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与中国现代小说对比研究

马云

“西方现代音乐”是一个较宽泛的美学范畴，主要是指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追求人性的解放与人的内心情感的抒发和表达的一种音乐风格。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复调音乐得以变革和发展，声乐与器乐逐渐分离而各自独立演进。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它既包括带有强烈装饰性和崇高美的巴洛克音乐、重旋律和综合的形式美的古典主义音乐、注重感情和形象表现的浪漫主义音乐，也包括20世纪初以来乐派纷繁、风格多样的“现代主义音乐”。综合来看，西方现代音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艺术的情调上，其次是西方现代音乐中的复调、和声等结构形式对中国文学表现形式的影响。从这两个方面考量，对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最深的音乐形式应该是交响乐。

一 交响乐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西洋音乐传入中国是与西方文化的东渐同步的，但真正发生影响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五四”运动前夕，沈心工、李叔同等人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洋音乐的教育。李叔同还编辑了中国现代第一份音乐杂志，虽然只发行了一期。同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大力提倡美育教育，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早在1916年秋天，北大就成立了北京大学音乐团，后改为北京大学音乐会，分为国乐部和西乐部，这一组织后改名为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音乐研究会，1922年改组为音乐传习所，作为附设于北京大学的正式音乐教学机构。丰子恺著有《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音乐知识十八讲》等普及性读物，传播西方现代艺术。西方现代音乐在上海最为流行，影响最大，海派作家的创作多少都受到现代音乐的影响。穆时英的小说就是爵士乐的气氛和格调。张爱玲的小说对现代音乐也有较多的感受和描摹，她在《连环套》中对交响乐的喧闹做过传神中的描写，在这样疯狂的音乐中，张爱玲感受到的是时代和人物的疯狂。凭着对现代音乐的熟悉，张爱玲常常运用音乐语言叙事。她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这样写道：

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战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曲；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的匝着人，流遍了全身。才迷迷糊糊地盹了一会，音乐调子一变，又惊醒了。楼下正奏着气急吁吁的伦巴舞曲，薇龙不由想起壁橱里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跳起伦巴舞来。

徐和无名氏的小说常在音乐的意境中展开，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音乐家、舞蹈家、画家或者艺术爱好者，他们小说的浪漫情调是由艺术的氛围营造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音乐对中国影响极大，包括柴科夫斯基等古典音乐家对中国作家影响极深。王蒙在他的中篇小说《如歌的行板》中提到当时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和流行的情况：

他们即使没有上过音乐课，不知道俄国有个柴科夫斯基，也不喜欢大提琴、中提琴和小提琴也罢，但是他们难道不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么？那两个电台的三套不同的广播节目，不是每天都放送过贝多芬和莫扎特，舒曼和舒伯特，莫索尔斯基和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吗？不是也播放过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吗？不是还播放过什么《悲怆交响乐》、《梦幻曲》、《风流寡妇》圆舞曲吗？

在王蒙小说《如歌的行板》中，柴科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人物情感的记忆和精神的源泉，小说就在如歌的行板中叙事，是一种真正的音乐叙事。但是苏联音乐的影响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不久就被切断了。

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音乐又开始火起来了，从家庭教育到社会娱乐，艺术的氛围浓郁起来。经过多年身处文化沙漠的饥渴，许多作家都有过对音乐文化恶补的经历。近年来作家们纷纷谈起了艺术，音乐、绘画成为一种高雅时尚的话题。余华在《收获》杂志开辟专栏，连续写了十三篇关于音乐的随笔，收集出版了随笔集《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一书。他说在1993年的冬天，他买了音响和CD机以后，就开始了购买CD唱片的活动，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购买了四百多张唱片，并且迅速地爱上了音乐。他对音乐的叙述方式特别留意，他说：“音乐的叙述和文学的叙述有时候是如此相似，它们都暗示了时间的衰老和时间的新生，暗示了空间的瞬息万变，它们都经历了段落的开始，情感的跌宕起伏，高潮时的推出和结束时的回响。音乐中的强弱和渐强渐弱，如同文学中的浓淡之分，音乐中的和声，就像文学中多层次的对话和描写，音乐中的华彩段，就像文学中富丽堂皇的排比句。一句话，它们的叙述之所以合理的存在，是因为它们在流动，就像道路的存在是为了行走。不同的是，文学的道路仿佛是在地上延续，而音乐的道路更像是在空中伸展。”^[1]显然，西方现代音乐的结构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余华的血液中，使他找到了文学与音乐的契合之处。

