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散文：《文学史纲》

斯威夫特—艾笛生—斯梯尔—贝克莱—笛福—理查逊—菲尔丁—斯摩莱特—斯泰恩—约翰逊—哥尔德斯密—柏克—吉本—休谟

当代最伟大的人当属斯威夫特。

——卡莱尔

18世纪是英国文学史的散文世纪，散文在这个时代是如此优美，以至于遮盖了诗歌的光芒。斯威夫特是18世纪初叶最伟大的散文家。《格列佛游记》是每一个儿童都爱不释手的经典作品。格列佛和丽丽伯特的冒险经历使每个儿童欣喜万分：丽丽伯特是那么渺小，在他面前格列佛是一个巨人；而在真正的巨人中间，格列佛又成为了小矮人。成年读者感悟到的却是格列佛游船上满载着辛辣讽刺，这本书是对人类的极大嘲讽。书中描述了一个智马国，在那个国度，马是真正的人类，而像“雅虎”这样的人却成为了卑劣的奴仆。书中寓含的讽刺力量是英国文学或者其他任何文学都无法企及的。故事中没有流露半点愤怒的痕迹，也没有大声疾呼，语调始终是平淡的、克制的、讽刺的，只有当滑稽味道太过浓烈的时候才不免露出愚弄的味道。

斯威夫特的幽默是冷幽默，几乎没有大笑，就连他自己也几乎从来不笑。他的一生是自命不凡得的，他有这个权利！这也使得他没有在教会中得到提拔。由于自己也意识到，在他的生理上有着某种疯狂的气质，所以他终生未婚。但是斯威夫特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幸遭遇才对人类充满憎恶。他带着强烈的愤怒，冷漠地旁观着人类是多么愚蠢的生物，并对人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我们不能说他无情，因为在他表面的冷酷之下，流动着对人类深切的同情和怜悯的血液。他对朋友有着强烈的爱。正如他所说，他喜欢汤姆、狄克和哈立，但是他憎恨人类。然而他为了爱尔兰的正义事业，能够义无反顾地拿起自己的笔为人类服务。他在《温和的建议》中，用“吞吃孩童”的残酷事实来抨击英国人的罪恶。《桶的故事》讽刺了罗马教会、英国教会以及加尔文三派教会的弱点。尽管在内容上它不像《格列佛游记》那样有趣，但却是斯威夫特的最高成就。在自己的晚年中他也宣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多么大的才能啊！”

与他之前那个时期的佩皮斯的《日记》一样，《给斯苔拉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人物以及谈话内容，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书中同样流露了作者本人的心情和品质。然而这部书是隐而不显的神秘之书，从本书中以及其他渠道我们都无从知道斯威夫特和斯苔拉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当然我们不必以探究的心态去关注作家的私生活，我们只需读他们的作品就可以了。但是了解斯威夫特的生平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误解他就会导致误解他的天才，萨克雷在谈论斯威夫特的时候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关于斯威夫特令人满意的生活传记仍旧没有写出来，或许永远也写不出来了。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即使在《格列佛游记》和《桶的故事》这样个人色彩最为淡薄的作品中也是如此，没有哪个作家的作品能够如此密切地贴近自己的性格。因此，他的传记比起其他文学家的传记更值得研究和探讨。我们研究的越多，就越能体会他忍受着巨大痛苦的伟大人格，也就越能感受他冷漠外表之下深藏的宽容和仁慈的本性。他憎恨的不是人类，而是人类的虚伪，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这种诚实正直的品格对他平实无华的文风有着直接的影响。他的作品从不矫揉造作，风格简明，虽然在审美方面逊色于富有诗意的作家，但是就其不加雕饰的文风来说却是无人能比的。

