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艺术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要因时而论。时代的精神和审美风尚影响着中国文学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认识和评价,亲密和疏离。“五四”时期,国门刚刚打开,人们对外来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好奇,西方现代艺术一股脑地从不同的渠道涌入中国,各种艺术流派几乎都被介绍过来。到抗战时期,西方现代艺术几乎销声匿迹。1949年以后,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与西方文化完全处于敌对与隔绝状态。直到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现代艺术才重新与中国文学亲近起来。总的看来,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前,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刚从封建专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中国社会仍处在半封建半殖民时期,民族斗争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的精神有些隔膜,其影响有一定局限。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时期还是在当代。新时期以来,社会的开放使作家眼界大开,西方的各种艺术流派都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作家与世界的交流更为频繁。尤其是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进发的历史行程中,作家们亲身体验到现代化所带来的一切,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发生和发展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不同的时期,西方现代艺术家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在“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要算法国写实派画家米勒,这与当时文坛的时代追求有关。而新时期文学中影响最大的西方现代艺术家是梵·高,他的艺术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代作家。而有些西方现代艺术家可能始终都对中国文学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如罗丹。从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始终伴随着对现代化的质疑和批判,主张原始主义的画家高更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正与日俱增。
从表面看,文学与艺术的关系不如过去密切了,分工的细化使这一对姐妹艺术变成了两个彼此不相干的行当,只有少数的有心人彼此留意。鲁迅就是其中的有心人。他积极向中国的知识界介绍西方现代艺术,他所做的工作完全是有计划、成系统的,其成绩是惊人的。据统计,经鲁迅之手编辑作序、翻译介绍的外国美术书籍就有十二种之多,如《近代木刻选集》(一、二)、《比亚兹莱画选》、《蕗谷虹儿画选》、《新俄画集》、《近代美术史潮论》(内含美术作品140余幅)等。已经编好尚未成书或计划编印的也有多种,因为出版条件及鲁迅早逝等原因,未能与读者见面。[14]现代文学中还有不少诗人作家身兼多能,既是画家也是诗人或作家,如凌叔华、叶灵凤、艾青、闻一多、丰子恺等。今天这样的情形已经不多见了,但是这并没有降低西方现代绘画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图画是人类共通的语言,画不分国界,不懂外语同样也能观赏外国的画。对于作家而言,绘画可能比一些理论观念对他们的影响更直接。张爱玲说她读过的一本画册是日语本的,她虽然读不懂里面的字,但是画还是懂的。西方现代派的画与她的心境十分吻合,她从中获得了一种心灵感应,她把画当作镜子来照见自己的内心。张爱玲的心中总是蒙着一层失落感,那无从把握的仓皇、恐慌和失意,她从塞尚的画中读到的尽是这些。不知是这些画给了她别样的情感体验,还是她的情感体验在画中得到了印证?也许两种情况都有。张爱玲从现代绘画中直接感受到了现代艺术的变革和人的精神的演化。
作家对于外国文艺理论的接受往往会有一个从理解到消化的过程,所受的影响是无形的;而绘画对于作家的影响往往更加直接,一幅画映入眼帘就会立即触动他们的想象,直接催生某一部作品。冯至在谈到他的代表作《蛇》的时候说,这首诗的灵感产生与西方的一幅画有关,他说:“1926年,我见到一幅黑白线条的画(我不记得是毕亚兹莱本人的作品呢,还是在他的影响下另一个画家画的),画上是一条蛇,尾部盘在地上,身躯直立,头部上仰,口中衔着一朵花。蛇,无论在中国,或在西方,都不是可爱的生物,在西方它诱惑夏娃吃了智果。在中国,除了白娘娘,不给人以任何美感。可是这条直挺挺,身上有黑白花纹的蛇,我看不出什么阴毒险狠,却觉得秀丽无邪。它那沉默的神情,像是青年人感到的寂寞,而那一朵花呢,有如一个少女的梦境。于是我写了一首题材为《蛇》的短诗。”[15]冯至的《蛇》就是在绘画作品直接影响下创作的。(www.xing528.com)
西方现代绘画对很多中国作家的精神震撼非常强烈,甚至改变了他们对世界和人类的看法。这种影响不仅是在形式上,而且在心灵的深处。张承志看了梵·高的绘画以后,就把他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王小波看了达利的画展以后,产生了强烈的心灵感应,一只手不自觉地抽动,想要写字。1986年,顾城在新诗潮诗会上就曾说过:“我去看瑞典的画展,看见一匹马像被开水浇过,痛苦地嘶叫。我看见了现代艺术非常痛苦的地方,也是这么多年使我痛苦的地方,我想走了。现代主义艺术确立了一个绝对的死亡,这死亡在人们面前,它离人们很近,在这面前,痛苦的马在嘶叫。”[16]就连贾平凹这样比较传统的作家,人们也注意到西方现代艺术对他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之余,贾平凹也作画,他的画“既不是纯粹传统意义的文人画,也不是现代主义绘画。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他的画又整合了传统文人画和现代主义绘画的思想资源和表现手段,以至齐白石的清简、梵·高的郁肆、毕加索的变形、马蒂斯的线描,乃至儿童画的稚拙、异想都在他的画中有所反映”[17]。反过来,这种风格又逐渐渗透到他的小说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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