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阿诺德:英国19世纪文学史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出生在英国泰晤士河谷的一个叫拉勒姆的村庄。他的父亲托马斯·阿诺德是著名的拉格比公学（Rugby）的校长。作为“广教会”的领袖人物和一个开明的基督徒，他认为人文教育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并常常在他的学生心中灌输一种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作为校长的长子，马修·阿诺德在这里接受了教育，在青年时代便学会了对社会问题和道德宗教问题的关注。

从拉格比公学毕业之后，阿诺德进入了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学院（Balliol College）学习。在大学期间，他不思学业，成绩一般，但却多愁善感，奇装异服，一反拉格比公学时代的严肃和正统，俨然一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也正是在大学期间，他与亚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 1819—1861）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交往给阿诺德一生的思想和感情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大学毕业后，阿诺德被选为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的研究员。1847年，他离开牛津，成为兰斯顿爵士（Lord Lansdowne）的私人秘书。1851年，他被聘为英国政府的教育巡查员，并在此后的35年中连续在这个职位上任职。同年，阿诺德与怀特曼女士（Frances Lucy Wightman）结婚，他们的蜜月经历在他著名的诗篇《多弗尔海滨》和《诗节：卡尔特修道院》中有所提及。作为教育巡查员，阿诺德得以在英国和欧洲广泛游历，了解到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将欧洲大陆与英国的情况相比较，对英国社会和文化进行深入的思考。

作为诗人，阿诺德共有大约20年的创作生涯，共出版了5部诗歌集：《迷途的狂欢者》（The Strayed Reveuer, 1848），《恩派多克勒斯》（Empedocles on Etna, 1852），《诗歌》（Poems, 1853），《诗歌二集》（Poems, Second Series, 1855）和《新诗》（New Poems, 1867）。他的诗歌得到了同时代读者的认可，但却没有使阿诺德本人满意。1860年后，阿诺德放下了诗歌创作的笔，全力投身批评活动。他陆续出版了《批评论文一集》（Essays in Criticism, First Series, 1865），《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1869），《友谊的花环》（Friendship's Garland, 1871），《文学与教条》（Literature and Dogma, 1873）和《批评论文二集》（Essays in Criticism, Second Series, 1888）。阿诺德的批评著作涵盖文学批评、社会批评和宗教批评。他的论文深刻睿智，博古通今，往往能够切中要害，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的批评家。

1857年，他被选为“牛津大学诗歌教授”，虽然这只是一个名誉职位，但它却代表了很高的荣誉。他在牛津大学的系列讲座后来被出版为《论荷马史诗的翻译》（On Translating Homer, 1861）和《论凯尔特文学研究》（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1867）。随着阿诺德的名声与日俱增，他应邀于1883年和1886年两次赴美国作巡回演讲。他的美国之行不仅仅是效仿狄更斯和萨克雷等英国作家的美国巡回，而且也是借此机会探访他远嫁美国的女儿。1888年，他突然病逝于英国利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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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的诗歌常常表现低落的情绪，它们反映内心的痛苦，同时也反映一种特殊的生活观和人生观。在1848年创作的一首题为《致友人》的诗歌中，阿诺德问道，“是谁，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支撑着我的心灵？”。他的回答是荷马、埃皮特忒斯和索福克勒斯。这几位古希腊文学家和哲学家都经历过或者描写过人生的痛苦和磨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出斯多葛主义（Stoicism）的人生态度。那就是在痛苦和命运面前做出一种忍受的姿态，采取一种淡泊的处世观。阿诺德认为，索福克勒斯能够“平和地看待人生，完整地看待人生”，因为，他的灵魂“不被世事所愚钝，不为激情而癫狂”。

斯多葛主义的人生态度对阿诺德的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它是阿诺德在逆境中所经常采用的应对策略。阿诺德的“这些艰难的日子”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它是个人的、人生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的、时代的。在人生方面，阿诺德的诗歌常常写失恋和孤独，写内心对宁静的渴望，写青春流逝所带来的失落。《被遗弃的鱼人》（“The Forsaken Merman”）一诗重新讲述了一首古老丹麦民歌的故事，鱼美人因思念人间的亲人而离开大海、离开丈夫、离开儿女，回到她的故乡小城。阿诺德在诗歌中重述了这个故事，他从被抛弃的鱼人的角度，表达了一个失去妻子、失去爱情的人所经受的痛苦和折磨，以及他宁愿独自忍受痛苦而不愿去打扰她的新生活的那种复杂的心理状态。

“悲怆”是阿诺德诗歌的主旋律，在被遗弃的鱼人身上我们能够隐约看到生活中的阿诺德的影子。《孤独：致玛格丽特》（“Isolation: To Marguerite”）和《致玛格丽特：续篇》（“To Marguerite——Continued”）两首诗可能真实地记录了阿诺德的一段亲身经历。诗中的玛格丽特确有其人，有人认为她是1840年诗人在欧洲大陆相识的一位姑娘，也有人认为她是诗人后来在英国认识的玛丽·克洛德。诗中失恋的主人公将自己的感情比喻为贞洁的月神戴安娜对凡人安迪缅恩的爱情，两者同样是可望不可及的爱，仿佛有天上人间的距离。