与斯威夫特遒劲有力的文风相比，约瑟夫·艾迪生和理查德·斯梯尔的风格则轻松欢快得多。他们与其他合作者共同创办了《旁观者》杂志。《旁观者》是一种小日报，登载小品文、广告和通告。那个时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英国绅士早餐桌上摆放的不是《泰晤士报》，而是这样一份小报刊。这份报刊办了大约两年，刊载了一些关于风俗、道德、书籍、宗教和人物的清新小品文。艾迪生和斯梯尔，尤其是斯梯尔，作为道德家，他们办报刊的目的在于让人们娱乐的同时培养良好的情趣和品位。他们的幽默是真正的幽默，自然而然的同时又富有批判性和哲理性。艾迪生最优秀的作品充满了机智和幽默，通常是以富有哲理的句子开端的：“没有哪一种文章能够同幽默的文章相比。在幽默作品中，作者求胜之心最真切，同时失败之虞也最大。”《旁观者》的投稿者极少失败，我们至今仍可以看到他们清新的微笑。因为社会的弊端由来已久（不管《旁观者》为纠正这种弊端作了多少努力），也因为那些文章运用了一种既轻松又严肃的难以模仿的笔调。约翰逊博士认为，我们要想写好文章，必须潜心学习艾迪生的作品。即使是博学的约翰逊博士也难以践行自己的劝告，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能我们无法以斯梯尔为楷模，因为他太伟大了。艾迪生和斯梯尔给《旁观者》所投的稿件以及投稿者模仿这两位巨匠而写的文章都是英文的清澈源流。其中有些文章是在德莱顿之后兰姆之前的最为优秀的评论文章，尽管艾迪生的好恶不能代表我们的好恶（当然是艾迪生自己的好恶），但是他知道如何抓住作者的本质和核心，并用寥寥数语表达出来。在德维力这篇文章中，他描绘了一位乡村绅士的平静生活和天真的冒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人物和社会背景的最重要的因素。由于情节的不连贯使得《旁观者》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情节是缺失的。罗杰先生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然而他却成了英国小说中最真实的人物。

“旁观者”的志向是“要把哲学从书房和图书馆，从中学和大学里带到俱乐部，带到茶桌上，带到咖啡馆”。这意味着哲学获得了它最广泛，最一般的意义，或者也是它最明智的意义。这个时代有一位专业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文学家，因为他知道如何写作。我们把乔治·贝克莱是否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这个问题留给哲学家们去讨论，他那有争议性的唯心主义在我们探讨的范围之外。但是他是一位伟大的散文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部分英国和德国哲学家的著作都是晦涩难读的，但是贝克莱德《视觉新论》和《认知原理论》以及他所有的著作都像玻璃一样清新透彻。

贝克莱是一位善良的主教，在辩论中他总是沉静的、具有反思精神和克制力的人。而丹尼尔·笛福毕生热衷于争论，虽然他缺乏像贝克莱、艾迪生和斯威夫特的优雅，但是他的旺盛活力却使他立于不败之地，因而他的小册子即使主题已经陈旧，但仍然能被读者所喜爱。但是我们铭记丹尼尔·笛福不是因为他的小册子，而是因为他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

《鲁滨逊漂流记》也许是流传最为广泛的英文作品，提及它就会使我们想起它的价值，以及它带给我们的童年欢乐。成年之后，我们欣赏它是因为它其中蕴含的写作技巧。大部分小说和故事都取材于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故事。《鲁滨逊漂流记》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者的奋斗历程，主人公的英雄气质和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令人心生敬佩，这种精神是我们很少能够具备的。笛福有着一种新鲜的现实主义想象力。《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是根据一个位孙尔柯夫水手的人生经历写成的。这部小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真实的，这倒不是因为小说本身建立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而是因为笛福巧妙地虚构了令人信服的故事情节。如果我们回味故事的情节，我们仍旧愿意相信鲁滨逊的故事是真实的，无人岛上的沙滩脚印不是人为杜撰的，而是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的真实可信。同样，《大疫年日记》中的细节赋予这部著作生命力，和《鲁滨逊漂流记》相比，这部书缺少些许趣味，但同样引人入胜。在瘟疫流行的年代，笛福还是一个小男孩，凭借个人的经历，他对那场可怕的灾难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书中的描写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他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灾难一样。他的《辛格顿船长》让人仿佛置身于美洲（笛福很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美洲）。《骑兵的回忆》非常像一部历史著作，以至于连劳德·柴德姆这样专业的历史学家都被蒙骗了，更不用说一般的读者了。笛福的其他一些次要的著作被《鲁滨逊漂流记》的光芒所遮盖了，但是它们仍然足以成为作者伟大的财富。如果今天他还活在世上，那么他很可能使威尔士之类的人物警惕他们头上的桂冠，他也必然是出色的记者和报刊通讯员。笛福是第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他是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他热衷于冒险而不是小说中的人物，他塑造的人物在外观、在行动上是真实的，而对于那些人物的灵魂他几乎从未涉及过。

