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歌的发展可以算是诗歌发展的最高境界。但是,宋诗独辟蹊径,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唐诗重朦胧含蓄的整体意象,宋诗重诗歌的思路内容;唐诗空灵,宋诗扎实;唐诗是诗人作诗,以一种不可言传的感觉取胜,宋诗是学者作诗,以学问取胜。钱钟书认为,唐宋诗不能完全用时代划分,它们的区别其实是由人的性情和经历决定的,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风格的诗歌的最高成就,后世诗歌基本上在它们所确立的传统内发展。
提起中国古典文学,人们都能轻车熟路地说出“唐诗宋词元曲”,它们几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但是,不同文学类型的诞生、发展、衰落往往交叉进行,在时间上也有重叠。词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代达到高峰,诗歌经历了唐代的辉煌后在宋代继续发展。如果对文学史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宋诗其实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出现了不少名篇佳作,只是宋诗的风格和唐诗不同,唐诗重意境,宋诗多议论。历代诗人和评论家对于唐诗宋诗谁优谁劣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诗歌为什么会有唐宋之分呢?唐诗达到的炉火纯青的境界几乎人所公认,宋诗为什么不能沿着唐诗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呢?每个诗人都希望自己能写出优秀的诗篇,但是,只有创造才是取得成功的途径。再优秀的东西如果被无数人模仿,最后也必定成为陈词滥调。所以,即使是吸取前人的经验,也要在有所创新的前提下吸收。唐朝人似乎有着一颗专为作诗而生的脑袋,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已经把诗歌推上了极至。宋代人看唐诗的时候,就像仰望一座险峻雄伟的高山,通向山顶的大道已经被唐朝的诗人们挤满了,为了使自己不被挤下山去,只好冒着危险独辟蹊径,于是就有了和唐截然不同的风格境界。
宋代诗人的艰辛探索没有白费,后世的人们都看到了他们的成就,看出了他们区别于唐诗的独特风格。于是,历史上就有了诗歌的唐宋之分。但是,什么是唐诗和宋诗区分的标准呢?仅仅在于唐朝人做的诗就是唐诗,宋朝人写的就是宋诗吗?如果拿来一首没有署名的诗歌,为什么我们却常常会对它的时代判断错误呢?看来,写作时间的区分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却要在诗歌内部寻找。钱钟书就对“诗分唐宋”做出了独到而科学的理解。
钱钟书认为,唐诗宋诗的区别不在朝代而在风格,就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情。有的人性格开朗,充满激情,有的人沉稳老成,行事理智。前者像唐诗,后者则像宋诗,它们完全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而同时存在。(www.xing528.com)
唐诗注重意境创造,追求一种无法用理性思维解释的空灵美。唐代有个擅长作诗的和尚皎然曾说,如果诗人没有找到作诗的天机,只是一味学习古人,就会神思阻塞,因此灵活变通比模仿古人更重要,个人的感悟性和创造力比模仿古人更重要。与唐诗相比,宋诗长于议论,作诗也要讲究学问。宋代诗人姜夔说过,不求与古人和而不能不和,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虽然不是刻意地模仿古人,但仍然以无意之中与古人相和作为诗的最高境界。宋代人作诗不是从自然中而是从古人的作品里寻求作诗的灵感和榜样,再通过议论、说理、典故的形式把前人的成果化用进自己的诗歌。唐诗读起来像珠子一样圆润流利,看不出人工雕琢的痕迹;宋诗读起来却让人费一番脑筋。从总体上看,唐宋诗歌的确是有差别的,但对唐宋的理解却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唐朝或宋朝。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唐诗是一切崇尚意境的诗歌的统称,宋诗是一切注重说理的诗歌的统称。并不是每一个唐代的诗人都像李白那样激情澎湃,也不是所有宋代的诗人都像黄庭坚一样掉书袋子,人的性情是不能以朝代划分的。
钱钟书说,像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属于写诗能写出宋调的唐代诗人,而宋代的姜夔、九僧[10]、永嘉四灵[11]都属于能写出唐诗风格的诗人。“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首清新圆润的小诗,如果不说,谁又能想到它出自宋代诗人赵师秀手中呢?
钱钟书认为,诗歌艺术的风格境界在唐代和宋代就已经基本奠定了,宋以后的诗歌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摆脱唐诗和宋诗划出的标准。他非常赞赏一个清代人的见解,诗歌好像成长的树木,到宋代开出花来,这棵树的生命历程也就完整了。在此之后的诗,只是一再重复着花开花谢。人的一生也像一株植物,在他成长的青年时代做出的诗是一种风格,成熟时做出的诗又是另外的样子。如果把漫长的历史也化为人的生命来理解,唐代正处于历史的青春期,大唐的国势强盛,上至君王下至读书人都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放眼四望看到富庶辽阔的国家,一草一木都让人禁不住自豪地歌唱。宋代虽然也是一个强大的王朝,但内忧外患不断,官方对读书人的言论行为又加强控制,国势已走向衰微了,宋代的诗人们也像他们的国家一样,做事学会了三思而行,增添了深沉谨慎的中年气质。钱钟书说,在人的一生中,少年才气发扬写出的是唐诗,中晚年思虑深沉,写出的就是宋诗。唐代和宋代的诗人把这两种类型的诗都推到了极至,后人再另辟新境就不那么容易了。
钱钟书又解释道,唐宋诗歌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只有风格差别。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才气纵横,喜欢写唐诗,老了以后变得持重起来,下笔时就自然地倾向宋诗,并不等于说他的水平下降了。杜甫前期的诗歌也是豪放不羁的,充满浪漫的想像,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他的诗歌开始以沉稳的叙事和严谨的说理见长,风格也变得沉郁顿挫,却从此获得了“诗史”的美称。明代诗人王世贞[12]年轻时作《登太白楼》“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海阔天空的气势很像李白,再看他晚年的《太保歌》“太保入朝门,缇骑若云屯。进见中贵人,人人若弟昆。太保从东来,一步一风雷。行者阑入室,居者颔其颌……”写奸相严嵩耀武扬威的声势,风格朴实,很像杜甫晚期的风格。苏轼的诗是宋诗的典型代表,王世贞年轻时对苏轼极其排斥,晚年时却抱着苏诗爱不释手。历代的诗歌评论者总是想把唐诗和宋诗放在擂台上较量一番,钱钟书却坚持论诗的时候只要从诗歌本身出发就可以了,不必“以时代论英雄”,还是借用古人的比喻来说吧,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金子玉石肯定是宝贝,但作为历史遗迹的残砖断瓦同样也是宝贝,这时就要考察收藏者的眼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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