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与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并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两大诗人,他以心理诗、特别是戏剧独白诗闻名于世,对现代诗歌和小说有重要影响,被称为现代主义的先驱之一。
勃朗宁于1812年5月7日出生于伦敦坎布韦尔。他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颇有文化修养,藏书丰富。由于家庭属于公理会新教徒,而当时英国名牌学校禁止这些人的子女入学,勃朗宁是靠自家的藏书自学成材的,并兼有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才能。正如大多数自学成才的人一样,勃朗宁不了解他的博学多识是一般读者无法企及的。因此他的诗中不时出现晦涩难懂的典故,并涉及偏僻古奥的学科。
勃朗宁早年深受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影响;1833年,年轻的勃朗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波琳》(Pauline)。这本诗的附加题目是《自白断章》,它属于浪漫主义抒情诗的传统。诗中的说话者是个深囿于内心梦幻的年轻诗人,他向自己心爱的女人波琳倾诉写诗灵感枯竭的苦闷,并试图理解自己支离破碎的精神状态。诗集没有一本卖出去,勃朗宁把其中一本赠给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的评价是作者“有一种强烈病态的自我意识。”勃朗宁深受刺激,此后便另辟蹊径,从主观抒情转向客观描写和心理分析,终于发展和完善了别具一格的戏剧独白诗,并以这种诗体独步世界诗坛。
在勃朗宁典型的戏剧独白诗中,整首诗出自一个独立于作者之外的剧中人的独白,这一独白创造出一个有限的情境,仿佛是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中的某个片断场景。读者必须从一段掐头去尾的独白台诗中推测剧情的全貌。由于戏剧独白诗完全从独白人所见所闻中折射出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染上了独白人的偏见,读者还必须透过偏见推测人物真实的性格和事件真实的面貌。可见,戏剧独白诗是一种限制很大的文体,但勃朗宁应用得得心应手,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余地,因此他的诗虽然难懂,却微妙耐读。
戏剧独白诗并非勃朗宁首创,早在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的《跳蚤》(“The Flea”)一诗中就有独白人、戏剧情境、假设观众三个要素,但勃朗宁极大地扩展了这一形式表达严肃的心理和哲理内涵的可能性。不少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如丁尼生,也写独白诗,但他们的独白诗并非戏剧化的。以丁尼生的《尤利西斯》为例,它描述了古希腊英雄尤利西斯决断的瞬间。这是一首优秀的内省诗,但并不具备戏剧性,没有剧情,没有戏剧场景,独白人在读者的感觉中是以一个声音而不是一个戏剧人物存在的。其他的次要人物更是恍若阴影,毫无实体感。但是,在勃朗宁的独白诗中,每一场景的细节都生动如画,虽然只有一个主要人物在说话,他创造的戏剧情景中布满了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当普拉西德教堂的主教吩咐后事时,我们几乎可以亲眼看见主教的三个儿子畏缩在灵床前,他的对手甘道尔夫从壁龛里探出头来窥视。当弗拉·里波·里皮说话时,我们仿佛可以看见守城士兵粗暴的脸在大把跳跃的火焰下一隐一现,听到远处传来的寻欢作乐的人们小跑的脚步声和哄笑声。当安德里·德尔·萨托在夜幕徐徐降临的画室里思索他的失败时,他的妻子在阴影里等待着楼下情人的呼哨。这些都是具有纵深度和实体感的三维场景,这些场景里的人物相互作用,把剧情推到一个高潮。