八十年代中期，有两位小说家红极一时，他们是徐星和刘索拉。据说徐星钢琴弹得不错，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是他的拿手曲目，他的小说《无主题变奏》显然是一种音乐叙事。刘索拉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她的小说《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表现的都是音乐人的生活。据她自己讲，她习惯于在文学与音乐之间游走，在音乐学院学习，写不出钢琴作品时，她就想象着鸽子在蓝天上飞翔之类的挺浪漫的东西，交给老师一篇文章，内容就是鸽子如何在蓝天飞翔，其实是一篇文学作品。一个学音乐的人首先在文学上崭露头角，也就不奇怪了。她后来到国外从事音乐活动，搞蓝调、爵士、摇滚，但她仍忘不了文学，她常常一边读《今古奇观》，一边弹钢琴。她近期的小说创作也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

张承志的小说也充满了音乐的激情和浪漫，他在《音乐履历》中细细回味着音乐对他的影响。他说：“我总是听见耳际充斥着一脉歌声，是的，就是它，是它在陪伴着我，生息度世。”在谈到现代音乐与他创作之间的关系时，他说：“如果歌声和音乐真的与人的进步息息相关，那么音乐的路上，必须有一个究及现代的阶段。”他说在八十年代，现代艺术如强劲的风，使我们都陶醉在它的沐浴之中。他对于日本摇滚歌手冈林信康十分欣赏，他欣赏他的疯狂，他的男性质感。有评论家说听冈林信康的音乐会，像被铁锤猛砸着后脑，张承志喜欢这种过度刺激的音乐。他说：“我的体验常常被他唱出，多少次我惊奇和感到亲切。我愈来愈习惯了以他为参考，对一个蹒跚在严密控制的环境里的作家来说，对世界的参考是极其重要的；只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参考文字，而我喜欢听歌。”“数十年的岁月里，听冈林信康成了我的休息，也成了我的功课。”^[2]张承志创作的激情在这样的音乐中被激发出来。

格非说他对音乐并没有特殊的兴趣，但是在音乐文化如此普及的今天，他也常常在听音乐。音乐对他的影响是潜在的无形的。他说在听音乐的时候，不是对音乐本身有什么感悟，而是声音把他带到另一个时空中，产生一个和所听音乐不相干的情境中。他说他的短篇小说《背景》就是在听肖邦的《即兴幻想曲》时走神产生的。^[3]

19世纪以来，交响乐成为西方现代音乐的主流。交响乐传到中国是在19世纪中后期。据史料记载，1864年11月22日，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乐队演奏弥撒曲。1871年10月间，法国于布内男爵参观徐家汇天主教堂，听演奏海顿的作品。^[4]交响乐是通过宗教形式传到我国的，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同步，在当时只局限于上层教会人士之中，影响并不大。交响乐对中国发生大的影响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交响乐是西方文化的精华，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以其高雅严肃的品位，宏大的规模和气势，组织的复杂谨严，音响的浑厚优美，史诗性的结构等等，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的心灵，引起了中国作家持久的兴趣和喜爱。曹禺说：“我接触交响乐就是在清华开始的，我很喜欢莫扎特的作品，很抒情。听巴赫，听贝多芬的唱片，就慢慢地渗透进来了。我对西洋音乐很感兴趣，……我既不会拉，也不会唱，但音乐的影响对我很深，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影响”。^[5]徐说他喜欢听交响乐，他认为贝多芬交响乐比爵士乐更大众化，因为欣赏贝多芬音乐的人比欣赏爵士乐的人多，还因为爵士乐听一遍两遍就平淡无味了，而贝多芬音乐则百听不厌。^[6]端木蕻良也说过他不喜欢听单调的音乐，喜欢听内蕴深厚的交响乐。王蒙在他的中篇小说《杂色》中描述了主人公，那个带着王蒙影子的曹千里，在1944年，他13岁的时候，听了西洋音乐后的内心迷狂：