孤独是失恋的具体感受，也是阿诺德对人生的认识和感悟。他将人生比喻为巨大的海洋，将个人比喻为海上的一个个孤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需要越过宽泓的水面。他深深地感慨，“多么希望我们的海岸能够再次相连！”，表达了他作为恋人无法与心上人进行沟通而承受的巨大的痛苦。在《隐逸的生活》（“The Buried Life”）一诗中，阿诺德再次涉及到恋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他认为在生活中，在表面的话语、意愿和期望的下面，还有更深层次的话语、意愿和期望。这些更深层次的心理活动才是一个人真实自我的体现。这个近似于弗洛依德的想法将我们的表面自我和真实自我区分开来，认为我们“几乎没有办法表达那些流奔在我们胸中的无以名状的感受”。正是因为恋人在“隐逸的生活”这个层面上无法进行相互沟通，因此诗人才感叹道：“啊！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即使是短暂的一刻，解放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双唇从锁链中挣脱。”

阿诺德的诗歌对人生中的一些艰难时刻表现得特别敏感，描写痛苦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宣泄。批评家马里奥·普拉兹在《浪漫的痛苦》中认为19世纪的诗人几乎都对痛苦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嗜好。阿诺德的诗歌似乎对痛苦也有一种迷恋。他的“痛苦时刻”不仅包括失恋、孤独和失落，而且还包括死亡。在他的一生中，有三位伟大的诗人勋逝，他们是歌德、拜伦和华兹华斯。在他1850年创作的《纪念诗行》（“Memorial Verses”）一诗中，他将华兹华斯的死与歌德和拜伦的死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离去是诗歌的巨大损失。歌德的智慧、拜伦的力量和华兹华斯的情感都是诗歌史上不可复得的成就，特别是华兹华斯的诗歌可能将后无来者。

阿诺德的另一首悼亡诗《色希斯》（“Thyrsis”）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他的哀悼之情，因为这是一首悼念他的同学和朋友克拉夫的诗歌。这两位牛津大学的同学和挚友曾经有着共同的志向和爱好，曾经同游牛津附近的泰晤士河谷；远山上的榆树曾经象征着他们的理想；他们同样被“学者吉普塞人”的传说所吸引和打动。近二十年之后，克拉夫离开了人世，诗人重游故地，浮想联翩。阿诺德使用了古典田园诗的传统，称克拉夫为“色希斯”，称自己为“柯里顿”，仿佛是一位牧羊人在悼念另一位牧羊人。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思念之情和悲痛之心的表达：物是人非的感觉跃然纸上。“多么大的变化啊！人们在此修建和居住的每一个地点！”对于诗人来说，河谷里的花朵和树木凋谢了还会再生，来年的春天将重新散发出芳香，“但色希斯我们再也无法见到”。无法见到他回来，砍下一根笔直的芦苇，奏演一曲世人终将关注的乐曲。

失恋、孤独、死亡使阿诺德的诗歌有着浓厚的忧郁色彩，它们构成了他的“这些艰难的日子”的一部分内容。这些艰难的日子的另一部分内容是时世的困惑、意识形态的不确定。在《多弗尔海滨》（“Dover Beach”）一诗中，阿诺德把他生活的世界描写为一个“梦幻的世界”，虽然它多姿、美丽、清新，但却“没有欢乐，没有爱和光明，没有肯定，没有和平，没有对痛苦的救助”。这个世界就像一片黑暗的原野，在极度的混乱和惊恐中，“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互相冲突”。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世界做出如此悲观的描述，那么他肯定对这个时代的困惑有着深切的体会。《多弗尔海滨》其实描写了一个信仰危机，诗人感叹道，“信仰的大海”正在枯竭，它的浪涛也正发出长长的哀鸣。

传统的评论认为，“无知的军队”是指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法国军队1849年对罗马城的围攻，但是它也指意识形态的冲突。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它在海外的扩张和在国内的工业化和政治改良使英国国富民强，形成了一个鼎盛的黄金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宇宙和大自然有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使人们更加强调科学方法和理智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以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用理智来衡量一切社会组织和机构，看它们是否为最大多数人群带来最大限度的幸福。自然地，“教会”这个机构无法满足功利主义者的要求，“信仰”也成为了过时的迷信。然而，功利主义无法让所有人信服，对于它的反对者来说，它对人性的认识是狭隘的和偏激的。以纽曼（J. H. Newman, 1801—1890）为代表的“牛津运动”认为人们对信仰的需求是深刻的和不可理解的，它就像人们需要食物一样，不能用理智来解释。如果理智认为信仰是毫无意义的，那么理智本身在认识真理方面的能力可能就是有限的。在纽曼的领导下，“牛津运动”成为了保卫英国国教信仰的精神运动。

对于1840年代在牛津读书的阿诺德来说，这个思想意识的冲突是现实的和亲身的经历。在《学者吉普赛人》（“The Scholar Gipsy”）一诗中，阿诺德描写了他在大学时期与克拉夫一起经常漫游的坎纳山丘和深深吸引他们的吉普赛学者的传说故事。在17世纪，一位贫穷的牛津学生被迫离开了学校，加入了一群吉普赛人到处流浪。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学到了吉普赛人的秘技，能够看到人生的真谛。他决心在学到所有的秘技之后回到正常的生活，向人们传授人生的奥秘。阿诺德被他这种执著的精神追求所深深地打动。“你有一个目标、一个事业，一个愿望。”诗人认为，他“正等待着来自上天的火花”，并且“在希望中”等待着。这种执著和富有希望的心态与阿诺德自己时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的生活道路坎坷，漫无目的，