1852年,勃朗宁在为雪莱的书信写前言时提出了他的重要诗论——客观诗人和主观诗人的区分。他说,客观诗人如同镜子一样身映外界,客观事物在诗人的反射镜中变得更加清晰易辨;莎士比亚就属于客观诗人。主观诗人好比一盏灯,他内心的光耀投射在外界,使外界在读者眼中变幻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光彩,雪莱就是这样的主观诗人。按照这一定义,勃朗宁应是客观诗人和主观诗人的混合体,一方面,他诗中的戏剧人物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客观形象;另一方面,每首诗中的独白者又好比一盏灯,他们内在的光亮投射到外界事物上,使它们发生了扭曲变形,读者就要从这变幻的景观中推测出产生这种幻想之光的内在精神。
从这一定义可以预见,戏剧独白诗对刻画心理偏执者应有独到之处,因为外界事物在这种极端人物的内在光亮照射下会发生最大限度的扭曲和变形,从而增强诗歌的戏剧性以及戏剧性倒反所产生的耐人寻味的力量。是故,勃朗宁的戏剧诗中布满了千姿百态的心理偏执者的形象。即使独白人并非天生的偏执者,勃朗宁也把他们置于一个特殊的心理瞬间,使他们内心深藏的畸形成分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心理压力下泄露出来。以非凡的洞察力,勃朗宁刻画了一群众生相:失败的追求者、缺陷的诗人、自我毁灭的艺术家、失恋的情人、丧心病狂的杀人犯、自欺欺人的骗子。为了惟妙惟肖地表现这些剧中人各具风格的言谈语调,使读者闻其声如见其人,勃朗宁在不少诗中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高雅悦耳的诗风,而采用高度口语化、俚语化的语言,不和谐的音响,错杂的节奏,古怪的韵脚,不合常规的意象搭配,转折突兀的联想。这些诗体特点受到不少评论家的指责,但它完全适合作者创造的充满缺陷的世界和人物的畸形心理。在这点上,勃朗宁显然承袭了莎士比亚喜剧对白及约翰·多恩诗歌的语言特色。像约翰·多恩一样,勃朗宁试图在诗中结合音乐与言谈的不同调子,诗情与思辩的不同色彩,虽然他的古怪诗风与同时代的诗人少有默契,却在同时代的散文、小说作家,如狄更斯的小说中找到了古怪的近亲。
勃朗宁继《波琳》后的两部诗作《帕兰斯萨斯》(Paracelsus)和《索德罗》(Sordello)尚未完全摆脱主观抒情诗的成分。虽然勃朗宁采用了某些戏剧的外在形式,诗歌的中心人物与诗人本人尚有明显的认同倾向。《帕兰斯萨斯》设在遥远的星相和炼金术的时代,它涉及到与《波琳》同样的问题:人怎能将他无限的憧憬和有限的能力协调起来,这一主题贯穿了勃朗宁的所有诗歌。《索德罗》设在古老的吟游诗人时代,它集爱情、哲学、历史于一大成,是勃朗宁最晦涩的诗,象一座建筑师忘记了设计楼梯的巨大宫殿。在这两部诗集中,勃朗宁都是以书为媒介探索一个过去的年代,他尚未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年代中活生生的人物,使读者感到创作者仿佛和他创造的人物生活在同一年代,了解他们的习俗、口音,与他们摩肩擦踵地经过,而这正是勃朗宁在以后诗歌创作中体现出的最大天赋。
