主家门，以防孤儿被盗，下令有盗孤儿者，犯灭全家、诛九族的大罪。当孤儿真正被盗走之后，他又诈传灵公之命，将国内一个月之上半岁之下的婴儿都拘捕来，一并诛灭。可见他是多么凶狠、残暴！他的行为和计谋集中了历代统治者最毒辣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但同时他又是外强中干的，一个未满月的婴儿也足以引起他如此惶恐和不安。
与这一人物尖锐矛盾、对立的，是正直、刚强、博大、舍己为人的程婴、韩厥和公孙杵臼。程婴是赵家的一个家人，因为“在家属上无他的名字”，未遭杀害。当公主处在危难时机，他敢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孤儿盗出来。屠岸贾发现孤儿遗失之后，下令要将国内半岁以下的婴儿都拘捕杀戮。他为了拯救全国人民的灾难和保存赵家报仇的根苗，愿意将自己的婴儿献出来冒称赵氏孤儿，并称自己是盗者而自投。这都表现了程婴的勇敢、侠义及其舍己为人的精神。
公孙杵臼是灵公朝与赵盾一殿之臣，因见屠岸贾专权，不愿“被那些腌臜屠狗辈欺负”，才罢职归农。当程婴以赵氏孤儿相托时，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而且自己愿意以盗窃者自称，代程婴抵死。他有季布一诺千金的精神，当程婴坚持自投时，他说：“我一言已定，再不必多疑了。”他认为“见义不为非为勇”，“大丈夫何愁一命终！”为了义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并发誓说：“便将我送上刀山与剑峰，断不做有始无终。”后来虽然经过屠岸贾的千般拷打，万种凌逼，终未招承。结果触阶而死，以示坚贞不屈。
韩厥是屠岸贾派去把守公主家门的一员将领，但对赵家的遭遇却寄以深切的同情，对屠岸贾却表示刻骨的仇恨。当程婴背着药箱慌慌张张地出门时，他心知其中有异，查出来是赵氏遗孤，又纵之去。程婴唯恐他走漏消息，他则拔剑自刎，以明心迹。
这些人物的侠义、勇敢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受到作者尽情地歌颂，这不仅表现在对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地记述过程中，而且在第四折中以每人一首诗作为对他们的礼赞。他们的思想、行为包蕴的中心内容，就是要报仇，要“替赵家出力做先锋”。这种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赵氏孤儿》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多方面、尖锐地展开戏剧的矛盾和冲突与自然巧妙地处理剧情的变化和发展。如公孙杵臼被打一段的描写，屠岸贾痛打公孙氏，之后又命程婴继续打。这便引起了程婴思想情绪的紧张变化，他拣个细棍不好，粗棍也不好，都惹起了屠贼的怀疑，结果拣个中等棍子，对公孙氏痛打起来。公孙氏痛楚难忍时，偶然说了一句：“莫不是那孤儿他知道，故意的把咱家指定了？”他立刻“唬的腿脡儿摇”。公孙氏痛极时又说了一句“俺二人商议要救这小儿曹”，屠贼问那一人是谁，敢有程婴吗？程婴一边喝道：“你休妄指平人！”一边神态慌张，公孙氏则说：“你慌怎么？”这里表现的矛盾、冲突是多方面的，而且十分尖锐，给人的感受是神经都在颤抖。此外，程婴盗孤儿出公主家门和假做向屠贼告密诸段表现了同样的紧张气氛。如此多方面、尖锐地展开人物性格的矛盾和冲突，使戏剧更具有生活的真实感。
这本戏在剧情的处理上十分自然，毫无牵强之处。如程婴告密，屠岸贾把他认作心腹之人，他就自然地乘机将赵氏孤儿带到屠家，在屠贼的庇护下学成百般武艺，以备将来杀屠贼。又程婴盗孤儿出府门，遇见韩厥，韩厥纵之去，他唯恐韩厥“调假不为真”，曾往返三次道“索谢了将军”，使韩厥自刎成为必然。又第四折程婴以画成的赵家惨案的手卷来启发、引导赵武的觉悟和报仇心理，步步导引，最后画龙点睛，揭穿案件的缘由，激起赵武的愤怒，要誓死报仇。这也是剧情发展的必然结果。
《赵氏孤儿》在处理戏剧冲突和剧情发展方面有如此高的成就，与它所表现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相联系，便形成了元杂剧中的著名悲剧。其影响于后代者极为深远，今天的京剧仍在演唱。
（三）石君宝及其剧作
石君宝，平阳人（《录鬼簿》），生平事迹不详。所作杂剧十种，今天保存的有《鲁大夫秋胡戏妻》、《李亚仙花酒曲江池》、《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三种。