大家都在纷争，却不知为了什么，

扮演不同的角色，都在同样蹉跎，

我们也在等待，但没有希望，不像你。

这里的“纷争”指的就是前边提到过的宗教信仰的危机和有关终极问题的辩论。阿诺德曾经说：“如今，没有一条教义不遭到动摇，没有一个公认的信仰不被证明为可疑，没有一种大家接受的传统不面临瓦解的危险。”在19世纪中叶，科技的发展对传统构成了更加巨大的挑战。生物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直接对上帝创造人类的教旨形成威胁；天文学将人类和宇宙的历史延长了数百倍，与《圣经》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假说和关于宇宙的编年史大相径庭。在这样的情况下，是相信科学还是相信宗教，就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另外，《圣经》将我们的世界视为宇宙的中心，将人类视为万物的灵长，在生命的各种形式中有着特殊地位，但是天文学认为地球只是宇宙中亿万颗星球的一颗，人类也与其他动物一样遵循着自然选择的规律从低级进化到高级。这样，推动世界的原动力就不是上帝，而是自然法则。夜晚的星空也不是天堂，而是无穷无尽的由物质构成的宇宙。这样，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世界、上帝保护世界、上帝给予人类特殊的地位、人们死后进入天堂的神话就无法成立了。

对于一个在基督教传统中成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痛苦的现实。一方面他从小建造起来的信仰大厦似乎即将崩塌，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为之奋斗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将完全失去了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多弗尔海滨》一诗感叹信仰的海洋已经退潮，这也就是为什么学者吉普赛人的执著的追求，和他灵魂中那种“不可战胜的希望”，如此地吸引着阿诺德。因为他的时代需要这样的执著，需要这样的希望。科学的发现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它并没有使阿诺德完全放弃他的信仰。但是，这些发现在他的信仰里边添加了无穷无尽的酸楚。他一方面希望继续相信上帝，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像从前那么相信上帝，因此信仰和怀疑的斗争不仅仅在外在进行，也在内心进行。它们在每一个人心中不停地进行着较量。每一个人都在叹息：

唯愿漫长的恶梦早到尽头，

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努力容忍，

以紧闭双唇的耐性作为唯一朋友，

可悲的忍耐，绝望的近邻，

但谁能像你那样具有希望！”

信仰和怀疑，希望和绝望之间的斗争是阿诺德忧郁的源头，也是他对他的时代做出极端悲观的描述的原因。在《诗节：卡尔特修道院》（“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一诗中，阿诺德找到了一个思考“信仰与希望”的理想场所。这座位于法国、修建于11世纪的大教堂，是卡尔特教派教徒的修炼中心，它代表了沉思、祷告、斋戒、忏悔等宗教活动的极至。1790年，华兹华斯到访此地，这里的幽静和与世隔绝的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诺德在诗中也描写了这里的教堂、弥撒仪式和信徒的虔诚：描写了藏书楼里的典章与经书，它们记载了信徒的灵魂所经历的思想斗争；描写了众多的厅堂所安放的信徒的灵柩。整个地方形成了一座信仰的堡垒和信徒的同志会。然而阿诺德不是作为信徒来这里朝圣，而是作为游人来这里观光。在这个信念动摇的世界里，这里的人们仍然保留着那细微的希望，这一点着实让他感动和感叹。

对于阿诺德来说，基督教的根基已经动摇，基督教运动也已经大势已去。他自比古希腊人，站在条顿人的文化遗迹面前，感慨他自己的宗教正在衰落、并行将灭绝。他和同时代的人们像一群失落的灵魂，

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其一已死，

其二仍无力诞生，

没有地方靠倚我的头，

像这些，我在世界等待，孤独凄凉。

在这样的情况下，阿诺德在这个深沉和与世隔绝的地方找到了安慰和支撑，希望在这里重新找回他的灵魂，找回他的信仰。生活在这个修道院的道士像另一个世界的人们，不为名利所吸引，不为欢乐所动摇。这种专注和始终如一的精神是阿诺德的时代所最需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阿诺德并没有坚守阵地的基督徒那样的自信，也没有“牛津运动”的信仰辩护者那样的锋芒。他没有抨击功利主义者和科学的漏洞或不严谨。相反，他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和致歉。“原谅我，心灵的大师们。”“我来到这里并非与你们为敌！我并非带着悔意来此寻找寄托，来咒骂和诋毁你们的真理。”阿诺德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忍耐和大势已去的无助。这种姿态几乎在阿诺德的所有著名诗歌中都有所表现。在《多弗尔海滨》中，阿诺德感叹信仰的海洋正在枯竭，从而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怨。他敦促爱人与他真诚相待，以躲避时世的混乱。在《学者吉普赛人》中，他请求这位17世纪的幽灵继续逃避现实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会影响他的信仰、妨碍他的追求。在《色希斯》中，阿诺德又一次将信仰危机的世界与牛津郊外的田园景色相对立，认为色希斯的死使他得以免受现代社会思想混乱的冲击，从而免受现代人所承受的精神折磨。(www.xing528.com)