1845—1846年,勃朗宁向著名的残疾女诗人伊丽莎白·巴蕾特求爱。他们波折的爱情在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1846年9月,两个恋人来到意大利,在此期间勃朗宁创作了他最好的三本戏剧独白诗集:《男人和女人》(Men and Women)、《剧中人》(Dramatis Personae)、《戒指与古书》(The Ring and the Book)。正是这三部诗集奠定了勃朗宁在世界诗坛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波菲里亚的情人》(“Porphyria's Lover”)选自《戏剧抒情诗》中题为《疯人院》的组诗。整首诗中的情境都是通过一个杀死自己深爱情人的心理偏执狂眼中折射出来的,诗中的意象和判断都浸染在独白者癫狂亢奋的情绪中,黑暗风暴外化了独白者骚动不安的危险状态。下一段是独白者杀死情人后的思忖:
她毫无痛楚
我确信她毫无痛楚,
宛如花蕾将蜜蜂幽闭。
我轻轻拨开她的眼睑:再一次
她碧蓝无痕的眼里迸发笑意。
我松解开她的发缕,
从颈旁;她的面颊重又
在我的炽吻下泛起红晕。
象往常一样我支起她的手臂,
只是这一次,我的肩膀托起
她的头,低垂在我肩上一动不动,
她玫瑰花般的小小笑面呵,
神采奕奕,心满意足。
波菲里亚死时“毫无痛楚”的感觉完全是独白者一厢情愿的解释,波菲里娅死后的容貌,“迸发”璨灿“笑意”的碧眼,“泛起红晕”的脸颊,“玫瑰花般的笑面”也是独白者自身亢奋状态的反射,并非波菲里真实的容颜。从波菲里娅被歪曲的形象中我们可以感到她情人丧心病狂的爱欲:死后的波菲里娅在情人眼中依旧栩栩如生,甚至比生前更完美可爱。
这首诗表达了勃朗宁的一个典型哲理,心理偏执往往是人们想永久地占有某种并非永久性的事物造成的。爱情易逝,生命攸忽,永恒和完美只有在死去事物中才能找到。独白者在死去的情人身上感到了永恒完美的爱情,但诗末他的悲吟,“她不知道她的心爱人多希望被听见”,又透露出亢奋中并未完全忘记死亡寂灭的悲哀。即使他可以安慰自己,“上帝一语不发”,想到上帝裁决本身,又影射出他下意识的负罪感。在独白者抱着死去情人一动不动等待天明的形象中,我们感到他悲喜交织,愿望达成与彻底绝望的复杂心态。
从此诗中可以看出,勃朗宁的独白诗往往包含三个层面:情节层,心理层,哲理层。
尽管生命变动不居、残缺遗憾,勃朗宁依然赞颂尘世之情。《忏悔》(“Confessions”)中的独白者是一位在牧师面前做临终忏悔的垂死老人。诗中支离破碎的意象逼真地表现了病人临终前的恍惚状态。蒙太奇和叠印手法绝妙地复制了幻觉的印象。在幻觉中,阴暗的病房如电影淡化镜头般融入当年鲜明的恋爱场景:桌上由长。作为“广教会”的低到高的药瓶化作斜坡上的小巷,绿色窗帘幻成六月的蓝天,最高的药瓶是坡顶上的楼房,他心爱的姑娘就住在楼顶的阁楼,药瓶中的标签“醚”暗示了病人麻醉的状态,而“醚”在英文中又有“以太”“苍天”的双关含义,从而和往事中开阔蔚蓝的情调融合,独白者零乱的语言恰巧体现了当年秘会时躲闪的行踪。他俩秘密相爱,违反了家规教规,是应当忏悔的严重罪孽。但是,在牧师的期待中,老人宁愿放弃进天国的资格,也不改初衷:
“多么可悲,多么不轨,多么狂悖”
可是这却是多么甜蜜!
(飞白译文)
勃朗宁对“尘世天堂”的肯定使他认识到宗教法规对人性的扭曲。他刻画的神职人员往往是虚伪贪婪的形象,正常的人性欲望因为压抑变得尖酸不自然,往往导向忿恨嫉妒的狭隘渠道和隐秘的荒淫倾向。
《西班牙寺庙的独白》(“Soliloquy of the Spanish Cloister”)就刻画了一个嫉恨上司、暗地里妒火中烧、诅咒连篇的和尚形象。诗歌的绝妙之处在于刻画这个偏执狂的仇恨心理时整首诗洋溢的幽默滑稽情调。简短俚俗的句子,双韵体稠密反复的韵脚产生一种谐谑曲般回旋绕口的效果,黑色的仇恨中渗杂了鲜明生动的场景——西瓜餐会、玫瑰花园、岸边沐洗黑发的姑娘,反衬出嫉恨心理阴暗闭塞、自我损耗的性质。诗句以此开头:
格——格——滚!我的眼中钉肉中刺!
给你该死的花盆浇水,去!
如果恨能杀人,兄弟劳伦斯,
以上帝的血起誓,难道我的恨杀不了你!
什么?你的郁金香木需要修剪?