塞缪尔·理查逊是英国最早关注人内心的，尤其是关注女性内心的小说家。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剧作家就已经开始研究和刻画人物的性格了。从诗歌方面描写人间万象的剧作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乔叟那里。薄伽丘能把一切小说素材安排得恰到好处，所有的英国文学家通过翻译的作品去了解他。英雄主人公的浪漫诗篇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万物都有起源，英文小说起源于18世纪，理查逊是英文小说之父。《克拉丽莎》是最早的感伤主义的小说，它主要的区位不在于冒险情节，而在于刻画女性的情感世界。其中一个简单之极的情节就是放荡子弟对纯洁姑娘的迫害。这部小说通篇采用了书信的形式写成，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乏味的形式，但是它是最长的英语小说之一。书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幽默感；书中刻画的人物克拉里莎栩栩如生。她那令人同情的遭遇不仅立即风靡英国，而且迅速流行到法国和德国，甚至对现代小说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拜伦和斯格特之前的英国作家没有谁能够像理查逊这样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

理查逊早期的作品是《帕美勒》也称作《美德的报酬》，作为一部感伤的道德说教，它是一部内容有些荒唐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仍然非常重要，这不仅仅因为它成功的鼓励理查逊继续从事创作并最终写出杰作，还因为它激发了英国最大的喜剧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创作灵感。在《帕美勒》中，贫穷的姑娘拒绝接受主人给她的预付款，主人以同她结婚回报了她的美德。

小说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关注女性的道德品行，包括忠贞和坚守。这部小说无论就其自身而言，还是它在小说史上的价值，都是值得一读的。我们不必为这部小说的名声感到尴尬，除去以上说到的那些，《帕尔玛》与一般剧本一样没有太多的优秀之处。

《帕美勒》触及到了菲尔丁的软肋。在《约瑟·安德鲁传》中，菲尔丁改变了《帕美勒》中的情节，转而用善良的青年代替放荡的纨绔子弟作为高雅夫人布比的恋爱对象。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菲尔丁止步不前，那么这部小说充其量不过是一部喜剧或者模仿他人作品而已。但是他违背了嘲笑理查逊的初衷，渐行渐远，最终竟然写成了一部关于人物和风俗的现实小说。他的兴趣，当然也是我们的兴趣，与其说是在约瑟身上，不如说是在斯立普斯夫人和帕尔森·亚当身上，他们是不朽的人物。通过《约瑟·安德鲁传》这部作品，菲尔丁发现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独特的艺术才能，这在《汤姆·琼斯》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和展现。

在评价我们自己所欣赏的著作时，我们频繁地使用“伟大”、“最大”之类的词语却难免缺乏鉴别力。但是在评价《汤姆·琼斯》这部拥有一切小说的优点，150年来令小说家们垂涎艳羡的小说时，我们却再也找不到除此之外更合适的词语了。实际上，菲尔丁给英国小说定了型。为各种各样的书籍写序言只是菲丁尔的业余爱好，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创作。菲尔丁喜欢18世纪言论自由的社会氛围，这符合他直率的天性，在以后的世纪中便丧失了这种自由。正如萨克雷不无惋惜地说道：“自《汤姆·琼斯》的作者安葬以后，我们的小说家没有哪一个能够享有竭尽全力去描写人生的权利。”但是自《汤姆·琼斯》之后的大部分幽默英国小说中，菲尔丁的影响还是十分显著的。菲尔丁笔下描绘的人物不仅仅属于18世纪，还属于今天和明天。菲尔丁本人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非常正直，富有正义感，他运用自己深切的同情心和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着世态炎凉。他对世间百态报以冷嘲热讽，但是因为他的眼光是宽大公正的，所以他的讽刺也只是略带辛辣的意味。(www.xing528.com)