孩子们听了《桑塔露琪亚》，《我的太阳》，德沃夏克的《新世纪交响乐》第二乐章和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还有李斯特和萧邦的作品。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他醉迷了，他发狂了。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没有想到过，在人们的沉重的灰色的生活里，还能出现一个如此不同的，光明而又奇妙的世界。他从来不知道人们会想象出，创造出、奏出和发出这样优美，这样动人，这样绝顶清新而又结构井然的作品。……他摸拟不出。想象不出这人类的情操与智慧的极致。^[7]

一种来自异域的新奇感征服了他，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艺术感觉。王蒙经常用这种近似迷狂的语言描述他对交响乐的感受。到了抗战时期，交响乐的本土化获得成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作品，进一步推动了交响乐在中国的发展。茅盾在1946年写的《忆冼星海》一文中说，他有一次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说，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他说：“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8]交响乐那奇妙的浑融的音响，给中国作家心灵的震撼是强烈的。建国初期，中国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封闭，西洋音乐仍然流行，同时还有苏联音乐对中国产生影响。在五六十年代，先后翻译出版了苏联音乐理论著作《苏联的交响乐》、《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交响的配器法》等。

这种影响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不久就被粗暴地中断了，但是有些影响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在这种残存的影响中，可能包括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也许还有肖邦。贝多芬音乐的巨大冲击力，音乐家个人命运的悲壮，他对于厄运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极大地感染和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与芭蕾舞联系在一起，芭蕾舞组曲《天鹅湖》可能是在中国最普及的西方音乐舞蹈了，甚至在“文革”期间，这种影响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肖邦以其感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对祖国的怀念，歌颂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反抗斗争，在很长时期也成为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中国人可能不知道德彪西，不知道勃拉姆斯，不知道海顿、库劳……但是谁不知道贝多芬、柴科夫斯基、肖邦呢？连贝多芬的失聪，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不同寻常的恋爱，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情。

交响乐的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作家的思维和构思，乃至方方面面。陈思和把冯至的《十四行集》放到交响乐的结构框架中去分析，他认为这部作品有着交响乐般的完整的结构和逻辑。他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分为六个乐章，并作了极为精彩和深刻的分析。^[9]当代诗人于坚把他的诗作像西方音乐家那样编号，他的诗歌标题有许多是“作品XX号”。当代小说家陈村的网址是：3331@263.net。他解释说：“那3331是音符，它的意思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开始处的命运的敲门声。”^[10]交响乐已与中国现代文化交融在一起，渗透到作家的生活、思想和情感之中。

二 交响乐与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史诗性

中国文学没有史诗，在西方史诗观念的影响下，现代作家往往把构建作品的史诗性作为一个庄严的使命追求。交响乐史诗般的品格，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人们常把那些结构复杂，气势宏大，庄重严肃，内涵丰富的长篇小说称为“交响乐”般的史诗，达到这样的境界是现代中国作家所梦想的。无名氏因为有评论家说他的长篇小说《海艳》接近贝多芬的境界，排山倒海的狂热，无视现实社会的胸襟和气魄，浸沉于非人间的精神境界，他感到如遇知音。^[11]