哦,那株玫瑰更有特权——
要把铅缸里的水打满?
愿地狱的火焰把你烧干!(www.xing528.com)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勃朗宁戏剧独白诗饶有情趣的一个特征:即使是刻画反面人物,像圣普西德教堂伪善的主教和西班牙寺院中咬牙切齿的和尚时,我们感到的也不是单一的谴责情绪,这些人物刻画得如此诙谐有趣,我们总感谴责中夹杂了一种忍俊不禁的纵容。
与勃朗宁的人生哲学相连,勃朗宁的艺术观也强调“辉煌的失败”和尘世之情。人生不能尽美,刻画人生的艺术也包含了艺术家有限之心对无限之境的痛苦渴求。由于勃朗宁还赞颂尘世之情,伟大的作品也是灵与肉、智性与直觉、空灵与官能美的结合。
《安德里·德尔·萨托》(“Andrea del Sarto”)体现了“辉煌的失败”的主题。安德里技巧完美的绘画意味着创作思想和艺术道德上的堕落,因为他的创作目标从未向自己的能力挑战,虽然他明白,“一个人应超越极限,否则天堂何用?”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创作思想宏大,所以他们的作品尽管未达到心目中的理想,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怡尔德·罗兰来到黑塔》(“Childe Roland to the Dar Tower Came”)也是一首表现“辉煌的失败”这一人生哲学的诗歌。它的题材受到骑士浪漫文学的影响:亚瑟王试图建立一个具有完美的骑士精神的宫廷,结果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卓越努力比妥协理想更高贵。他的每一个骑士都在某一致命的方面遭受了挫折,经历了屈辱和死亡,如同基督一样。因此,宫廷浪漫文学中失败的骑士探险原型极好地传递了“辉煌的失败”这一主题,勃朗宁的这首诗就采用了这一原型。
诗歌的标题来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第四场第三幕。李尔王遇到了装扮成疯子的埃德加,称他为哲学家,并与他同行。此幕结束处,埃德加念了一些谜诗或只是毫无意义的绕口令,其中一句就是“怡尔德·罗兰来到黑塔”,恰尔德指的是一个尚未试翼的年轻骑士。勃朗宁此诗中的独白者就是一个初征的骑士,他描述了自己恶梦般的游侠经历。景物描写中超现实主义的梦魇色彩暗示骑士的游历并非外在的,而是深入潜层意识的探险。骑士独白者经过一处荒原时,一个神情险恶的拐子引他走上了一条古怪危险的道路。在一片魔法笼罩的土地上到处是疾病,伤残和折磨,找到的黑塔也阴森丑陋。在一片惊悚的气氛中,骑士仿佛看见自己同伴的尸体蔓延横亘在四周荒岭上默默俯视他。这时,骑士把号角放在嘴边,吹响了一声宣告:恰尔德·罗兰来到黑塔。
这首诗歧义晦涩,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骑士从他失败的追寻中得到了一种胜利感。诗末的号角声是与压倒一切的黑暗势力相抗衡的宣告。目的的达成并不重要,追求本身即有其意义。这种面对虚无的勇气与存在主义哲学近似。尽管人生荒谬,了无意义,但每个人的追求和磨难都在世上留下了他存在的痕迹。就象罗兰的号角宣明了他曾到达黑塔,曾在此时此地存在过一样。在一个充满怀疑的年代,勃朗宁的乐观主义从来不是盲目肤浅的,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疑惑、磨难和内省上,诗中超现实主义的梦魇气氛让人想到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其中描绘的荒原,人的异化感和失败的骑士探险和神话原型又预示了艾略特的《荒原》。