阿诺德的忧郁并非出自他的心灵的懦弱，也不是因为他缺少反抗的勇气。这是他一贯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的反映。斯多葛主义的忍耐和对命运的顺从，都使他不至于逆历史的潮流而动。面对历史的巨大变迁，他选择了逃避和哀叹。这就注定他要以前世遗老的身份，感叹过去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感叹信仰和理想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了过去。这才是阿诺德忧郁的真正原因，这也可能是阿诺德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忧郁情绪的真正原因。李顿·斯特拉齐在《杰出的维多利亚人》一书中，以讽刺的口吻描写了维多利亚人引以为自豪的精神素质：高尚的品格、强烈的道德意识、追求人类进步的愿望和实现这一目标的自信。同时他也描写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于死亡题材和哀悼题材的一种近似于病态的爱好。丁尼生花了17年时间写成了悼念挚友的《纪念诗集》：维多利亚女王在丈夫去世后一直哀悼，直到她自己归天：阿诺德在他的挚友去逝后虽然只写了一首悼亡诗（《色希斯》），但哀悼的情绪在他的诗中形成了很强的音符。他的哀悼主要表现在他对一个时代的即将终结所发出的感慨和对信仰即将死亡所产生的忧郁。

阿诺德的诗歌有自身的弱点：它所表现的题材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表达的感情也相对比较单一。J. D. 绛普指出，阿诺德在诗歌中过分依赖斜体字，而不是依赖音韵，来达到强调的效果；他的部分诗行显得过于散文化，从而使它们读起来平淡无奇；然而当他竭力想创造鸿篇巨制的风格时，他又时常写出过于纷繁复杂的比喻。有评论认为，正是因为他的诗歌有这些局限性，他在1860年后完全停止诗歌创作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然而事情可能并非这样简单。以上所提到的诗歌都足以向我们显示，阿诺德绝不是一个失败的诗人。他的诗歌的特点和优点在于他能够在一个自然环境中去思考他所要思考的问题。多弗尔海滨、卡尔特修道院、坎纳山区和其他一些地点不仅仅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一个背景，而且使他的诗歌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他的诗歌像托玛斯·格雷的《乡间墓园》一样，有着“触景生情”式的结构，但更像他所崇拜的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能够把描写和沉思相结合。阿诺德对他自己的诗歌有着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1869），他写道：“总的来说，我的诗歌代表着过去25年中人们的心绪的主要走向，因此在将来当人们意识到这个心绪走向的时候，当人们对反映这种心绪走向的文学作品感兴趣的时候，那将可能就是我的诗歌走红的时候。可以比较公正地说，我没有丁尼生那么多诗情画意，也没有勃朗宁那么多心智的严谨和广博，但是，因为我能够将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能够更全面地将这种结合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主线，也许我可能有我自己的出头之日，像他们曾经有他们的出头之日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诺德的诗歌的确被公认为维多亚时代诗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诗歌作为一个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灵的纪录，的确反映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心绪走向和发展主线。像20世纪的T. S. 艾略特和W. H. 奥登一样，阿诺德的诗歌反映了他的时代的现实弊病，从各个不同角度关注这个弊病对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他仅仅反映这个现实，并没有试图为这个病态寻求一个良方。他把这个任务和使命推迟到了后期，推迟到了他完全放下了诗歌创作的笔之后。在阿诺德后期的批评著作中，他试图成为奥登式的病态社会的“救治者”，或者像他说歌德那样，成为一个“金属时代的大夫”，去救治这个社会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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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的批评活动始于文学批评，然后逐渐扩大到社会批评和宗教批评。他的文学批评基于对自己的诗歌实践的思考，也基于对文学史和前辈诗人的作品的思考。在检讨自己的诗歌实践时，他充分地感觉到他的诗歌过于悲怆，并且悲怆的情绪无以宣泄。在《诗歌》（1853）的前言中，他认为诗歌首先必须使人快乐，这是人们喜爱诗歌的基础。他引述席勒的话说：“正确的艺术只能是这样的艺术，它会创造最高形式的乐趣”。即使是悲剧或悲剧性的诗歌，都应该提供这种快乐。“题材的悲剧性越强烈，乐趣也就越深邃”。但是如果悲剧性的情绪在作品中不能得到宣泄、压抑得不到释放，那就会造成这个作品的失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阿诺德在1853年认为没有必要重印《恩培柴克勒斯在埃特纳火山上》。该诗的主人公恩培柴克勒斯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由于他对人类最终获得快乐、知识与平安持怀疑态度，因此在绝望中纵身跳入了埃特纳火山。阿诺德认为该诗的失败之处在于它的忧郁情绪过于浓重，像夏洛特·勃朗特的小说《维列特》一样，人物内心的痛苦得不到正常的宣泄。同时我们也不难悟出，他认为他的其他诗歌也有同样的毛病。

