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戏曲小说史略：时代特点与文学环境

元朝从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建国号曰“大元”起，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领导起义军攻入大都（北京）灭元止，共九十七年的历史。这一阶段的历史内容是什么？时代特点是什么？这是一个由蒙古贵族集团掌握国家政权的时代，是他们对全国人民进行压迫、剥削、奴役的时代，也是全国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的时代，全国人民顽强不屈、坚忍不拔的反抗斗争是这个时代的中心，并决定着这个时代发展的主要动向。

在这个时代里，蒙古贵族统治者以十分野蛮的手段进行经济掠夺和剥削，掠夺广大人民的土地，推行屯田制度，使劳动人民经济破产，生活无着，流离失所。加以汉族地主和蒙古统治者相勾结，不但保存了原有的土地，而且更扩大之，对人民的剥削更加重了。广大人民除了缴纳高额地租之外，还要担负一切课税和徭役。在这种酷重的经济剥削之下，他们或投身为佃户，或卖身为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续文献通考·田赋考》记载：富豪之家“广占农田，恣意妄为，靡所不至。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这种贫富悬殊，尖锐的阶级对立现实，给元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如云：一方面是“鸦飞不过的田产”，“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头上有钱”；另一方面是“俺百姓们痛杀，无根椽片瓦”，以至于“四境饥荒，百姓逃亡”。便是这种现实的真实反映。

在这个时代里，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对广大人民加以摧残和压迫，在中原地区实行大屠杀，两河山东受害最重。为了破坏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分国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从中离间他们的团结。又在南方农村实行保甲制度，在北方农村设立村社制度，以加强对全国人民的统治。同时制定许多禁令，如“申严汉人军器之禁”，“申严汉人田猎之禁”，“禁江南民挟弓矢”（《元史·世祖本纪》）。禁“诸民间有藏铁尺铁骨朵及含刀铁柱杖者”，禁“习用角觝之戏”（《元史·刑法志》）。对文艺则一味采取摧残政策，对于“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对于“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对于“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元史·刑法志》）。从一般的军器猎具到日常的娱乐生活都有禁令，广大人民毫无自由可言了，其统治的严酷性可见一斑。但是汉族地主们却受到特殊的待遇，并甘心为蒙古统治者效劳，为他们出谋划策以镇压人民。这种民族和阶级压迫相结合，造成人民的极大痛苦。这在元代戏曲中也有较多地反映。

在这个时代，蒙古统治者最初不认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变部分农田为牧场。后来鉴于中原地区农业发展的情况，便采取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同时为满足蒙古贵族消费的需要，在大都设立各种手工业作坊，拘集工匠数万人，从事半奴隶式的劳动。手工业的兴盛，促成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并出现了新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的出现，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着。元大都是东方最大的城市，也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当时“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质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此外，江南杭州等城市也极其繁盛，关汉卿的散曲〔南吕·一枝花〕咏唱杭州的兴旺景象：“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匝地人烟凑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这种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为杂剧、话本小说的发展准备了丰富的土壤。(www.xing528.com)

在这个时代，蒙古统治者还利用汉族地主和封建文人大力宣传宗教、推崇程朱理学。据史籍记载，元朝的佛教、道教、基督教流行全国，寺、观、庙、宇遍及各地，教徒公开参与政治活动，他们勾结官府，霸占田产，恣意妄为，宣传因果报应和宿命论思想，让人民听天由命，忍受剥削和压迫，或脱离现实，逃避斗争。像马致远的神仙度人剧和郑廷玉的《看钱奴》、《忍字记》等，即反映了这种思想领域的斗争。他们还极力提倡尊孔读经，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窝阔台即“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衍圣公”，忽必烈命在上都大都诸路州府县设立孔庙。几个在朝廷官居要位的理学家姚枢、窦默、许衡等大讲理学，宣扬“三纲五常”，“忠君爱民”等。许衡曾提出“下以忠爱上”（奏议《时务五事》）的主张，让广大人民爱统治者。这种思想在当时社会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元杂剧中所反映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便是这种统治思想的渗透。

元朝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想招揽汉族儒生，拟设学校开科举，但从世祖至元初年到仁宗皇庆初年约半个世纪，虽有种种议论，由于蒙古贵族和将校的阻力，终未实行。因此，一些儒生并未摆脱奴隶的处境和贫困的遭遇，另一些虽然登上仕途，但因受统治者的歧视，精神极其苦闷。所以当时文人地位之卑贱，有“九儒十丐”之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文人便转为与群众关系密切的“书会才人”，从事戏曲、小说创作。正如明人胡侍所说：“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者也。”（〔真珠船〕）

总之，在蒙古贵族严酷的统治下，全国人民始终是不屈服的，他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斗争着。从元朝建立政权以来，广大人民的起义斗争从未停止过，而且起义次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江南盗贼，凡四百余处”（《元史·世祖本纪》），其他各地可以想见了。因此说，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化，阶级矛盾更急剧、更深刻了。同时新的市民阶层也在发展着，城市的人民大多数来自农村中的中下层农民，从当时的社会关系看，他们和农民同样是社会的最低层。他们的反抗斗争，同样和农民的情绪和愿望联系着。当然，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而市民阶层的蓬勃发展，促进了这种矛盾更加复杂化。这就是当时的历史时代特点。元代的杂剧和话本小说即产生在这一历史环境之中，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斗争生活的反映。现实斗争激发了杂剧、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他们“一管笔在手，敢搦孙吴兵斗”（关汉卿〔大石调·青杏子〕“骋怀”），使此期的杂剧和话本小说蓬勃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