《弗拉·里波·里皮》(“Fra Lippo Lippi”)中的独白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僧侣画家。诗中的情境是深夜时分,里皮从一个女子家寻欢作乐后回寺院后途中,受到守城士兵的诘问以及他的应答。里皮是一种反传统反宗教的艺术家,他反对宗教绘画仅仅刻画人的灵魂——苍白空灵的影子,而无视肉体。肉体反映灵魂,绘画应体现灵与肉的统一。里皮强调尘世之乐,肉体之美,这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领域中人文主义对中世纪宗教观的侵蚀。诗中,里皮的口吻既圆滑俏皮,又尖刻挑衅,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一个机智反叛者的形象。
勃朗宁的长诗《戒指与古书》把一个骇人但平庸的凶杀故事改造成了一部相对叙事技巧的杰作。在十二卷书中,通过吉多的申辩,坎邦萨奇的自白,律师的辩护、主教的定夺、波比里娅的临终忏悔和周围人的评述,这个故事被重复了十二遍,获得了扑朔迷离的光芒。在这本诗中,勃朗宁试图探索正确与谬误、惩罚与宽恕等一系列伦理原则,但又并不简化他的结论。结果,每个人在为自己辩护时都激起一缕同情,而在他人眼中又罪孽深重。在结构上,这本诗不是众多独白的简单汇集,而具有一座伟大建筑的有机统一和整体感。中间的十部书通过对照、高潮组合在一起,书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故事的梗概,以后便是反复的重述,阅读的兴奋感有如读一本侦探小说:读者旁听了各个角度的证词和线索,然后自己找真相。
书的第一部是前言,勃朗宁解释了这个凶杀案的资料来源。1860年,勃朗宁在弗罗伦斯发现了一叠破旧的文件,其中记载了吉多·弗兰西斯希尼的凶杀案以及凶手受审和被处决的过程。1693年,吉多·弗兰西斯希尼伯爵,一个40岁的破落贵族,娶了一位13岁的平民女儿弗兰西斯卡·波比娅为妻。波比里娅的父母皮埃德罗和维奥朗特贪图吉多的贵族头衔和假想的财富,用全部家当作聘礼使婚礼得以举行。婚后,吉多发现丈人家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富裕,便将两位老人虐待后从他地产上赶走了。两位老人申诉法院,要求索回聘礼,理由是波比里娅并非他们的亲身女儿,而是他们收养的一个被妓女遗弃的孩子。吉多伯爵得知波比里娅低贱的出身后,加重了对他年少新娘的折磨。波比里娅向本地的牧师坎邦萨奇求助,与他一起逃离了吉多家,吉多在罗马附近抓住了他们,并指控他们有通奸罪,坎邦萨奇被流放,波比里娅也被关进了监狱,但不久因临产获许暂时出狱。她的儿子出生了。成为吉多的头衔和地产的继承人。两周后,吉多闯入波比里娅的住处,杀死了皮埃特罗和维奥朗特,并致命地伤了波比里娅。波比里娅受伤仅活了四天,在这段时间里控告了吉多的杀人罪。法院宣判吉多死刑,吉多向主教求情,遭到拒绝。吉多在1698年2月22日受斩刑。
下面三部书是以局外人的眼光看这个凶杀案,三个罗马市民站在不同的立场陈述了他们的观点。第二部书,“半个罗马”中的独白者是个老人,与妻子相处得困难,因此同情吉多。第三部书中独白者是个年轻人,他的同情站在波比里娅一边。第四部分书“特楚姆·奎德”中的独白者整理,总结,衡量了前两个独白者的论据,对整个案件持中立态度。这三部书仿佛是一出戏的序幕,由正命题、反命题和合题组成。
再下面三部书是主要演员的自白——吉多和坎邦萨奇在法院的申辩,以及波比里娅临死前的忏悔。第五部书“吉多·弗兰西斯希尼伯爵”是吉多犯罪后几天的第一次独白。他向法官陈述了自己的一生,谴责妻子的不忠造成了自己今天的悲惨境遇,想博取听众的同情。在这一阶段,我们对吉多的印象仅停留在表层,玩世不恭的讥讽态度,说不上宽厚仁爱,但也绝不残酷,饱经风霜,通晓世故,希望在迟到的婚姻中寻求失望了大半生的慰藉,然而被不忠的妻子和狡诈的丈母欺骗了,以至名誉扫地,迫不得已犯了杀人罪。在吉多的狡辩中,残忍的本性不时偶露锋芒,即使他的狡辩也难以尽掩他对妻子的刻骨仇恨。第六部书,“吉赛普·坎邦萨奇”是坎邦萨奇在法官面前的自白。他尚未从心爱人被杀的伤痛中解脱出来,因此言辞义愤,痛斥吉多的凶残、法官的不公,在这一切之上,他倾诉了对纯洁善良的波比里娅的热爱。他的发言获得了法官的信任。第七部书“波比里娅”,是波比里娅临终时在牧师面前的忏悔,充满了历尽世间苦难后的平缓安详。然而,当她倾诉自己的信念——在死后的精神世界里她将与坎邦萨奇重逢、相爱到永远时,独白转为高亢,爆发出歌剧华采般绚丽辉煌的段落:
他如期召唤,我赴约前行
不是说死者为见上帝点缀花饰吗?