阿诺德认为，人类存在着永恒的基本感情，这些基本感情存在于时空之上。表现这些基本感情的人类行为，才是最适合的诗歌题材。因此，人类行为的伟大与否，不在于它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只要它能够强烈震撼最基本的人类感情，它就是伟大的诗歌的素材。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阿诺德时代最伟大的诗歌都不如古典作品。阿诺德把歌德的《赫尔曼和多洛西娅》，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华兹华斯的《漫游》，与荷马的《伊利亚特》，埃斯库勒斯的《俄瑞斯特》和维吉尔的《伊尼亚斯》相比，发现前者都不能在读者心中激起同样强烈的感情，也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因此，阿诺德认为诗人应该首先考虑素材的诗歌价值，而后再要考虑描写这些素材时所用语言和意象的价值。阿诺德认为现代作家的失误正是在于他们过于重视表达方式的新颖和诗歌语言的华丽，从而忽视了题材的整体性价值。他认为济慈的《伊莎贝尔》的语言要比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华丽得多，但是它的构思、结构、效果都要次于后者。阿诺德提倡从古典诗人那里吸取营养，崇尚古典作品中“鸿篇巨制的风格”。同时，他重视题材整体的完整性和平衡美，不提倡语言的过度雕饰。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成功在于他能够识别并确切地构思一个很好的题材，能够深切地感受这个题材，能够与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莎士比亚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有语言表达的天赋，相反，这种天赋时常使他误入歧途，使他对华丽的语言有着一种不适当的好奇。因此，莎士比亚在语言风格上缺乏古典作家的那种朴实和纯洁。所以阿诺德指出：“构架的清晰、进度的严谨和风格的纯朴——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学到，并且我相信它们最适合从古典作家那里学到，古典作家虽然没有莎士比亚那样深厚的内涵，但他们对现世的作家来说更有借鉴意义”。

阿诺德的批评在多数时候是从一个具体的事情展开的：它要么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要么为自己的失败提供解释。然后，从这个具体的事情逐渐扩大到对文学趣味和文学评论的一般标准的讨论。可以说，《批评在当代的作用》是为他自己放弃诗歌、从事批评活动的一种辩解。在文章中他把批评实践提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他认为英国的文学批评之所以不如欧洲的文学批评，是因为英国的文学界有一种默契和共识，那就是：文学批评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华兹华斯称某些书评作者从事着一个“不光彩的职业”，他们的心态是不纯洁的。但是，阿诺德反问道，如果说批评活动永远低于创作活动的话，那么是不是说塞缪尔·约翰逊应该多写几本二流的《伊瑞恩》，而放弃写作他的传世经典《诗人传》呢？那么华兹华斯是不是也应该放弃写作他那篇经典的批评文章《抒情歌谣》的“前言”呢？因此，阿诺德认为批评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同创作一样，它也能给作者带来同样“真正的快乐”。

另外，阿诺德认为只有批评活动的活跃才能创造出伟大作品产生的环境。创作天赋需要灵感的影响，这种灵感通常来自一个由最佳思想构成的思潮，来自一种心智和精神异常活跃的气氛。只有批评的力量才能识别和活跃最佳的思想，创造一种思潮，并且使真实和真理在这种思潮中将占据上风。只有批评的力量才能营造出一个心智异常活跃的环境，促使伟大的文学时代的出现。阿诺德认为英国文艺复兴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法国启蒙运动时代也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在英国浪漫主义时代，产生伟大文学的条件并不完全成熟。原因之一就是那个时代没有足够的批评活动，作家无法对他们生活的世界产生足够的、准确的和深入的了解。

阿诺德认为，在索福克勒斯的希腊和莎士比亚的英国，诗人生活在一个新思想的潮流当中，这些新思想在最大程度上激励和滋养着创造力：社会在最大的限度上充满了新思想，这样的环境才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基础。而在英国浪漫主义时代，虽然也有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它并没有在英格兰引起全国性的生命和思想的闪耀，也没有学术和批评力量的爆发，所以它没有促使天才作品的大量产生。因此，阿诺德指出：“这个世纪前25年的英国诗歌虽然有丰富的活力，丰富的创造力，但没有足够的知识，这使得拜伦如此空洞，雪莱如此缺乏条理，甚至华兹华斯都如此缺乏完整性和多样性，虽然他如此渊博。”

阿诺德还认为，批评活动应该是“超脱”的和“纯心智”的活动。英国人的批评活动不如欧洲大陆，是因为英国人太讲究实际，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以功用或者功利为目的。与法国人和欧洲大陆人不一样，英国人不喜欢抽象的思辨，不喜欢心智的自由想象。“好奇心”一词在欧洲是褒义的，是对人性的嘉奖，而在英国却是一个贬义词，一个具有诋毁意义的词。但是批评活动从最根本上说就是这个“好奇心”运用的结果。它促使人们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最优秀的思想，而不计较它们的功用和它们的政治倾向。它促使人们去重视接近完美的知识和思想，而不受其他任何考虑的干扰。而这样的纯批评的冲动在英国人讲求实际的本性中没有什么地位，相反，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保守退缩时期，它却经历了一个受压制的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批评活动在英国19世纪初期未达到一个高峰的原因，它也是为什么文学创作活动在同一时期未产生天才作品的原因。