《秋胡戏妻》是我国古代在群众中流行最广的故事之一，早在唐代变文中已经讲唱，不同的是石君宝增入了秋胡从军，梅英反抗李大户逼婚的情节，内容更丰富、深刻了。它反映了封建官僚荒淫无耻的面貌、地主阶级强夺豪取的凶残本质和在罪恶的社会制度中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www.xing528.com)
作为戏剧的中心人物梅英，是我国封建社会遭遇不幸而又坚强不屈具有反抗精神的妇女形象。她勤劳、善良而勇敢，不为富贵利禄所诱惑，在她看来“贫无本，富无根”，贫富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互相转化的。不幸的是她婚后三天，丈夫秋胡即被征去从军，拆散了这对美满的情侣，她以辛勤的劳动，奉养着婆婆度过了十年的艰苦岁月。但这只是她悲苦命运的开始，封建统治者对这一不幸者的迫害亦步亦趋。不久地主李大户便用金银权势对她凌逼和掠夺，同时年成不收，天灾人祸，使这个青年妇女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梅英对自己的环境是不妥协的，秋胡从军之后，她以一个孤身的女子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多种折磨，于生死的关头申诉不平的怨恨：
〔中吕·粉蝶儿〕自从我嫁的秋胡，入门来不成一个活路。莫不我五行中合见这鳏寡孤独，受饥寒，捱冻馁，又被我爷娘欺负。早则是生计萧疏，更值着没收成歉年时序。
她质问道：“是谁人激恼那天公，着俺庄家每受的来苦，苦。”（〔醉春风〕）李大户来抢婚，她表现了顽强的反抗精神，打了李大户一个耳光，并骂道：“把这厮劈头劈脸泼拳搥，向前来我可便挝挠了你这面皮。你怎敢把良人家妇女公调戏。”（〔醉太平〕）对丧德败行的秋胡，她同样表现了坚强的斗志。秋胡使用软硬两种手段调戏她，她表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精神：
〔三煞〕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额颅。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该流递。搂我一搂，我看你十字阶头便上木驴。哎！吃万剐的遭刑律，我又不曾掀了你家坟墓，我又不曾杀了你家眷属。
梅英的一生是被凌辱被迫害的一生，她的遭遇是悲惨的，造成她悲惨遭遇的根源有三种因素，一是兵役制度的驱使，二是高利贷剥削和地主阶级的强夺豪取，三是封建官僚的凌辱，总之，根源于封建制度。当然，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也渲染了一些节孝观念，渲染了一女不更二夫的伦理道德，这都是作者的封建思想在这个人物形象中的渗透。但主要是她的善良、勤劳和对恶劣环境的反抗精神，这是这个人物艺术生命之所在。
秋胡是个由于做官而变了质的封建士大夫，他卑劣无耻到了极点，第三折对他集中的描写，即在于批判他那种欺骗、荒淫和下流的行为。
《曲江池》的题材本于唐代白行简的《汧国夫人传》，内容是写郑府尹的儿子郑元和与妓女李亚仙真诚的恋爱故事。他们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婚姻，受尽了毒打、凌辱、冻饿，终于在不断反抗下达到团圆的目的。老虔婆是封建社会罪恶的体现者，她狠毒、自私、狡诈，正像李亚仙所揭露的：“俺娘眼上带一对乖，心内隐着十分狠，脸上生那歹斗毛，手内有那握刀纹。狠的来世上绝伦，下死手，无分寸，眼又尖手又紧，他拳起处又早着昏，那郎君呵不带伤必然内损。”（〔南吕·一枝花〕）她诈取光了郑元和的金钱之后，便把他赶出去，李亚仙要去看望一次都不准。在她心目中，李亚仙就是她骗取钱财的工具，就是她生财之道，只要满足自己的无餍贪欲，李亚仙的前途她是不顾的，她把自己的无餍贪欲完全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正是剥削阶级的本质。
郑府尹是个封建官僚，他让儿子赴选场，是为了给郑家门第争光，所以当他听到郑元和流落为给别人唱挽歌时，便认为是辱没了自己的门第，把郑元和痛打了一场，目的在维持自己的阶级尊严。