看吧——我遍体繁花飘盈,
看吧——他一言一行的每一朵鲜花
都不会湮没飘逝,
都洒下种子,长成凤仙花树
在我们相会处散放浓郁
在这无可比拟的时分!
在这里,上帝与恋人,宗教与情爱的意象合而为一;死后与上帝的会晤也是与情人的重聚,情爱也焕发出宗教般神圣的光芒。
第八、九部书是两个律师的辩护和争论,语调轻松幽默,缓和了坎邦萨奇和波比里娅两部书中浓重的悲剧气氛。它们的作用相当于大型交响乐中的诙谐乐章,或伊丽莎白悲剧中的喜剧场幕,为的是暂时松弛一下气氛,迎接高潮的到来。第十部书,“主教”是主教定夺是否宽恕吉多的内心独白,是诗歌的高潮。在罗马法庭纷坛的世俗裁决后,这个庄严孤独、宁静的主教在梵蒂冈萧瑟的冬日面对上帝的裁决分外摄入心魄,他的信念和哲学像穿透混沌黑暗风暴的闪电:
我曾站在那不勒斯,一个浓黑的夜晚
我辨不清哪里是地
哪里是天,哪里是海洋,世界深藏不现
突然一道闪电撕破黑夜
雷声滚滚,大地呻吟
穿透一带山脉呈现:
拥挤的城市,尖塔的平原
苍白的海洋像裸露的幽灵
真理也如是昭见。
通过主教,勃朗宁表达了他自己对人类的罪恶,受难和责任的看法:
白不能中和黑;善不能
补偿恶,生命无法抵消赦免
一切都是可怕的选择。
第十一部书“吉多”是吉多的受斩刑前的又一次独白。两个朋友到监狱看望他,这时,吉多知道他死运难逃,撕开了伪装的面具,恐惧、残暴和仇恨都暴露无遗。
第十二部书“古书与戒指”的前部分是一个来罗马观光的外省人的独白,他叙述了罗马人观看吉多受斩的欢乐场面,这部分犹如剧末的大合唱,诗末部分是勃朗宁间接表达艺术的诗论。
就这样,众多纷绘的独白人仿佛是印象派绘画中细碎零乱的阳光笔触,在瞬息变幻的光线中,使主要戏剧人物在读者脑海中形成的印象画面处于永远的流动状态中。
《戒指与古书》体现了勃朗宁的“无限时刻”的理论。在某一特殊的瞬间,剧中人打破了惯常的行为方式,做出了意料之外的事,在这部诗中,牧师坎邦萨奇与伯爵年少新娘的出逃,就体现了社会责任与其相反的个人冲动之间令人晕眩的平衡。
勃朗宁作为一个现代主义的先驱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戏剧独白诗影响了现代小说家,如康拉德、福克纳、福特等人的限制性叙事技巧,他在《恰尔德·罗兰》等诗中创造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和其中人物异化感预示了艾略特的《荒原》,他所揭示的同一人物中社会人格与本能冲动之间岌岌可危的平衡已被现代心理学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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