因此，阿诺德认为，文学批评的关键和法则在于“非功利化”。批评活动应该成为一个纯心智的领域，远离实际。他反对英国的评论杂志服务于政治目的，附属于团体和政党，提倡“心智的自由想象”。如果《爱丁堡评论》继续服务于辉格党，《季度评论》继续服务于托利党，《英国季度评论》继续服务于其他政治团体，《泰晤士报》继续服务于中产阶级，相互攻击和相互辩论，各自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各自从属于实际利益的需要，那么，批评就无法达到它“超脱”的状态，无法完成它的使命。

说到底，阿诺德认为，批评是“一种超出实际利益的行为，它探索和传播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已知或已想到的最佳的思想。”“通过传播这些思想，创造出新思想构成的思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阿诺德认为批评家应该将全欧洲视为一个整体，从全欧洲的文学和精神产品中汲取营养，特别应该从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代东方的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只有超出特殊的、地方的和时代的具体利益的限制，一个国家才能在心智和精神领域取得最大的进步，才能完全完成批评活动的使命。

阿诺德的文学批评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一般性理论大多都来自他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思考。总结性的语言往往都是出于他对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而具体问题的解决往往又促使他去寻找和构筑一般性的理论或体系来指导这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诗歌研究》（“The Study of Poetry”）一文就是体现这个特点的典型例子。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为一本具体的诗集写的前言，而是因为它体现了阿诺德的批评从具体到一般的思维方式。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问题，是信仰消失之后人们如何为心灵寻求支撑的问题。在基督教的神话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科学和理智所击破的时候，阿诺德认为人类将会越来越多地“到诗歌那里去寻求对生活的解释、寻求安慰、寻求精神支柱”。因此，诗歌将成为一种“对生活的评论”，成为英国人的灵魂寻求支柱和慰藉的港湾。“没有诗歌，我们的科学都将不完整，而在我们面前招摇过市的大多数宗教和哲学都将被诗歌代替。”

面对着这样重大的历史使命，阿诺德认为，诗歌有必要建立一整套批评的理论，建立一整套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这样才能挑选出最优秀的诗歌来教育人们，愉悦人们、支持人们和造就人们。因为只有最优秀的诗歌才能成为“在诗歌真实和诗歌美的法则所规定的条件下的对生活的评论”；才能完成它“精神支柱”的历史使命。阿诺德认为，在构建一套客观的诗歌评价标准时，必须避免在诗歌评价中受到个人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干扰。因为个人爱好往往会使我们夸大或贬低文学作品的真实价值，从而使我们对文学作品的优劣做出错误的判断。另外，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与它的真实价值有一定的区别，历史上受到欢迎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真正优秀的作品。诗歌评论必须避免这两种谬误的出现，诗歌评价在一套客观有效的标准下才能成为可能。

阿诺德认为，一套客观有效的评价标准必须基于广泛的阅读。这些阅读不仅包括英国的经典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欧洲大陆的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包括现代的经典文学作品，而且包括古典的经典文学作品。要让经典诗歌的经典诗句印记在我们的记忆里，感染我们的全身心，让它们形成一种切身的体验，然后用这些诗句作为“试金石”去检验其他的诗歌，去衡量其他诗歌的优劣，去检查在其他诗歌中有没有经典诗歌的品质，或有多少这样的品质。阿诺德认为，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就是我们的“试金石”，他们有着很高的诗歌品质，但是具体起来很难说明这些品质是什么。读者阅读他们的作品就知道它们气度非凡，但是这种非凡的气度具体是什么很难说清。阿诺德认为，总结起来这些品质可以概括为：内容具有“更高的真实和更高的严肃性”，风格具有“更优越的措词和更优越的情节安排”。

一般来讲，批评标准的大幅更新，鉴赏品位的巨大变化，都会使文学史显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有些作家的地位在我们的眼里会上升，有些作家的地位在我们的眼里会下降。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就会显现出新的不同的图形，过去的经典作家和非经典作家将会重新“洗牌”。当阿诺德将“更高的真实和更高的严肃性”的批评标准运用于英国诗歌史时，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洗牌”的效应。用这个新的标准来评判，乔叟是一个重要的诗人，是“英国诗歌之父”，他的诗歌有宽度和厚度，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是对生活的评论，但是他的幽默、诙谐使他欠缺伟大的作品所具有的“更高的严肃性”。同样，德莱顿和蒲伯也是重要的作家，具有令人羡慕的天才，他们的诗歌工整、准确，具有平衡感。然而正是这些工整、准确和平衡感压制了他们的情感的喷发。因此，他们是英国散文的经典，而不是英国诗歌的经典。