在黑暗罪恶的社会制度下，李亚仙和郑元和是不屈服的，尤其李亚仙为了钟情于郑元和，当郑元和被赶走之后，她誓不再干卖笑生涯。她与老虔婆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从各方面揭露老虔婆凶狠的面貌。郑元和被打后，她不顾一切地前去相救，叫在冰天雪地忍饥受冻的郑元和来家喝酒取暖。她爱郑元和“身贫志不贫”，在郑元和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希望，因此咒骂老虔婆“只为些蝇头微利，蹬脱了我锦片前程”（〔耍孩儿〕）。为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她誓死不屈说：
〔二煞〕我和他埋时一处埋，生时一处生。任凭你恶叉白赖寻争竞，常拚个同归青冢抛金缕，更休想重上红楼理玉筝。非是我夸清正，只为他星前月下，亲曾设海誓山盟。
她最后以自己的全部钱财赎身，终于跳出苦海。在她的勉励下，郑元和苦志攻书，一举成名，并做了洛阳县令。
郑元和是个风流才子的形象，为人忠诚，而且身贫志不贫，对李亚仙的爱慕忍辱含垢坚持到底，始终不渝。
《紫云亭》在题材、情节上与《曲江池》相似，没有什么特色，故从略。
石君宝的剧作在艺术上的特点即风格朴素本色，毫无雕琢的痕迹，并善于表现人物的动作，因此显得极为生动，可见他写的是舞台剧，而非案头剧。语言质朴清新，如《曲江池》中对景物的描写：
〔仙吕·点绛唇〕朝来个雨过郊原，早荡出晴光一片。东风软，万卉争妍，山色青螺浅。
山光水色何其清新鲜明，恰足以表现李亚仙的思想情感。
综观石君宝的剧作，受关汉卿的影响很深。《秋胡戏妻》中的梅英和《窦娥冤》中的窦娥在生平遭际、生活态度、思想性格等方面很接近。《曲江池》中的李亚仙和关作《谢天香》中的谢天香很相似。不同的是窦娥比梅英所受的迫害更深，反抗性更强，对当时社会的揭露更深刻，李亚仙对封建社会的诅咒、批判比谢天香更尖锐。然其渊源关系极其明显。
（四）武汉臣及其剧作
武汉臣，济南人（《录鬼簿》），生平事迹不详。共作杂剧十种，今仅存《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一种。这本戏写的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家庭纠纷，即家庭财产分配的问题。主人公刘从善积一生经商所得资财万贯，但六十余岁无子，无人继承，因此极其痛苦。依照他自己的传统伦理观念，没有儿子，家产应由侄子继承。但他的妻子却认为应由女儿、女婿管理。这便产生了矛盾，矛盾的结果撕破了他们之间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因此，刘从善痛恨并诅咒“钱”，忏悔自己一生不应该为“钱”奔波：“则被你引的我来半生忙，十年闹，无明无夜攘攘劳劳。”并感叹说：“哎，钱也！我为你呵恨不得便盖一座家这通行庙。”今天却被“好贿贪财”折乏得连个儿子都没有。在他看来，他的家庭纠纷全是由于没有儿子引起的，因此，他要散发财产周济贫民，以赎自己的罪过。作者好像有意识地批判那些偏袒自己女儿、女婿的自私婆娘，她们眼光短小，胸襟狭窄，好贿贪财，嫉妒妯娌，憎恨侄子等。剧情的结尾，虽然将财产由女儿、女婿独占改变为与侄儿、儿子三份平分，算作矛盾的解决。但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逻辑看，矛盾并未彻底解决，实际上在当时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这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本身的苍白无力，百孔千疮，已经不能维持它的稳定局面了。
这本戏在艺术上的特点，即大量地采取通俗语言、长篇运用道白，对曲辞的创作很少。如写刘从善在开元寺散钱，侄儿引孙也来叫化，他想暗中给引孙钱，恰巧被妻子撞见的一段对话：
（正末云）婆婆，你和引张先行，引孙这厮不学好，老夫还要处分他哩。（卜儿云）老的，你慢来，我先回家去也。（卜儿做虚下科）（正末云）儿也，我则觑着你哩。（引孙云）伯伯，您孩儿知道。（正末做哭科云）哎哟，苦痛杀我也！（卜儿上云）老的也，你做什么哩，兀的不啼哭那！（正末云）我几曾啼哭来？（卜儿云）你眼里不有泪来那！（正末云）婆婆，我偌大年纪，怎没些儿冷泪？（卜儿云）你这证候好来的疾也！……
这段对话鲜明地显示出两个人物性格的尖锐冲突，刘从善本来满眼热泪，却不敢承认自己在痛哭。足见其口语道白的高度艺术表现力。这本戏在结构上也独具成就，即其完整性和独创性，王国维即云：“然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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