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米勒与中国乡土文学

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创者。他的小说《故乡》、《社戏》开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先河。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作家群”，乡土文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这种思潮的出现，有许多现实和时代的原因，也有世界文学的影响。丁帆等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曾勾勒出一个“乡土小说的世界性发展轮廓”。他们认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工业文明参照下的‘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这种特征大概最早始于西班牙16世纪和17世纪的文学作品。当然，‘风俗主义’（costumbrismo）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才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学力量弥漫于散文和小说创作中，对欧洲和美洲的地方派作家都有很大影响。”该书作者把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看成是世界性乡土小说潮流的一支。^[5]但是问题是，当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兴起的时候，并没有参照西方的乡土小说，我们从西方文学中看到的只是“为人生”的带批判性的写实主义。因此，我们认为，与其强调乡土小说的世界性乡土描写的基因，还不如到当时国人更感兴趣的西方艺术中去找源头，事实上，米勒的绘画对中国乡土文学的勃兴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上一节所述是米勒对“五四”文学的显性影响，本节主要论述其在乡土文学方面的潜在的影响。

米勒的写实主义绘画真实展现农民生活的真相。他不是站在欣赏者的角度去表现农民和劳动的美，也不是理想主义地想象劳动的崇高和神圣，他是以一个农夫的身份感受农村生活的艰辛。他画作中的农夫都在进行着高强度的劳作，身心俱感疲惫，即使片刻的休息也是忙乱的。因为他们正在劳作，所以他们的身体和姿态是扭曲丑陋的，衣衫是破旧不整的。这种表现，在米勒那里，没有歧视，没有自卑，甚至也没有怨愤。他只是平静地，崇敬地将其呈现在画面上，以他自己的感受表现农民生活的真谛。在当时，这一点不被巴黎的评论家所理解，他们批评米勒以最残忍的形式描绘人类的劳动，突出其受折磨的躯体，交瘁的心力，冒犯了人类的尊严。米勒回答说：“有人说我忽视了田园的魅力，其实我除了田园的魅力之外，也发现田园无限的庄严。”他说除了看到田园的美景之外，他还看到了“在旷野耕耘掀起了灰尘的拖马，还有在崎岖多石泥土上，从早忙到晚、正想伸伸懒腰的疲倦农夫。但是这种种却被世俗的富丽堂皇所掩饰，那种画不是我所能创作的”。^[6]的确，米勒绘画也有少量表现田园风景的作品，如《小径》（又称《有牧羊女的风景》）、《夕阳中的拾薪者》等，我们看到，米勒在美丽的风景画中也忘不了辛苦劳作的人。可以说，米勒真实表现了田园生活的两个方面：美丽与苦辛。而中国乡土文学一开始就呈现出这样两种不同的“米勒风”。丁帆把这两种风格分别称作“乡土写实小说流派”和“乡土浪漫派小说”。

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小说借鉴了米勒乡村题材的写实主义原则，真实表现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故乡》所呈现的农民生活的严酷、艰辛，农民形象的粗笨，精神的愚昧麻木，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打上了现实主义的底色，成为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发展的主调。王任叔的小说《疲惫者》与米勒画中那些弯腰流汗，疲惫不堪的农夫多么相似！《疲惫者》中的主人公运秧因为从小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腰都压弯了，成为驼背。米勒《依锹而立的男子》中的农夫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只好依锹而立休息片刻。许钦文小说《石岩》，写一个村子里的打石场发生的惨剧，山顶上的巨大岩石滚落下来，三个打石头的人被压在巨石下面，村子里的人无法搬动这些巨大的石头，只有无奈地听着他们的呼喊，直至他们死亡。小说表现的是与法国写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画作《打石工》同样的场面，不过结果更加悲惨。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还肩负着启蒙的使命，它们在表现农民痛苦生活的同时，还企图唤醒农民的觉悟，希望他们起来抗争，改变现实的命运。鲁迅的《故乡》在结尾勾画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王任叔《疲惫者》中的运秧在被人诬陷偷钱的时候说了一句反抗的话：“我的钱，可是谁偷了？”他回顾自己所受的苦难和辛劳，到如今仍是光棍一人一无所有的人生经历，倍感愤怒。这样的主题超出了米勒绘画表现的思想。

米勒绘画的田园风格影响了另一类乡土作家，冯文炳、沈从文是其代表。冯文炳小说《竹林的故事》、《浣衣母》与米勒的创作精神十分接近。《竹林的故事》描写了一个农村卖菜女孩“三姑娘”，其形象宁静而恬淡，虔诚而朴实，犹如米勒画中的“牧羊女”，小说诗化地表现了作家对自然和田园的热爱。《浣衣母》展示了田园生活的另一面：略带惆怅和寂寞的感情。李妈的孤独和寂寞也许是艺术家们在田园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米勒的《梳羊毛的女人》、《搅制奶油的女人》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我们甚至惊奇地发现，冯文炳的《浣衣母》与米勒作于1858年的粉彩画《河畔的洗衣女》以及《他在何方》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艺术也是相通的。冯文炳显然受到米勒的某些影响，而沈从文称其曾受到冯文炳的影响。实际上，沈从文与米勒在思想上更加接近。他像米勒一样厌恶城市的现代文明，向往简单纯朴的乡村生活。米勒说：“我生来粗鲁，不喜奉承，无法接受巴黎创作的客厅艺术。我生为农夫，死了也是农夫，一生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从来不想离开半步。”^[7]沈从文也一直宣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不倦地唱着乡村的歌。不过，沈从文比米勒更理想化，他把故乡湘西生活完全诗化了，他所写的都是田园牧歌。他的小说《边城》中的翠翠与米勒画中的“牧羊女”有同样的韵味。(www.xing528.com)

米勒绘画所表现的强烈的家园意识也是中国乡土文学延伸的主题。米勒绘画中的人物是土地的主人，他们与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他们都离不开这片土地。在《拾穗者》、《播种者》、《晚祷》这些作品中，我们既看到农民的辛苦，同时也看到大地对人类的滋养；我们看到了农民的疲惫，也看到了他们内心的安详。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只能长相守。就像米勒所说“一生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从来不想离开半步”。但是中国近代农村的变迁却使农民处于两难的境地：守土抑或离乡。萧红《生死场》中的乡民如米勒画作中的农夫一样，一年到头束缚在土地上，严峻的生存条件使他们无暇关心自己的孩子，她们最关心的是那些菜棵和麦子，羊群和牛群。疾病、贫穷使他们蚊子似地生，蚊子似地死，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快要活不下去了。然而，当日本侵略者到来以后，家园荒废，他们有的跑到城里逃生，同样没有活路。最终他们选择了抗日的道路，奋起保卫自己的家园。他们认识到，这里虽然贫穷，却是自己的家，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我们从萧红《生死场》中似乎明白了米勒画作中的农夫，他们为什么那么拼命劳作，不辞辛劳，表情那么宁静而庄严，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总而言之，米勒对中国乡土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潜在影响绵长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