用同样的标准来评判，18世纪英国诗歌的经典地位属于托马斯·格雷。阿诺德认为，这位几乎以一首诗著名的诗人没有蒲伯和艾迪生的宽度和厚度，他观察人生的视角也不如他们开阔。但是用阿诺德的“试金石”来衡量，他具有伟大诗人的品质，捕捉到了他们直面生活的视角。如果经典诗歌有伟大和薄弱之分的话，那么他就是经典诗歌那个薄弱的环节。相反，罗伯特·彭斯的诗歌有着生活的宽度和题材的多样性，但是缺乏经典诗歌的品质，缺少高度的“严肃性”和高度的“真诚”。因此彭斯不能称作英国诗歌的经典作家。将阿诺德的批评标准运用于英国诗歌，或者运用于任何诗歌，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阿诺德以上三篇经典批评作品向我们显示，他的文学批评具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它有强烈的古典主义倾向。阿诺德关于悲剧性诗歌的论述直接受到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的影响，他关于悲剧性诗歌的“快感”和悲剧情绪的“宣泄”的论述与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如出一辙。他崇尚古典作家重题材而轻语言的倾向，认为题材的价值高于语言的精雕细琢，从而将古典作家奉为现代文学创作的楷模。第二，他强调批评活动的“非功利性”和“超脱”精神。他认为批评活动应该弘扬和传播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最优秀的知识，它应该以活跃思想、磨砺心智、最大限度地激活和滋养创造力为目的，而不应该受到个人利益和政治观点的影响。这一点对20世纪的“新批评”以及它竭力将批评活动局限在文本解读之内有深刻的影响。第三，阿诺德力求建立一套系统的文学评价标准，通过运用他的“试金石”对文学史进行重新解读，开出一个新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清单，建构一个不同的文学传统。这样的策略凸显了文学史中某些作品的价值，为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给后世的批评活动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从某种意义上讲，T. S. 艾略特和F. R. 利维斯对文学史的重新解读就是阿诺德批评策略的翻版。第四，阿诺德非常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他把诗歌视为信仰崩溃之后的“精神支柱”，视为宗教信仰在现代的“替代物”。因此，文学不仅仅是审美的对象，能够愉悦心灵、陶冶性情，而且它还是“对生活的评论”，指引人们去过更加充实、更有意义的生活，使整个社会更加文明。这也许就是阿诺德的文学批评不断地向其他领域拓展的原因。

3

从1860年开始阿诺德把精力逐渐转向社会批评、宗教批评和教育批评。作为社会批评家，他不断地用他心目中的文明标准来检验和衡量他生活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各种机构。其结果便是他的一系列论文和参与社会问题辩论的辩论文章。这些文章被编辑出版为1868年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和1871年的《友谊的花环》。这些文章最初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是一种时事辩论，往往是对当时发生的骚乱、罢工、集会、煽动性言论等事件的评论，但是阿诺德的批评超出了时事评论的深度和广度，代表着更加深入的哲学和社会学思考，具有长远的意义。

阿诺德首先剖析了他生活的社会，对当时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他认为这个阶层将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但是就他们目前的思想和文化状态来看，他们不具备引领英国社会的素质，他们不但有物质利益至上的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想，而且无知、狭隘、个人生活枯燥乏味，与《圣经》所描述的“非利士人”差不多。这些现代的“非利士人”必须经过改造和重塑才能担当起他们的历史重任，才能把英国社会引入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阿诺德认为英国中产阶级所信奉的清教主义是一种狭隘和偏激的宗教思想。他们不但思想固执，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将这些思想强加给别人。他们的口号是“不同政见者的不同政见，新教的新教思想”。这种偏执既缺少文明和文化教养，而且无法促成“人性全面完善”的社会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而正是这种偏执狭隘的思想成为了中产阶级“信仰、依赖和为之献身”的东西。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生活——对英国国教的嫉妒、连绵不断的争论和纷争、聚会、教堂的启用典礼、布道仪式等等——与阿诺德心目中的理想有太大的差别。

因此，阿诺德希望通过传播他所定义的“文化”来增进社会所需要的“文明”。对于阿诺德来说，文明是一种受过教化的心态，它的特点是理性的处世方式和充满智慧的认知能力。概括起来说就是“甜美和光明”。阿诺德将这两个词如此贴切地运用到了他的思想体系中，几乎使它们成为了朗朗上口的名言和具有广告效应的口头禅。在约纳森·斯威夫特的《书籍的战争》中，蜘蛛代表了狭隘、自以为是和未开化的心灵，因此它吐出来的只是蜘蛛网，其功能是束缚。而蜜蜂代表了文明和智慧的心灵，它所带来的是蜜糖和蜡。正像阿诺德理想中的文明人一样，它给社会带来“甜美和光明”。

阿诺德所指的文明也就是“甜美和光明”的化身，它也是阿诺德的时代所最需要的素质。因为他认为，在这个时代里，不是文化和文明统领着人民的心灵，而是偏激和固执。英国是一个有着“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个人的行动自由受到宪法保护，并受到最大限度地尊重。在英国，没有欧洲大陆的“国家”观念，没有可能将个人意志从属于更加广阔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法国的征兵制度和义务兵役制度在英国就难以实行，因为这与英国的“个人自由”观念和“放任主义”观念相抵触。阿诺德认为，正是因为有这种“我行我素”的观念，英国的贵族阶层才会反对国家的权威；中产阶级才会高举“不同政见”的旗帜，强调人人为其利益、人人为其宗教。而整个国家才会时时地爆发出混乱和动乱。因为英国人的个人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想示威就可以示威、想集会就可以集会、想进入就可以进入、想鸣笛就鸣笛、想威胁就可以威胁、想打砸抢就可以打砸抢”。阿诺德认为，这样下去整个国家可能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