交响乐是音乐中的巨人，它的审美特征就是崇高，这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神往的。茅盾说：“我不能有条有理的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12]茅盾的小说都有一种史诗般的庄严品格和追求。王蒙也说：“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是我最倾心的两位大师。柴科夫斯基的乐曲有一种丝丝入扣、渗透到人的心灵里去的魅力，有一种忧郁的、抒情的、委婉的美。而贝多芬，他的作品是那样的华丽，那样的雍容，那样的强劲而又丰满。它具有的是征服人心、点燃人心的火焰般的力量，它充满了威严的、强大的对于光明的渴望和信心。”^[13]英雄与悲怆是王蒙小说反复刻画和抒写的对象，也是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音乐的灵魂。王蒙说，“他们的作品都给我一种神圣，一种清明，一种灵魂沐浴的通畅和爽洁，一种对于人生价值包括人生的一切的困扰和痛苦的代价的理解和肯定”。^[14]巴金喜欢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在他过世的时候没有奏那种流行的哀乐，而是播放着他喜欢的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这首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近似于安魂曲，它是那么切近巴金的精神和气质。巴金的小说跳动着柴科夫斯基式的悲怆的音符，柴科夫斯基对于人类命运的同情和关注，对社会和人民苦难的悲悯，也正是巴金小说一贯的主题。神圣崇高是交响乐的主题，无论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还是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还有中国的《黄河大合唱》等，都表现了作曲家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一点对中国作家的熏陶是深远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小说表现的也是崇高的主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英雄主题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英雄与崇高总是联系在一起。《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哪一部不是表现崇高呢！在这些小说里，我们都似乎听到了交响乐的回荡。

交响乐在中国传播已近百年。它的大气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人感觉震撼。张爱玲说，大规模的交响乐“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深宏远大”^[15]。张爱玲认为交响乐是一种宏大叙事，有一种“说教腔”。的确，交响乐从规模到音响的轰鸣都是宏大的，但是交响乐的表现力却是丰富的，它既可表现宏大的场景，史诗般的结构，也可表现很抒情很委婉美妙的情感。柴科夫斯基说：“交响乐——一切音乐形式中最抒情的一种。”^[16]不用说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很抒情；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大地之歌》的内容是德文翻译的唐诗，包括李白的《望月》、《采莲曲》、《悲歌行》，孟浩然《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王维的《送别》等，都很抒情。李欧梵说他最钟爱马勒的《大地之歌》，希望在他死后的葬礼上奏这部交响乐。^[17]贝多芬的交响乐轰响的比较多，但他的《田园交响曲》却很宁静，很抒情。小说家无名氏以写中长篇小说为主，但他的小说算不上宏大叙事，他擅于抒情。无名氏是一个音乐狂，音乐在他的小说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可以说是他小说题材的一部分，他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是音乐家，他在音乐的意境中讲述故事。他喜欢交响乐，他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口说：“愚蠢的人类！有这么多交响曲在喷洒，这么多宇宙大音籁在鸣奏，他们却偏要找那为天地不容的‘最后的音符’。”^[18]在他眼里，只要有交响乐就够了，交响乐就是一切。他的长篇小说《海艳》不仅有贝多芬交响乐的气魄，还有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大海》的身影，甚至可以说《海艳》就是一曲用文字奏响的交响曲《大海》。德彪西《大海》的三首乐曲的标题分别是：1.《海上，从黎明到中午》；2.《浪花游戏》；3.《风与海的对话》。作品表现的是作曲家对于大海的无法言说的感情，他用印象派的手法表达了内心对大海美的感受。无名氏的《海艳》也是一首大海的颂歌，人物和故事只是穿插和陪衬，全篇贯穿着作者对大海的印象化倾诉，表现无以名状的对大海的眷恋。小说描写了听德彪西音乐的感觉：

除了那带黏味的蝉声，和德布西的透明的音乐声，四近几乎没有什么声音。没有人想发出一滴声音，一种蒸腾性的气体似乎已重重的裹住他们。炎热从所有空间胀裂出来，慵困的绿色，从一切植物里胀裂开来，强烈的光，从一片片大气里胀漫出来，到处泛着绿色的酒意，热的酒气，光的酒色，山与水仿佛在光与热中睡着了，水上偶然飞过两只白色水鸟，那白色的翅膀，像它们美丽的梦中的声音，姿态。这时像一幅幅翅膀的形象，许多影子与影子在堤上追逐。光与影则在水上嬉戏。……^[19]