18世纪不仅是一个散文的世纪，还是一个幽默的令人捧腹大笑的时代。除了理查逊，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天性幽默。天性幽默意味着一种人生感受。斯摩莱特虽然在艺术成就上逊与菲尔丁，但是他却是头号的幽默家；他与菲尔丁一样，都具有敏锐的人生洞察力。曾经有一个时期他担任海军外科医生的助手，在那里他了解了英国水手的性格，那些水手是他首次运用粗俗的幽默去刻画的人物。斯摩莱特是第一位航海作家，他的同行还有库柏、马尔维尔和康拉德；当然，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敢于像他那样粗俗泼辣。斯摩莱特也熟悉陆地生活的人们，他的杰作《克林克》中描写的人物不是生活在海上，而是生活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他的其余那些为人所知的小说，例如《兰登》等作品对于欣赏口味不太重的读者来说有点倒胃口。但是这些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受到斯格特和狄更斯的喜爱；尤其是狄更斯，他从斯摩莱特那里学到了刻画奇特而真实的人物的技巧。

笛福、菲尔丁、斯摩莱特和斯威夫特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有着旺盛的精神，丰富的常识；至少他们都知道如何安排小说的情节。劳伦斯·斯泰恩的幽默壮观、奇特。《商第传》可能是世界上最狂放的著作了，因为它的格调是最为欢快的作品之一。这本书没有明显的次序，它的主题是从一个跳到另一个，非常怪诞。但是斯泰恩很清楚自己的思路。表面松散紊乱的结构下面隐藏着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商第父亲和心底单纯的老感伤家托比伯父坚忍不拔的性格。斯泰恩才思敏捷，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只要他一开口，便能说出最为出色语言。他的眼中没有恶意。他的短小的半自传体《感伤旅程》没有《商第传》那般多变的文体，但就其哀伤和幽默意味而言，却代表了斯泰恩的最高成就。

后人中也有厌恶斯泰恩的，幽默大师萨克雷就不喜欢斯泰恩，他对毁损斯泰恩艺术天才发挥的形式主义吹毛求疵。但是如果不愿意喜欢那些令人羡慕的朋友，例如塞缪尔·约翰逊，或者奥利弗·哥尔德斯密就毫无道理可言了。不管他们存在着怎样的缺点与不足，都不能否认他们为英国散文完善和优良传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约翰逊博士是18世纪后半叶英国文化生活的核心人物，也是他那个时代文学批评标准的奠基人和文学批评实践的领导人物。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各种文学批评标准的出炉和更为完善的美学原则的诞生，使他远离了我们。他不再是被同时代人崇拜的权威。据说他最优秀的作品是鲍斯威尔为他写的传记。如果这是一部最好的关于文学家的传记，那么原因并不仅仅在于鲍斯威尔杰出的才能和他对主人公的虔诚和热爱，更是因为传记主人公本身确实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这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他是一位雄辩家，但却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因为约翰逊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家，又是唯一一位没有留下重要作品的文学家。他的《词典》是他勤勉和博学的见证，序言中记载了他的高尚人格。尽管词典具有原创性，但是它称不上是一种艺术作品。他那一度闻名于世的小说《拉塞勒斯传》十分单调沉闷。他模仿《旁观者》的论文非常沉重，缺乏早期作家的优雅，更没有他自己最为擅长的愉快的对话风格。他的《英国诗人传》主要记述了一些小诗人的生平，除了作为历史的记录表明了作者及其时代的一些品位外，几乎已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他的诗作更是不值一提。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人，鲍斯威尔景仰的人，被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爱戴和尊敬的最富有智慧的人。