因此，阿诺德说，英国需要“文明”，需要人文主义传统的精华来遏制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阿诺德主张在公众中培养一种追求审美和追求心智的生活观，以对付清教的道德观和宗教狂热；用他的话说即以“希腊精神”来对抗“希伯来精神”。古希腊的社会是人类追求“甜美与光明”的伟大例证，它代表了真理与美的完美结合，在道德追求和心智追求之间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平衡，因此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榜样。阿诺德的时代并不需要清教徒的受良心驱使的战斗精神，和他们用以改变世界的“热情和力量”。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古希腊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一种追求美和真理的平衡心态，一种对人性的更宽泛的认识。

作为一个社会批评家，阿诺德希望调动一切力量来改变现状，使社会更加文明，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希腊精神”、“甜美与光明”、“诗歌”都是阿诺德所想象的“文化”的组成部分。传播它们可以使社会更加文明、更加充满智慧、更加富有希望。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阿诺德来看待基督教在他的时代的作用。在他的宗教批评和《圣经》研究中、在《文学与教条》中，阿诺德明确表示基督教已经失去了精神向导的意义，但是人们仍然无法完全离开它，虽然人们已经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它。阿诺德认为《圣经》应该被视为文学著作，而教会应该被视为一种国家机构，人们仍然需要《圣经》和教会，不是因为它们仍然可信，而是因为它们是文化传播的媒介，通过传播文化它们可以使社会更加文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宗教才有它存在的价值。

可以说，阿诺德的一切观点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要让“文化”和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在社会上传播，从而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阿诺德的教育理论也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议题展开的。他作为教育巡查员所写的调查报告，他论及教育的各种文章和他的著名的论文《文学与科学》（Literature and Science）都显示了他对教育的特别期望和他赋予教育的特殊使命。他认为教育应该磨砺心智，使心智更加开放、而不是更加狭隘，因此，阿诺德特别强调人文教育，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和古典著作的教育。他反对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人文学科，反对“人文学科无用”说，反对将自然科学提升为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因为人文教育才能满足人性的全面需要。

阿诺德认为，在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需要；品行、智慧和知识、审美、社会生活和礼节。这些需求相互制约，相互联系；对知识和智慧的需求与对品行和审美的需求紧密相连。自然科学所传授的知识是各种专门的知识，只有当它们同时也满足人性对品行和审美的需求时，它们才会产生真正重大的意义。比如，自然科学告诉人们，鸡蛋的蛋白生成了小鸡的血肉和羽毛，蛋黄提供了小鸡破壳和开始生命的力量；蜡烛燃烧时，蜡会转化为碳酸和水，肺动脉传输深色血液，肺静脉传输浅色血液。这些零星的知识只有与它们之外的更广阔的领域联系起来才会产生意义。人类有需要将学到的和了解的知识与品行和审美需要联系起来，而自然科学不会也不能为我们做到这一点。

阿诺德认为，只有人文科学，只有对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和古典著作的学习，才能使人们将各种专门的知识联系起来，从而培养出一种更开放的心智和思维方式，从而使心灵更加文明、更加具有“甜美和光明”。因此自然科学不能、也不会取代人文科学，因为后者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因此，阿诺德提倡一种广义的人性教育和人生教育，这种教育使人具有更宽广的胸怀、更健全的思维方式和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的心智。它全面继承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用人类文化的精华来启迪人的心灵，因为在这个传统中蕴含着“甜美和光明”，它代表着“人类所知道和所想到的最优秀东西”，代表着心灵“对生活的评论”。

阿诺德的批评文风犀利，说理深刻，往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即使在他判断失误的时候——如他指责乔叟缺少严肃性，不是英国文学的经典——他的雄辩才能都让人感到他的论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阿诺德在他的批评中能够恰如其分地运用讽刺和嘲笑等手段来挤兑对手，他对现代“非力士人”的分析往往是在讽刺和嘲笑中击中他们的弱点。阿诺德的口吻有时候像一位教师，喜欢重复和强调，但他也能像教师一样用热情和信念来感染读者。他能够很好地利用学校教学的手段，如通过给中产阶级的品行“打分”，使读者更容易抓住观点的要点。通过对比、列举、比喻和分类使观点更加形象化和条理化。阿诺德的推理一环扣一环，严谨而不说教。他很好地利用了“标语”和格言的语式，使他的论点余音缭绕，令人经久不忘。

阿诺德的批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所思考的问题至今仍然在学术界具有巨大的活力。他对“文化”的思考和阐述对20世纪的艾略特和利维斯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他的“文化”观基本上是贵族化的精英主义。他强调“人类所知道和所想到的最优秀东西”，代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最优秀的知识”。他排斥劳动者的文化，藐视下层人民的创造力和活力。他极力收集和整理西方人文主义文化遗产，试图建立一个所谓的人文传统，在社会上推广和传播其代表的价值观，仿佛所有人都应该认同这样的价值观。他的这种精英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了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文化”批评的猛烈抨击。原因是他的精英文化并不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也无法代替下层社会的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草根文化”。

阿诺德的批评视野宽宏，他的思想穿梭于文学、社会、宗教和教育等广泛受到关注的领域。他的批评不局限于文学和诗歌，而将文学和诗歌视为“文化”和思想的一部分，并从中获得了一个特别的批评视角。特里·伊格尔顿说，“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