这是作者在听德彪西音乐时的想象，他沉醉在德彪西光与影交织的音符中，沉醉在印象派音乐家对大海的描述中。小说全是音乐的语言，音乐的结构，音乐的情绪，音乐的主题，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无名氏的耳边总是响着不尽的旋律：

啊！宇宙！宇宙！你为什么响？老是这样响？响在我血液里、发上、眼睛内、呼吸里、感觉中？阿，你为什么有这么多旋转曲？变奏曲、装饰音？摹仿句？固执低音？响吧！响吧！最大的响只是为了凝造出一个永恒的静。^[20]

无名氏《海艳》要放在德彪西《大海》的音乐背景上，放在抒情交响乐的背景上去读，才会读出味道。印象派音乐的奇异变幻给了无名氏艺术的灵感和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

三 交响乐与中国现代小说的结构艺术

交响乐对中国现代小说影响最深的还是它的内在结构。人们常把交响乐与建筑联系在一起，说贝多芬是最伟大的建筑师。的确，交响乐结构的复杂和谨严超过世界上任何有组织的结构形式。一般而言，包括小说、戏剧在内的叙事文学都重视结构问题。曹禺说：“我在构思中，就有一种向往，不知什么原因，交响乐总是在耳边响着，它那种层层展开，反复重叠，螺旋上升，不断升华的构架，似乎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21]曹禺把《雷雨》的结构建立在巴赫《B小调弥撒曲》的结构上，在序幕和尾声中让巴赫音乐回荡其间。

小说家对交响乐深邃复杂的结构是很感兴趣的。张爱玲虽然对交响乐有一种独到的偏见，但交响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小说的结构。她的《连环套》开篇就对交响乐的喧闹做了这样的描写：

下午的音乐会还没有散场，里面金鼓齐鸣，冗长繁重的交响乐正到了最后的高潮，只听得风狂雨骤，一阵紧似一阵，天昏地暗压将下来。仿佛有百十辆火车，呜呜地放着气，开足了马力，齐齐向这边冲过来，车上满载摇旗呐喊的人，空中大放焰火，地上花炮乱飞，也不知庆祝些什么，欢喜些什么。欢喜到了极处，又有一种凶犷的悲哀，凡哑林的弦子紧紧绞着，绞着，哗哗流下千古的哀愁；流入音乐的总汇中，便乱了头绪——作曲子的人编到末了，想是发疯了，全然没有曲调可言，只把一个个单独的小音符叮铃当啷倒在巨桶里，下死劲地搅动着，只搅得天崩地塌，震耳欲聋。^[22]

看完小说的故事以后再回来看这段描写，可以肯定地说，她这里绝不是扯闲篇，而是有所预示，有其匠心所在。这段喧闹的交响乐定下了小说的基调，也预示了小说情节结构的基本走向。小说主人公霓喜的一生就像这段交响乐一般充满了喧闹和噪音，充满坎坷，心高气盛，却运气不佳，嫁过几个丈夫，最后都不得善终。但她生性泼辣，得理不让人，小说几次写她撒泼的场面，其喧闹超过了交响乐。其中有一场写霓喜与于寡妇以及霓喜丈夫雅赫雅的打闹：

随着镜子，霓喜早蹿出去，拳足交加，把于寡妇打得千创百孔，打成了飞灰，打成了一蓬烟，一股子气，再从她那边打回来。雅赫雅定了定神，正待伸手去抓霓喜，霓喜双手举起柜台上摊开的那一匹青莲色印度绸，凭空横扫过去，那匹绸子，剪去了一大半，单剩下簿簿几层裹住了木板，好不厉害，克嚓一声，于寡妇往后便倒，雅赫雅沾着点儿，也震得两臂酸麻，霓喜越发得了意，向柜台上堆着的三尺来高的一叠绸缎拦腰扫去，整叠的匹头推金山倒玉柱塌将下来，千红万紫百玄色，闪花，暗花，印花，绣花，堆花，洒花，洒线，弹墨，椒蓝点子，飞了一地上，霓喜跳在上面一阵践踏，雅赫雅也顾不得心痛衣料，认明霓喜的衣领一把揪住，啪啪几巴掌，把她的头歪到这边，又歪到那边，霓喜又是踢，又是抓，又是咬，他两个扭作一团。……^[23]