除了为生计所迫草率成篇的文章之外，哥尔德斯密在他涉猎的所有事物中都能体现他作为艺术家的才华。《威克菲尔德牧师传》以它浪漫的情节和幽默的人物刻画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它被再版的次数可能除了《鲁滨逊漂流记》之外高居18世纪小说再版榜首。也许世界上只有马克·吐温一人不喜欢这部小说。马克·吐温认为，少年摩西在集市受骗那的一情节既无趣又可悲。

但是哥尔德斯密自身却知道自己在从事什么，并且深知喜剧人生背后所隐藏的辛酸。喜欢《牧师传》德不仅仅是英国人。萨克雷所说的几乎都是真实的：“带着优秀的故事打进欧洲的城镇乡村”。而歌德则认为哥尔德斯密的“冷嘲热讽仁慈而高尚，他对一切错误和缺陷持有仁慈而公正的态度”。

《委曲求全》是哥尔德斯密两部戏剧中较好的一部，这部戏剧极富生命力，在舞台上风行了一个半世纪。与谢里登的《情敌》以及《造谣学校》一样是当时那个时代长盛不衰的戏剧，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企及。不管是在剧场看演出还是在家中读剧本，这都是一部非常好的喜剧。哥尔德斯密不仅具有诗人的气质以及讲故事的天分，而且具有约翰逊、艾迪生和他的同伴们所缺乏的写作通俗散文的才能。他的作品《世界公民》记述了一位中国绅士对英国生活的评论，富有奇异的魅力与辛辣的讽刺意味。在哥尔德斯密的小诗集中也有许多闪光点，他的《荒村》几乎被通篇引用。尽管那个时代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这部作品有些蒲柏的格调；但是它终究是哥尔德斯密自己创作的东西，蒲柏是很难写出来的。

在《复仇》这部著作中，哥尔德斯密机智巧妙地责难了他的友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为世界而生，却无奈心胸的狭窄，

为人类的意识，却又失于党派的纷争。

这些句子指向埃德蒙·伯克，他是一位演说家和政治家。哥尔德斯密认为埃德蒙·伯克将文学的趣味转向实际的政治实践，这也许更为恰当。他的许多演讲和小册子在今天看来或许已经无足轻重，但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是十分重要的。其中《与美国讲和》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政治家们不再需要其中的真知灼见，但是它所蕴含的雄辩口才和严密逻辑却是不会被削弱的。伯克热情地维护着自己的信念，即便被人误解，他的真诚也赋予它华丽的修辞以及所蕴涵的真理。他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人，他那优美的诗句能够奏出华美的乐章。

爱德华·吉本和埃德蒙·伯克是同时代的人，尽管他和埃德蒙·伯克具有不同的气质，但是同样具备傲慢、雄辩的口才。在《罗马帝国衰亡史》英文作品中是最为壮美的历史画卷。尽管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不断对其中的细节进行补充，不断地纠正其中不甚准确的地方，并不断地修改他的一些解释；但是爱德华·吉本开阔的视野和驾驭材料的能力，尤其是他使历史成为文学的能力，令历史学家们汗颜。

吉本的作品是文学艺术。大卫·休谟的作品虽然不如吉本的优美，但是却因为其内容的重要性而获得了不朽的价值。他的《人性论》是直接促进人类思想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书籍之一，虽然在以后的一些文章中，休谟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有所延伸但发展却最终没有多大超越。《人性论》不仅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尽管休谟时代的国民很晚才意识到他的价值），而且成为了德国哲学；包括康德的两三部核心著作的思想来源。

18世纪的古典散文已经被重印了许多次。18世纪的散文距离我们很近，许多19世纪的散文实质上是它们的延续。后世的英国作家越来越欣赏“奥古斯都时代”的价值，这不仅是因为那个时代拥有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这样的散文大家和文学巨匠，还因为这个时代产生了如此多的壮美诗篇。