这场打闹与开篇的交响乐的喧闹形成对照，小说的情节结构与交响乐成为对应关系。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家中，王蒙受交响乐的影响最大。他常常从交响乐中获得小说结构的灵感，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结构曾受到交响乐的启发：

就在为《青春万岁》的结构而苦恼、而左冲右撞、不得要领的时候，我去当时的中苏友协文化馆听了一次唱片音乐会。我已记不清那是谁的作品了，反正是那时一个苏联作曲家的交响乐新作。交响乐的结构大大启发了我、鼓舞了我、帮助了我，我所向往的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应是这样的呀，引子，主题，和声，第二主题，冲突，呈现和再现，一把小提琴如诉如慕，好像是某个人物的心理抒情。小提琴齐奏开始了，好像是一个快乐的群众场面。鼓点和打击乐，低沉的巴松，这是另一条干扰和破坏书中的年轻人物的生活的线索，一条反抒情的线索出现。竖琴过门，这是风景描写。突然的休止符，这是情节的急转直下。大提琴，这是一个老人的出场……

我悟到了，小说的结构也应该是这样的，既分散又统一，既多样又和谐。有时候有主有次，有时候互相冲击、互相纠缠、难解难分。有时候突然变了调，换了乐器、好像是天外飞来的另一个声音，小说里也是这样。^[24]

在这里，王蒙尽情讲述了他在长篇小说与交响乐之间穿行的感受，我们在《青春万岁》中确实听到了青春和时代交响的旋律。王蒙说他还喜欢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他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可能受到柴科夫斯基的影响。他的小说《春之声》在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的乐曲声中行进，主人公坐的闷罐子火车“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轻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在王蒙的中篇小说《如歌的行板》中，柴科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人物情感的记忆和精神的源泉。小说就在“如歌的行板”中叙事，“连结构也受这段弦乐四重奏的影响，从容地发展进行，呈示和变奏，爬坡式的结尾”。^[25]主人公周克第一次听到柴科夫斯基这首曲子时，他感到颤栗，他说：“这是一种征服一切的音乐。”“我至今说不清楚，这四把提琴的声音是怎样钻进我的心里去的。我总觉得它们并没有经过我的耳朵，没有经过空气的振动，耳膜、听觉神经、大脑这样一个呆板机械、漫长复杂的过程。不知不觉，从第一声起，我的灵魂就沐浴在，融合在那从容宁静的弦乐里了。”周克听完后向金克要来了唱片，每天不厌其烦地听，甚至他在一次梦中还听到了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从头至尾，完整无缺，醒来以后，我甚至于记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小的和声，装饰音，强和弱的变化。”“多咪咪多发咪”，乐曲开头熟悉的旋律成为小说的节奏，不断地回旋。这首经典的曲子成为小说人物情感的纽带，经过一系列的磨难，小说中的人物更加理性和成熟，懂得了我们还需要新的乐章。但在小说结束时，作家仍一往情深地说：“我仍然要告诉年轻的朋友们说，这如歌的行板，毕竟是非常好的，非常美妙的乐曲。”真是一唱三叹的交响乐。在他的中篇小说《杂色》中，主人公曹千里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与心爱的音乐无缘。在那些无望的日子里，他只好无奈地安慰自己：“这不是比指挥一个交响乐队，比完成新的作品更自由，更无拘无束也更纯真么？……说到底，到底有多少人需要交响乐呢？没有交响乐，他不是过得更好，人民也过得更好吗？”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贝多芬，柴科夫斯基这些音乐家常在脑海中闪现，如暗夜的灯光，照亮他的心海。不仅如此，王蒙还写交响诗。他有一组名为《音乐组合》的诗，其中七首诗分别题为：

交响诗——一架飞机的故事(www.xing528.com)

钢琴协奏曲——兔子

小提琴独奏曲——冬天的溪流

花腔女高音——告诉你

长笛协奏曲——落日

合唱——汗珠

交响乐——烟

在这里，他尝试用交响乐的配器方式作诗，交响乐的配器是极其专业的，可见王蒙对音乐是多么神往和痴迷。音乐，尤其是交响乐与王蒙如此密切，正如他自己所说：“音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有时候是我的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等重要的部分。”^[26]

交响乐是音乐创作中最复杂最富有戏剧性的一种类型。一些音乐理论家认为，交响乐是一种音乐的戏剧创作，它和戏剧小说一样，能够表达复杂深刻的情感和情绪，概括时代的精神面貌。余华把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和霍桑的小说《红字》进行了比较，他看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中第一乐章的叙述，与霍桑的小说《红字》的叙述形成了巧妙的互文关系，仿佛是两面互相凝视的镜子，一部音乐作品和一部文学作品都在对方的叙述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这反映出的正是音乐与文学在结构上的相近。余华对交响乐的结构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他说他喜欢柴科夫斯基，但他开始思考巴托克和梅西安的方法，在他们的作品里可以更直接地理解艺术的民间性和现代性。^[27]张承志也是一个具有音乐通感的小说家，他在《音乐履历》一文中把他的创作与音乐的关系揭示得再清楚不过，《金牧场》和《心灵史》显然有一种交响音乐的结构。《金牧场》把不同的时空发生的故事，像交响乐的套曲一样组织在一起，进行穿插叙事，又像交响乐的配器，不同的音响相互交织，混合成一个和谐的音响世界。《心灵史》好像巴赫的弥撒曲，在教堂里回荡，全篇“七门”犹如七个乐章，它是宗教、历史、诗与音乐的交响。张洁在谈到她的长篇小说《无字》的时候，也谈到交响乐的影响，一些评论家也说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好似一部雄浑的交响乐，一个回旋又一个回旋，撞击着人们的心灵”。

以上所谈到的是交响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显性影响，其潜在影响也许更大。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化，文学与艺术的融合，作家对交响音乐的了解日益加深，中国现代小说与交响乐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

（原载《燕赵学术》2007年秋之卷）

[1]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封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张承志：《音乐履历》，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4页。

[3] 格非：《我与音乐》，《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4] 黄晓和：《中外名曲赏析——心灵的回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5] 曹禺：《曹禺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6] 徐：《谈艺术与娱乐》，《徐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7] 王蒙：《杂色》，《王蒙文集》第3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8] 茅盾：《忆冼星海》，《茅盾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9]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八讲、第九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 陈村：《无法拒绝》，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页。

[11] 无名氏：《海艳·修正版自序》，《海艳》，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12] 茅盾：《忆冼星海》，《茅盾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13] 王蒙：《在贝多芬故居》，《王蒙文集》第9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14] 王蒙：《在声音的世界里》，《王蒙文集》第9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页。

[15] 张爱玲：《谈音乐》，《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16] ［俄］柴科夫斯基：《柴科夫斯基论音乐创作》，逸文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17] 李欧梵：《我的葬礼》，《音乐的遐思》，经济日报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18] 无名氏：《海艳》，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

[19] 同上书，第294页。

[20] 无名氏：《海艳》，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页。

[21] 田本相、张靖：《曹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22] 张爱玲：《连环套》，《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23] 同上书，第192页。

[24] 王蒙：《音乐与我》，《王蒙文集》第9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25] 王蒙：《音乐与我》，《王蒙文集》第9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26] 王蒙：《音乐与我》，《王蒙文集》第9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27]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